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丨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原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只要妇女的工资比男人的低,只要妇女被认为比男人更有能力照顾老幼病残,那么从公众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的永远都会是女人。——节选自正文第三节。

这篇节选自《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第3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较为简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始终着眼于解决女性的经济问题——社会地位问题的链条，但如今我们却似乎很少见到如此“传统”的女性主义思想了，甚至于在某些场合，这种观点的提出反而会遭受很多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点在于通过社会运动，以达到在政治经济层面实现某些更趋于性别平等的政策目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深的统一——主张身体力行的反抗运动。然而，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这种土壤，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支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人群发起一场针对当局的游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多少内容直接论及妇女对生育(避孕、绝育及堕胎)和性(色情、娼妓、性骚扰、强奸及殴打妇女)问题的关注,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最初集中注意的都是与工作相关的妇女问题。例如,她们阐明了家庭制度如何与资本主义相关联,妇女的家务劳动如何被视为无足轻重、不算真正的工作以及妇女如何总是被派去做最枯燥、报酬最低的工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妇女工作的性质与功能不足以完全解释社会性别压迫,它们依然可以作为相当有说服力的部分解释。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

在工业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家庭或家族是生产场所。家长、子女和各类亲戚都在一起工作,他们如此繁衍,世代延续。女人从事的工作——烹饪、时装、种植、收藏、生儿育女——在整个大家庭的经济活动中居于中心位置,这和男人的工作同样重要。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物质生产由私人家庭转移到公共劳动场所,大多数女人起初没有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她们被认为是"不事生产"者,这与"生产性的"、能赚工资的男人形成了对比。

根据恩格斯的理论,与男人的劳动、即物的生产相比,把妇女的劳动、即人的再生产视为"非生产性的",这错误地理解了生产这一名词的含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民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尽管恩格斯这样说,但即使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里,仍有这样一种倾向:把劳动力再生产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视为"非生产性的";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妇女对此工作负有重任。由于妇女劳动被视为"非生产性"的,结果,国家在家务劳动和儿童养育社会化方面的投资甚少,用希尔达·斯科特(Hilda Scott)的话来说,这项投资好比"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财政预算中的'灰姑娘'"。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者们一直就明智地转变资金投入展开辩论,说的是要把资金从工业和军事发展上转移到家务和照料孩子的社会化上,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依然翘首以待,等待着从"双重劳动日"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妇女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预算中是"灰姑娘"的话,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预算中,也同样是被忽略的"养女"。资本主义需要尽其可能把妇女限制在家庭内,让她们"无偿"地操劳,即使它同样也需要妇女在工作场所领低薪工作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包括妇女和低龄儿童,都不得不加入公共劳动大军,以挣得足够家庭开支所需的工资。再没有人留在家中再生产“工人阶级男人”之劳动力。这样,男人、女人和大多数儿童“作为个别的工资劳动者,每个人都要接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以期挣得个人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再生产资料”。这就很容易激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几乎整个工人阶级都感受到了受剥削的直接后果。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预料到,工人阶级妇女甚至儿童都要加入劳动力队伍,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虚假意识的受害者,工人阶级对日益加重的压迫也可以有另一种反映,即不是起而反叛,而是逐渐使他们的子女和女人离开劳动大军,以期趋近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法律禁止在工作场所雇用童工,限制妇女、尤其是怀孕妇女的上班时间。与此同时,工会努力争取增加男人的工资,这样男人自己就可以独当一面,挣工资、“养家糊口”。虽然未婚妇女在工作场所依然受欢迎,但她们被要求从事的工作仍与传统妇女所做的相同:缝纫、编织、熨烫、护理、教学和打扫清洁。已婚妇女在工作场所有时也受欢迎,尤其是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她们既可以干女人的活,也被允许从事男人的工作。不过,大多数已婚妇女仍留在家中,陪伴子女,而丈夫外出工作。

2、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感到最为不满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时,把妇女的工作看得无足轻重。女人总是被认为纯粹是消费者,似乎男人的角色就是去挣工资,而女人的角色就仅仅是用男人赚来的钱去买"资本主义工业所生产的合适商品"。但是,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指出,妇女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事实上,在本斯顿看来,妇女构成了一个阶级,即由这样的人群构成的阶级,她们"在与家和家庭相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供使用的价值"。

女人并不出售她的劳动成果(如那些为家人准备、仅供家人食用的食物),但这并非因此意味着:她的工作比那些可以经销的产品(如市场上的速冻食品之类)所需要的工作来得容易。本斯顿强调,除非女人能从繁重的家务、包括照料孩子等责任中解放出来,否则,她参加社会工作只会是背离、而不是迈向解放的一步。

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即使她们出外工作,她们也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或者负责监督替代她操持家务的人)。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当她们能够继续完成她们在家庭内的首要任务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力队伍。这在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明显,妇女有了更多的机会加入劳动大军,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更大的自由。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

本斯顿宣称,提倡妇女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却不同时使做饭、打扫清洁、照顾儿童等工作社会化,这只能使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更其恶劣。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本斯顿也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也许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妇女明天在家庭以外所做的工作,其实无异于她们今天在家中所做的工作。例如,在家吃饭变成在公共食堂吃饭,这种变化的安排也许仅仅意味着女人走出她自己家狭窄的、私有的、个人的小厨房,进入宽敞的、公共的、集体的大厨房而已。不过,本斯顿预言,即使这样的简单转变也能代表妇女处境的改善。她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必然把妇女从这一工作中解脱出来,而在于它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只有每个人都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困难程度,社会才可能抛弃对妇女的偏见,不再以妇女是所谓受人供养的寄生虫、价值低劣作为理由来压迫她们。总而言之,对本斯顿来说,料理私人家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的社会化是惟一要素,这样做才能结束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压迫,并给予每位女人所应得到的尊重。

3、家务计酬运动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中支持家务计酬的论点:与恩格斯相比,本斯顿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置于首要地位,而不认为首先应该推动妇女全体进入公共劳动;尽管如此,她的观点仍然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在《妇女与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一文中,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两人则提出了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她们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这个生产性不仅体现为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有用",而且也体现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创造剩余价值"。妇女不必非得进入生产性的工作场所,因为所有的妇女已然身在其中了,即使还没有人认识到,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妇女的工作是所有其它劳动的必要条件,剩余价值就是从这里榨取出来的。妇女不仅给现在(以及未来)的工人提供衣物、食品,而且也给予他们情感慰藉和家庭温暖,妇女使资本主义机器的齿轮得以运转。

既然她们把妇女的家务劳动看作生产性的工作,因此不奇怪,达拉·科斯特和詹姆斯提出的妇女解放纲领既不同于本斯顿,也不同于恩格斯。作为家务计酬运动的领导者,在她们两人看来,进入公共劳动产业的妇女承受的是双重劳动日,她们的劳作以生产线上有报酬的、得到承认的工作开始,而以在家中无报酬的、不被承认的工作告终。达拉·科斯特和詹姆斯说,结束这种不平等的途径就是妇女起来要求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

和其他家务计酬的倡导者一样,达拉·科斯特和詹姆斯都提出:应该由国家(政府及雇主)而不是个人(丈夫、父亲和男朋友)来给家庭主妇支付家务劳动工资,因为资本最终是靠剥削妇女盈利的。要求给妇女支付家务工资,国家就不再可能积累丰厚的利润、同时让家庭主妇为一点微薄补贴而累死累活。

家务计酬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家务劳动的报酬不一定采取支票的形式;这种工资可以用付款形式分配给靠福利生活的母亲,作为对其家务劳动的酬劳;也可以用照顾孩子的形式,给那些工作负担过重的母亲以帮助。如果国家拒绝给家庭主妇支付工资,那么她们应该举行罢工。按照家务计酬倡导者的观点,一些家庭主妇(已婚或单身女人,她们为男人和/或孩子提供了服务,却没有获得报酬或得到足够的报酬)已经在罢工了。当女人与丈夫离婚时,她实质上是拒绝了随丈夫而来的一切家务劳动。同样,当女人采取节育措施或堕胎时,她实际上是拒绝承担大家庭将要带来的额外劳动。以此推论,一位秘书拒绝给上司冲咖啡、一位教师拒绝带学生做额外的野外旅行、一位护士拒绝上18小时的班,这都是拒绝继续"为爱"而工作;也就是说,不愿意再无偿地付出劳动。妇女的这种反叛具有革命的潜能,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妇女繁殖劳动力,再造出男人和儿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中反对家务计酬的观点:虽然达拉·科斯特和詹姆斯的思路雄辩有力,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正逐渐达成一致意见:把家务计酬作为妇女解放策略,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家务付酬不完全可行,这是因为即使国家给主妇支付报酬,它也只会在保护自身的情况下来做。根据若干可靠的估算,给主妇的报酬应该超过在公共场所上班妇女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与家务付酬运动倡导者的理想相反,国家决不会给主妇开出那么高工资而让自己破产。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说,国家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对已婚男人征收特别税,然后由财政部再分配给他们的妻子。妻子的工资多少取决于丈夫纳税有多大份额——有理由相信这笔税金数额可观;那么就家庭收入而言,其实并无实际增长;妻子的进项,仅仅代表她地位改善而已。或者国家可以从它的一般税收中拨出部分,来给家庭主妇付酬。如果采取这种方法,国家就会向每个人征税,无论他或她家里是否有家庭主妇在为之操持。这一计划的实际结果会明显加重单身人士和双职工家庭的负担,这两类家庭,一般状况已经不如丈夫工作而妻子持家的家庭。结果,这个计划将会"鼓励妇女做家庭主妇,并保持这一身份"。

芭芭拉·伯格曼在《妇女的经济崛起》(The Economic Emergence of Women)一书中指出了最后一点。她总结道,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家务计酬运动不受欢迎。首先,家务计酬将会把女人隔离在自己家中,这里除了日益增加的繁琐家务以外,她们很少有机会做其他事情。卡洛尔·乐帕第(Carol Lopate)指出: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已经意味着家庭主妇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空余时间;但是,她仍然忙于购买、使用和修理那些机器和配件,虽然它们在理论上是设计来适合她节省时间的。此外,这些技术帮手所完成的许多琐碎、机械制作的事,很难让家庭主妇从中获得满足感。麦氏速溶咖啡虽然自称"每一杯都是完美咖啡",但即使这样来赞美她的咖啡,主妇所得到的满足也不过转瞬即逝。最后,学校、幼儿园、日托所和电视机从母亲那里夺走了大部分使孩子社会化的责任,而这些原本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的。

其次,要求家务计酬,家庭主妇的作用将会助长资本主义把一切、包括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商品化的倾向。第三,家务得到报酬,妇女将失去到家庭之外工作的动力。结果,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表面看来有所改善,事实上却被强化。男人再不会觉得有压力、应该干"女人的活儿",而女人也不再有动力去家庭外面做"男人的工作"。

如果说消除两性劳动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之一,那么家务计酬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不过是缓和之计,而从最坏的方面看则是障碍。采纳本斯顿的建议将会好得多,那就是使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社会化。即便女人走出家门外也依然是干"女人的活儿",这也给了她机会,她能和其她妇女共同工作,从而形成阶级意识。如果女人能从她的工作中得到物有所值的报酬,至少有一些"女人的工作"也会对男人产生吸引力,他们也可以干这些活,挣得体面的报酬。

另一个反对家务计酬运动的观点认为,家务计酬将会削弱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重点:将女人重新整合到社会生产中。例如,南茜·霍姆斯卓姆(Nancy Holmstrom)就认为,本斯顿、达拉·科斯特及詹姆斯等人的论说经不起推敲,其中至少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认为妇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这是不对的。霍姆斯卓姆强调,所有的女人都作为女人而受压迫,但她们所受的压迫并非相同。工人阶级妇女受压迫,中产阶级、上等阶级妇女也受压迫,然而她们各自的情况有着重要的差异:

工人阶级妇女在家务劳动中受剥削,在工薪工作中受到更严重超常的剥削。就其它方面而言,工人阶级妇女也比中产阶级、上等阶级妇女更多遭受性别歧视痛苦。她们较少生育自由,因为她们少有途径去做流产、采取节育措施及改善育儿条件;而且,她们还常常成为滥施绝育的受害者。她们更常在工作场所和街头遭到性骚扰。因此,比起中等、上等阶级妇女,工人阶级妇女的利益更是始终与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对立。

其次,霍姆斯卓姆等人认为,不仅在家庭内工作的妇女促进了“资本”发展,在家庭外工作的妇女也同样如此。纯粹的家庭主妇已经越来越少了。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性减少,使得更多妇女便于进入劳动大军;生育控制的进展使女人能够更好地安排怀孕时间;诸如家用器具和方便食品的发明也减轻了妇女的家务责任。这些发展,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解放效应,还有不断增强的对双收入的需要、服务性行业或有"妇女特点"的工作的增长,这些都促成了当代劳动力构成的巨大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止,美国的劳动大军中女性职工比例已经超过45% 。

劳动力中将近一半是女性,这显示出,资本家希望而且也的确需要女劳动力。然而,这一赤裸裸的数据没有显示的是,资本家希望和需要妇女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妇女工作不要求和男人有同样报酬。此外,这一数据也没有显示,资本家并不愿意减轻女工的负担,如为妇女提供某些服务、尤其是给老、幼、病、残者以充分的照顾,以此把妇女从双重工作日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由于资本家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利润,以便付给工人雇请家佣的工资,这样,工人们不得不自己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如烹饪、清洁及照料家人等。

当然,工人阶级也可以选择,不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生活;这样使妇女解放出来,摆脱与人类家庭组织的这种模式相关的家务劳动。但是,出于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和感情原因,工人阶级男女都希望维持核心家庭、至少把它作为理想。当家务变得过于繁重,以至于两个全职工人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来处理,除非花大钱到外面请帮手(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对双职工夫妇成了骄傲的三胞胎家长,又如家里的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者年轻人染上艾滋病);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夫妻俩中的一人只能改做兼职,甚至停业在家。虽然没有抽象的资本主义法律强制规定这一条,放弃工作的应该是女性而非男性;但多数情况下,放弃工作的都是女性而非男性,因为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的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只要妇女的工资比男人的低,只要妇女被认为比男人更有能力照顾老幼病残,那么从公众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的永远都会是女人。

4、 可比性价值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男女两性分工在家庭内的运作,兴趣逐渐减少;她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工作场所中,这一劳动分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当妇女进入公共劳动时,她往往从事的是那些“有妇女特点的工作”:教书、看护、文书、烹饪、缝纫等等。而且,就像在家里一样,妇女的这些工作是不受重视的。

女人在外工作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她们开始积极推动"可比性价值"(comparative- worth)运动。按照她们的预计,这项运动是一个机会,它不仅要确保女人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同时也要迫使社会重新检讨这一点:为什么给一些人工资那么高,而给另一些人的工资那么低。20世纪90年代,当男人挣1美元时,女人相应地只挣69美分。这种情形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虽有所改善,但没有太多改变;那时的男人挣1美元时,女人相应只挣64美分。虽然男女工资差别与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劳动力贡献等因素有相应关系,但至少仍有相当的差别得不到解释。许多社会科学学者因此将工资上的男女差别归因于工作上的性别隔离。在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妇女的工资收入通常比以男人为主的行业中的男人要低得多。比如,护士行业里女性占职工总数99% ,她们的人均年薪是12000美元;而货运司机行业男性占98%,他们的人均年薪为16300美元;儿童保育员中女性占97%,她们的人均年薪为7900美元,而邮递员中80%是男性,人均年薪达21000美元。为什么卡车司机挣钱远比护士多,而邮递员挣钱远比保育员多呢?这是因为开卡车和送邮件在体力、心理及智力上的要求比当护士和保育员的要求苛刻得多吗?还是因为相对于他们的雇主卡车司机和邮递员比护士和保育员更有价值?或者,这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卡车司机和邮递员是男人、而大多数护士与保育员是女人?

"可比性价值"的倡导者们确信,人的社会性别才是其工资高低最明确的解释;这些人中,无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她们都要求雇主客观地评价他们的雇员;对大多数工作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四项因素来计算"价值点数":

"知识与技能",即承担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信息或熟练程度的总量;

"智力要求",即工作所要求的决断能力;

"工作责任",即工作所要求的进行监督管理的总量;

"工作环境",如工作本身与员工的人身安全关系如何。

当诺曼·威理斯(Norman D. Willis)和他的同事们运用这一指标对美国华盛顿州人们从事的各项工作确立价值点数时,他们发现了以下的不平等差距: “食品服务业者一, 93点, 平均月薪472美元; 运货司机一, 94点, 平均月薪792美元; 文书管理员三, 305点, 平均月薪794美元。护士从业人员二,385点, 平均月薪 832美元, 锅炉管理工价值点数仅合144点, 就挣同样数额。操持家务者一,198点, 平均月薪462美元, 在所有被评估行业中名列最末。” 威理斯及其同事所进行的研究, 引起华盛顿州塔克马区一位联邦法官的重视, 他随后做出裁决; 该裁决判定华盛顿州违反了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款。这一条款明文规定, 禁止借工作类别和报酬等级之名而实行的一切歧视, 在这一体系内的工资报酬不平等均应铲除。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支持可比性价值运动, 这是基于两套理由。其一关系到她们对女性贫困化的评价, 其二关系到她们对劳动价值的评价。就前一套理由而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 鉴于所有贫穷家庭中的近半数是单身女人当家, 由于妇女是食物票证、法律援助、医疗补助等福利措施的主要接受者; 因此, 如果受薪女人得到了与她们的工作相匹配的报酬, 她们就能够给自己和她们的家庭以充分的支持, 而不必被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依附男人, 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有人反对说, 资本家将会这样回应: “生产自动化、取消州政府计划, 为避税将工厂迁往那些妇女仍然能为之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 以这些手段来抵制任何强制提高妇女工资的行为。面对这一反驳, 特丽莎·阿莫特 (Teresa Amott) 和朱丽叶·麦特海 (Julie Matthaei) 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承认, 可比性价值的实行, 还必须和工作保障、再训练计划和工厂倒闭法等措施结合起来。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 可比性价值会像家务计酬一样, 实际效果是让那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职业继续 “女性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此回应说, 据她们预料, 不会出现此一结果。她们认为, 如果传统上属于女人的工作提供较高工资, 而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工作提供的工资却比不上前者, 那么许多男人就有可能被吸引到 "女人的行业" 中来, 这会给女人留下更多空间, 让她们能够去从事同样值得做的 "男人的工作"。换言之, 可比性价值运动会逐渐消除工作场所中男女劳动分工的差异。

节选自：《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作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