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话|“00后”总保守？：一种画像，或时代症候的切片

1当代的同路人：“00后”群体的画像

2时代症候的切片

✦（一）观念上的去势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意识形态领域骤然转变，改革开放历史潮流下，商品经济的引入使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并引发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在文艺领域产生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等文学形式。80年代的文化热之下，知识分子通过“告别革命”的历史反思，与前30年的狂飙突进划清界限。而历经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大众文化在中国逐渐兴起，关于王朔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文艺界的人文精神急转直下。戴锦华指出，在当时“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加强，而另一边却是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机制愈加深广地分享着经典意识形态机器的权柄，并开始了一个不间断的、将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4]大众文化走向“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对个体的境遇进行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式的解读。它迎合了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褫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锋芒。在这种背景下，普遍出现的保守倾向成为理所应当的状况。

“不争论”

历史的巧合在于，“00后”自出生肇始便处于该种状况之下。“00后”群体被称为断裂的一代，盖因他们与本国前三十年狂飙突进的革命文化传统相隔甚远，从而失去了真正共情的空间；而他们自出生起便被迫无批判地接收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无反思地被深种了“告别革命”这一20世纪90年代起悄然成为全社会深刻而可悲之共识的理念。这是相当讽刺的一点：即使我国尚未达到马尔库塞之研究所聚焦的发达工业社会阶段，而我国社会，包括“00后”群体在内，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马尔库塞所忧虑的“单向度”，即“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人们似乎根本不会再提出或想到要提出什么抗议”[5]的这种现象。

文化入侵这一说法本身没有问题，但脑子里只有文化入侵就出问题了。

与此同时，也应当考察这种观念性保守在家庭内部的发生学机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在社会政治议题上偏向于温和，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保守倾向。笔者的观点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工薪阶级同样具有这种保守性的特征。城市工薪阶级家庭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兜底能力较差，同时对于面对危机时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滑落更加恐惧；其谋生途径对于本国体制依附性更高，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更多。出于此种滑落焦虑与生存恐惧的驱使，城市工薪阶级与中产阶级同样会表现出一种保守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滑落焦虑与生存恐惧，会通过家庭这一财政共同体的实际生活与观念灌输而产生代际传递，由父辈传递向子辈，即“00后”群体。故此，“00后”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普遍呈现保守性便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在缺乏兜底保障、时刻被滑落焦虑和生存恐惧所笼罩的环境之下，“00后”群体的意识形态本身就难以出现普遍的激进化。

先前出现的“躺平”思潮，同样也是保守化的一种表现。当躺平席卷中文互联网并被豆瓣、知乎等平台的讨论群组大面积使用时，它所集中体现的情绪其实是城市青年群体的一种普遍倦怠。在这些流传的小组中，“躺平”被自嘲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行为。它被指认为一种城市范围内“弱者的武器”。躺平主义者们声称，如果说摸鱼是一种隐秘的怠工，那么躺平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罢工。

然而事实上，这种“躺平”的生存论姿态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保守化。躺平主义本身意味着预设了“有地可躺”，即存在着躺平者可供低价获取的廉价产品与社会服务，而这种生活方式同样来源于对真正底层劳动者的剥削。并且，如果我们考察“躺平”在中文互联网场域中的传播嬗变历程，就会发现“躺平”的兴起出现在2021年8月左右一系列针对外卖骑手、富士康员工、互联网企业员工猝死的讨论，由此缘起于当时中文互联网讨论内卷、批判资本的高峰期。然而，这种讨论潜在地将社会场境下的个体出路化约为内卷/躺平的简单二分，这导向了一种假两难，仿佛除了加入内卷或躺平摸鱼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更加激进的能够变革现实状况的路径。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躺平主义无非是通过获得虚幻的自由而建构自我认同，是一种向上的欲望投射。躺平，作为一种认为仅靠如此便能改变现实的幻想，并不会对现存系统造成任何影响，而只是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景观加强了它本身。因此，它在实质上依旧是保守的。

当然，接续着上文这种现象的提出与分析，如果我们尝试着对其作出进一步理论上的阐释，我们可以回到马克·费舍的论述。费舍所忧虑和愤怒的是，一切未来的力比多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都被消耗殆尽，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出了其自身的适应性演化，从而导致了年轻一代——不同于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激进行动的父辈们——不再具有“惊奇”的能力：这意味着失去构想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也即是说，任何提出变革的方案都不再有吸引变革者的能力，因为社会因其彻底的单向度而不再有可组织起来的变革者。而这正是“00后”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观念上的去势所呈现出的结果：“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

二十年前的“三和大神”未必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市民社会

马克·费舍最深刻的洞见之一来自于其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预纳”（precorporation）——相较于在此之前的一众20世纪激进思想家所进行的、更偏重于“吸纳”（incorporation）问题的资本主义批判而更为隐秘和危险——的剖析。问题已经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将一切否定性向度剥离，不仅仅在于划分出一个名义上的非资本空间形态在当代已不再可能，盖因此有机体必然被资本主义收编而反过来成为不断加强资本主义自身的力量；而在于，我们所身处的系统“设定了固定的‘另类’或‘独立’文化区，这些区域没完没了地重复旧的反叛和争论姿势，就像是第一次这么搞一样”[6]，任何反体制力量的出现及其收纳空间甚至都被提前预设和规划。这也正是齐泽克意义上的“反神话的神话”：一切针对系统本身的批判和反叛已经在其结构内部被成功预设了，对其的悖逆就是对其的承认，对系统的一切抗议已然沦为“狂欢节式的背景噪音”。正如费舍所说，抗议现行体制的斗争变成了“提出一系列歇斯底里的要求，而它也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7]。

让青年以为仅仅在台上台下歇斯底里的“摇滚”歌唱便可作为一种反叛的行动

沿用程巍对60年代激进运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这种保守化困境背后的真正问题：若仿照黑格尔辩证法而将精神（Geist）替换为资本主义，20世纪的激进左翼实践便被纳入了这种资本主义性“历史辩证法”的结构之中。作为一阶资本主义的反题，一阶社会主义事实上不过是作为精神的资本主义之自我实现历程的诸环节之一——这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论述。那么，传统的列宁主义运动实践便作为一阶资本主义的自否定因素被生产出来；而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反文化运动，则完成了反题环节的扬弃，并将这一作为“前辈未竟的事业”的中介收回到它自身来，也即左翼哀叹的“文化领导权旁落”。反文化运动（的失败）致使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重归资产阶级之手，也将经过中介的一阶资本主义推演至合题，即二阶资本主义。这相当地讽刺，盖因青年们当初所设想的自命激进，实际上只是无意识地充当了成人之美的垫脚石角色；程巍将这个过程指认为系统“不断扬弃内部非本质因素的过程。在它最终实现自己的本质以前，每一环节都包含非本质因素。正是对立因素的存在,才推动了运动。历史运动有其自身明确的目标，但在它最终实现自身前，通常不把秘密透露给替它跑腿的人，更多时候,是把他们当作无意识工具。”[8]年轻的小伙子们为之激情洋溢的“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却往往无意识地充当了系统针对自我内部之他性的“继续革命”，试图推倒现存系统的行动反而被转化成了系统自身的自洁运动。

“辩证法要数到4”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设定，那么对于正义事业而言，或许接下来的道路便是继续将这个辩证法推演下去：精神可以被视作资本主义，是否也可以被替换成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的这种“他性”，这种异己性力量，难道不正是颠覆命运、扬升其自身范畴的契机？关键在于，必须持续推动这种异己力量的持续产出。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如此乐观地继续套用黑格尔这一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结构，从而许诺成功？真正的危险并非眼下的异化与压抑，而在于未来可能性的空无，在于整个系统的无力：作为精神的资本主义会一直拥有扬弃自身并收回中介的力量吗？如果没有，精神王国的酒杯如何泛起泡沫？不安的诸概念若无全体，如何寻求其归宿？（编者注：此处可参见作者另外一篇文章，折枝 | 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吗？关于异化的百年误读）

实际上，这种追问反映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系统之下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焦虑，即发现资本主义耗竭了其余的任何可能性。电影提问道，假设持续产生新事物的进步主义许诺被抹除，文化将何以为继？值得所忧虑和愤怒的是，一切未来的力比多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都被消耗殆尽，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出了其自身的适应性演化，从而导致了年轻一代——不同于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激进行动的父辈们——不再具有“惊奇”的能力：这意味着失去构想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也即是说，任何提出变革的方案都不再有吸引变革者的能力，因为社会因其彻底的单向度而不再有可组织起来的变革者。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地方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执行中出现过阶段性的问题，导致一定程度上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更加凸显，利益冲突更加尖锐，以及疫情时期居家网课学习，学生群体接触网络的时间客观增长。繁重的学业与生活压力对学生群体的压抑不可忽视，网络社群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场域；与此同时，目睹社会现状的学生们更容易被激进意识形态模因所捕获，而互联网又为这些激进模因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故此，在疫情期间逐步开始讨论时政、并开始接触键政模因的学生群体数目有所扩大，这部分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激进化的特征。基于此，大量持有激进意识形态的学生群体开始创办基于网络的线上群组（多分为资料群和讨论群等）、报刊和学社。

某位知名up主的出现是这一现象的道成肉身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命“激进”的学生自发组织具有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路线错误，即没有认清基于互联网的所谓“联合”是虚拟的联合，错误地将不成熟的政治参与误认为革命行动。而在他们的社群建构工作中，许多自称为激进左翼的学生，看起来仿佛在为只存在于他们的“革命想象”中的社会运动书写和表达立场，他们积极参与“派系论战”和“路线斗争”，把那些不同于他们意见的言论定义为修正主义等其他标签，却从未给不同观点之间进行真正原则性的、持续性的争论留下任何空间。

而归根结底，以激进意识形态为旗号的抗议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是一种先锋姿态的互联网景观，最终难逃被主流话语权力边缘化-同质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削去激进性的锋芒。堪称严酷的现状是大多数初高中学生无法和应试教育一元评价体系切割，这导致很大一部分学生事实上很难具备真正的激进性。就目前高中学校的客观情况（行政体制，管理系统，舆论环境，群众基础等等）来说，学生运动没有可供生成的裂缝和冗余。以及，零星孤立的学生运动在联合上存在巨大的操作难度，也没有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相结合，不仅无法达成短期的诉求，更加无力改变整个教育生态。

很明显，在逃离了观念上的去势之后，“00后”群体依旧面对着行动上的无力。而在这个意义上，行动上的无力是比观念上的去势更加保守的“激进”，是“反保守的保守”。事实上，这种看似激进的线上组织与活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作为系统的自证而保留。很显然，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与社会制度之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脱产学生群体有更加激进化的线下组织与行动，这注定了“00后”群体们的“激进”行为只能悬置于网络，无法与任何现实中的社会定在相联系，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仅存于网络之上的激进模因传播，营造出“革命将至”的氛围，迎合了“00后”群体中部分人在心理压抑之下产生的末世（弥赛亚-天启）情结。而激进左翼理论在当代中文互联网的甚嚣尘上与备受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最大限度地为当代自命左翼的青年群体本身的投机感作出隐秘的辩护与文饰。在自身境遇的负面生命经验之下，接触激进左翼理论的青年们迫切地试图为理论所强调的“革命主体”做出合乎当代的注解，然而又因为现实生活中已然不可能找到什么“革命主体”，便不得不生产一种纯粹文本意义上的革命主体。这种修辞学在这里实际上是在维护此种含混性，又力图保留理论本身的张力；既试图召回革命性的激进向度，又在实际上悬置了现实中未曾降临的革命。

讽刺的是，正如本雅明所说，革命情境“正如我们所知，总是拒绝来临”[9]。而正因意识到这一点，“激进”青年们转而祈求弥赛亚时刻的降临，而这一点又被推论为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箭头指向世俗动力的目标，而另一个箭头指向弥赛亚的强度方向，那么自由人性对幸福的追求当然与弥赛亚的方向背道而驰。”[10]等待和呼唤外部弥赛亚的来临，无非是一种无力化的千禧年主义意象，它的实质上依旧是等待父性角色的降临，等待被外部施予的拯救和解放。

对于末世情结者，必须指出的是，大变革的迫近感让这部分人以否定性的内核构建起现实的避难所。脱离观念之去势后，他们在表面上抛弃了传统意义上城市中产群体的滑落焦虑与生存恐惧，转而走向其反面，即期待灾异的降临以期改变在他们眼中行将腐朽的现实，而这实质上正是对西西弗斯式重复性日常所带来的结构性窒息的逃避。他们被困在自身的绝对匮乏中，在个体与集体的拮抗与拒斥中沉沦于无根性，而现实压抑之下对不稳定的渴望试图将自身的困境传送至历史叙事的尽头，由此造就某种通过激进模因传播的大型网络瘟疫。然而，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末世情结者所期待的激进化的临界点永远延宕在未来时，而糟糕且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依旧在延续。而这就是“00后”群体在实质保守的问题上必然面对的更深层次的困境：真正的末日并非仅仅是失去全部的未来可能性，而是无法逃避充斥危机与匮乏的当下。这似乎为当代的青年人们构画出一副全面保守化下的空洞图式。

关于“‘00后’总保守”的指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结论：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行动上的，保守化似乎已经是既成事实。借用孙立平的术语，可以说“00后”群体是断裂的一代：他们在“告别百年激进”的叙事下成长，对于过去本国历史上狂飙突进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已然相隔甚远，当下的观念与行动都陷入去势与无力的困境，关于未来系统的替代性方案看起来也不再能够被提出。我们“00后”这代人，与彼此相断裂，与过去相断裂，与当下相断裂，与未来相断裂。保守主义深入了人们的政治无意识当中，借此悄然取消了一切关于可能性的设想，甚至连产生可能性的必要和语境都被弃若敝履。“历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历史找到了其最优解，而是历史不再具有可能性的盈余和裂缝。

对于未来——已经被认为不再存在的那个未来，据称唯一的“出路”是，“超越当下表面的限制，去相信终有一天，看似真实和务实的情况之外的某种情况会成为现实。”[11]这不得不令人感到讽刺：难道我们只剩下“相信”了吗？我们还能提供比这更有力的东西吗？我们凭什么“相信”有一天，改天换地的变革就一定会降临？我们只能宣称我们“相信”，但我们给不出更多的理由了。这无疑太过虚妄。我们究竟靠什么相信，又在相信什么？

但是，资本主义系统始终存在内生性的异己力量即其反题。现象世界本就是实体中涌现出来的，主体作为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让这个实体现象化出来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实体在试图认识扬弃他自己，解决他自身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这是一个未曾中止的过程。所以，格式塔变革的来临与否，不代表实际问题的解决与否，只要异己性力量在持续产出，就不能轻易断言我们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希望。比起一厢情愿地“相信”一个尚未来临的激进的未来，在当下不断地推动自否定或许是更为合衬的行动与姿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困境，也是欧美地区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困境；而世界历史的进程绝非齐头并进的辉格式历史，目前的世界依旧是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全世界也并非资本主义只手遮天，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依旧高扬旗帜，而亚非拉广大地区也在尖锐激烈的矛盾群中孕育着变革性力量。或许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全人类都避无可避的致命难题，但在这之前，具体的微观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产出的空间。事实上，激进运动本身无法也不必许诺终局的成功，它只意味着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那些被遗忘者的历史的书写，始终不懈推动当下历史环节的诸否定性因素。

最后，笔者仍希望借西尔维拉之试问说明本文最后的寄语，即“风暴释放的巨大的能量正好为我们这个时代困感的人们指引道路，也可以为受资本主义祸害的人寻求一条路线。我们能否大胆地猜测：五月风暴将来某一天会被准确地描述为一个失败的开端，而远非一场‘失败的革命’？” [12]

我们又怎能确定，这不会恰恰是“失败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failure）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失败本身累积得足够多，早已不需要这样一个被加以宣告叹惋的开端。笔者作此番言论，并非贷款胜利和空诺希望，只不过在世界精神庞然的阴影面前，我们可供失去的已然不多。而这种庸常沉沦的氛围，又焉知不会是下一个时代蜂起前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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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2.

[2] [美]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M].吕宇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196.

[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

[4] 戴锦华.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81.

[5]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6] [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M].王立秋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16.

[7] [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M].王立秋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26.

[8]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7.

[9] Walter Benjamin(2006). Paralipomena to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pp.402-403).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4:1938-1940.

[10] Walter Benjamin(2006). Theological-political fragment(p305).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3:1935-1938.

[11] [英]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M].王立秋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30.

[12] 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M].汪民安主编.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