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小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主义”

一、前言

（一）什么是“自以为是主义”？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话语爆炸而共识稀薄的时代。从互联网上层出不穷、势同水火的论战，到学术圈内各种晦涩难懂却又彼此轻蔑的理论之争；从工作场所中脱离实际、流于形式的汇报与规划，到社会讨论中那种将复杂现实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批判——一种深刻而普遍的精神症候弥漫在社会的空气之中。这种症候，其核心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幻觉，更具体的来说，它是一种将自身极其有限的经验、狭隘的视野和从故纸堆里捡来的知识碎片奉为普世真理而体现出的一种强烈自信——本文称之为“自以为是主义”——其绝非单纯的个人性格缺陷，而是特定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它尤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

小资产阶级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标签，而是由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特定位置所界定的一种矛盾、摇摆的社会存在。他们包括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大量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以及庞大的所谓“新中产”阶层等，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数量可观的中间群体。他们既渴望攀升至资产阶级的稳固地位，又无时无刻不恐惧坠入无产阶级的深渊。这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悬浮状态，这种对自身命运无法真正掌控的深刻焦虑，孕育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自以为是主义”，正是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精神领域最典型、最顽固的病症。

（二）为什么要批判“自以为是主义”？

为何要批判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甚至颇具理想色彩的幼稚病？因为它的危害是真实且巨大的。其表象之下潜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漠视与对群众实践智慧的轻慢。这种幼稚病往往披着“进步”“纯粹”“激进”的外衣，以道德优越感代替现实分析，以情绪化的口号取代冷静的判断，以“应该如此”的想象否定“只能如此”的约束。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它曾以“最革命”的辞藻掩盖其机会主义的本质，将革命引向盲动和冒险的绝境；在建设的漫长征程中，它又曾以“纯粹”和“正确”自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成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温床，消耗着社会的活力与信任。今天，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面对“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复杂挑战，呼唤真正团结、实干与创造之时，这种沉溺于自我欣赏、空谈内耗的“自以为是主义”，无疑是我们必须用理论的手术刀加以解剖并在实践的熔炉中加以锻烧的思想毒瘤。

 二、“自以为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要理解这一思想病症，必须首先诊断孕育它的母体。小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主义”的最深刻的秘密，埋藏于这个阶级独特而矛盾的经济存在方式之中。他们不是一片均匀同质的沙砾、不像纯粹的资产阶级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表现的那样的同质化。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涵盖了从濒临破产的手工作坊主到风光无限的科技创业者，从清贫的乡村教师到显赫的知名律师等庞大复杂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生产资料的小私有者，同时大多自身也参与劳动。正是这种既是“小老板”又是“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就奠定了其全部的阶级矛盾性与立场摇摆性的根基。

（一）经济地位的弱势

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本质特征是它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与拥有雄厚资本、能够通过垄断和全球化配置资源来抵御风险的大资产阶级不同，也与除了自身劳动力便一无所有、因而能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无产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悬浮于两者之间。他们手中掌握着些许生产资料——一家临街的店铺、一套专业的设计软件、一笔不大的启动资金、或是主要依附于其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这点微薄的财产，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全部凭借，也是将他们牢牢禁锢在个体奋斗牢笼中的枷锁。他们时刻感受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向上，他们艳羡大资本的财富与权势，怀抱着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的“美国梦”或“精英梦”。这种上升的渴望，使他们本能地认同资本主义竞争逻辑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惧怕任何可能破坏现有秩序与危及其少许私有财产的激进社会变革。然而，冰冷的现实又总在敲打他们的梦幻。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一项新技术的颠覆、一个大平台的垄断行为，都可能轻易地将他们抛入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的深渊。这种深刻的、日常性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充满焦虑、抱怨和一种“受害者”心态。这种脆弱的经济地位，直接催生了“自以为是主义”在精神上的补偿机制。

由于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便转向观念领域，试图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完全由自我主导的王国。他们将自己在狭窄的职业范围内获得的有限经验，把自己通过阅读和思考形成的未必系统的知识体系，无限放大为绝对的真理。这种精神上的“过度补偿”，正如体格弱小者可能更倾向于在言语上表现得格外强悍一样，是一种用以掩饰其阶级无力感的虚妄自负。一个无法决定市场价格的小店主，可能会在家庭讨论中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一个在职场中倍感压力的白领，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化身为洞察一切的“键盘政治家”。在这种虚幻的掌控感中，他们暂时逃离了现实的无情挤压。

（二）生产实践的分散

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实践滋生了其固有的个人主义与分散性。我们可以这么形象的来比喻，比方说小农经济，它的组织外貌就是这样的简单：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这种以家庭或小团体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其现代形态（如个人工作室、小微创业团队）中，其核心逻辑依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他们的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社会协作的程度较低。

这种生存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从“个人”的视角，而非“阶级”或“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往往将市场竞争中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个人努力”、“聪明才智”或“独特眼光”，而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或“社会不公”。这种视角必然导致对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生低估甚至蔑视。在他们看来，历史仿佛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英雄或愚人创造的，而非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因此，他们的“自以为是”，常常表现为对自身个人能力的盲目自信，以及一种试图以一己之力或少数“先觉者”的理念来“启蒙大众”、“改造社会”的救世主情结。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被大工业生产组织起来的、高度协作的、因而具有强大集体行动能力的阶级革命性。

（三）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反映

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地位与分散状态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动摇性与思想上的幻想性。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小资产者……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 因为他们的利益本身是分裂的：作为小私有者，他们倾向保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会剥夺他们那点可怜的财产；作为劳动者和受挤压者，他们又向往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对大资本的剥削充满怨恨。这种阶级利益的直接分裂，使得他们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独立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历史上，在革命高潮时，他们可能被群众的热情所感染，表现出极端的革命狂热，但这种狂热往往基于一种浪漫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非对革命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的清醒认识。一旦革命遭遇挫折，或需要他们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严格的纪律时，他们又是最容易灰心、抱怨、甚至转向反动的。相应地，在“自以为是主义”的思想层面，这种动摇性表现为好走极端、常陷于空想。他们要么设计出各种看似完美无缺、实则一触即溃的“乌托邦”社会方案，表现出“左”倾空谈的色彩；要么在现实面前迅速幻灭，转而鼓吹庸俗的实用主义、投降主义，堕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他们的“是”，因其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检验，总是漂浮不定，随时可能转化为“非”。

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生产方式的个体分散性以及政治上的天然动摇性，共同构成了“自以为是主义”这颗毒瘤得以生长的原始细胞。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这个阶级为了应对其矛盾重重的社会存在，而在精神领域不得不穿上的、一副看似坚硬实则易碎的思想铠甲。

二、“自以为是主义”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表现

（一）在物质经济中的表现

小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主义”受到其每日沉浸于所处的简单商品生产关系的内在异化的影响。比如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生产者（如独立的手工业者、家庭制下的农民，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主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将自己劳动的产品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却无时不刻都在生产着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理念。在商品交换中，彼此承认对方是自身商品的所有者，交换行为遵循等价原则。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实际地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理解社会关系的经验观念。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等价交换的平等表象，掩盖了生产领域可能存在的剥削与不平等。然而，对于小生产者而言，市场交换的瞬间就是其社会关系的全部呈现。他们亲眼所见的是：我的产品与你的货币或产品按照公认的价值量平等交换。

由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平等、自由、等价、所有权，是天然的、永恒的、普适的社会法则。他们将这种从市场经验中抽象出的规则，上升为衡量一切社会关系的终极尺度。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小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常常表现为一种对“绝对公平”的教条式坚持，热衷于各种抽象的原则、口号和“主义”，却对活生生的、具体的阶级实践缺乏耐心和深入了解。他们无法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买卖虽然在形式上是“等价”的，但其背后是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实质上的不平等。他们更无法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追求的，绝非仅仅是交换环节的“公平”，而是要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从而超越“公平”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范畴。因此，他们常常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工人罢工“影响经济效率”，或指责革命斗争“破坏了契约精神”。他们的“是”，是建立在商品交换法则之上的、一种抽离了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关系的、空洞的“是”。

小商品生产者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因此，他们对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怀有深厚的、甚至是神圣化的感情，将私有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独立和尊严的绝对保障。这种情感，使得他们对任何可能触动私有制（哪怕是资本所有制）的社会变革思潮，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抗拒。他们的“自以为是”，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财产权至上主义。不能区分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和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不能理解后者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往往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错误地理解为是要“剥夺一切个人财产”，从而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们自以为是在捍卫“普世价值”，实际上捍卫的只是那个使他们既恐惧又迷恋的、注定要消亡的小私有制的梦幻。简单商品生产的日常实践，为小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主义”提供了看似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合乎理性”的逻辑形式。他们对平等、公平、抽象原则和私有权的执着，都可以从其经济活动的细胞——商品交换中找到根源。然而，这种建立在流通领域表象之上的“理性”，一旦触及生产领域的深层矛盾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则，便立刻显露出其幼稚与虚妄的本质。

（二）在精神思想中的表现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即旧式分工，造就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层——知识分子（广义上，包括所有以脑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自以为是主义”最典型、最集中的载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在阶级社会中，它却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形式：脑力劳动者往往在地位上高于体力劳动者，并垄断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种社会分工赋予知识分子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他们习惯于认为，历史的进程、社会的方向，应由他们这些“有教养的”、“善于思考”的头脑来指引，而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则是“愚昧的”、“需要被启蒙”的对象。这种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地位差异，内化为其世界观中的“劳心者治人”的傲慢。他们的“自以为是”，直接表现为轻视实践、轻视劳动群众，认为真理源于书斋里的苦思冥想或沙龙中的智慧碰撞，而不是源于千百万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实践。

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倾向：“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一种“知识虚荣”。他们满足于掌握一些新奇的概念、复杂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傲视同侪、评判一切的资本。他们的批判往往是“用另一种解释来反对现有的解释”，换言之，是在观念领域内兜圈子，而非指向现实的变革。当他们的“高明”见解不被采纳时，便容易产生怀才不遇的怨愤，进一步强化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芳自赏心态。

旧式分工的另一个后果是使人局限于狭隘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因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获得社会身份和生存资料。这种状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极易导致视野的局限化和思维的碎片化。一个精于本专业的工程师、律师或学者，可能会将自己专业领域的逻辑普遍化，误以为社会整体也可以像一台机器、一桩案件或一个理论模型那样被精确地设计、操控和修正。这种“职业病”是“自以为是主义”的温床。他们倾向于将复杂的、有机的社会机体，简化为其专业范畴内可理解、可操作的几个变量，并提出各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可能只看到效率而忽视公平，法学家可能只迷信条文而无视情理，技术专家则可能陷入“技术解决一切”的迷思。他们的“是”，是片面、孤立的“是”，却自以为掌握了全局的真理。他们不能理解，社会革命和建设是一项无比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超越任何单一专业局限的、综合的、实践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只能来源于与人民群众结合的实际斗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并非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不同阶级的“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摇摆，除了其一般经济地位使然，也与其工作性质密切相关。他们的劳动具有更强的个体性和观念性，其“产品”（思想、方案、设计）的价值难以像实物产品那样被直接衡量，这加深了其对个人才智的迷信。同时，他们相较于产业工人，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有距离，这更容易使其脱离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思想的天空中飘浮。 

（三）理论与实际的割裂

我们不可避免的还要谈一谈：“自以为是主义”最显著、危害最烈的特征，即其根深蒂固的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之过度。这是小资产阶级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认识论上的集中体现：由于他们从事的主要是观念生产或流通领域的活动，而这一活动与改造世界的直接性、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体力劳动和生产斗争）有着天然的隔膜，由此而塑造了一类典型的“口头革命家”或“沙龙社会主义者”的肖像。

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的全部活动，往往局限于观念领域的内循环。他们热衷于啃噬书本、建构体系、发明术语、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这恰恰是旧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石破天惊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自以为是”者恰恰将“解释世界”视为最高乃至唯一的思想任务。他们满足于掌握一套看似自洽的逻辑，并用这套逻辑去“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当他们的解释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怀疑现实，也不愿质疑自己那套从书本中得来的教条。他们的全部“实践”，就是不断地言说、写作、批判，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满足感。毛泽东曾辛辣地讽刺这种人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们的“头重”、“嘴尖”，正是指其观念上的庞杂与言辞上的锐利；而“根底浅”、“腹中空”，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脱离实践、缺乏真知灼见的致命弱点。

由于自身脱离物质生产实践，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对真正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实践经验，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甚至蔑视。他们将群众在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积累的朴素智慧，视为“落后的”、“经验的”、“不系统的”东西。与之相对，他们将自己从故纸堆里捡来的、未经实践检验的知识碎片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导致他们与群众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他们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然而，对于实际情况，对于群众真正的需求和困难，他们却一无所知，也缺乏兴趣去了解。他们的方案往往听起来美妙，却因脱离实际而寸步难行。正如列宁所批判的：“实践胜过世界上任何理论性的争论”。

其悲剧在于，他们陷入了理论性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却忘记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脱离实践的必然结果，便是言辞的激进与行动的矮小形成尖锐反差。他们在口头上可以比任何人都“革命”，他们能抛出最激烈的口号，做出最彻底的承诺，对一切不满足其“纯粹”标准的事物进行最无情的抨击。然而，一旦需要付诸行动，需要深入艰苦、琐碎、需要长期坚持的实际工作，需要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和责任时，他们便往往退缩、逃避。他们更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享受着聚光灯下慷慨陈词的自我感动，却不愿走下舞台，去参与那满是泥泞的台下工作。他们的“革命性”，是一种姿态，一种表演，一种用于自我标榜和区隔于“庸众”的身份符号，而非一种准备身体力行的坚定信念。这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做派，不仅于实际事业无补，更严重损害了革命理论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印象。

四、“自以为是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

在哲学世界观上，“自以为是主义”必然表现为一种经典的唯心主义，这也是其一切谬误的总根源。尽管他们口头上也可能承认“物质决定意识”，但在分析具体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不由自主地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即认为观念、精神、意志、道德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在观察社会变革时，思维的起点和归宿往往是“观念”。他们认为社会的弊病源于“错误的”观念（如专制思想、迷信、偏见），而社会的进步则在于用“正确的”观念（如自由、民主、科学）去取代它们。因此，历史在他们看来，就是一部各种观念斗争和更替的历史，是“理性”战胜“愚昧”的过程。

（一）“自以为是主义”的英雄主义世界观

“自以为是主义”的哲学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它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去解释观念的产生和变革，而是幻想用观念的变革来解决物质的矛盾。他们不能理解，即使是最“错误”的观念，也有其产生的深刻物质根源；而一种“正确”的观念，只有当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能掌握群众，转为物质力量时，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前进。否则，再好的理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他们的“自以为是”，正体现在无限夸大其自身所掌握的“正确”观念的力量，仿佛只要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批判，世界就会按照其理想的蓝图发生改变。

唯心史观在主体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英雄史观。既然观念是历史的主宰，那么发现和掌握这些观念的“天才”、“英雄”、“先知”自然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广大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则被视为“惰性的物质”、“需要被引导的群氓”。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很容易将自己代入“英雄”或“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以“先觉者”自居，认为自己肩负着唤醒和拯救“后觉者”的使命。这种“救世主”心态，使其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这与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任何个人，只有当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融入了群众的事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自以为是”者的英雄史观，使其必然脱离群众，最终成为孤家寡人，其一切抱负也只能流于空想。唯心史观在价值评判上的表现，就是道德主义。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不是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置于具体的、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而是手持一把抽象的“道德”尺子（常常是他们从本阶级立场出发定义的“公平”、“正义”、“人道”等）去丈量一切，进行简单化的褒贬。对于历史上那些在客观上是进步的、但形式可能显得残酷、甚至夹杂着不道德手段的社会变革（例如，某些必要的暴力革命），他们往往会基于其肤浅的道德感进行道貌岸然的谴责。相反，对于那种在道德词句上无比动听、但在实践中却阻碍社会进步的空想方案，他们则可能报以热烈的欢呼。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解读，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他们的“是”与“非”，是一种非历史的、超阶级的道德评判，这种评判除了满足其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外，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毫无助益，反而会模糊斗争的视线。 

总而言之，唯心史观是“自以为是主义”的思想基石。它使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沉溺于观念创造世界的幻象中，颠倒地看待个人与群众、观念与实践、道德与历史的关系。不彻底摧毁这块唯心主义的基石，就无法真正树立起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二）“自以为是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自以为是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则必然表现为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习惯于用孤立、静止、片面、绝对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无法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内在矛盾。这种思维方式是其无法准确把握复杂现实、屡屡陷入主观盲动的认识论根源。

形而上学方法的首要特征，是割裂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由于其生活与实践范围的狭隘性，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不能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错综复杂的联系之网中，而是将其抽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就事论事的考察。例如，在分析一个企业的困境时，他们可能只看到管理层的“无能”或工人的“怠工”，却看不到全球产业链变动、国内市场环境、政策调整等宏观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讨论社会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某个单一的、道德化的因素（如“官员腐败”、“人心不古”），而无法透视其背后深刻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性矛盾。他们的对策因此往往是零碎的、片面的，如同一个庸医，只针对表面症状下药，却无视病体的整体机能和病根所在。这种“孤立地看问题”的方法，使他们提出的方案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

形而上学方法的另一个特征，是认为事物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的头脑中，往往充斥着一系列抽象的、凝固的“永恒真理”和“终极模式”。他们用这些僵死的教条去裁剪活生生的、始终处于流动和发展中的现实。他们不能理解真理是一个过程，认识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当革命阶段发生转变，当党的策略根据变动着的客观形势做出必要调整时，他们不是去研究新条件、新问题，来找出新答案，而是在各种旧条文里寻章摘句、带着答案找问题，惊呼“倒退啦！”或“极端啦！”，表现出十足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对于新生事物，他们要么嗤之以鼻，要么用旧尺子百般挑剔。这种静止的视角，使他们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形而上学方法最普遍、最有害的表现，是其片面性和绝对化，它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否认矛盾各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自以为是”者看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是就是绝对是，非就是绝对非；朋友就是永恒的朋友，敌人就是永恒的敌人。他们不懂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的辩证原则。在历史上，这种思维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好走极端，常陷于要么是“左”倾冒险主义、要么是右倾投降主义的摇摆之中。当革命顺利时，他们头脑发热，盲目冒进，把朋友也当成敌人来打击，犯“关门主义”错误；当革命遇挫时，他们又惊慌失措，悲观失望，看不到困难中蕴含的转机，甚至滑向投降变节。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将其夸大至极点，而完全忽视另一个方面。例如，强调纪律就否定民主，强调集中就否定自由，强调斗争就否定统一。这种“单打一”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完全无法应对现实的复杂性，其结果必然是到处碰壁。

与上述特征相关，形而上学的方法必然崇尚抽象的原则，而拒绝具体的分析。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热衷于背诵一些抽象的公式，如“自由”、“民主”、“公平”，并把这些公式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各国的具体国情、历史阶段和阶级力量对比，企图千篇一律地套用。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自以为是”者恰恰相反，他们企图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所有的锁。当这把钥匙打不开时，他们不是去检查锁的结构，而是抱怨锁为什么如此“落后”和“顽固”。这种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是主观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必然产物。

总的来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认识上的“残疾”，使“自以为是”者无法全面、发展、辩证地把握客观世界。他们活在一个被其主观简化、僵化和割裂了的世界里，却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全部。打破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牢笼，树立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克服“自以为是主义”的又一艰巨任务

（三）个人主义是“自以为是主义”的灵魂

最后要着重强调，“自以为是主义”必然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名誉、个人的“自由”置于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和革命纪律之上。这是由其小私有者的经济根基所直接决定的，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价值领域的最终落脚点。

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活动，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本位的。这种生存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从“自我”这个中心点出发，去观察和衡量整个世界。他们的价值坐标体系，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个人欲望的满足、个人成就的实现为原点的。集体、社会、阶级，在这些“自以为是”者看来，往往只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或背景，而非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历史上，在革命队伍或集体生活中，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特殊感，并具备一种“例外心理”。他们要求集体照顾其个人兴趣，迁就其个人习惯，满足其个人要求，却不愿使个人利益丝毫服从于集体利益。当集体决定与个人意愿相符时，他们尚可表现积极；一旦发生矛盾，不满、抱怨、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便会接踵而至。他们的入党、入团或参加进步组织，往往夹杂着浓厚的个人动机，或是为了寻求出路，或是为了镀金炫耀，而非基于对共同理想的真诚信仰。这使得他们成为集体组织中最不稳定、最易动摇的分子。而这种个人主义在组织问题上，必然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渴望一种绝对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他们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集中”和“纪律”，视为对其个性的束缚和压制。他们崇尚所谓的“绝对民主”，要求无限制的“批评自由”，却不愿承担批评后应有的责任，更拒绝执行经民主集中后形成的，可能与其个人意见不符的集体决议。这种倾向破坏党的团结，瓦解组织的战斗力，使党沦为清谈馆和俱乐部。列宁曾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它使无产阶级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无法形成“铁一般的组织”和“铁一般的纪律”，从而沦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今天，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未随生产资料改造而消失。如上所述，它以碎片化、日常化的方式继续渗入各类组织，生活资料主要靠自己单兵经营，生产与生活边界模糊。这种生存状态天然把“我”置于价值计算的圆心，把集体视为可选项，把纪律视为可议价对象，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缺乏心理认同。在工作上，常常把个人与组织的矛盾公共化，把内部纪律问题包装成外部道德问题，从而规避自身责任。在学习上，他们更偏爱刷短视频、听拆书、收藏金句，不愿系统阅读原著，也不愿联系实际写剖析材料。上述实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对集体主义的持续消解。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渴望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领袖”或“导师”，而不能忍受充当一名默默无闻的“螺丝钉”。他们追求“轰轰烈烈”，看不起平凡、琐碎的具体工作。他们的工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掌声、赢得声望、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因此，他们喜欢大搞特搞形式主义，追求表面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不注重深入踏实、持之以恒的基础性工作。一旦取得些许成绩，便沾沾自喜，居功自傲；一旦遇到挫折，或功劳被他人所得，则又容易灰心丧气，怨天尤人。这种虚荣心使他们无法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成为其思想上和事业上进步的沉重包袱。

五、对“自以为是主义”的总结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种改变，既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是对主观世界的超越。正是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而个体也才能最终摆脱"自以为是"的幼稚病，获得精神上的成熟与自由。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理不是一种用来炫技的智力游戏，而是指导行动并接受行动检验的武器。唯有在实践中，才能打破“自以为是”的迷梦，获得真正的、鲜活的知识，完成对主观世界的根本改造，成为无愧于时代的“革命者”。

（一）批判“自以为是主义”的根本指向

对“自以为是主义”的批判，最终指向一个根本命题：人的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辩证统一。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因为追求道德的纯洁，而是因为这种思想阻碍着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改造。历史已经证明，每当革命事业遭遇挫折，往往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密切相关。从第二国际的破产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从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偏差到建设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背后都有"自以为是主义"的影子。这种思想病症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最终导致实践的失败。

在新时代的伟大进程中，克服这种幼稚病具有特殊紧迫性。我们面临的挑战越复杂，就越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都是我们必须坚决克服的思想障碍。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言辞的激烈，而在于行动的坚韧。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自封的，而是在艰苦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他必须既要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又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既要掌握最先进的理论武器，又要扎根最朴实的实践土壤。 

（二）根治“自以为是主义”的方式

"自以为是主义"的根治，绝非书斋里的道德自省或理论清谈所能实现。它要求一场深刻的存在方式转变，即从孤立的个体状态投身于集体的阶级实践。这一转变的根本途径，就是主动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结合是双向的改造过程。

一方面，必须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要真正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体验物质生产的艰辛与创造，理解现实矛盾的复杂性。只有在与群众共同劳动、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打破由旧式分工造成的脑体对立，洗刷轻视劳动、轻视实践的精神贵族习气。另一方面，这种结合要求将个体智慧融入集体实践。知识分子需要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一辩证关系揭示了真正的领导力来源于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群众智慧的真诚尊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是”者从沉溺于自我欣赏的观念世界，转向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群众实践，将自己的知识技能用于服务人民，并从人民群众的实践这本“无字之书”中汲取营养时，那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华而不实的词句、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梦，才能得到最无情的检验和最彻底的粉碎。这一结合过程固然痛苦，却是治愈"自以为是主义"痼疾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