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结婚困难或不能结婚。国家阻挠一大批男人结婚。人们很注意指责天主教僧侣独身生活，而对于众多士兵不能结婚的事却不置一言。军官的结婚不仅要经他所在部队长官批准，而且没有自由选择妻子的权利，按照规定，妻子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例如，1889年奥地利军官团的社会待遇得到“改善”。从那以后，作为结婚候选人的军官被提高了身价。一名30岁以上的上尉身价提高到8000古尔登；而谁要嫁给一名30岁以下的上尉很难，因为嫁妆费不能低于30000古尔登。在“改善”之前，要想结婚的军官如果已经过了30岁，那么他必须证明自己拥有12000古尔登的总资产或者拥有600古尔登的额外收入；并且，人们对这小小的额外收入有时还看不上眼，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并不加计较。新规定的结婚条款更加严格。30岁以下的军官必须交纳30000古尔登保证金，30岁以上的军官要交纳20000古尔登；参谋部的军官直至上校交纳16000古尔登，同时仅仅准许四分之一的团级军官结婚；至于新娘，则必须婚前历史清白、地位与未婚夫的身份相当。这种规定适用于部队中的军官和军医。新规定的结婚条款对于其他有军官军衔的军事官员比较宽松，而对总参谋部的军官更加严格。分配到总参谋部的军官后来几乎不准许结婚，因为30岁以下的总参谋部现役上尉必须交纳36000古尔登的保险金。30岁以上者则交纳24000古尔登。在德国，从1902年起开始实行下述规定：如果低于一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军官或军医官要想获准结婚，他们必须事先证明他们有军官或军医的职务以外的收入，这些收入的金额至少是：二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和薪金45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1500马克；薪金33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2100马克；中尉、少尉，包括骑兵部队的列兵班长和野战部队列兵班长每年2500马克。此外，军士也受到这种结婚限制，申请结婚者须经其所在部队的最高上级批准方可结婚。这就是国家在婚姻问题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有力证据。舆论一般认为24或25岁以下的男子不应结婚，因为人通常在这个年龄才获得公民独立性。只有那些生活优越，不必获得独立地位的人，如王公贵族出身的人，才被认为可以不在此列，这些人中男子18或19岁，女子15或16岁就可以结婚。王侯18岁就算成年人，就有能力统治无数人民。普通人21岁才算成年人。

上述关于适合结婚的年龄和各种不同看法表明，这些看法只以社会考虑为标准，而同人作为性生物这一点无关。但是，人的自然冲动不取决社会状况和从中产生的各种见解。人只要到了成熟期，性欲就会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

女性进入性成熟期因个人的体质、气候及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成熟期在9至11岁即已开始。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这个年龄的妇女已经怀抱孩子，但他们在25至30岁便开始衰老。在温带地区，进入成熟期通常是14至16岁，有些地区甚至还要大几岁；此外，城市女孩同农村女孩的性成熟期不同。健康、粗壮、能干的农村姑娘的月经初潮比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神经过敏又患贫血的城市姑娘来得较晚。在农村，性成熟一般正常发展，而在城市，性成熟的正常发展则属特殊情况，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甚至医生对此都感到绝望。医生常常不得不说，只有结婚才是根治这些病的方法。但是怎样应用这个方法呢？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摆在面前，这一建议如何实行得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必须寻找改革的途径。一方面，必须彻底改造生理和智力的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全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但是要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只有完全改变社会状况才有可能。

我们的社会关系造成作为性生物的和作为社会生物的人之间的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它产生大量主要是女性遭受的灾难和疾病。首先女性的身体结构与性使命的联系，比男性紧密得多，并受其影响。比如月经周期。其次，女性用自然的方式满足其最强烈的自然欲望受到极大阻碍。自然需要和社会压制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导致她们违反自然行事、养成秘密行淫的恶习和放荡纵欲，这又损害她们不够强健的身体。

违反自然地满足性欲的行为受到不知羞耻的怂恿。渗入到家庭的报纸和消遣刊物常常刊登广告推荐一些用具，这些用具得到一些人的绝非隐秘的青睐。但青睐者主要是社会上家境富裕的人，因为这种用具的价格很高，家境不富裕的人未必有能力购买。同时淫画（尤其是整整一系列的照片），也指望得到两性的青睐，这些淫画印在描写类似内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上，这些作品光是标题就足以激起性冲动，因此引起警察和检察官的追查。但是警察和检察官都忙于对付破坏“文化、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民主党，哪里还有闲暇来注意这些事情。有一部分小说也是这种诲淫读物。如果这种人为地激起的性放纵不会变成一种社会疾病，那才是怪事。

有产阶级的许多妇女过着懒散阔绰的生活，用极其精巧的方法刺激神经。沉湎于某种温室培植起来的、被一部分过于多愁善感和神经兴奋的女性常常视为高雅的闲谈和教育话题的艺术享受，——所有这些都增强着性刺激，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放荡。穷人要劳动，有些令人疲劳的姿势，尤其是坐着的姿势，容易造成下身充血，从而激发性冲动。这方面最危险的作业是目前极为广泛地用缝纫机缝纫。这种劳动非常损害身体，每天这样缝纫10至12小时，用不了几年，最强壮的身体也会垮下来。长时间在持续高温下劳动，例如在制糖、漂白、印花作坊的劳动以及夜里点煤气灯在拥挤的车间劳动，特别是男女在一起的劳动最容易激发性冲动。

所有这些现象再次表明当今的社会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健康。但是深深植根于当今社会制度中的祸害，不是那些社会和宗教的廉医用现成的道德说教和治标的药剂所能消除的。必须用利斧砍除祸根。这就是必须创造一个使符合天性的教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每个人的自然健康欲望的正常满足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

男人没有女人的那些重重顾虑。男人利用其占居的统治地位，只要不超出社会限制的范围统统享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妇女把婚姻当作谋生手段，她们的人数多于男人，习俗又阻止她们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这些都迫使妇女不得不坐等求婚者来临。她们通常乐于抓住任何机会，找到一个能够使她免遭像可怜的“老处女”所遭受的那种社会歧视和蔑视的丈夫。她们常常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一些姐妹，这些姐妹出于人的尊严情感，不愿为婚姻卖淫，把自己卖给随便的一个人，而宁愿孤身一人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走完一生。

另一方面，想在婚姻中满足爱情需要的男人也受到社会种种约束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不必太操心就能养育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他对结婚的看法越理想，他出于爱慕去娶一个妻子的决心越大，他就越是要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在当今的职业和财产状况下，许多男人对这个问题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他们干脆一辈子不结婚。其他人对结婚并不这么认真，他们另有打算。数以千计的男人比较晚才能得到独立的、与其需求相应的地位，但他们要：“符合身分地”养活一个妻子，前提只能是这位妻子必须拥有大量财产。当然，许多青年男子对所谓的有身份的生活有很不切实际的看法。但是他们要想结婚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满足妻子由于受到错误的教育和受到不良社会习惯的影响会提出一些远远超过他们的力量的要求。这些青年往往不能结识那些不苛求的善良妇女，因为这些妇女深居简出，很少在男人选未婚妻的地方抛头露面。男人遇到的妇女，大多竭力以外貌和容颜取悦男人，而在人品及物质地位方面蒙骗他们。这些女人越是到了不得不急于嫁人的年龄，就越是起劲地耍弄各种各样的诱惑手段。如果她们成功地逮到一位丈夫，那么她们已经养成的好打扮爱修饰、好虚荣爱享乐的习惯，婚后也不想改变。这对于男人来说简直是碰到万丈深渊，所以不少男人见到悬崖边上盛开的鲜花，宁可视而不见，决不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去采摘。于是他们独自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一份自由，自己给自己寻找快乐和享受。欺骗和撒谎是资产阶级社会交际场合到处流行的伎俩。因此在婚姻方面也耍弄这种伎俩不足为奇，但是这些伎俩一旦获得成功，就会给双方造成巨大的不幸。

统计表明，社会地位比较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结婚的平均年龄高于下层阶级。根据魏斯特加尔德的统计，1878—1882年在哥本哈根，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1881—1866年在普鲁士，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根据安泽尔统计，1840—1871年英国的具有优越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29.95岁，但1871年以后，这一阶层男性的结婚年龄更大，从1880—1885年各种职业者的结婚平均年龄如下：

这些数字再次有力地证明，社会境况对婚姻的影响。如果说在19世纪后10年中，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结婚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那是社会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结果。例如在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瑞典，结婚的青年人不断增多是与工业工人迅猛增加紧密相关的。相反，在法国和英国这些老的工业国家，结婚的平均年龄都有所提高。俄国是个例外，那里的结婚年龄的提高是村社的财产被强占的结果。

出于种种原因，放弃结婚的男性数目日益增多。其中主要是那些所谓层次高、职业好的男人。这些人一方面因为要求过高，另一方面不结婚也可找到快乐和享受，所以往往不结婚。此外，在那些许多退休者同家人住在一起，年轻男人很少的地区，妇女的处境非常不好。那里不能结婚的妇女占20%到30%，甚至更多。有些阶层的妇女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对男人要求较高，而自己却没有能力给男人一份可观的嫁妆，她们一般都很难找得到未婚夫。这尤其对无数靠薪金生存的家庭的姑娘更加不利，这些姑娘在社会上受到敬重，但没有财产。这个阶层的妇女的生活是最悲惨的。这些阶层的妇女主要从事令人担忧的竞争职业，如从事刺绣、洗涤、缝纫、制花、擦洗、手套编织和草帽编织等，总之她们是那些企业主乐意让她们在自己家里劳动的工人。她们的工资最低，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并不是为了挣到全部的生活费用，而只是为了赚点钱买些衣饰和奢侈品。企业主偏偏乐意利用这些妇女的竞争劳动，以达到他压低贫困的无产阶级女工的工资，榨取她们最后一滴血的目的，这些女工就这样被迫消耗力量，直到筋疲力尽。还有许多官员的妻子，由于她们的丈夫薪水很少，不能让她们过上“合身份”的日子，便利用她们的空闲时间参与这种可恶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的担子更加沉重。

资产阶级妇女协会开展了提高妇女劳动地位和准许妇女从事高级职业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上流社会的妇女获得好的生活。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协会都乐于投到地位较高和地位最高的夫人女士们的麾下，得到她们的保护。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妇女只是仿效资产阶级的男人，这些资产阶级的男人也爱好寻找这种保护，也热情洋溢地追求，但成效甚微，即使有些微成效，也不是在大事方面。人们所干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干的劳而无功的工作，他在彻底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上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他们不允许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保守主义本性妨碍着这些协会具有所谓破坏性的倾向。1894年春，在柏林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会上，少数派提出，资产阶级妇女应当同无产阶级妇女，也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妇女携手并进。多数派却暴跳如雷地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妇女靠自己拉自己的辫子，是不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的。

那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放弃婚姻生活的妇女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

德国妇女过剩，无论是从各邦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还是从年龄段来看差别都很大。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2页）具体情况如下：

上表表明，15至40岁这个最适宜结婚年龄段的妇女的人数同男人的人数，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是1008：1000，即妇女多出8人，在这个年龄段中，男性居民是11100673人，女性居民是11187779人，就是说女性居民多出87106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1900年，在11146833名育龄（18至45岁的）德国妇女中已婚妇女只有6432772名（占57.71%）；寡居妇女283629名（占2.54%）；离异妇女31176名（占0.28%）；独身妇女4399286名（占39.47%）。

在其他国家，上述4个年龄段中的男女比例如下（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1页）：

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经济结构一样或类似的国家，从年龄段上看男女人数的比例基本相似。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哪怕抛开上述各种理由，多出来的那部分妇女也不能指望结婚。1901年，在1000名15岁以上的妇女当中，结婚者在英国仅仅有496.4人，在苏格兰442.8人，在爱尔兰370.9人，在瑞典和挪威分别是468.2和469.9人。

那些极力反对妇女具有独立、平等的生活地位，同时又要她们结婚和主持家务的人，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这么多的妇女没有结婚，这根本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恶意。

但是，现存社会制度的这些牺牲者遭受着什么样的命运呢？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天性的报复在面容和性格的特征上表现出来了。这样在一切国家和各种不同气候的地区，所谓的老处女和禁欲主义的老童男的面容和性格都同其他人不同。在这些老处女和老童男的身上都有压制自然欲望的毁灭性影响的烙印。所谓的妇女的求雄狂和各种歇斯底里大多渊源于此。此外，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也会引起歇斯底里，因为这种不满足常常是不能生育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我们当今的婚姻生活及其后果的主要特征。结论是：今日的婚姻同现存社会状况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同生共灭。但是，这种婚姻恰恰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正面临着瓦解和灭亡。关于资本主义的婚姻，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①尽管整个人口在增加，出生人数却在下降，这足以证明，家庭的生活状况在恶化。

②提出离婚的人数增多，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的数目。提出离婚者大多数是妇女，尽管她们在离婚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会遭受的苦难更多。这足以证明，各种不利因素在增加，婚姻陷入瓦解和破裂状态。

③虽然人口在增长，而结婚人数却在减少，这证明婚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不再符合其社会目的和道德目的，而且成为毫无价值或令人生疑的东西。

④几乎在所有文明国家，男女人数比例失调，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女性。男女人数比例失调的原因不在于出生率，不在于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要多，而在于国家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良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所有这一切不自然的，首先是损害妇女的状况，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些状况就会日益恶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消除这一祸害和解放妇女。为此必须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