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民主主义”是歧途，“社会主义”才是归路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补课论”的马列毛主义批判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上，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究竟身处何种历史阶段？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谁是真正的朋友，谁又是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这些判断，不仅是制定一切策略的前提，更是决定革命生死成败的先决条件。

然而，近来在那些渴盼社会深刻变革的左翼内部，却悄然滋生出一种令人深感不安、且极易混淆视听的论调。这股思潮，似乎高举着“重回胡志明主席论述”的旗帜，实际上却对马列毛主义经典进行了系统的误读，更以片面、孤立的视角剪裁了历史的完整进程。它最终抛出一个极具迷惑性、又极其有害的结论：当今越南社会的核心矛盾，居然仍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因此，革命不应是社会主义的再革命，而仅仅是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

这种“补课论”，乍听之下，似乎“理论严谨”，仿佛“引经据典”，但它在最基础的立足点上——即对当今越南社会性质的根本判断上——犯下了颠覆性、致命性的错误。它僵硬、机械地套用了历史词汇，却彻底无视了历史那完整而痛苦的辩证法：从1954年（北方）/1975年（南方）革命的胜利，到随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再到1986年“革新开放”后遭遇资本主义全面、残酷复辟——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充满血泪与背叛的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新民主主义补课论”，是当前越南革命运动中一股极度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它用一种浪漫的“民主”幻想，模糊了铁一般的“专政”现实；它用虚幻的“反专制”口号，巧妙地替换了最核心的“反资本”斗争；它甚至妄图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策略，从根子上瓦解了“无产阶级独立性”这一原则性的要求。我们若不对这种思潮进行彻底、毫不留情的理论清算，革命的航船就必然会迷失在机会主义的重重迷雾中，最终无可避免地搁浅在修正主义的泥泞沙滩上。

我们将站在马列毛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这种错谬观点展开深刻、系统的批判。

一、核心的误判：当前社会本质是“封建专制”，还是“资本专政”？

“新民主主义补课论”的全部理论建筑，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诊断之上，这是其立论的致命伤。他们武断地认为，尽管地主阶级已然消亡，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的领导”的体制，取代了过去的皇帝和地主，形成了一种新的“专制体制”。因此，他们将当今社会的压迫，简单地、肤浅地归结为“封建性”（或“半封建”）的专制，而非“资本”的专政。

这是何等肤浅，又何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角度！这恰恰是典型的“只见表象，不见本质”，是企图用上层建筑的“政治形式”来掩盖决定一切的“经济基础”的唯心史观。

马列毛主义对任何社会性质的分析，其首要、也是最根本的标准，是要看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资料究竟掌握在谁手中？又是谁在剥削、压榨着谁？

我们环顾当今越南社会的现实，答案是冷酷而清晰的：无论是表现为“国有”形式的垄断巨额资本，还是体制外的私人自由资本，资本的力量已经深入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支配着一切。数以亿计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之外，真正的一无所有。他们辛勤创造的巨量剩余价值，被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集团所无情地占有。这个统治集团，以盘踞在国家政权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为核心，联合了体制外的私人垄断资本、买办资本，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精英、技术官僚——共同构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完整的、统一的资产阶级。

这种“补课论”者所看见的所谓“专制”，绝非什么“封建主义的幽灵复活”。恰恰相反，它正是资本主义在今天越南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为了维护其极端统治地位所必须采取的政治形式。它不是历史倒退的“前资本主义”残余，而是社会主义被颠覆后的“后社会主义”；它不是什么“封建专制”，而是不折不扣、高度集中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将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专制”表象，错误地等同于“封建性”，这是“新民主主义补课论”设置的第一个理论陷阱。他们根本没有理解资产阶级专政的多变性：它既可以披着“民主共和”的外衣（如欧美国家），也可以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面貌（如二战时的德意日），更可以在越南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这种“红皮白心”、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极端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专政本质，却始终如一。

他们还错误地将“官僚”与“资本”生硬地割裂开来，仿佛“官僚”是一种超脱于阶级之外的“政治恶习”，而非特定经济基础的政治表现。

他们引用胡志明主席当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论述，却刻意回避了：胡主席在那个年代所指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勾结的买办性、封建性垄断资本。而今天的“官僚资本”，却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被颠覆后，那些潜伏的“党内走资派”利用手中窃取的国家政权，将原本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巧取豪夺、据为己有的产物。

这两个“官僚资本”，无论从出身、性质还是其历史地位上看，都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前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诞生的新生的、纯粹的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对象！

把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简单粗暴地等同于1975年以前（南方）或1954年以前（北方）的官僚资产阶级，并认为反对他们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性质——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是对历史的严重倒退！

这种论调对“民主”的呼唤，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幻想和迷恋。

他们为“法律沦为摆设”、“左派活动被压制”而哀叹，并以此作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证据。这是一个巨大的混淆视听。

马列毛主义者当然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最广泛的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无论它是采取“专制”形态还是“民主”形态，这种自由都只能是相对的、虚伪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实现某种飘渺的“宪政民主”或“普世价值”，而是要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论其外在形态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劳动人民最广泛、最真实、最彻底的民主！将斗争的终极目标，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降格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这是极其危险、不可原谅的右倾投降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坚定的结论：当今越南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式专政的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清晰地聚焦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集中、尖锐体现。

既然社会性质无可辩驳地是资本主义的，那么，革命的性质，就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别无他选！

二、僵化的教条：对胡志明主席“两个阶段”论述的机械化阉割

“新民主主义补课论”者，惯常用来迷惑人心的手段，就是机械、教条地引用胡志明主席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论述。他们振振有词：“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并用反问的语气诱导听者：“现在民主革命胜利了吗？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了吗？”

这是对胡志明主席光辉思想最可悲的歪曲和阉割，是刻意回避历史。他们完全绕开了1954年（北方）/1975年（南方）到1986年这段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历史。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开始，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975年越南的统一，就清晰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补课论”者所谓的“民主革命尚未胜利”，是对越南统一这一伟大历史事实的公然否定，这是数典忘祖的谬论。

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更是对“革新开放”以前那段历史的彻底背叛与抹杀。从1975年到1986年，越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难道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吗？

诚然，这个政权在“革新开放”后，被潜伏在党内的走资派通过路线转变卑劣地篡夺了，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权。但“失去政权”和“从未掌握政权”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概念！

“从未掌握政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战略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夺权”；而“失去政权”，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推翻这个新生的、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重新夺权”——这从性质上说，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他们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补课论”者所日思夜想、极力鼓吹的“民主”，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范畴内的民主。而胡志明主席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核心精髓在于那个“新”字——它虽然在客观上需要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帝反封建），但它绝不是要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更关键、更核心的是，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这个革命的前途，被历史和实践证明，必然是社会主义。

1975年的胜利，之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它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最终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并几乎是立即、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补课论”者今天重新拾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却阴险地抽掉了其中最关键的灵魂——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其潜台词实质上是恳请无产阶级“让路”，让位于“中间势力”（即他们所幻想的“民主的”资产阶级）来主导革命，为资本主义的所谓“健康发展”清除“专制”的障碍。

再次，他们对胡志明主席关于“官僚资本”论述的机械套用是荒谬的。

胡主席在论及反对旧越南官僚资本时，指出其具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旧越南的官僚资本具有半封建、买办的属性。

然而，“补课论”者将这一论断套用到今天，就显得荒谬绝伦了。如前所述，今天的官僚垄断资本，是纯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尸体上生长起来的。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纯粹的、垄断的、法西斯式的资本。反对它，不具备任何一丝一毫的“民主革命”性质，它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任务！

“补课论”者之所以在这里纠缠不清、闪烁其词，就是因为他们骨子里不敢承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看清）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这一残酷事实。他们天真地幻想在“官僚资产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好的”、“民主的”、“中间的”资产阶级，可以作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对象，共同去完成一场温和的“民主革命”。

这，就引出了他们最致命的、在战略上的投降主义。

三、致命的策略：是“团结多数”，还是“阶级投降”？

“新民主主义补课论”者，喜欢搬出胡志明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指责“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是“关门主义”，是“挥舞鞭子将中间势力赶跑”，是“陷无产阶级于孤立”。

这套说辞，看似“策略灵活”，貌似“团结多数”，实则是对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根本性背叛。他们犯了两个战略性的致命错误：第一，混淆了不同革命阶段的统一战线任务；第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独立性。

统一战线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不同性质的革命，必然有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

胡志明主席在领导越南革命时所论述的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其核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抗法、抗美战争），他们确实可以成为团结甚至联合的对象。

但是，历史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私有制。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无论是大、中、小，无论是“官僚”还是“非官僚”）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上都是革命必须推翻的对象！

“补课论”者，现在却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来生硬地套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残酷现实中，要求无产阶级去“团结”、“联合”一部分（他们所谓的“中间”）资产阶级。请问，这难道不是公开的、赤裸裸的阶级投降吗？

他们指责“社会主义革命论”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此次革命的对象”。但我们必须严肃反问：社会主义革命不以整个资产阶级为对象，那还配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吗？难道要无产阶级去和“中小资本家”联合，仅仅去革“大资本家”的命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资产阶级的“反垄断”改良主义？

胡志明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核心是“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权，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

胡主席反复强调，即便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也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这是团结），但更要对他们内部的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斗争），并且要有“充足的力量”作为基础。

而“补课论”者呢？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只片面地讲“团结”，却避而不谈“斗争”。他们不是要求无产阶级去领导这些中间派，而是主张无产阶级放下自己“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去卑微地迎合中间派的“民主”诉求。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这是在无产阶级“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弱势地位下（这是他们自己用来描述现状的原话），不去卧薪尝胆，“积蓄充足的力量”，反而急着要去“迁就”和“依附”资产阶级！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陈独秀当年“二次革命论”在今天的卑劣翻版！

他们引用“99%对1%”的口号，更是暴露了他们思想上民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底色。“99%对1%”是西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它故意模糊了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旨在改良的、情绪化的呐喊。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搞这种“多数人”的数字游戏，我们坚持的是严格、彻底的阶级分析。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同盟军，是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失地农民。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个体户等），我们的策略是争取团结和保持中立，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而对于资产阶级（无论其大小，无论是“官僚”的还是“非官僚”的，无论是“专制”的还是幻想“民主”的），他们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整体上都是革命的对象，是我们必须推翻、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

“补课论”者鼓吹的所谓“有饭大家吃”，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语境下，是指在“反帝反封建”胜利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发展。而今天，在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发展”到垄断和腐朽的阶段，无产阶级再次发动革命，难道是为了“打倒”官僚垄断资本，好让“中小资本”能够“有饭大家吃”吗？

这种对革命果实的“一人独吞”的指责，恰恰应该毫不留情地送给“补课论”者自己。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企图让资产阶级“有饭吃”，而无产阶级呢？只能继续“吃草”（即继续被残酷剥削）。他们所抛弃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公有共享”的宏伟目标！

四、理论的贫困与实践的危害：机会主义的必然归宿

“新民主主义补课论”的浮现，绝非偶然。它正是当前革命处于低潮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软弱性、摇摆不定和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集中而又危险的反映。

从深层的理论根源上看，这是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产物。

他们完全看不到历史那充满曲折和斗争的辩证法，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特殊的、彻底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思想，仍僵硬地停留在“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线性、教条公式里。因此，当他们看到“专制”的政治形式时，就机械地将其对应到“封建”；当他们看到“没有民主”时，就机械地开出“民主革命”的药方。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胡志明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他们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漫长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他们更无法理解，一旦复辟不幸发生，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必然是利用着“社会主义”的外壳，实行着最野蛮、最反动、最没有“民主”遮羞布的资本主义专政。

正如胡志明主席当年那洞彻历史的深刻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而且是最坏的一种资产阶级，是法西斯资产阶级。”

面对这种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补课论”者开出的药方，竟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去“补课”，是去恳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何等的迂腐，何等的荒谬，何等的令人痛心！

从现实的实践危害上看，这无疑是一个取消革命、诱导投降的行动纲领。

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以下灾难性的后果：

模糊革命目标：它使无产阶级错误地以为当前的敌人仅仅是“专制体制”和“官僚垄断”，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瓦解阶级队伍：它鼓吹与“中间资产阶级”联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放弃自身最宝贵的阶级独立性，压制工农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转而去迎合资产阶级的“民主”改良。

放弃革命领导权：它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色旗帜，降格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客观上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或其知识分子代言人）。

引导革命走向歧途：它最终的结局，充其量只是帮助资产阶级换一种“民主”的形式来继续其统治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在付出了鲜血和牺牲之后，得到的将依然是沉重的锁链，革命将回到原点。

结语：抛弃幻想，坚守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向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绝不会因为某些人主观的浪漫幻想而倒退。1975年的胜利，早已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雄辩地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资本主义在越南近几十年的血腥复辟，也以最残酷、最冷酷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是你死我活的生死矛盾。

那种认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急性病”固然是错误的；但那种在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的残酷现实面前，不敢正视阶级矛盾，反而天真幻想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慢性病”，则更加致命，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取消革命的投降主义。

胡志明主席当年曾教导，要防止脱离人民，走向官僚主义。但我们必须深刻地、牢牢地记住，越南今天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或“专制”，而是“只有通过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专政，劳动人民才能真正获得解放”的阶级斗争问题。

今天，无产阶级要跳出历史的“兴衰周期率”，要夺回失去的一切，唯一的道路，绝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补课”，而只能是，也必然是：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红色旗帜，彻底清算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污泥浊水，重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动和组织亿万工农群众，以城市和农村的雷霆万钧之力，发动一场指向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抛弃“民主”的幻想，准备阶级的决战！——这，才是当今马列毛主义者面对历史，唯一正确、唯一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