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一年之中，我们见识了一个撕裂的世界是如何更加极化的

一年之中，我们见识了一个撕裂的世界是如何更加极化的(当然，这个趋势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他们不是体现一种风格，而是代表一种政治

很多人都在说，在这次美国地方选举中，获胜的马姆达尼学习和掌握了特朗普的社会动员技巧，如他们都把自己定位政治的局外人，都善于利用社交媒体、都惯于使用粗俗夸张的言辞吸引注意力、都重情感忠诚而非政策细节等。当然还有加州州长纽森更是不遑多让，他从2025 年夏天开始，使用全大写字母发帖、大量感叹号和AI 生成图片，风格与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几乎完全一致。

有人说，这表明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渠道。

也许有这个因素，但我认为，这种政治风格与其说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创新，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的固有风格，即民粹主义政治的固有风格。你可以看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没有一个口才不好的，没有一个鼓动能力不强的，没有一个不语出惊人的，没有一个不能让人们热血沸腾的。这就是民粹主义的特色。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19 世纪民粹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了反对金本位制，在民主党大会演说中最后喊出的是：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结果是现场听众狂热到拆椅子当燃料;20 世纪的 “平民独裁者”休伊?朗，其竞选标语就是：每个男人都是国王。他的口头禅就是：你穷不是因为你懒，是因为有人抢了你（关键是确实如此，所以容易打动人）。

他们一般不需要逻辑，不需要论证，甚至不用讲理。因为他们是民粹主义，他们面对的是不需要道理而只需要情绪的大众。只要唤起忠诚与仇恨，他就是天降的救世主。

民粹主义是不满与愤怒的直接宣泄

在讨论极权主义的时候，我曾说过，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2017)。而民粹主义则是不满与愤怒的直接宣泄，简单明了，直接俘获人心。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其核心在于强调与夸大“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立，主张以民众的意志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虽然在政策主张上尖锐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将所谓建制派视为敌人。

特朗普在成功地将共和党MAGA化之后，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几乎土崩瓦解，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臣服于特朗普。而马姆达尼，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中的一个另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左右的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精英、反建制。

所谓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美国被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

用班农的话来说，这些建制派，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力量的合谋。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全球化利益的获得者。而民粹主义意欲唤起的，就是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者说是代价承担者。他们要么是红州的红脖子，或是蓝州的中产。

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

这次民粹主义浪潮汹涌，不仅仅是在美国，欧洲也在内，与这些年发生的三件大的事情或者说三个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件事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中论证说，这取决于以这个规律：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报酬增长的速度。芝加哥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年底，美国最富10%的人与最穷10%的人相比，收入差距扩大了19%。

第二件事情：产业转移与移民造成的失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制造业岗位大幅流失：在2000-2025 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从1,728 万减至1,276 万，净减少450 万(约26%)。其中，铁锈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其失业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底特律失业率一度达26%。即使一些人在服务业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但就业质量大为下降。

第三件事情：人工智能的冲击。有数据标明，截至 10 月底，美国科技企业裁员已经超过18.4 万人，为 2024 年全年1.2 倍。其中，英特尔年内累计裁员2.4-3.39 万人(占比22%)，成为 “裁员王”;微软年内累计裁员1.92-2 万人(约占9%);亚马逊全球裁员1.4 万人;IBM计划年底前裁员2,700人。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对上述趋势的反应。

而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即是这种反应中不同的政策主张。概括地说，右翼民粹主义主张减税、放松监管，复兴制造业，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可能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倡导高税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政策，但可能的政策后果却是弱化经济活力，甚至在实践中也不可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两者都有走向极端的趋势，一边是特朗普的MAGA运动，另一边是马姆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