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伦泰 : 性缘关系，情爱友谊与阶级斗争

1921年，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上的柯伦泰

前言（DS）在这个被巧克力、玫瑰和甜蜜誓言包装的七夕节，我们似乎默认了一种关于爱与关系的单一脚本。然而，早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一位女性革命家就已用她的一生与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炸毁这套脚本的激进蓝图。

她就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1872-1952）——一位背叛了自己贵族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首位女性部长、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使。她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尖锐地指向私人生活领域，揭示出性缘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在她看来，爱情与婚姻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人情感，而是深刻植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政治问题。

柯伦泰的革命性创见在于，她首次系统性地将女性解放的议题从表面平等推进到结构变革的层面。她指出，若没有育儿社会化、公共食堂、托儿所等替代家庭再生产功能的制度安排，女性的解放永远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这一洞见不仅超前于她的时代，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在她开拓性的著作中，柯伦泰提出了超越传统婚姻模式的"情爱友谊"理念。这一概念绝非对人际关系的简单改良，而是对整个人类关系模式的重构想象。它要求我们打破占有式的爱情观念，建立基于两个独立主体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新型伦理。这种构想与其被误读为"杯水主义"，不如说是对物化关系的彻底否定——它追求的不是关系的数量，而是关系的质量；不是轻率的放纵，而是深刻的联结。

在今天，当我们的女性主义话语时常困于学院化的概念与中产式的困境时，柯伦泰这份将个人困境直连结构性批判、充满行动力的思想，显得尤为振聋发聩。在这个日子里，让我们重读柯伦泰，不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夺回定义爱与关系的勇气与想象力。

“性缘关系与阶级斗争”

纵观现当代人面临的亟需关注与考虑的问题，性缘关系无疑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除了那些传说中的小岛，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不将性缘关系视为一个紧迫而激烈的议题。现在的人们正深陷在一场性危机之中，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也因其阴魂不散而显得更加病态且有害。纵观人类历史，你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性问题正如此深刻的占据着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性缘关系变得像一个魔术师，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对此关注，受其困扰；性戏剧也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催生出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随着性危机的愈演愈烈，人们正不断将自己置于越发绝望的境地，努力尝试着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一“解无可解”的问题。然而，每一次试图解开症结的新尝试，都让性缘关系的乱麻缠得更紧，在努力控制这个顽固问题面前，仿佛我们就是无法看到那个最主要的矛盾与方针。由性问题衍生而出的问题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无论人们多么畏之如虎或避之不及，似乎都被无法打破。

如果将性问题仅仅视为上层富裕阶级所苦恼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性危机的浪潮正冲过工人家庭的门槛，关乎着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它事关工人阶级每一天的生活！工人阶级在打破旧制度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建立一个更加健康且愉悦的性缘关系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如此重要且紧迫的问题会遭到如此冷漠地对待，这种漠视是不可原谅的。

这种这种对工人阶级一项基本任务不可原谅的漠视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如何向自己解释这种虚伪的行径——性问题被不断降格到“私事”的范畴，仿佛根本不值得任何集体层面的努力与关注？为什么这样一个事实总是被忽视——贯穿人类历史，社会斗争的一个恒久要素，正是人们不断尝试改变性缘关系结构，改变决定结构的社会规约，

同时，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对于“关系”的构建也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社会现今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传统行为模式准则的日益瓦解，更在于内部社会结构中，那些自发涌现出的，对于新生活的尝试——它赋予着人们当下尚且无法实现的希望与理想。我们是生活在私有财产关系中的人，我们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所谓的个人主义道德。我们仍无可避免地生活并思考在名为孤独的阴霾之下，即使车水马龙，即使亲朋环伺。

正是这种孤独感作祟，人们倾向于以一种病态与掠夺的方式，执着地幻想着从异性中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他们将狡黠的爱神爱洛斯视作驱散孤独的唯一手段，哪怕这种驱散只是一时。

如果说性危机四分之三来源于外部的社会经济关系，那么剩下四分之一一定取决于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精致利己主义。正如德国女作家梅瑟尔·赫斯所言，人们当今“爱人的潜能”正处于低潮。男人和女人始终在通过他人寻找自己，只为更好的追求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更大满足。无论缔结婚姻契约与否，他们基本都不关心对方在做什么，想什么，情感或心理上发生了什么。这种粗鄙的个人主义正渗透着我们的时代，其中体现的最为赤裸的莫过于性缘关系了。

我们对自己的“契约伴侣”的占有诉求是那么的绝对与不可分割，而自己却连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都做不到——那就是要以最大程度的体恤和关心来对待对方。新的理念将指导人们去达成一个基于完全的自由平等和纯粹友谊等陌生概念建立的关系状态，但在这个不得不地困守于精神孤独里的当下，人们只能去幻想那个所谓“更好的时代”——到那时，所有关系都能沐浴在太阳神的光辉之下，人们真正地在共同体中感到体认，真正在新生活中得到教化。若不对人类心理结构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若不唤醒人们爱人的潜能，性缘危机便永无化解之日。同时，唯有遵循共产主义原则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根本改造，人们心理结构的重塑才有可能实现。这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无论人们尝试何种婚姻制度或个人关系模式，性缘关系的危机都绝不会因此有丝毫缓解。

性别的“不平等”——无论是权利上的不对等，还是肉体或情感体验在价值观上的差异——都是扭曲现代人心理结构的另一重要症结，也是加深性危机的重要原因。从封建社会到家产制社会遗留下的“道德双标”自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毒害着男男女女的心灵。这种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比那些仅仅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身占有” 更难摆脱。认为性别在肉体跟情感体验方面天生不平等意味着：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着一个相同的行为，人们看待它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即使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即使他们早已摒弃整套现行道德准则，他们都会在此刻轻易暴露自己的局限：当他们评判男女的相同行为时，依然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试想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养良好，关注政治与社会问题，简而言之是个“人物”，甚至堪称“社会名流”——睡了自家厨娘（此类事情并不罕见）甚至打算合法娶她，资产阶级社会会改变对这个男人的态度吗？会因为这件事给他的道德蒙上一丁点阴影嘛？显然不会。

现在试想另一个场景：一个备受资产阶级社会尊重的女人——无所谓，是一个公众人物，研究学者，还是医生，作家——开始跟她的男仆交好，并且（为了使这个丑闻圆满）跟他结婚了。资产阶级社会会对这个迄今为止还算“被尊重”的女性作何反应？他们当然会对她进行荡妇羞辱。同时注意了，如果这位男主角长得帅或具备其他诸如“活好”的特质，伪善的资产阶级一定会冷笑着说“她中了什么迷药显而易见”。

如果一个女人做出了任何一点带有她“个人特性”的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绝对不会给她好果子吃。这种态度有点像部落时代的传统还魂，社会仍然规训着女性在做她自己的决定时要多遵从地位和家庭的指示与利益。资产阶级社会无法将女性作为一个脱离于家庭单位或是挣脱家庭义务道德的独立个体来看待。现当代社会在扮演女性“监护人”这方面，比原始部落还要过分，它已不单单只规训女性要结婚，现在甚至还要求她只爱上那些“配得上”她的人。

我们不断地看到那些精神和智力条件都还不错的男人选择了一个毫无价值、精神空虚，明显配不上他的女人作为人生伴侣。我们将这种事视为稀松平常，并且不假思索的全盘接受。朋友们最多可怜一下伊万找了个倒霉媳妇，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性别上呢，我们一定会捶胸顿足地假装关切： 如此杰出的玛丽亚女士跟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谈恋爱，成何体统！我们从哪里来的这种双重标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无疑来自于自古以来不同性别具有“不同价值”的观念，这已经成为人们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了。

我们习惯于不将女性视作拥有独立品质或个人缺点的个体，无论其生理或情感经历如何，而是仅将其视作男性的附属品。这个男人（她的丈夫或是恋人）将他的个人特质投射到了这位女人身上，而人们在看待女性情感与道德结构时看的正是这投射，而非她自己本身。 在社会认知的框架下，一个男人的主体特质更容易跟他的私生活剥离开来。而一个女人的主体特质则基本完全跟她的私生活/性经历挂钩。这种态度源自于女性自古以来在社会中的角色操演，直至今日，对这种观念的重新评判才慢慢得以实现，至少初见雏形。只有实现女性在经济地位的转变及其独立参与生产，才能真正削弱这种错误与伪善的想法。

如果我们要解决性缘问题，那么这三个扭曲着现代人心理结构的基本情况必须被面对：那就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婚姻中的人身从属关系，以及两性之间在情感/性体验上的不平等。只有当人们心中积累了足够的“同理心”，具备了更多爱人的能力，关系中的自由观念成为了可能，并且进步的同志情谊战胜了那保守传统的不平等与服从时，人们才能找到那把帮助我们打破性缘危机的钥匙。如果不对我们的心理结构进行彻底的再教育，性缘关系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只有当我们开始讨论那些在面对压抑现实时，不予妥协并与之对抗的主动性创造性力量，以及那些有志于创造新的性缘关系的理念与尝试时，我们才算真正的做出了一点改变。——这种激进的反抗只有在工人阶级之中才能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阶级或是社会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出于其社会处境而亲工人阶级的中产知识分子）不会采纳这一由进步工人阶级所探索出的新形式。资产阶级出于本能的为其腐朽衰败的婚姻形式注入新活力的渴望，也会攫取工人阶级的"新"观念为己所用。但是这种由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新的性缘理想准则是一定不会回应资产阶级利益需求的。它们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强烈要求，并且会进而化作我们阶级斗争中的新武器。它们能帮助我们摧垮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根基，让我们用一个实例来阐明此理。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尝试用更自由，更松散易断的民事婚姻来代替不可分割的婚姻契约，这就会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本质基础，破坏单偶制的，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家庭单位。另一方面，性别之间在关系中的流动性增强，恰恰与工人阶级的一大基本使命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是间接结果。这种对于婚姻“服从”元素的反抗正在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单位最后一道人为纽带。工人阶级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举动，跟关系中的占有心理一样，都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有害影响。将革命阶级的主体性让渡给那些本应为阶级利益，先于个人，家庭利益服务的少数代表是不合时宜的。那些在罢工或激烈斗争中暴露出的家庭与阶级利益的冲突，以及共产党人看待此事的道德尺度，都充分印证了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

设想一个资本家因家事要求在公司财政困难时从公司撤资，资产阶级道德在评判此事时是直截了当的：“家庭利益优先。”而我们将这种态度同另一种情况相比：评判一个为了让自己家人吃饱穿暖而选择在罢工时复工的“工贼”时，我们会说：“阶级利益优先”。还有一个例子：中产阶级丈夫的“爱与忠诚”足够让他的妻子放弃她家庭之外的全部兴趣，最终将自己同育儿和洗衣做饭完全绑定在一起。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一个理想的好丈夫就能支撑起一个理想的好家庭。但工人阶级会如何看待他们之中这么一位“有觉悟的同志”，他不让妻子或女友看到社会斗争？无论是为了个人幸福，还是家庭利益，工人阶级的道德准则都要求女性去参与到那些发生在家门之外的事中。女性被囚禁在家中，家庭利益高于一切，以及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所有权的广泛行使——所有这些都正在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同志友爱团结” 所打破。 同一阶级中，所有一方须服从于另一方的不平等观念是严重违背无产阶级基本原则中的同志情谊的，而这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这装点并决定了整个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这种道德旨在帮助重新教育人们的心理结构，允许任何人都能有权享有积极感受，享有自由，而不是被这种财产观念所束缚，更允许了完全不同于不平等与服从的同志团结友爱。

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每个作为结果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与物质文化进步的新阶级都会给人类带来一个相应的崭新意识形态。性缘关系准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然而，为了批判某种陈腐的观点，具体的“无产阶级伦理”或是“无产阶级性伦理”也是值得被提出的，那种陈腐观点会认为：这无非是“上层建筑”的附属物，在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之前，此领域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 这就说的好像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在社会经济关系完全崩溃以确保其统治地位之后才开始形成一样。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群体正是在同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不断锻造出它的意识形态，进而发展出其性缘关系伦理的。

只有在这种由阶级内部产生并满足阶级需求的新精神力量帮助之下，该阶级才有能力去强化其社会地位。只有坚守这些新道德与新理想，无产阶级才能从那些敌对社会群体中成功获取力量。为了找到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基本道德标准，并确保正在发展的性缘关系准则符合这些标准——这是工人阶级思想家们必须着手的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了解社会发展的创造性进程，和随之塑造的新需求，新理想，新准则，并且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进步阶级在性缘关系准则上的基础，我们才能解决这一系列由性带来的麻烦与矛盾，我们才能找到那根能解开复杂性危机谜团的线索。

我们必须记住：只有适应工人阶级问题处境的性缘关系准则，才能铸为我们强化工人阶级阵地的重要武器。历史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已经教会了我们很多。那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不去使用这一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武器呢？他们正为共产主义制度而战，他们正为两性之间更深刻，更愉悦的新型关系模式而战。

译者：那么比起阶级斗争的宣言，更加落到实处的这一具体的“武器”究竟是什么呢？柯伦泰在写给德国女作家梅塞尔·赫斯的书中序言里以建构性的语言阐述了这一点，我节选了以下这篇《自由爱与新道德》的片段来作为《性缘关系与阶级斗争》原文的有效补充。柯伦泰提倡“Game of Love”与“Erotic Friendship”，在标题中，我选取了“情爱友谊”，既涵盖了这种新型感情关系中的友谊基础，又省去了“游戏”与“情色”词语可能带来的误会。

同时，这也完全不是大家所望文生义而批判的“杯水主义”，与一个人建立良好的性缘关系一定不会像喝杯水那样简单，“情爱友谊”的关系模式反而恰恰建立在极致的主体间性与相互体察之上，相反，在那种完全占有的父权制关系模式下，将女性仅仅视为“水”一样的性资源，才是真正的值得被批判的“发生关系像喝水一样简单”，柯伦泰所提出的“杯水”只不过是旨在将大家，尤其是女性，从那对性关系的避讳魔咒中解放出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考察她这一极具进步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权观念，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一理想关系模式仍值得大家的推崇与探索。

“爱与新道德”

根据梅塞尔·赫斯（Meisel-Hess）的观点，一段基于深度情感共鸣与肉体和谐的婚姻关系仍然会是未来最理想的关系模式。但我想提醒大家也不要忘记：所谓的“真爱”是命运极少给予的礼物，它仅仅降临在少数人身上。那些用温暖颜色装点我们灰暗生活的魅惑魔法般的“真爱”其实并不会时常眷顾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根本从未领略过这些所谓的“全能魅力”。对于这些没那么幸运的人们，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难道他们只配被丢弃给那冷血的无爱婚姻吗？或者说去嫖娼卖淫？难道人们要一直面临那当代社会的两难问题：要么遇到真爱，要么性压抑？

梅塞尔·赫斯找到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她说，在真爱未能降临的地方，“游戏之爱”应当代替其位。为了能真正掌握“真爱”的力量，人们必须先去上一上困难版的“爱情学校”，在那里，情感模式将得以修正。而“游戏之爱”就是这所学校，这是为了培养出“爱人潜能”心理结构的必经之路。

你能在漫长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找到不同形式的“游戏之爱”。从这些关系模式中追溯出基本元素并不困难：比如古希腊的高级艺妓海泰拉（古希腊的艺妓曾享有着很高的地位，其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远超当时的为人妻者）和她的朋友们，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交际花与其拥护者之间的殷勤风流之爱，再比如法国工人阶级女生跟她的“同志同窗”之间那自由如飞鸟般的欢爱友谊。

在这些关系里，你看不到那吞噬式的爱神——绷着一张愁眉不展的脸，要求着完全且不可分割的占有——也看不到那粗鄙的仅仅限于肉体行为的性欲主义。梅塞尔·赫斯笔下那个心理生理结构都过于简单的Sanis先生在“游戏之爱”中只会是一个蹩脚的伴侣。正因为人们的情感结构需要在此过程中得到再教育与再形成，“游戏之爱”的要求非常之高：它要求人们具备极致的细腻，心理觉知，以及真实而敏锐的共情力。“人们完全基于相互吸引而走在一起，只希望从对方那里获得生活的快乐，他们更不会允许谁来玩弄自己的情感并逍遥法外。游戏之爱要求人与人之间发展出一个更为审慎，体贴且深思熟虑的关系：在这其中，人们将逐渐打破那在当代情感中阴魂不散的自我中心主义。”而这种鼓励相互理解的亲密关系能在一个人身上培养出敏锐度，共情力与细腻感。

第三，“游戏之爱” 并不来源于绝对占有的原则，相反，它指导着人们以不为对方添负担的方式，去让渡一部分的自我，而这也将会给对方带来一个更为明亮且快乐的体验。根据梅塞尔的观点，这也会教会人们：此处的“大智慧”，在于只有当感情达到不可撤销并极其“庄严”的深度时，我们才能将全部的自我奉献出去。在当下我们总倾向于在“初吻”之后就急不可耐地侵占他人的完整人格，在没有任何征兆与呼吁之前就试图完全束缚住他人的心。而我们需要记住，只有“真爱”才能赋予我们这种权利。

“游戏之爱”或“情爱友谊”还有另一重优势——它可以充当足以抵挡“恋爱脑”毒箭的盔甲。它既能让人抵御过度投入带来的情感消耗，又能帮助人们在亲密关系中保持自我独立。梅塞尔·赫斯认为，这比任何关系模式都更鼓励个体的自我保全。

我们当下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存在“爱的艺术”。人们完全就没有能力发展出一种轻盈无负担的亲密关系。他们没有意识到“情爱友谊”的价值与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爱情要么是撕裂灵魂的悲剧，要么沦为庸俗的滑稽戏。我们需要带领人们从这一暗巷中走出来，教会大家去体验那种没有负担的，明亮且欢快的感情。 只有经过“情爱友谊”这所感情学校的训练后，人们的心理结构才真正具备感受“伟大真爱”的能力，而这种感情，是完全免于黑暗面的。任何情感体验（只要它超出了纯粹肉体关系）都能滋养而非腐蚀人们的灵魂。正如梅塞尔·赫斯所说：“一个有能力去体验爱的丰盈且健康的心灵，是不会沦为一个慢慢被吃干抹净的三明治的。”爱是一种越消耗反而越丰盈的力量。“能以一种更炽烈，更频繁，更自信的方式去爱，正是通往每个伟大心灵的激情之路。” 本质上的爱情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力量：它培养并丰富着那些处于爱河或给予爱意的人的心理结构。

然而，仅仅满足肉体上的饥渴，既无法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无法消解那如影随形的精神孤独。只有感受到与所爱之人在“真爱”之下的完全和谐，人们才能感受到最大的满足。而当社会的藩篱限制着人心内部爱人的潜力——人们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友谊与团结时，性缘危机是更加尖锐的。在这种语境下，“情爱友谊”的使命就是来为大家准备并教育出爱的潜能的，它使人们最终能够迎接“真爱”的降临。

“游戏之爱”当然只是“真爱”的代理与替代，许多人会说这远远不够。梅塞尔·赫斯回应道，如果诚如他们所想，那就不妨看看当下那些被冠以爱情之名的交易——那些伪装成崇高情感的变相卖淫。这是何等的错误，在这个议题上有多少谎言堆积如山！有这么一个例子立刻浮现在我们脑海：一对未婚夫妻同床共枕，紧紧相拥，但严苛的道德律令大声呵斥：“你们一定要等到婚后！”于是这位男士去找了一个妓女，她明明不想跟他做爱，却又不得不做。而这位未婚妻明明渴望着他，却不得不等到牧师做出准许之后。那么如果两个互相渴望的人能内部解决生理满足，而不是强行征用第三者的肉体服务，这件事就会变得更自然且道德。

除了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下的根源，卖淫还被人们根深蒂固的心理结构所决定——那就是渴望“情欲灵感”流露的同时，能不以丧失自由和保证未来为代价，我们不必匍匐在陌生的性伴侣的脚下，交出完全的自我与主体性。你必须适应这种天性的冲动，你无法给每个毫无防备的恋人都套上婚姻的笼头。而游戏之爱正是人们一直以来寻求的答案。“如果我们足够真诚，摒弃那性缘关系上的谎言和道德上的虚情假意，那么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在文化发展至更高阶段的人类社会，随着一些社会改革的落地，我们一定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即便“情爱高潮”将两人抛入彼此的怀抱…这也无关天堂或地狱的审判。

最后，“情爱友谊”的严格界限是十分模糊且未能定义的。基于弱联系与强吸引的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彼此，并从这种“游戏”之中，生长出那“真爱”的宝藏。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创造出实现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梅塞尔·赫斯的最终结论与实践诉求究竟是什么？

社会首先要学会接受各个形式的人际关系模式（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同寻常），只要它遵从以下两个条件：不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不受经济因素所制约。基于真爱的单偶制结合依旧是理想中的形态，但这并不是永久且既定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心理结构越复杂，关系中的变化就越无可避免。 “一系列连续的单偶制”是人际关系的基底结构，但与此同时，两性间还存在着一系列可能的“情爱友谊”的不同形式。

第二个诉求则是在要实践层面（而非仅仅口头说说）上承认母职的神圣性，社会必须为女性建立各种形式的“援助站”，以在她们生命中的重要时期里，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持。

最后，必须审视一个女孩在人生启程时所被赋予的道德装备，否则女性只会在更自由的关系面前被迫裹足不前。

现今对于女性的整套教育体系都指向着将她们的生命囿于厨房与爱。所以我们才有了那么多“心碎时刻”：看着一位位女性坠落在那初遇的强风之中。我们一定要打开她们生命多样性的大门，锻造她们的心脏，武装她们的意志。现在是时候教会她们：爱情可以被当作找到自我主体的台阶，而非女性生存的全部。就让她们像男人一样，以更强的精神面貌，而非折断的翅膀，去经历并处理那情感上的冲突。 诚如歌德箴言：“随时能够告别过去，接纳生活宛如新生始于今日。”而新型女性正在崛起——“独身女性”——爱情并非其生活的全部。她们不再任凭生活的浪潮压制她们的情感体验，只会如老练舵手一般掌控着她们自己人生的航向。 她的灵魂已在生活的战场中饱经历练，这种“独身女性”重新诠释了庸人的惊呼——“她是有过往的人！” “她是有过往的人”……命运竟能残酷如斯（？）

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女性仍属少数，新的性缘关系秩序——作为这一更完善社会结构的产物——也不会马上到来。长此以往的性缘危机并不会就此终结，并在明天就给未来的新道德让道，但这条道路既已寻得，禁忌之门也全然敞开，属于她们的答案正在远方殷切召唤。我们需要尝试从性缘关系及其应对态度中，从爱的心理学中，去探寻那正在萌芽、发展且终将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种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