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南街村（13）南街村也有阶级斗争，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是怎样“斗”出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也是斗出来的。

南街村从84年开始重走集体化道路，也是经历过多次斗争的。由于采访的时间短、深度不够，我暂时讲我知道的三次斗争。

首先是与承包老板的斗争。南街村在1981年的时候，跟随大气候，把村里仅有的两个集体企业：一个砖厂、一个面粉厂承包给了私人。但是承包之后，工厂不断发生工伤事故，承包人也不交承包款，村民打工拿不到工资，承包人也不交税。村民意见很大，把责任归到了党支部身上，到县里、市里告状。这样一来，从70年代开始一直是先进的南街村，评什么先进都没有份了，上级对王宏斌也有了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村支部研究决定收回两个厂子。

但是，当时土地的承包是30年不变，这两个厂的承包是多少年，我没有查到。但肯定承包期不止三年。村党支部决定收回的时候，承包期肯定是还没有到。承包人便据“理”力争，不肯交回。至于是怎么个据理力争，我没在现场，也看到相关描述。但巨大的承包利益将被收回，这两个老板会怎样激烈，可想而知。村集体收回的理由是：你们早就违约了，承包合同已是一张废纸，现在由村集体收回。承包老板心虚，无话可说。但事后，老板又想出了新的理由。两个老板在喝酒壮胆之后，跑到村委要找王宏斌“理论”。这“理论”是什么，你懂的。但村集体对他们也是严词驳斥，承包老板才悻悻而去。

刚这一回合的斗争，如果编成戏剧演出的话，也一定会很精彩。

村集体收回两个厂子之后，将这两个厂怎么办呢？当时的大气候是承包，如果不搞承包，就会认为是“极左”，负责人就被认为不改革，思想不开放。王宏斌想，难道村党支部就是脓包，就不会干企业，非得承包给能人才能干企业？难道村党支部集体不如个人？要承包，那我村党支部来承包，这也是承包嘛，我来当班长。班长的称号就从那时起一直叫到现在。王宏斌就这样带着村民重新回归了集体化道路。

我也见很多在七十年代搞得红红火火的企业，那时候在工厂里做事的工人，回到村里都是很有面子很受人尊重的。一夜之间，那么好的企业就要以一点象征性的价格承包给私人，我一直想不清这是为什么。像新化的华新瓷厂，以前那么红火，产品销到很多国家，怎么承包给个人之后，说垮就垮了呢？后来，每次经过华新瓷厂的废墟前，看到那残留的一点遗迹，我就感到心动不已。全国这样的厂子不知有多少啊，如果一直是集体经营，或者像南街村一样，眼见经营不善后收归集体经营，那该有多好啊。两年前我采访了好几个新化的电子陶瓷企业，发现这些电陶企业的技术班底，全部是以前搞陶瓷的那套班底，只不过以前他们给集体做贡献，现在给老板做贡献而已。而这些电陶企业由于是私营企业，只重利益，不重人才培养，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和青黄不接。其它地方的集体企业估计也是如此。

这第二次斗争便是斗私。

这个最不好斗，因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斗私批修，但斗私批修一直在路上。随着一切承包到私人，就再也没人搞斗私批修了，认为斗私批修是错的，现在搞私，反而是对的了。南街村反其道而行之，以一村之力，而要行斗私之事，岂不是蚍蜉撼大树？岂不如堂吉诃德之挡风车？

但堂吉诃德明知风车不能挡而挡之，不也是很勇敢很悲壮很值得敬佩吗？

那么南街村是怎么斗私的，他们斗得有效果吗？

南街村的“斗”私，是用公去斗，用爱去斗的。

南街村经过讨论，找了私的根源：这就是私有制。私心并不是天生的，如果一个人懂事以来就生活在公有制的环境里，私心就会受到限制，天生的私心会越来越小。如果一个人懂事以来生活在一个私有制的环境里，天生的私心就会越来越大。

解放以后，住的房子是分的，很多用的东西是供给的，治病是国家报销，医院也是治病救人，人的私心就变小了。

现在的人为什么私心越来越大？就是因为私有制的成份越来越大了，过去公费医疗的不公费了，房子过去是分的现在要自己掏钱买了，随便办个什么事都要花钱，没有钱办不成事，钱少了也办不成事。逼着人去抓钱、赚钱、抢钱、骗钱，逼着人闯出一条血路来。

南街村下决心解决私有制的问题。现在南街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张廉、一把锄、一把钳子、一把扳子都姓公，村民不再为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了。为什么南街村的东西放到那里没人拿？因为拿回去没用。如果还是私有制，一家一户地单干，那就要看得紧，看得再紧也要拿、也要偷。

南街村认为，不但生产资料要公有制，生活资料也要公有制，人都喜欢攀比，比谁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有钱的以钱谋私，没钱的损公肥私，或者偷、抢、骗，违法犯罪。

为了实现生活资料公有制，南街村在分配上实行了分配加供给的办法，工次占三成，供给部分占七成。从水电费免费开始，现在住房供给（按居住的人口多少分配，按需）、医疗全报销、上学全免费，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免费（大学是报销学杂费，实行生活补助）。

现在，很多人抱怨：医疗、住房、教育是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而南街村彻底地搬掉了这三座大山。多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条消息，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父亲因交不起学费跳楼自杀了。在南街村，发生着因受益公有制而感人肺腑的事。

南街村方便面厂职工阎海军一家四口，妻子常长年有病，全指望他一家人生活。1995年6月的一天晚上，风雨交加，房子多处漏水，一家人蜷缩在一起抱头痛哭。村委领导当即组织人遮挡房屋，第二天就让他搬家，提前住进新村民楼三室一厅的房子，妻子的医疗费全部报销，另外每月补助80元生活费。他们一家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妻子逢人便说：“要不是南街村这座集体大靠山，俺家早没法过了！我也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阎海军说：“最难忘的是一九九三年三月我父亲去世，村里包办了丧事，一切费用都由村集体承担，就连招待来客的饭菜等一切也全部由村里办理，我们家几个兄弟都说，全家都是托了咱南街村集体的福，托了班长的福！”

1990年3月的一天，村民梁成发读初一的儿子梁超杰突发疾病，倒在教室里，四肢冰凉。师生送医抢救，确诊为心脏病，仅押金就要一万元。

1990年的一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是什么概念？

奶奶当即晕倒，被救醒后人像傻子似的，哭道：“苍天啊，超杰还是个孩子，让我替他去死吧！”

父母也跟着哭道：“我们就这一根独苗，这可叫我怎么过啊！”

王宏斌闻讯后前往医院看望，批评梁成发说：“成发哥，你的儿子就是咱南街村的儿子，你为啥不跟村里说啊？”夫妇俩泣不成声。村里不但报销全部费用，还请专家做了手术。夫妻俩逢人便说：“是南街村集体救了俺儿子的命，是南街村党委救了俺儿子的命！”

南街村就是这样“斗”私的。

还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有隐私）的村民，几年前治病花了几百万元。医保之外的全部费用，都由村里兜底。

南街村的妇女生了孩子，不是给20天的假，而是给三年的假期，一直到孩子上幼儿园。这对于培养下一代，真是大有好处。

南街村的集体化道路，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道，震动了高层。1994年5月26日，王宏斌应邀到中南海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南街村的作法，受到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但也受到一些专家的反对。笔者在南街村采访时，一个村老领导送给笔者一些资料，其中有王宏斌在2001年3月13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上的发言，这是一个44页的单册。这个发言被南街村电视台全程录了下来，现在每天滚动在南街村旅游公司的露天舞台的舞台大屏幕播放。笔者在南街村旅游公司特产纪念品店看到，南街村电视台拍的《南街村之路》还被制作成了旅游纪念品。就是说，王宏斌的这个讲话，是完全可以公开的。

但笔者试图将王宏斌与一个专家的一段简短对话进行解读，连续修改了三次都发不出来。为了让有兴趣的读者看看，我在此以照片的形式发出来，请读者从这简短的“争锋”过程，看看专家们对南街村的反对，看看南街人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

这短短几分钟的交锋，是两条道路之争。（由于笔者不善于图片编辑，就没有画线了，各位看官仔细看吧）。王宏斌对专家说的最后一句话最有份量：“不要说你百分之百的反对，你就是千分之一千的反对，我们南街村人只要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

笔者从中看一了王宏斌的底气，看到了南街村老百姓走集体化道路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