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

没有证据证明妇女因其脑量小而劣于男子，因此人们也就不必为当今妇女与男子一样有文化教养而感到惊讶。达尔文说得对，将一份在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和哲学领域中杰出男子的名单与同样一份在这些领域中杰出妇女的名单相互比较，会发现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伹是，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假如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反倒令人吃惊了。多德尔·苏里希博士也回答说，如果连续几代人，妇女和男子都接受同等教育，学习各种技能和学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妇女一般在体力上也比男子弱，而在许多野蛮民族中，情况却并非如此。从小进行的训练和教育可以改变这一点。例如马戏团和杂技团的女演员的勇气、胆量、灵活性和体力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因为这种发展有赖于生活条件和教育，用自然科学上的话来说也就是“培育”，所以可以肯定，一旦人有目的地介入自己的发展，人的身体活力和精神生活就结出最丰硕的成果。

植物和动物依赖于它们的生存条件，有利的条件会促进它们生长，不利条件会阻碍它们生长，强制环境不是使它们死亡便是迫使它们改变自己的本质和特性。人类也是如此。人获得和维持自己生存的方式方法，不仅影响到他的外部气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如果说不利的生存条件(社会状况的缺陷)是造成个人发展缺陷的原因，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即改变他的社会状况，也会改变人本身。这就是说要改变社会状况，使每个人都具有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充分的毫无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和适应法则有目的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有思想的和有认识能力的生物，人类必须有目的地改变和完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社会状况以及所有与社会状况有关的一切事物，并且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有利的生存条件。每个个人都应该能够为个人幸福和全体的幸福发展自己的天资和才能，但是，他无权损害他人或全体。他个人的利益应该同所有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利益和谐必须取代支配现代社会的利益冲突。

达尔文主义像所有真正的科学一样，是非常民主的科学;如果说这个学说的部分代表人物并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自己的科学而产生的影响。反对者、尤其是僧侣们(事情一旦与他们有利害关系，他们的反应总是敏锐的)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指控达尔文主义是社会主义或无神论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微耳和教授也同意激烈反对他的人的观点。他在1877年于慕尼黑举行的自然科学大会上反驳海克尔教授时说，达尔文学说导致社会主义。”微耳和因为海克尔要求将发展学说收入教学计划而极力贬低达尔文主义。在学校教授类似达尔文主义和其他自然科学新发展的主张遭到了所有想维持现状的人的反对。这些人了解这些学说的革命影响，因此他们要求使这些学说仅供少数人研究之用。我们则认为：如果像微耳和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理论将导致社会主义，那么，这并不证明这些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关心一种科学是否会导致这种或那种国家制度，这种或那种社会状况或者是否可以为某种社会状况进行辩解，他们应该考察的是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应该不顾一切后果地接受它们。谁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上面的宠信、或者为了阶级或党派的利益不这样做，他的行为就是可鄙的，就是为科学抹黑。然而，专业科学代表，尤其是我们大学中的专业科学代表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有要求独立性和个性的权利。由于害怕丢掉饭碗、失去上面的宠信、被迫放弃头衔、勋章和提升机会，这些代表中的大部分人都明哲保身和掩饰自己的信念，甚至公开发表违心之论。杜布瓦—雷蒙在1870年柏林大学的效忠庆典上说道：“大学是为霍亨索伦王朝培养精神卫士的场所”，杜布瓦—雷蒙尚且这样说，其他为数众多的知名度远不如杜布瓦—雷蒙的人又会怎样看待科学的目的便可想而知了。科学被贬低为权力的仆从。

可以理解，海克尔教授和O.施米特教授、冯·赫尔瓦尔德等追随者坚决反对达尔文主义帮了社会主义的忙这种可怕的指责，他们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即达尔文主义是贵族化的，它宣传自然界中到处都是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压迫低等生物。据他们认为，有产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因此他们把这些阶级的统治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我们的达尔文主义者中的这个派别根本不了解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受这种经济规律的盲目统治，爬到社会上层的既不是最优秀的人也不是最有本事的人和最有所作为的人，而往往是最狡猾的人和最堕落的人，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后代安排最舒适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他们的后代为此不必付出任何劳动。唯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品质善良高贵的人飞黄腾达、居于上层的希望才如此渺茫。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繁荣发展，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仍在加剧。在选择和运用手段上的冷酷无情、丧尽天良的态度是比人类美德的总和远为有效、更易达到目的的武器。只有对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特性的了解等于零的人或者那些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所左右而丧失思想和推理能力的人才会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视为“最有能力的人和最优秀的人”的社会。生存斗争存在于一切有机体之间，这里有机体不了解迫使它们进行斗争的状况，因此这种斗争是在它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生存斗争也存在于人类世界和失去团结的或尚未团结起来的社会的各个部门之中。这种生存斗争根据发展过程中人们互相之间社会关系所采取的形式而发生变化;它具有阶级斗争的特性，阶级斗争在不断升级。但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社会本质，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左右和制约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地方。最终人们必须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并相应地改造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的大部分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他们的片面性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作出错误的循环论证。

海克尔教授及其追随者也否认达尔文主义导致无神论，因此，他们在动用他们的所有科学阐述和证明将“造物主”清除出去之后，又竭尽全力想从后门把他弄回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他们称之为“更高道德”、“道德原则”等等。1882年，在爱森纳赫自然科学大会上，面对魏玛大公爵家族，海克尔教授不仅企图挽救宗教，而且还把他的导师达尔文描绘成宗教人物。这个企图破产了，任何一个读了那份报告和其中引用的达尔文的信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达尔文信中所表达的意思与海克尔教授的观点恰恰相反，虽然达尔文的表述是十分谨慎的。达尔文当时不得不顾及他的同胞即英国人对宗教的“虔诚”，因此，他从来不敢公开阐明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但是，正像魏玛大会之后不久人们所得知的那样，他私下里却向L.毕希纳博士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他告诉毕希纳博士，他从四十岁开始，即从1849年以来就没有信仰了，因为他不能证明那些信仰。达尔文在他的晚年还资助了一家在纽约出版的无神论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