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击败了两场生物武器袭击？——一位学者和一位新闻工作者对新冠疫情的判断和推测

近日看到两篇文章，一个是中国农学家顾秀林教授写的《警惕对疫苗的过度迷信》，一个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熊蕾写的《从基因争夺到新冠疫情：一个新闻人的记录和思考》。两篇文章都谈到新冠疫情，并不约而同判断或推测到新冠疫情的性质和来源：一场生物武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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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摘录自“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号12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顾秀林：警惕对疫苗的过度迷信》。)

2020年的新冠疫情被异口同声称为“突发新型疫情”，因此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那个冠状病毒，这是主流看法。

第二种看法，新冠疫情可能像欧洲人对2009年猪流感的判断那样——是被利益集团蓄意发动的;相关医药利益集团难辞其咎。

第三种看法，疫情可能是一种生物战争打击行为：事实证据很多，手段目标动机都具备。

如何判断新冠的性质，不是让老百姓做决定的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如果是生物战争，那么发动者就是全世界人民当之无愧的敌人。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停摆”。

它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

中国第一个受害，第一个封城（武汉1-23）。现在轮到英国封城伦敦（12-20）。

封城是现代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

武汉封城仅三周，形势就开始逆转。疫情得到初步遏制，轻症病人好了，危重症病人也被治愈了。曙光初现。封城历时两个半月，4月8日武汉开城。

我对新冠疫情事件持上面的第三种判断。

我在2月13日发了一条微博：武汉，史诗级胜利出现在你面前。

转基因生物武器来了。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战略性攻击。

2003非典是第一次，2020第二次。

只要中医一上阵，诡异之局就能破！

中医两次对抗非自然病源物导致的瘟疫级呼吸道烈性传染病，向人类揭示的深刻道理，不只是重复证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不仅是中国需要建设现代公共卫生体系。

让我们跃升一个维度——在完全被动挨打中，中国两次成功对抗了生物恐怖主义。

破解米国21世纪全球生物技术战略，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中国担得起。

用生物技术战剂做武器，打击其他文明，是美帝国主义的新战略。

美帝此计在武汉折戟。只因为它撞上中医的枪口......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像还在，中南海影壁上“为人民服务”还在。

瘟疫的代价再大，封城血泪再多，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新冠疫情肆虐整整一年了，截止12-20，全球确诊新冠病人7665万例，达到全球人口1%。死亡169万，平均死亡率2.2%(高低差别幅度：7%~1%)。

新冠患者死亡统计人数在同期自然死亡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低于4%。

新冠疫情一时还不会结束。早在今年春天曾有重要机构发布预测，疫情会持续到2025年。

是突发新型疾病?还是国际医药利益集团做局?或者是生物战争攻击?——三种视角下的世界更加五彩纷呈。

突变的病毒到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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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摘录自“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号12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熊蕾丨从基因争夺到新冠疫情：一个新闻人的记录和思考)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国人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了生物安全方面。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表达，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个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实验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质是否会泄露，所产生的结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严重的副作用。另一个是biosecurity，那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意思了。

我认识的生物学家，都否认非典病毒是人为制造，否认它是实验室产生的。但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见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它完全达到了生物战的效果。

非典的诡异，就在于非典病毒的针对性太强了，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亚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他以美国那些科研机构那些年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说，这就不是仅仅针对华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怀疑。

首先，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联系在一起，说它是类SARS病毒。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样，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想想哈佛拿走了我们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样本吧。反过来，中国拿过哪个国家的基因样本？所以美国说新冠病毒是我们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的，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新冠病毒，主流的观点当然否认它是人为的。但是那位生物学家又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

经历过那场基因争夺，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有怀疑。至于它为什么从类似只针对华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说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病毒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演。

而中国有了非典的教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功抗击了疫情。而那些玩儿火的人，本来想着隔岸观火，根本没有防备。结果引火烧身，杯具了。对于受疫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确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宁，我们也不得安宁。但是有一句话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基因项目和新冠病毒的联系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还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药物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达菲，Tamiflu。当时有专家说，世界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但是比较有效的是达菲。

2006年，又闹起了禽流感H7N9，虽然还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世卫组织推荐了一款针对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药物，又是达菲。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在北外讲课，上网搜集材料的时候发现，早在2005年10月，加拿大一个网站就发表了美国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调查：《谁拥有达菲的权利：拉姆斯菲尔德将从禽流感闹剧中获利》。

据Mercola博士揭露，达菲的生产厂家是瑞士的罗氏集团，但是开发这个药的是美国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达菲知识产权也就是达菲专利的拥有者。

Gilead公司创办于1987年，它的创始董事当中，有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闹禽流感时候，也就是世卫组织说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前，从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帮助建立这家公司和确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达菲的独家销售权卖给了罗氏集团，但是作为达菲的开发者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仍然会从达菲的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东。仅2005年第一季度，达菲的销售额就达3亿3千万美元。达菲给他带来的财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国防部长拥有一种传染病的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再没有常识的人，也应当有点感觉了。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就冒出来又一款特效药，瑞德西韦。瑞德西韦是谁家的？还是Gilead公司。左一个右一个谁都没听说过没经历过的新病毒新疫情，他们家老有特效药。他们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呢？这里要是没有猫腻，那真是活见鬼了。

这样一个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体一直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只注意美西方媒体注意的东西，却忽略人家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大对头。

此外，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不是没有前科的。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向北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过细菌弹，他们还不承认。我1984年在美国进修时，曾在课堂上问一位很liberal的历史教授，朝鲜战争时，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动细菌战?他竟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我告诉他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曾派人到现场调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在中国境内投放细菌弹是千真万确的。他听了仍然半信半疑。

说到这里，基因争夺和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201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安全法》。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专门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层面回顾哈佛基因项目，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