1936-1939巴勒斯坦起义（七）丨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

译者按：1936年4月25日，在巴勒斯坦人民一声声“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中，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随后很快转为了遍布巴勒斯坦各地的武装暴动。持续三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事实上，这并非是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而发起的反抗斗争。早在1920年4月，巴勒斯坦人民就举行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21年，巴勒斯坦人民在雅法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暴力镇压的武装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此后的1929年、1930-1931年、1933年和1935年，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装暴动，直至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至今日。

在这本《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当中，不但记录了英勇无畏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身为前者走狗的巴勒斯坦封建地主、宗教领袖(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但是阶级本性让他们还是屈膝投降了，甚至一边“指挥”起义一边接受英国的拉拢)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叛卖和联合绞杀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光辉事迹，也对起义的爆发和失败及其原因，以及起义爆发前的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精准的剖析，是一本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的中东历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人物。作为巴勒斯坦著名作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偷去的衬衫》、《阳光下的人们》、《悲伤柑橘地》等，无不体现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和对沦丧的故土的眷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担任“人阵”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并为人阵起草了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纲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火热斗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了诸如《萨阿德大妈》、《给你们剩下的》、《十二号病员之死》《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有关民族抵抗运动的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重返海法》则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格桑·卡纳法尼还创作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抵抗文学》和《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两本文艺批评著作，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学情况。

1972年7月8日，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拉米亚·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因以色列“摩萨德”特务分子的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一个范例。

格桑·卡纳法尼在他的《目标》周刊办公室(图源：巴勒斯坦海报计划)

为便于微信阅读，本平台计划分七篇推送连载他的研究文章《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本篇为文章第七部分（完结）。

起义：失败的原因

当时，巴勒斯坦共产党将起义失败归咎于五个主要原因：

1.缺乏革命领导;

2.起义领导人的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

3.起义部队缺乏中央指挥;

4.巴勒斯坦共产党的软弱;

5.世界形势不妙。[1]

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正确的，但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即共产党与哈吉·阿明·侯赛尼的领导层关系密切，他们认为侯赛尼“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当中最极端的一派”，而共产党则将他的敌人视为“封建”叛徒。[2]尽管穆夫提集团毫不犹豫地清算了那些试图打入工人圈子的左派分子，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共产主义左派不仅力量薄弱，而且无法深入农村;它主要集中在某些城镇。它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使党阿拉伯化，而且仍然是其对阿拉伯统一以及与阿拉伯祖国其他地区的斗争关系的狭隘观点的牺牲品，这对组织产生了影响。显然，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巨大差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勒斯坦正经历着从阿拉伯农业社会向犹太工业社会的极其剧烈的转变。这就是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没有发挥其历史作用，并允许封建宗教领袖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长期领导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

阿卜杜勒·瓦哈卜·卡亚利(Abd al-Wahhab al-Kayyali)博士还补充了其他重要原因。他说：“对战斗的厌倦，持续的军事压力，以及希望白皮书的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应用，以及缺乏武器和弹药，所有这些都使叛乱难以继续下去。此外，鉴于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法国镇压了叛乱分子在大马士革的总部。”[3]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可以一并讨论，因为它们在挫败起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外约旦的态度(体现为阿卜杜拉埃米尔领导的良民政权的态度)，以及反革命分子在内地的活动，他们处于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恐怖活动的边缘。

拉吉布·纳沙希比领导的民族保卫党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外约旦良民政权法定代理人的角色。这种联系可能是一种伪装，因为该党无法揭露其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在这场战斗中，主要敌人正是英国殖民主义。因此，与外约旦政权的联系是一种双方都接受的伪装。民族保卫党由一小撮主要代表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城市居民组成，他们开始发现，保卫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取决于与英国殖民主义的联系，还取决于与控制巴勒斯坦经济工业转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由于这种阶级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历史：

“在行政领域与占领当局合作，在商业领域与犹太复国主义合作，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充当中间人，散布疑虑，阻碍民族主义活动，在1923-1924年加强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20年代支持移民和委任统治，在30年代支持分治，主张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将另一部分交给外约旦……等等。”[4]

外约旦(粉色)、巴勒斯坦地图。(图源：维基百科)

当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镇压外约旦的群众运动时，外约旦群众运动主动决定在乌姆阿姆德村与米特卡尔·法伊兹(Mithqal al-Faiz)举行的民众会议上用人力和物资支持巴勒斯坦起义，而英国人则决定将外约旦视为镇压巴勒斯坦叛乱分子活动的行动区域的一部分。外约旦良民政权所扮演的角色不仅限于此，它还关闭了通往伊拉克的道路，以防止任何支援抵达，并限制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行动。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北部边境修建铁丝网后，这些领导人不得不从外约旦加强活动。该政权的活动最终导致两名巴勒斯坦领导人于1939年被捕。其中一位名叫优素福·阿布·杜拉尔的领导人被移交给英国人，随后被处死。

当时，外约旦政权的部队与英国军队和犹太复国主义匪帮并肩作战，追捕起义军。毫无疑问，外约旦政权扮演的这一角色鼓励了国内反革命分子加紧活动。一些民族保卫党的领导人参与建立了他们所谓的“和平分遣队”，即与英国人合作组建的小型雇佣军，他们帮助追捕起义军，参加与起义军的交战，并将起义军赶出他们控制的一些据点。法赫里·纳沙希比是其中一个师的领导人，负责武装他们并指挥他们的活动……这导致他在起义结束几个月后被杀害。[5]在此之前，英国解除整个巴勒斯坦武装的野蛮行动依靠的是“鼓励敌视穆夫提的人向他们(英国人)提供情报并指认叛乱分子。”[6]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当时的态度并不比约旦政权好多少。在伦敦会议上，他们表示愿意“利用自己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影响力结束叛乱。”[7]

但这一切并不能使反革命领导人(英国的代理人)成为一支在群众中有影响力的力量。相反，这反而加强了穆夫提及其领导层的力量，而鼓励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之一就是遏制穆夫提，将其限制在最终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自始至终，英国人都坚信纳沙希比永远无法取代穆夫提。穆夫提指挥部的微弱机动性是法国殖民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正在进行的小争端的结果，它无法导致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它很快就萎缩到战争前夕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这些事实从整体上表明，巴勒斯坦起义在三个最关键的方面受到了攻击和打击：

? 主观方面——即巴勒斯坦各个领导人的无能、动摇、软弱、主观主义和无政府状态。

? 阿拉伯方面——指的是阿拉伯政权串通一气，在当时软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人民运动只是以一种选择性、主观性和边缘性的方式与巴勒斯坦起义互动的时候挫败起义。

? 国际方面——指的是客观力量对比的巨大失衡，这是殖民主义阵营的所有成员相互勾结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勾结造成的，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了相当大的打击力量。

对 1936-1939年起义中阿拉伯人损失的最佳估计是，在这四年中，伤亡人数共计19792人。这包括同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匪帮手中遭受的伤亡。这一估计依据的是英国官方报告中的第一批保守估计，并与其他文件进行了核对[8]。这些计算确定，1936年有1200名阿拉伯人被杀，1937年有120人被杀，1938年有1200人被杀，1939年有1200人被杀。此外，112名阿拉伯人被处决，1200人在各种恐怖行动中丧生。这样，1936-1939年起义中被杀害的阿拉伯人总数为5032人，同期受伤的有14760人。被拘留者的人数在1937年约为816人，1938年为2463人，1939年约为5679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就居民人数而言，1936-1939年巴勒斯坦的损失相当于英国有2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122.4万人被捕。美国的损失则是100万人被杀，300万人受伤，612万人被捕!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军事统治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监狱。

但真正和最严重的损失在于军事和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这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定居实体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种经济和军事存在，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一时期(1936-1939年)奠定了其主要基础，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甚至说：“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条件是在阿拉伯起义时期创造的。”[9]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奉行的总体政策体现在他们避免与委任统治当局发生任何冲突的坚定决心上，即使在委任统治当局受到阿拉伯起义者的沉重打击，不得不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某些强烈要求的时候也是如此。

犹太复国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给英国人——英国人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殖民军队——在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起义的机会，这支军队将为他们的计划做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贡献。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计划是沿着两条平行线进行的：与英国结成尽可能紧密的联盟——1937年夏天召开的第20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表示愿意接受分治，决心与英国和解，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让殖民主义帝国能够镇压那年夏天再次爆发的阿拉伯起义。本-古里安当时提出了“别无选择”的口号，强调必须为军事社会及其军事和经济手段奠定基础。

尽管英国人采取了减少犹太人移民等措施，但尽可能与英国人和解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尽管运动中有某些人反对所谓的“自我控制”，但这一少数人的声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魏茨曼总结了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政策的主导规律，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此期间，两条政策路线——(1)最大限度地与英国委任统治结盟，(2)动员犹太定居者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犹太资产阶级利用阿拉伯起义的蔓延，实施了许多在不同情况下无法实施的计划。由于突然摆脱了廉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产品的竞争，犹太资产阶级开始采取行动促进其经济存在。

当然，没有英国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起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任统治当局成功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殖民地和城镇之间修建了公路网，这些公路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经济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然后，他们铺设了从海法到特拉维夫的主干道，扩建并加深了海法港，并在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后来取代了雅法港。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垄断了为开始涌入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提供补给的合同。

1936-1939年间，50个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地建立起来。1936-1938年间，犹太人在5个犹太城镇的建筑工程上投资了126.8万巴勒斯坦镑，而同期阿拉伯人在16个阿拉伯村庄的投资仅为12万巴勒斯坦镑。犹太人还广泛参与了英国为吸纳和雇用大量失业犹太工人而实施的安全项目，这些工人在巴勒斯坦边境地区人数不断增加，“英国人花费10万巴勒斯坦镑雇用犹太劳工建造”这些项目以及其他几十个项目。[10]后来公布的数字让我们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尽管发生了起义，但当地制成品的出口额从1935年的47.8807万巴勒斯坦镑上升到了1937年的近两倍(89.6875万巴勒斯坦镑)[11]。这只能用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大大增加来解释。这种动员的范围从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结盟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勾结的军事领域。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盟友有资格扮演一个别人无法胜任的角色。事实上，本-古里安只是说出了部分事实，他承认在1936年9月，装备步枪的准警察部队中的犹太新兵人数上升到了2863人，因为这只是犹太部队的一部分——1937年，哈加纳有1.2万人，而雅博廷斯基的国家军事组织(National Military Organisation)【译者注：即臭名昭著的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恐怖组织“伊尔贡”。】还有3000人[12]。

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真正代表与英国殖民主义结成联盟，导致1936年春产生了建立“准警察部队”的想法。这一想法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的掩护，并得到了英国人的许可和鼓励。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期间，犹太临时警察部队的成员。他们主要居住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一个小型定居点内舍尔。(图源：内舍尔市政网站)

这支部队经过了几个月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哈加纳准备在1937年初迈向新的阶段。英国人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实际上还帮助其形成。这一阶段包括巡逻队的突袭和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有限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分散和迷惑他们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共同计划的结果，要想推进到这一阶段，同时与委任统治当局保持“休战”(联盟)是完全不可能的。本-古里安肯定地说，新增的犹太复国主义警察闹剧为训练哈加纳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13]。

1937年夏，这支部队被命名为“犹太殖民地防卫队”，后改为“殖民地警察”。这支部队在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监督下组织起来，遍布全国各地，英国人还负责训练其成员。1937年，该组织得到加强，新增了3000名成员，他们都在镇压巴勒斯坦起义者的行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1938年6月，英国决定必须对起义军采取进攻行动。因此，他们举办了这方面的培训班，对大量哈加纳干部进行培训，这些干部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军官[14]。

1939年初，英军组织了10个殖民地警察小队，组成了武装精良的小组，并给这些小组起了希伯来名字。这支部队的成员被允许放弃佩戴犹太小圆帽，改戴澳大利亚丛林帽，使他们更加与众不同。这些小组共有14411人，每个小组由一名英国军官指挥，并由犹太机构任命的副指挥官协助。到1939年春，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拥有62支机械化单位，每个单位由八到十人组成。

1938 年春，英国司令部决定委托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保卫海法和卢德之间经常被巴勒斯坦突击队炸毁的铁路，并派出434名成员执行这项任务。然而，仅仅6个月后，犹太机构就成功地将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800人。这一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还有助于吸收和雇用大量失业的犹太工人，这些工人在城镇中的人数不断增加。通过这种方式，犹太无产阶级被引导到镇压组织当中，不仅在英国针对起义的安全项目，而且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事力量当中。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机构的基础是在英国的监督下奠定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受命保卫海法-利达铁路，后来又受命保卫巴尚平原(Bashan)的输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是最近(1934年)修建的，用于将石油从基尔库克输送到海法，曾多次被巴勒斯坦叛军炸毁。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936年7月15日，深知石油对英国剥削者的价值的阿拉伯起义军在伊尔比德附近第一次炸毁了输油管。后来又在考卡布(Kaukab)、哈瓦(Hawa)、米赫纳·伊斯拉伊(Mihna Israil)、伊克萨尔(Iksal)、乌富拉(at-Ufula)和巴珊(Bashan)之间，以及在阿达斯(Adas)、比拉(Bira)、马吉(al-Marj)、塔姆拉(Tamra)、卡夫·米斯尔(Kafr Misr)、吉斯尔·马贾米(Jisr al-Majami)、金贾尔(Jinjar)、巴珊和达瑙尔(Ain Daur)之间等村庄附近多次炸毁输油管道。英国人无法保卫这条重要的输油管道，他们也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称之为“管道”的东西，在民间传说中被奉为美化人民英雄主义行为的圣物。无论如何，英国人通过两种方式为管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在巴勒斯坦境内由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保卫，而在约旦境内，保卫管道的任务交给了“巴尼·萨赫尔部落扎因分部首领谢赫图尔基·伊本·扎因(Turki ibn Zain)，公司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在沙漠中巡逻。”[15]

本-古里安在谈到英国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空军的努力时，几乎直接揭示了这一事实。英国人很早就洞察到了30年后被美国人称为“越南化”的战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一事件坚定了英国的信念，即组建犹太复国主义打击力量将解决与捍卫帝国主义利益相关的许多问题，同时努力组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来保护这些利益。

在这一领域，英国军官查尔斯·奥德·温盖特(Charles Orde Wingate)在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转化为实际行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试图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温盖特的努力是个人性格和“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的结果。但很明显，这位聪明的军官是在1937年秋天被他的长官派往海法的，他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组建打击力量的核心，这支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至少六个月，但还需要具体化和准备。这位被“以色列”士兵视为“以色列”军队真正奠基人的英国军官把解决管道问题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然而，这项任务却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恐怖主义和杀戮的行动，而正是温盖特承担了教导他在艾因达乌尔的学生——其中包括摩西·达扬——成为此类行动专家的任务。

毫无疑问，温盖特除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帝国主义军官外，还对阿拉伯人怀有无限的种族仇恨。从认识他的人写的传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喜欢杀害或折磨阿拉伯农民，或以任何方式羞辱他们[16]。

英国通过温盖特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以及通过埃米尔阿卜杜拉这样的反动领导人，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成为维护其利益的滩头阵地。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有关各方深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并没有足够的革命性，使其无法对抗这些紧密团结的敌人。

前全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和他的妻子薇拉，摄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外。关于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国的讨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盖蒂图片社]

(图源：盖蒂图片社)

在所有这一切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于我们提到的主观因素以及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暴力攻击而陷入瘫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陷入困境。一些历史学家声称，阿拉伯人“停止”反抗是为了让英国发动反对纳粹主义的世界大战，这种说法是天真的，不仅被事实所驳斥，也被哈吉·阿明·侯赛尼在整个战争期间在纳粹德国避难的事实所驳斥。

这一图景从整体上反映了1936-1939年的政治和社会图景。正是这种情况以及其中的辩证关系，解释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整个战争期间停滞不前的原因。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发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驯服得差不多了：由于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由于其领导层和政党未能组织和动员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也由于阿拉伯邻国左派的软弱和混乱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不稳定，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头已经被打破和分散，其基础已经被削弱，其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和瓦解。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发现，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造成的心理和政治气氛之后，国际环境对它来说实际上是极为有利的，而各个阿拉伯邻国的政权则是处于历史困境中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任何实权。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中也没有任何左派运动来施加相反的压力——实际上，整个社会都致力于通过入侵来实现定居。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勒斯坦左派开始失去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动性，这是共产国际政策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党的阿拉伯化失败的结果。此外，共产主义左派越来越多地受到战败的阿拉伯领导层的镇压(例如，1947年9月12日，穆夫提的手下在海法暗杀了工会领袖萨米·塔哈;在此之前，工会成员米歇尔·米特里在雅法被暗杀，他在1936年起义爆发前在动员阿拉伯工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切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经过多年的联盟之后，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加强了与英国殖民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冲突。因此，1947年的形势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摘取1936年起义失败的果实。完成巴勒斯坦失败的第二章——从1947年底到1948年年中——所用的时间短得惊人，因为这只是从1936年4月持续到1939年9月的漫长而血腥的一章的结束。

注释

[1] Yasin. Op. cit. p.115.

[2] 同上，第114页

[3]Kayyali, Op. cit., p.359.

[4]Sayegh, Anis. The Hashemite & the Palestine Question. Beirut, 1966. p. 150.

[5] Ibid. See also al-Talia'a, No.4 April 7, 1971. Cairo, p. 98.

[6] Kayyali, Op. cit., p.348.

[7] A letter from Baghdad to the British Foreign Minister. 31 Oct. 1930. Quoted in Kayyali, Ibid. p. 349

[8] Walid Khalidi ed, From Haven to Conquest. IPS, Beirut, 1971. pp. 836-849.

[9] Bouyissir, Op. cit., P.21.

[10] Barbour. Op. cit. p.193.

[11] Himadeh, Op. cit., P.323.

[12] Bouyissir, Op. cit., p.323.

[13] Ben Gurion. Op. cit., p.372.

[14] 同上，第272页

[15] Sifri, op.cit. pp.131-132.

[16] Khalidi. Op. cit., p.37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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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米利杰 编者：王山而 来源：译者知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