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当代中国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不完整、不科学、有缺陷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曾经盛行于德法等西方国家，在我国也有很大的市场。只不过在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期，它得到较大程度的克服。然而四十多年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故态复萌，成为中国一些人，尤其是所谓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思维方式。

什么是形而上学呢?恩格斯在《反度林论》的“引论”的“概论”部分说的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0—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一

当代中国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叫“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还有一个词，叫“唱衰”。他们的意思是，经济的好坏，取决于经济的外部而不是其内部，外部环境搞好了，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了，经济就能上去。于是，他们从2008年开始，以世界银行给出的减少政府干预作为灵丹妙药，一遍又一遍推出所谓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好像这样经济就能搞好了。同时，他们简单地认为，今天经济之所以不景气，是少数人“唱衰”的结果，只要把这些人的嘴给堵住了，只要善待中国的资本家，经济就会好起来。如今，环境优化了，“唱衰”的声音给堵住了，连法院的判决都向资本家倾斜，该判的不判，该抓的不抓，经济又怎么样?估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辩证唯物主义则恰恰相反，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对事物的发展会产生作用，但是必须通过事物本身发挥作用，而不是外部因素的简单叠加。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应当从其内部，也就是从其资本主义固有的内部矛盾出发去找，而不能仅仅从外部找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00多年前就指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表现就是商品过剩、企业裁员、大量失业。

从常理上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接受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更有条件兼收并蓄，汲取其中有益于中国的东西，摈弃其中有害的东西，让中国避免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然而恰恰相反，中国从1998年全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仅没有避免掉进西方早就出现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泥坑，而且如今身处“泥坑”而不敢承认，继续采用当初掉进“泥坑”的招数以自慰，而不管是否会越陷越深。之所以如此，抛开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算计不谈，单从哲学角度看，无异于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在作怪。

二

凡是读过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东西是就经济谈经济的产物。在他那里，看不到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和影响，似乎经济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怪物。换句话说，就是他切断了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研究经济问题。斯密在中国的徒子徒孙则把斯密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推向另一个极端，似乎政府完全退出经济领域，才符合他们的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则不然，“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9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经济学某些问题的孤立的研究，而是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进行研究。

市场果真能优化资源配置吗?这是一个在中国被少数人捧为“圣经”，说不得、批不得、更质疑不得的东西，谁要是质疑，就会成为当今的“布鲁诺”，而这帮人恰恰是批判计划经济所谓“僵化”的急先锋。

几十年来，“市场”成为他们为政府设立的一个“对立物”，这个“对立物”只能跟政府争权，而不允许政府向这个“对立物”争权，只允许“国退民进”，不允许“国进民退”，否则就被他们扣上“倒退”“走回头路”的大帽子。然而，这个“对立物”又是什么呢?他们从来不告诉你，神秘到说不清楚是“人”还是“物”，神秘到它能够变魔术一样“优化资源配置”，至于它凭什么有这种“力量”和资格，只有天知道。

而且，市场，也就是他们称为“看不见之手”(既然看不见，他们又是如何看见的，不得而知)，在他们那里，是“万能”的，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是不分国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而一成不变的，这些人认为经济世界不是多姿多彩的，而是统一于这样一个怪物之下的;更不认为是充满矛盾的，而是只要套用他们所“赐予”的现成公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们这套东西，说白了就是一大堆主观的逻辑、模型、范式。而只要稍微动脑分析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毛病。他们吹的神乎其神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实际上起作用的并非“市场”，而是市场背后的人，是人通过市场这种形式操控资源配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这些“昆仑山上下来的人”把这些浅薄的东西生搬硬套地强加给千变万化、活生生生的中国实际，他们宁可像《削足适履》中的主人公那样，也要这样做。只要不符合他们那套“公式”的，都不对，只要不符合他们那套“范式”的，都得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私有制，中国也得搞私有制;西方国家搞市场化，中国也得搞市场化，一句话，要搞得比西方还私有化、市场化。至于这样搞是否会产生“湘江战役”的后果，他们是从来不考虑的。

三

当代中国有一种仪式，叫“宣誓”仪式，每逢重要活动，都要向党旗、国旗、军旗宣誓。有些人认为，有了这种所谓的仪式感，就能解决问题了。实际上，他们是静止地看待一个人，以为一个人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一直是什么样子，而看不到人是会变化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变化的会更快、更频繁，今天宣誓了，明天就可能把宣誓的东西忘到脑后;今天学了什么“修养”，明天就可能扔到爪哇国里去。

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有一帮政客相信，中国即使搞了资本主义，也不会得资本主义的“病”，不会变质为资本主义，更不认为中国会产生资产阶级，更遑论党内产生资产阶级。他们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就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也就不需要阶级斗争。有的甚至更天真地认为，即便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只要共产党还掌握领导权，军队还在自己手里，一切都不会变，而看不到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的变化，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以及这种灾难带来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负面认识和看法;看不到这个经济基础改变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被资本家不断侵蚀的恶劣后果;看不到一些资本家及其豢养的不良势力打着他们的旗号干着败坏他们名誉的勾当;更看不到这个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党的领导层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领导层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一个党的领导层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再相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被资本主义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发达于社会主义的事实所迷惑，或者被西方金融资本所拉拢和收买，背叛了自己原来所属的阶级，那么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静止地看问题，只看资本主义的“发达”，以为资本主义会永远发达，只看到社会主义的暂时落后，以为社会主义永远落后。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出现为标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包括一些政客圈子里，出现了批“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信徒。正是这些人，疯狂攻击抹黑前三十年，在他们那里，只有改开后的中国才发展，而前三十年是静止的、不发展的，为只有他们那套中国才能发展制造虚假舆论。他们只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中曾经出现的问题，而故意忽略当时对那些问题的纠正和解决;他们片面夸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偏概全地借以否定整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存在的问题，则选择失忆性回避，既不面对存在的问题，更不纠正存在的问题。

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实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形而上学”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和运用水平在不断降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私有化、市场化、垄断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提高，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操控或者左右一些政权，甚至更高一级的政权，而那些政客们又敢不明目张胆地丢掉“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牌子，只好“挂羊头卖狗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消灭私有制，而他们要依靠资本家，如果按照唯物辩证法就会暴露他们的虚伪，所以，只好把形而上学供出来当做一个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