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9巴勒斯坦起义（六）丨起义如何走向失败

格桑·卡纳法尼 2025-11-04 来源:废墟来信公众号

译者按：1936年4月25日，在巴勒斯坦人民一声声“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中，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随后很快转为了遍布巴勒斯坦各地的武装暴动。持续三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事实上，这并非是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而发起的反抗斗争。早在1920年4月，巴勒斯坦人民就举行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21年，巴勒斯坦人民在雅法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暴力镇压的武装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此后的1929年、1930-1931年、1933年和1935年，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装暴动，直至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至今日。

在这本《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当中，不但记录了英勇无畏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身为前者走狗的巴勒斯坦封建地主、宗教领袖（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但是阶级本性让他们还是屈膝投降了，甚至一边“指挥”起义一边接受英国的拉拢）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叛卖和联合绞杀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光辉事迹，也对起义的爆发和失败及其原因，以及起义爆发前的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精准的剖析，是一本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的中东历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人物。作为巴勒斯坦著名作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偷去的衬衫》、《阳光下的人们》、《悲伤柑橘地》等，无不体现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和对沦丧的故土的眷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担任“人阵”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并为人阵起草了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纲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火热斗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了诸如《萨阿德大妈》、《给你们剩下的》、《十二号病员之死》《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有关民族抵抗运动的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重返海法》则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格桑·卡纳法尼还创作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抵抗文学》和《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两本文艺批评著作，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学情况。

1972年7月8日，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拉米亚·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因以色列“摩萨德”特务分子的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一个范例。

格桑·卡纳法尼在他的《目标》周刊办公室（图源：巴勒斯坦海报计划）

为便于微信阅读，本平台计划分七篇推送连载他的研究文章《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欢迎持续关注。本篇为文章第六部分。

起义：如何走向失败

英国通过两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打击贫农革命者，二是利用其对阿拉伯政权的广泛影响力，而这些政权在破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英国的《紧急状态条例》发挥了有效作用。西弗里引用了当时通过的一组判决来说明这些条例有多么不公正： “拥有左轮手枪被判处6年监禁，拥有炸弹被判处12年监禁，拥有12发子弹被判处5年苦役，被控误导士兵分队被判处8个月监禁，被控拥有爆炸物被判处9年监禁，试图从士兵手中购买弹药被判处5年监禁，拥有棍棒被判处2周监禁……”[1]

根据英国提交给国际联盟的一份估计，1936年起义中被打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有1000人，此外还有受伤的、失踪的和被关押的。英国人采用了大规模炸毁房屋的政策——他们炸毁了雅法市的部分地区（1936年6月日），估计炸毁房屋220座，造成6000人无家可归。此外，贾巴利亚有100间小屋被炸毁，阿布·卡比尔有300间小屋被炸毁，谢赫穆拉德（Sheikh Murad）有350间小屋被炸毁，阿拉伯达乌迪（Arab al-Daudi）有75间小屋被炸毁。[2]

1936年，海法附近的阿拉伯村庄米亚尔被炸毁。这是英国对叛乱分子的惩罚和警告。（图源：福克斯图片社/盖蒂图片社）

很明显，雅法被摧毁的居民区和郊区被摧毁的小屋的居民都是离乡背井的贫苦农民。根据西弗里的估计，在村庄里，由于与起义直接相关的原因，有143所房屋被炸毁。这些房屋属于贫农、一些中农和极少数封建家庭。其次，外约旦的阿米尔·阿卜杜拉和努里·赛义德开始采取行动，与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进行调解。然而，尽管领导层愿意接受他们的斡旋，但他们的调停并不成功。尽管这些接触对起义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让人们感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1936年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准备好被驯化。事实上，这一最初以失败告终的举措在同年10月，也就是仅仅七周之后就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些接触并不是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唯一形式。这种辩证关系更为复杂，反映了冲突的复杂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卡桑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事实上，卡桑现象在这一意义上继续存在。大批阿拉伯自由战士涌入巴勒斯坦，其中包括1936年10月被杀害的萨伊德·阿斯（Sa'id al-As）、谢赫穆罕默德·阿什马尔（Muhammad al-Ashmar）和其他许多人。这些涌入的人中还有一些冒险主义的民族主义军官，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鲁兹·卡乌吉克（Fauzi al-Qawuqji），他在1936年8月率领一小队人马进入巴勒斯坦后不久就宣布自己为起义总司令。虽然这些人改进并扩大了起义者的战术，但在乡村的革命暴力行动和在城镇的突击队行动中，大部分任务仍然由贫农开展。事实上，从农民队伍中脱颖而出的“军官”继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服从于穆夫提的领导。他们也代表了革命群众传奇的英雄主义。

1936年的法鲁兹·卡乌吉克（右三）（图源：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学会）

尽管驻巴勒斯坦的英国官员并不完全同意伦敦不计后果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但他们认为阿拉伯领导层的利益与起义无关，他们可以与殖民主义合作。1936年6月19日，英国似乎终于接受了“英国利益的安全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成功之间有机联系的重要性。”[3]英国决定加强其在巴勒斯坦的部队，并增加镇压措施。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被这一决定吓坏了，他们摇摆不定，失去了勇气。哈吉·阿明·侯赛尼、拉吉布·纳沙希比和奥尼·阿卜杜勒·哈迪急忙去面见英国高级专员，从他当时发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确认如果阿拉伯国王要求他们结束起义，他们就准备结束起义。然而，他们不敢向群众承认他们是这一曲折计划的始作俑者，并一再予以否认。此后，估计有2万人的大批英国军队涌入巴勒斯坦。1936年9月30日，当英国军队全部抵达巴勒斯坦时，委任统治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实施戒严。委任统治当局加强了无情的镇压政策，9月和10月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事实上，这是几乎覆盖整个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场战斗。

1936年10月11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结束罢工，从而结束起义：“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坚信，阿拉伯国王陛下只会下达符合其子民利益和保护其权利的命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遵从国王陛下和埃米尔殿下的意愿，相信他们的调解与合作将带来巨大利益，呼吁高尚的阿拉伯人民遵从这些以阿拉伯人的利益为唯一目标的命令，结束罢工和骚乱。”[4]整整一个月后（1936年11月11日），“叙利亚-南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总指挥部”宣布，它“呼吁完全停止一切暴力行为，不得对任何可能扰乱谈判气氛的行为进行挑衅，阿拉伯民族希望谈判取得成功并获得国家的全部权利。”[5]十天后，同一指挥部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宣布“出于对阿拉伯国王和埃米尔保证的信任，并为了保护谈判的安全”，它已离开战场。[6]正如贾米尔·舒凯里（Jamil al-Shuqairi）所说：“因此，遵照国王和埃米尔的命令，罢工被取消，起义活动在号召发布后两小时内结束。”[7]

尽管当时英国正在就巴勒斯坦领导人欺骗群众的问题——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向他们提出质疑，尽管这些领导人决定抵制皮尔皇家委员会，但阿拉伯国王和埃米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迫使这些领导人服从他们。阿卜杜勒·阿齐兹·萨乌德国王和加齐国王致函哈吉·阿明·侯赛尼，称：“鉴于我们对英国政府为阿拉伯人伸张正义的良好意愿充满信心，我们认为，为了您的利益，您应该会见皮尔皇家委员会。”事实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打破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的联盟，因为以民族保卫党为首的哈吉·阿明·侯赛尼右派势力立即反对抵制皮尔皇家委员会的决定，并多次表示希望接受英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该党主要代表城市的埃芬迪阶层，其领导人利用了城镇大商人的不满情绪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错位，因为城市资产阶级依赖于他们从英国（有时是犹太）工业公司获得的代理权所体现的密切经济关系。

阿拉伯政权，尤其是外约旦政权，大力支持右派的态度，而哈吉·阿明·侯赛尼和他所代表的人并没有转向左派阵线的倾向，事实上，他已经开始远离左派阵线了。因此，他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很明显，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他无法在起义中向前迈出一步，同样，退缩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当英国人以为他们现在可以在罢工结束后的平静时期实现对穆夫提的政治清算时，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穆夫提的右派仍然太弱，无法控制局势。当穆夫提被限制在右派的和左派的独立党以及青年知识分子运动之间时，英国高级专员仍然恶意地意识到穆夫提可以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这位高级专员意识到，英国有能力利用“村民的僵化（顽固）与（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员的软弱或缺乏领导才能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抵抗了六个月，领受的报酬很少，但不沉迷于掠夺。”[8]

1936年11月11日,皮尔勋爵抵达巴勒斯坦，任皮尔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首次建议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图源：国会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皮尔皇家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进行分治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民族保卫党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这表明高级专员关于穆夫提右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高级专员担心来自穆夫提左派的压力会导致他放弃温和的态度，这种担心显然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高级专员所期望的那个方面，而是由仍然在全国委员会中有代表的中层干部施加的，他们每天都由城市和农村当中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群体代表。因此，留给穆夫提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他在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避难，避免了被捕，但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年前无法采取的行动。

1937年9月，加利利区区长安德鲁斯在拿撒勒的圣公会教堂外被四名武装突击队员枪杀。安德鲁斯是“唯一一位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正确的方式管理委任统治的官员……他从未成功赢得巴勒斯坦农民（Fellahin）的信任。”阿拉伯人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他的任务是促进加利利转移到分治方案划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版图。阿拉伯农民不喜欢他，指责他为出售胡勒（Huleh）的土地提供便利，而杀害他的突击队员据信属于卡桑派的一个秘密小组。[9]

虽然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当晚就谴责了这一事件，但局势正如卡桑被杀时一样，已经超出了穆夫提及其集团的控制范围，因此，如果他们想继续领导民族运动，就必须像1936年4月发生的那样，紧紧抓住民族运动并掀起浪潮。然而，这一次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积累了经验，还因为发生在他们眼前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清晰。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的起义主要（如果不是全部）是针对英国人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突的发展导致了更加明确的立场；农民几乎完全控制了起义，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有所减弱，国内的富人与富农和中农对是否支持起义者犹豫不决，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实际上已经发起了攻势。

关于这一阶段的起义，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建议他们在完全断绝与英国关系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与英国的关系是根本性的。”[10]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警察部门服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人数也在增加，从1935年的365人增加到1936年的682人。同年年底，政府宣布招募124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额外的警察，配备军用步枪。一个月后，这一数字上升到2863人，英国军官在领导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袭击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11]

起义的领导层在巴勒斯坦境外（大马士革），这使得当地领导层（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出身）的作用比前一时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与农民紧密相连。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起义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例如，在这一时期，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吉（Abd al-Rahim al-Hajj）成为了一名地方指挥官，共产党人说他们与他有联系，并向他提供情报。[12]如果不是“左派”在相对意义上和真正意义上的软弱无力，如果不是这些地方指挥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马士革的“斗争中央委员会”（圣战组织）保持组织联系——不仅是因为他们对该组织的传统忠诚，还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该组织提供资金——那么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成为起义的历史转折点。

在巴勒斯坦斗争的整个历史中，人民武装起义从未像1937年底至1939年初的几个月那样接近胜利。在这一时期，英军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减弱，殖民主义的威望降至最低，起义的声誉和影响成为该国的主要力量。然而，此时的英国更加确信，它将不得不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为英国提供了一种在其任何殖民地都从未发现过的独特情况——他们掌握着一支与英国殖民主义有着共同事业并被高度动员起来反对当地居民的当地力量。英国开始发现有必要抽调部分军事力量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欧洲局势。因此，英国越来越赞成“迅速组织一支由6500人组成的犹太志愿防卫部队。”[13]

英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依靠当地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政策，并将许多日益增多的镇压任务移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然而，英国并没有破坏它与穆夫提领导层之间一直保持的桥梁，正是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在此时，英国在维护穆夫提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可争议的代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穆夫提右派的领导权方面的储备实际上已经耗尽。因此，如果穆夫提不再被视为唯一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像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所说的那样，“除了山区起义的领导人之外，没有人能够代表阿拉伯人。”[14]毫无疑问，尽管穆夫提仓促地离开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的避难所，并自1937年1月底以来一直待在大马士革，但除其他原因外，这也促使穆夫提继续领导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英国人的镇压升级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在整个1937年和1938年，警察突袭、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升级削弱了起义，但并没有结束起义。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无论从本质和实质，还是从当地领导层来看，这就是一场农民起义。因此，遍布整个巴勒斯坦的革命精神导致城镇里的每个人都戴上了农民的头饰。这样进城的乡下人就不会受到当局的镇压。后来，所有人都被禁止携带身份证，这样当局就无法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

库菲亚（keffiya）和阿加尔（agal），巴勒斯坦农民和贝都因人佩戴的传统头巾，一般是白底黑方格的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象征标志之一。“阿加尔”则是用于固定前者的头带，一般为黑色。

这种情况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起义的性质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广大农村是起义的摇篮，起义军在1938年对城镇的临时占领是在农民从城外的农村发动进攻之后实现的。[15]这意味着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广大农民和村民。1938年，许多农民仅仅因为持有武器而被处决。只要看一眼被送进监狱或送上绞刑架的名单，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例如：“艾因卡雷姆村的所有居民，共3000人，被判处每天走十公里到警察局报到。”[16]在此期间，英国判处约2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长期监禁，拆毁了5000多所房屋，在阿克里监狱绞死了148人。有5000多人被关押在监狱中，刑期长短不一。[17]

英国于1938年11月放弃了《皮尔报告》建议的分治方案，开始争取时间。1939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是巴勒斯坦起义军指挥部和英国人之间一直在悄悄进行的可疑交易的典型例证。当然，贾迈勒·侯赛尼并不是一个人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陪同他一起去。因此，受殖民主义统治的阿拉伯政权注定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二次通过伦敦圆桌会议上所有与会者的（隐藏的和潜在的）利益认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贾迈勒·侯赛尼、埃米尔费萨尔（Faisal）（沙特阿拉伯）、埃米尔侯赛因（也门）、马希尔（Al-Mahir）（埃及）和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伊拉克）宣称他们是以英国密友的身份发言的，他们不想说任何可能伤害英国人感情的话，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发自内心的朋友。[18]这证实了英国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谨慎推行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英国并没有放弃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始终将其置于敞开的桥梁的一端。英国相信，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准备利用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影响力来清算起义，并确保会议取得成功。”

然而，巴勒斯坦的起义并未平息（根据官方数字，在1939年2月，在与英国人的12次交战中，有110人被击毙，112人受伤，村庄遭到搜查，三个城镇三次实行宵禁，约200名村民被捕，五个政府部门遭到纵火，10名阿拉伯人因携带武器的罪名被处决，10个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遭到袭击，输油管道被炸毁；海法和利达之间的火车被埋设了地雷，在阿克萨清真寺设立了一个搜查站）。殖民大臣提供的英国数字显示，“在12月20日至2月29日期间，发生了348起暗杀事件、140起破坏活动、19起绑架事件、23起盗窃事件、9起地雷爆炸事件和32起炸弹爆炸事件，军队死亡18人，受伤39人，巴勒斯坦人死亡83人，受伤124人；这些数字不包括叛乱分子的伤亡人数……”[19]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9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个月。

甘什穆埃尔基布兹（位于海法区，哈德拉以东）的田野燃起熊熊大火。照片拍摄于1936年至1939年之间。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除了正在酝酿的妥协精神之外，领导层都在国外；新组建的地方指挥部在各个战场上相继倒下，英国的镇压达到了高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活动自1937年年中以来不断升级。毫无疑问，英国在巴勒斯坦战场上的集中存在以及与之相伴的顽固态度已经让起义军疲惫不堪，他们的领导层已经不再真正知道他们在与谁作战，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领导层一会儿大谈与英国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一会儿又同意在犹太人定居的地区给予他们自治权。毫无疑问，领导层的摇摆不定以及无法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对削弱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客观因素：除了强大的6000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部队外，英国还动用了两个师的部队、几个中队的飞机、警察和外约旦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控制局势。（皮尔皇家委员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安全开支从1936年的82.6万巴勒斯坦镑增至1936年的222.3万巴勒斯坦镑）。这场恐怖主义运动以及为切断起义军与村庄的联系所做的努力，使起义军疲于奔命。1939年3月，阿卜杜勒·拉希姆·哈吉·穆罕默德（Abd al-Rahim al-Hajj Muhammad）被杀害，起义遭到沉重打击，人民革命领袖中最勇敢、最睿智、最正直的一位领袖就此离去。此后，地方指挥部开始崩溃并撤离战场。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的和解无疑使包围起义军变得更加容易：阿里夫·阿卜杜勒·拉扎克（Arif Abd al-Razzaq）因饥饿和追捕而疲惫不堪，与他的一些追随者一起被移交给法国人；约旦军队逮捕了优素福·阿布·杜拉尔（Yusuf Abu Durrar），并将其移交给英国人，随后英国人就处决了他。此外，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农村里实施的恐怖主义使人们不敢支持起义军，也不敢为他们提供弹药和食物。毫无疑问，即使是最起码的组织也无法克服这些障碍。

注释

[1] Sifri, Op. cit., p.60.

[2]同上，第93页

[3] Kayyali, Op. cit. p.319.

[4] Documents, p.454.

[5] 同上，第457页

[6] 同上，第458页

[7] Collection. P.8.

[8] Kayyali, Op. cit., p.326.

[9] Neville Barbour, Nisi Dominus, London, pp. 183-193.

[10] Kayyali, Op. cit., P.338.

[11] Jewish Observer, Sept. 20, 1963. London, pp.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