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迷梦与“再革命”的必然——论修正主义国家回归社会主义的唯一路径

在今天的思想舆论场中，面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遭遇“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现实，一种新的、看似“辩证”、实则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理论”，正在悄然迷惑一部分对革命依然抱有幻想、但对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的同志。

这种理论的核心逻辑，正如一位同志困惑地描绘的那样：一个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已大规模引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但它却依然保留着一个强大的、由国家掌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国有企业”部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条“发展路径”：先暂时容忍、甚至利用这条修正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去“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等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高阶阶段”之后，再以某种方式“操作”一下，重新和平地回归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这个想法乍听之下似乎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它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效率”来发展经济，又可以在未来保留回归社会主义“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捷径”。

然而，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这种妄图在“发展生产力”的温床之上，“和平地”、“操作性地”重新“长出”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当代修正主义理论中最精致、也最危险的一个“迷梦”。

它在本质上是早已被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反复批判、并被历史反复证明为完全破产的“唯生产力论”的一个最新的、也最具欺骗性的“变种”。它以一种最巧妙的方式回避了那个决定一切社会形态变迁的最核心、也最根本的问题——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的问题。历史和理论都将以其最无情的逻辑向我们证明：一个已经由修正主义所统治的、事实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其回归社会主义的道路绝不可能是由技术官僚所主导的、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操作”；而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由被重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旨在推翻那个已经蜕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的、自下而上的“第二次革命”！

一、国有企业的“阶级定性”：是“公有制的残余”，还是“官僚垄断资本”的核心？

要戳穿这个“迷梦”，我们首先必须对那个被寄予了“回归希望”的、修正主义国家内部的“国有企业”，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毫不含糊的“阶级定性”。

1.1 “国家所有”的虚假面纱

“迷梦”的制造者们，其立论的第一个、也是最具迷惑性的前提，就是他们将修正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错误地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或至少是“公有制”的“重要残余”。他们认为，只要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掌握在“国家”的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底色”就还在；我们未来的“回归”就还有“抓手”。

这是一种典型的、只看“法律形式”而不看“阶级内容”的、极其肤浅的形而上学观点。

1.2 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国有”的阶级本质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论述过一个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常识：“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中立的“全民”机构，而是一个阶级压迫的工具。

因此，所谓的“国有企业”，其阶级性质也绝不是由“国有”这两个字所能决定的。它完完全全地是由那个掌握着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一个真正的、由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所牢牢掌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其“国有企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而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例如许多西欧国家），其同样存在的“国有企业”，则是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存在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1.3 修正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那么，在一个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国家里呢？在这种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蜕变为一个脱离了人民、享有各种特权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篡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因此，由这个已经被“新生资产阶级”所篡夺了的“国家”所掌握的“国有企业”，其阶级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也不是与社会资本进行着自由竞争的“一般资本主义”。它是一种更为特殊、也更为反动的形态，那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这些“国有企业”成为了这个与国家权力紧密勾结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最核心的“经济领地”和“世袭庄园”。他们利用对这些企业的垄断性支配权，来： 

第一，攫取超额的垄断利润； 

第二，为其子女和亲信提供最优越、最肥硕的职位； 

第三，与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勾结与交易，充当其“代理人”，并从中分得一杯残羹； 

第四，为维持其反动的、对内压迫的统治提供最坚实的财政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一个最清晰、也最冷酷的结论：修正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非但不是我们未来回归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桥梁”；恰恰相反，它，是那个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以对内进行剥削和统治、对外进行投降和依附的最主要的“经济堡垒”和“反动支柱”。

二、“生产力最大化”的“代价”：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还是“被牺牲”？

“迷梦”的制造者们，其立论的第二个前提是，他们将“生产力的最大化发展”，视为一种可以超越阶级、超越路线的、中性的、纯粹的“历史进步”。他们幻想，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足够高的水平，那么社会的“质变”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这是“唯生产力论”最核心的、也最具欺骗性的谎言。它故意回避了一个最关键、也最残酷的问题：所谓的“生产力发展”，其需要付出的“代价”，究竟是由谁来承担的？

2.1 一场新的、更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只要稍加考察那些走上了“革新开放”道路的、修正主义国家的“经济奇迹”，我们就能发现，其“生产力”的所谓“飞跃”，其所依赖的是一场何其相似、也何其残酷的、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这个过程必然要求：在农村，通过“去集体化”，将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只能也必须进入城市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力。 在城市，通过砸碎“铁饭碗”，取消一切由社会主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来将工人的“劳动力”彻底地“商品化”，并将其价格压低到极限。

正是通过这种对内剥夺农民、对外压榨工人的最经典的“原始积累”方式，一个国家才能为资本的“最大化”发展，提供最廉价、也最丰富的“劳动力”和“市场”的土壤。

2.2 “自我牺牲”与“被牺牲”的阶级区别

我们必须清晰地将这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所经历的那种艰苦奋斗，进行最严格的阶级区分。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也曾“勒紧裤腰带”。但是，那种“牺牲”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为了建设一个属于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强大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进行的一种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自觉的、光荣的“自我牺牲”。

而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所谓的“牺牲”，则完完全全是另一回事。它是在“私有制”（包括官僚垄断的“官有制”）重新复活的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一个新生的、内外勾结的资产阶级所无情地占有和剥夺的过程。这不是“自我牺牲”，这是赤裸裸的“被牺牲”！

2.3 日益尖锐化的“新阶级矛盾”

因此，这种以“生产力最大化”为名的“发展”，其所带来的绝不是什么为“回归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恰恰相反，它所创造和积累的，是一场比旧社会更为深刻、也更为尖锐的、新的“阶级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一个在数量上日益庞大、在生活上日益贫困、在政治上日益被边缘化的新“无产阶级”，与一个在财富上日益集中、在生活上日益腐朽、在政治上与国家权力高度合流的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和平过渡”的幻想：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政权吗？

那么，面对着这个日益尖锐化的“新阶级矛盾”，我们是否可以像“迷梦”的制造者们所幻想的那样，等到“生产力”发展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再由某个“英明”的领导人，或一批“有良知”的技术官僚，来“操作”一下，进行一次和平的、平稳的“社会制度回归”呢？

3.1 对“国家”的幼稚病幻想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其思想还停留在一种极其幼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幻想症之中。他们似乎认为，“国家”是一个可以被不同的“工程师”拿来进行“操作”和“编程”的中立的“机器”。

3.2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再认识

我们必须再一次地重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教导：国家从来就不是什么“中立的机器”，它是一个阶级用来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

那个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事实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其所拥有的全部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以及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其所服务的也必然是那个已经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个国家机器的唯一功能，就是镇压任何胆敢挑战这个新统治阶级利益的、来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

3.3 历史的常识：任何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我们只需要用一个最基本的、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常识”去反问那些“和平过渡”论者就够了：请问，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是曾经自愿地、和平地放弃过自己的政权和财产的？

古罗马的奴隶主，没有。 

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没有。 

近代的资产阶级，更没有。

他们宁可将整个社会都拖入到最血腥的战争和内乱之中，也绝不肯自动地放弃他们那可以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天堂”。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相信那个在社会主义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更“善良”、更“高尚”、更“具有自我革命精神”呢？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

四、“再革命”的必然性：解决“新阶级矛盾”的唯一历史手段

既然和平的、操作性的“回归”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路”，那么历史为我们所剩下的真正“出路”也就只有一条了。

4.1 新的矛盾呼唤着新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已经与经济基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一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地步时，革命就将不可避免地被提上历史的议事日程。

那个由修正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它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也同时在以一种更快的速度积累着上述一切的革命条件。

4.2 一场新的、更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回归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唯一路径，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新的、也更为深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场“再革命”，其要打倒的对象，不再是旧的、传统的“地主”和“私人资本家”；而是那个与国家权力高度合流的、更为强大、也更具欺骗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这场“再革命”，其要摧毁的，也不再是旧的、传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那个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旗号的、已经蜕变为新的阶级压迫工具的“修正主义国家机器”。

4.3 毛主席的伟大远见：继续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而这，恰恰就是毛主席晚年所反复思考和阐发的、那光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深刻的、也是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地方。

他早已以其无人能及的远见，科学地预见到了在修正主义上台之后，这样一场“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所发动的十年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场可能会带来巨大动荡和流血的“再革命”，而进行的一次自下而上的、旨在从党内解决问题的、伟大的、虽然失败了的“预演”。

五、“生产力”的真正角色：是“目的”，还是革命胜利后的“战利品”？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具迷惑性的“生产力”问题上来，并为它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正名”。

5.1 生产力是革命的“最终动因”，但不是“直接动因”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从最终的、历史的、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确实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最终动因”。

但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将这种“最终动因”错误地等同于了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和“目的”。

5.2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历史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在生产力的“自动”作用下和平地发生的。它永远都必须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这种“直接的动力”，来最终实现。

而阶级斗争的目的也从来都不是抽象地为了“发展生产力”。其最直接、最核心的目的，永远都是，“夺取政权”！

5.3 “生产力”作为革命胜利后的“战利品”

因此，在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里，那个由劳动人民的血汗所积累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高铁、5G和现代化的工厂），它对于未来的革命，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它绝不是一张可以让我们和平地、自动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免费船票”。

恰恰相反，它是未来的无产阶级，在通过一场艰苦的、甚至可能是血腥的“再革命”，重新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所能够接收和继承的一笔无比丰厚的、也是最重要的“战利品”！

只有在重新建立了真正的、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这套被解放了的强大“生产力”，才能够真正地摆脱资本的逻辑，并第一次在一个更高、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开始为全体人民的福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服务。

结论

综上所述，那种妄图在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依靠其“发展生产力”，来最终和平地“操作”回归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最危险的“唯生产力论”的迷梦。

它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无视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幻想一个已经代表了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会自愿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它以一种最冷酷的方式无视了“发展”的阶级代价，将亿万劳动人民在新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所遭受的残酷剥削，美化为一种中性的、必要的“历史进步”。

它更以一种最懦弱的方式无视了“革命”的历史必然，用“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幻想，来取代和取消无产阶级所必须进行的、艰苦的、但却光荣的阶级斗争。

因此，我们必须给出那个最“靠谱”的、也是唯一的科学回答：从修正主义回归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在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去重新唤醒和组织那个由修正主义路线一手重新制造出来的、更庞大也更年轻的无产阶级，并领导他们去进行一场旨在推翻那个早已背叛了他们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伟大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