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与屈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工会（1992-2009）

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各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浪潮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这其中，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传统发达福利国家，工会一般是抵御新自由主义冲击的中坚力量。然而这一情况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一致呢？本文概述Sarah Ashwin的文章Russian unions after communism: a study in subordination，回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工会发展情况。该文指出，俄罗斯工会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冲击时未能保护工人权益，也一直以来在工人中缺乏动员能力，其政策总的来说是屈服于政府和企业管理。该文编入了2011年出版的《国际工会手册：回应新自由主义》（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abour Unions: Responses to Neo-Liberalism）。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事情从休克疗法说起。俄罗斯所经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基本上是教科书式的休克疗法。Sarah Ashwin将这个过程称为“市场布尔什维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作为一种抄近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严重缺乏制度保障。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即为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叶利钦政权暴力压制了不愿意推动休克改革的议会。这一时期还伴随着常态化的拖欠工资和养老金。这一切都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默许和国内政治集团的支持。

1992年1月俄罗斯放松物价，一时间产生了庞大的通货膨胀。叶利钦政权通过提高利率和严格控制货币供给来稳定价格。其后果便是产生了流动性危机，这导致急需改革的企业无法获得资金，而公共部门也没法给雇员发出工资。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同时推进的私有化进程被大大扭曲。政府将国有资产以股份的方式发给每个俄罗斯公民，然而由于上述提到的流动性危机，这些股份的市面价格被大大压低，与此同时，俄罗斯大部分民众又急需获得资金，因此大量股份被投机资本回购。当然，一种更加方便的掠夺方式则是通过向政府借贷。由于国有资产没有全部发给公民，大量资产仍然在政府手中。与此同时，叶利钦政权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当政府无法还款时，国有资产便流向银行手中。而这些借款人，则都是叶利钦政权的“亲密战友”。　　

休克疗法的后果是惨重的。俄罗斯所经历的经济衰退不仅比30年代美国经历的大萧条严重，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到了1998年中期，实际工资水平刚刚比1985年的水平高了一点。不平等水平大幅度提升。个人预期寿命则遭遇缩水（尤其是男性工人群体）。失业率并没有预期中那么高（1996年为9.7%，1998年达到最高值13.2%），然而这只能说明俄罗斯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便宜和灵活（可以被随意压缩成本）。1990年代，工资拖欠更是一种常态。到2001年，超过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条贫困线不过是苏联时期的三分之一高。

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会普遍带来预期寿命下降；但是在社会网络的支持下，这种下降能够得到缓解。然而在俄罗斯，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网络，工会面对休克疗法的冲击没有做出有效的抵抗。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联邦的工会发展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只关注原苏联体制继承下来的工会，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独立工会在转型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也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联邦工会

苏联时期的工会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理论上说，工人阶级和其先锋队共产党之间不存在冲突，因此工会在工人和国家之间更多是自上而下起到给工人提供思政教育的职能，而非代表工人提出诉求。除此之外，工会的主要工作还包括提供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组织工人的业余活动（文艺与体育），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等。因此工会更多呈现出管理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代表机构。这种角色对工人在意识形态上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苏联进入修正主义时期以来，工人以物质利益而不是代表权来判断工会的好坏。

在转轨时期，工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威胁。1987年，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和苏共脱离。1990年，在俄罗斯联邦内成立了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下面简称为“俄联邦工会”）。改革者确实希望能够在和政党脱离的情况下承担起其传统的任务：保卫工人利益。但是工会领导人也承认，他们和工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结。

总的来说，俄联邦工会保持了其组织和制度的完整，延续了苏联时期的特征，即保存中央、地区和基层工会组织。更关键的是，俄联邦工会容纳了全俄雇员的45%。但是相比之下，俄联邦工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表现为企业工会的经费分成从80年代中期的67%提高到90年代中期的80%到85%。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力变弱了。　　

俄联邦工会在一开始是打算对抗休克疗法改革的，然而叶利钦政权的压力也是其深处的顾虑。由于政府可能会拆解工会，工会不能不提高警惕。工会一开始号召采取团结行动，却无人响应，展现出工会本身缺乏号召力。当1992年1月价格不再管制时，工会宣布未来四个月内不得进行罢工。然而自发性的罢工却在各个领域产生了，进一步挑战了工会的合法性。

工会还试图参与政治领域。一方面工会参与了中左翼反对党派的组织。1992年切尔诺梅尔金代替盖达尔成为俄罗斯总理被认为是这一政治行动的成果，然而新总理的上任并没有改变政府的运作。另一方面，工会和议会建立了联系。在炮打白宫事件前后，俄联邦工会一直站在议会一边。后者导致了严重的结果。政府冻结了工会的银行账户；切断了公会的电话线路；禁止了工会缴费；剥夺了工会对社保基金的掌控和对医疗与安全的审查权。俄联邦工会主席也被迫辞职，继任者是之前的莫斯科工会主席Mikhail Shmakov，他在莫斯科时和市政府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会伙伴关系”。

俄联邦工会这次抵抗的失败一方面体现的是其对工人动员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可以通过国有化工会资产和夺取工会在社会职能方面的特权来威胁工会。这使得俄联邦工会的对抗政策走向了失败。　　

新阶段的俄联邦工会主要采取了两种政策。第一种是上文提到过的“社会伙伴关系”，是现主席在莫斯科时便使用的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构筑政府-雇主-雇员的三边委员会作为协调平台。这种模式并不罕见，也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组织模式。但是在实际上，俄联邦工会的议价能力并不充足。它也更像是企业和雇员之间的协调者，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代表。如果产生了冲突，工会会先开展非正式的协商；而如果工人拒绝并进一步推进谈判，那么就会进入长达数月的法定谈判程序，但是管理层却不见得会做出多少让步。除此之外，在社会伙伴关系框架下签订的协议也主要对雇主有利，其中甚至存在条款内容，其保护水平低于法定保护水平。更不要说将条款落实了。

新时期的俄联邦工会仍然会提供社会服务，这使得工会能够不参与工人冲突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地位。但是这些社会服务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是力不从心的，它也不能增加工人的认同感。与之相反，工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并且获得可能的让步，它需要向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证明自己是有用的。这需要它帮助企业游说政府和压制工人的诉求。

社会伙伴关系框架并不能让工人通过制度来表达诉求。实际上工人在工会外进行了自己的抗争。整个90年代的抗争包括封锁道路（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绑架雇主、自杀抗议和建立工人民兵武装，而起因基本上都是拖欠工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并没有将这种工人压力施加到政府身上，实际上政府只有在面对特别激烈的地方冲突时才会施加小恩小惠，大部分时候拖欠工资则是一种常态。　　

新时期俄联邦工会的第二种政策是政治游说。在杜马方面，工会取得了一定的立法成就：确保并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工资税；提高失业金等等。立法上规定工资发放优先于缴纳税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政府税收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了贷款，这使得俄罗斯财政部绕过了法律，重新以税收缴纳为重。法律并不能绕过国家机器。

而工会在选举联盟方面面临着其他问题。在90年代中期，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在选举中还可以和叶利钦一较高下。但是老问题是，工会如果和共产党结盟将会冒非常大的风险，政府会剥夺工会的资产。因此，工会一开始与雇主组织结盟，但是在杜马选举中几乎没有获得票数，仅有的1.59%都无法通过杜马选举的最低门槛。而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工会则和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政党组织结盟（请注意，工会主席是前莫斯科工会主席）。这一组织再合并构成另一个中派立场的运动，但是工会在这个大组织只占4个席位。而这个组织最后也被叶利钦-普京的联盟击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广泛基层力量的组织来说，工会仍然不能获得成员的支持，也不能影响选民的投票取向。而这是因为工会在其之前的“社会伙伴关系”框架中过度遵从政府的结果。　　

普京时期的工会

和普京时代相伴随的是改善的经济环境（收入增长，失业率也下降了）和更加收紧的政治环境。1999年后形成的多数派政府意味着可以更快地通过立法。普京政权一开始试图修改劳动法，加以去管制。这受到了工会的极力阻挠，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根据2001年12月通过的修正案来看，工会保住了苏联时期以来的大部分保护措施，并且甚至在一些方面改进了劳工待遇。对于俄联邦工会来说尤为特别的是，通过对集体谈判加以规定，它排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即其他工会）。

但是，俄联邦工会仍然还严重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举例来说，2004年普京政权进行了老兵福利改革，不再提供免费的交通、医疗和电话服务。工会对此进行抗议并提出修正案，其诉求大部分也得到了杜马的准许。但是当资助还是显得太少时，老兵和养老金团体仍然进行了抗议。他们封锁了道路，并阻止了巴士的运行。此时，工会则谴责了这种行为。这其中体现出，工会对于和官方权力对抗仍然是非常谨慎的。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90年代因为工资拖延而罢工，2006-2008年期间的罢工更多来源于经济增长时期对于收入增长的预期。虽然工会的谨慎态度没有改变，但是它能否面对这种新局面，能否翻新自身，都是需要应对的新问题。

总的来说，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联邦工会是失败的。它唯一的成就便是保持了自身的制度完整，但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恐怕还需要后续的发展来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