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的是社会主义吗？

引论：在“革新”的旗帜下

自1986年“革新开放”政策开启以来，越南以其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姿態，被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和西方媒体誉为“亚洲新虎”与“转型奇迹”。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种被精心包装和反复宣说的理论建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试图将两种在本质上相互对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公有制和计划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与以私有制和无政府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捏合在一起，并宣称这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符合越南国情的、通往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

然而，当拨开由“定向”、“特色”、“过渡”等修辞所构筑的意识形态迷雾，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最锋利的解剖刀，去审视越南社会真实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与上层建筑时，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便暴露无遗。所谓的“社会主义定向”，是否已沦为一块用以维系执政党合法性的“羊头”？而那头在市场中横冲直撞、以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的“恶犬”，是否早已挣脱了一切缰绳？

本文的使命，就是要系统性地论证，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并非对社会主义的创新，而是对其根本原则的系统性背叛；它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而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越南版本。我们将从其理论的内在矛盾、经济基础的质变、阶级关系的重构、国家与政党性质的蜕变，以及其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地位等五个核心层面，对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清算，以揭示“市场”光环之下，阶级剥削与社会对抗不可磨灭的现实。

第一章：理论的诡辩术——“社会主义定向”作为意识形态的麻醉剂

1.1 计划的自觉性与市场的盲目性：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已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之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由社会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其核心是人的自觉性，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与之相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则是无数个彼此独立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进行着盲目的、不受社会计划调节的竞争。联结它们的，是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其核心是资本的盲目性，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的破坏性危机。

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将盲目的、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就必然会摧毁有计划的、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的原点上，便是一种试图将水与火强行融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折衷主义与机会主义。

1.2 “定向”作为修正主义的遮羞布

为了弥合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南的理论家们发明了“定向”这一关键词。他们辩称，虽然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机制，但由于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是“被引导”向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割裂的唯心主义诡辩。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以资本积累为核心驱动力的资本主义模式时，其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阶级性质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改变。

一个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航行的国家，妄图依靠舵手的主观意愿将其“定向”到社会主义的彼岸，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资本的逻辑，如同不可抗拒的洋流，最终必将裹挟着这艘大船，驶向它唯一的目标——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所谓的“定向”，不过是一块用以安抚党内残存的理想主义者、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遮羞布。

1.3 从胡志明路线到“革新”路线的历史性断裂

将“革新”政策描绘为胡志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越南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重大谎言。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革命，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与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越南劳动党在北方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国有化，正是沿着这条经典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清晰步伐。

而1986年的“革新”，则代表了与这一革命路线的历史性断裂。它并非对原有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方向性的、根本性的逆转。它以“解放生产力”为名，行恢复私有制之实；以“融入世界”为名，行投身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实。

这一路线的转变，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它标志着越南的革命事业，从一个胜利的高峰，跌入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漫长黑夜。

第二章：经济基础的质变——私有制的全面复活与新资产阶级的诞生

2.1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瓦解

“革新”政策的核心，是推行所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并宣称“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公有制经济不断萎缩、私有制经济恶性膨胀的真实图景。

首先，大量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改造”的名义，被实质性地私有化。无数的全民资产，以被严重低估的价格，落入了党内官僚、企业管理者和新兴资本家手中，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内部人侵吞”。即便保留下来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其经营模式也已彻底转向，不再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圭臬，其行为逻辑与大型资本主义垄断公司已无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则被奉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和法律保障。如今，它们已经成为越南GDP、就业和出口的绝对主力。所谓的“国有经济主导”，早已名存实亡，沦为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口号。越南的经济基础，已经无可辩驳地建立在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

2.2 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官僚、买办与民族资本的三位一体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催生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在当代越南，一个强大的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其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党政官僚及其亲属，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审批、寻租、侵吞国有资产、官商勾结等方式，将权力转化为资本，成为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红色资本家”。

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外国跨国资本在越南的代理人，通过为外资服务，在国际剥削链条中分得一杯羹。他们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最忠实的带路党。

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在市场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本土私营企业家。他们一方面受到官僚和外国资本的挤压，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是残酷剥削本国工人的剥削者，并极力寻求与权力相结合以壮大自身。

这三部分力量，相互勾结，盘根错杂，共同构成了统治当代越南的新资产阶级。他们掌控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操纵着政治议程，成为“革新”路线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2.3 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沦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工厂”

越南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所驱动的。三星、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线迁往越南，将其作为新的、廉价的加工基地。越南当局则以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廉价的土地、以及对劳工权利的压制，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

这种发展模式，并非什么“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而是将自身以一种从属的、被剥削的地位，整合进了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越南所扮演的角色，是全球剥削链条的最底端，它输出的是本国工人廉价的血汗、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换取的则是跨国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后剩下的一点残羹冷炙。

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模式，与胡志明所毕生奋斗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背道而驰。

第三章：真实的社会图景——阶级剥削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3.1 从国家主人到雇佣奴隶：越南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

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逆转，最深刻地体现在越南无产阶级的命运之上。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厂的主人。而在“革新”之后，随着企业被私有化和外资的涌入，数以千万计的工人，重新被抛入劳动力市场，沦为了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雇佣奴隶。

他们的劳动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为了维持越南作为“投资天堂”的“比较优势”，他们的工资被刻意压制在极低的水平。长时间的加班、恶劣的工作环境、严苛的管理制度、以及工伤事故的频发，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官方的工会组织（越南总工会），早已蜕变为协同资方管理工人、维系“社会稳定”的“黄色工会”，无法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任何自发的、独立的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都会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越南工人的处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当代重现。

3.2 土地的商品化与农民的两极分化

市场化的浪潮同样席卷了农村。尽管土地在名义上仍为“国家所有”，但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抵押和事实上的买卖，土地已经彻底商品化。这导致了农民的急剧两极分化。

一方面，与权力相结合的官僚、资本家和农村精英，通过各种手段，廉价地兼并了大量土地，形成了新的地主阶层和农业资本家。

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农民，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被迫转化为农业雇工，或涌入城市，成为漂泊不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着城乡双重的剥削。曾经作为革命基础的工农联盟，在这种两极分化中被彻底瓦解，代之以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和阶级对立。

3.3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价值观的全面崩塌

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急剧两极分化。在河内和胡志明市，摩天大楼、豪华轿车、奢侈品商店层出不穷，一个穷奢极欲的精英阶层过着与西方资本家无异的生活。而在广大的工厂区和农村，则是数千万劳动人民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挣扎。

这种经济上的巨大鸿沟，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全面崩塌。社会主义时期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同志情谊、劳动光荣等价值观，被“金钱至上”、“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所取代。腐败、娼妓、毒品、黑社会等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重新泛滥。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深刻的信仰危机与道德真空，这正是一个阶级社会精神异化的典型症状。

第四章：上层建筑的蜕变——党与国家的阶级性质置换

4.1 越南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到新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改变。最核心的改变，发生在执政的越南共产党的性质之上。今日的越共，早已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先锋队，而蜕变为了越南新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统治工具。

党的干部选拔机制，越来越多地向资本家和技术官僚倾斜，“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更是从组织上公开为其阶级性质的置换背书。党的主要职能，已从领导阶级斗争、推动社会革命，转变为维护“政治稳定”、为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环境”。

党内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是权力与资本联姻的必然产物。这个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的党，蜕变为一个维护现存剥削秩序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化的统治集团。

4.2 国家机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对人民的专政

随着执政党性质的蜕变，整个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也随之逆转。它不再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镇压阶级敌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工具，而蜕变为保卫私有财产、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

其法律体系，重点保护的是资方的产权和利润，而非劳方的权利和尊严；其警察和军队，主要对付的不再是外部的帝国主义敌人，而是内部的、敢于挑战剥削秩序的罢工工人和失地农民；其宣传机器，则全力地美化“革新”的“成就”，掩盖阶级矛盾，将任何对现行路线的质疑，都打为“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

这个国家，依然悬挂着红旗，但其内在的阶级灵魂，早已被置换。

4.3 以民族主义置换共产主义：最后的合法性稻草

当一个政党背叛了其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为了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必然会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替代品。在越南，这个替代品就是民族主义。

越共当局，越来越多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带领越南实现经济腾飞”、“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捍卫民族独立”（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等民族主义叙事之上。它试图用“国家富强”的宏大叙事，来掩盖国内日益深化的阶级剥削；用一致对外的民族情绪，来消弭内部的阶级对立。

这种以民族主义置换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做法，是所有修正主义政党走向堕落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不可靠的合法性稻草。

第五章：世界体系中的宿命——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未来

5.1 在全球剥削链条中的从属地位

越南的“经济奇迹”，必须被放置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宏观框架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它并非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神话，而是其作为帝国主义全球生产链条一个新环节的结果。它的发展，深刻地依赖于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这种依附性，决定了它在全球分工中，只能永远处于被剥削的、从属的地位。

它无法挑战核心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霸权和金融霸权，只能通过压榨本国廉价劳动力的方式，来维持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这种发展道路，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它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反而会使其经济主权日益被外国资本所侵蚀，国家命运被牢牢地捆绑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战车之上。

5.2 无法逃脱的周期性危机与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

作为一个外向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越南也必然无法逃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宿命。一旦全球市场发生动荡，需求萎缩，那些逐利的外国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撤离，留给越南的将是大规模的失业、工厂倒闭和社会动荡。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越南的全面建立，也必然会催生出其最强大的掘墓人——日益壮大、日益觉醒的越南无产阶级。尽管面临着残酷的镇压，但越南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近年来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宣告着这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来自底层的、自发的阶级斗争，才是决定越南未来命运的真正希望所在。

5.3 所谓“越南模式”的破产：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因此，所谓的“越南模式”，绝非什么值得效仿的、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早已昭示，不存在一条可以通过拥抱资本主义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的逻辑，只会导向更深的资本主义化，导向更残酷的剥削和更剧烈的阶级对抗。

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这块由修正主义理论家们精心描绘的画皮，早已被其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在全球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所戳穿。它所“定向”的终点，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天堂，而只能是新一轮的、更深重的社会革命的爆发。

结论：红旗的颜色，人民的血汗

综上所述，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骗局和政治实践。它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诡辩，在经济基础上是私有制的全面复辟，在社会关系上是阶級剝削的野蠻再現，在上層建築上則是黨國性質的根本蛻變。

它所悬挂的“社会主义”之羊头，早已被其贩卖的、充满铜臭味的资本主义之狗肉所彻底败坏。那面象征着革命与解放的红旗，其颜色，在今天，更多地是由数千万越南工人阶级的血汗所染成。这个体制，不仅没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关于修正主义如何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最新的、也是最令人痛彻心扉的反面教案。

真正的社会主义希望，绝不在于河内的政治局，而在于遍布越南各地的工厂、工地和农田里，在于那些日益觉醒、敢于用罢工和抗争来捍卫自身尊严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身上。他们与全世界的无产者一样，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也肩负着共同的使命。

他们的斗争，才是对胡志明革命遗志的真正继承，也必将是决定越南未来颜色和人类命运的最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