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在私有制社会没毛病，在社会主义就是无耻了，一定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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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养老一直是自己的事——“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生自灭，有能耐就养老，没有能耐就只能死——就是这么残酷。
为什么这么残酷呢?
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剥削阶级可以依靠统治地位利用剥削、压迫来让自己颐养天年，而劳苦大众是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能靠自己。这与羊群是一样的——羊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依靠自己跑得快。
“轰隆隆”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建立了。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劳苦大众破天荒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公有制生产关系下集体。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都依靠集体，劳苦大众不再为基本的生存而恐惧——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潜台词就是，你要自己负责养老，你自己无法养老，那就是你无能，你无能那就是你活该。这与“你穷是因为你不勤奋，你不勤奋那就活该受穷”，是相同的无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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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苏联与修正主义苏联的养老
苏联先把劳动人民的权利写进宪法，再由企业和国家出钱。1936年宪法第120条(1956年修订文本)规定，公民在年老、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物质保障的权利。1956年7月14日通过的《国家退休金法》，把此前分散的多项法令合并为一部统一的法律。基本内容为：职工个人不缴费;企业按工资总额缴费(1958年为4.4%–9.0%)，其净额约负担养老金成本的一半，其余来自国家财政。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养老由社会主义国家全盘负责，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人。
即使苏联变质为修正主义，挂着羊头卖狗肉，对于苏联人民的养老也不含糊。苏修1964年7月15日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与津贴法：设养老、残疾、丧失供养人抚恤和女庄员产假津贴，经费由集体农庄和国家共同承担，并提出逐步向城市职工水平靠拢。
苏修哪怕到了财政枯竭的时候，也没有让苏联人民成为“养老第一责任人”，毕竟“社会主义”的颜面还是要要的，毕竟还需要一块遮羞布来掩盖挂羊头卖狗肉。
“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是在苏联解体后的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之后，当时俄罗斯引入西方“经济学家”的“休克疗法”，大量印钞，导致超级通货膨胀，前苏联人民的养老金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原来由国家养老的人民一夜之间成为赤贫，自己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就是自生自灭，差不多回到了沙俄时代。
二、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养老
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废墟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让劳动人民成为“养老的第一责任人”，而是由国家担任劳动人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人。1954年宪法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劳动保险费用全部由企业负担;企业按月缴纳工资总额的3%作为劳动保险金，不得从职工工资中扣除，也不得另向职工征收。男60岁、一般工龄25年、本企业工龄5年;女50岁、工龄20年、本企业工龄5年;井下、高低温和有害工种男55岁、女45岁，工龄按1.25倍或1.5倍折算。退职养老补助费为本人工资的50%–70%，付至死亡;符合条件但因工作需要留任者，另发在职养老补助费，为工资的10%–20%。
即使在农村，也没有让“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而是由集体兜底。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给予生产和生活上的安排照顾，保障基本生活并负责安葬，即“五保”。
人民日报1956年5月24日第3版《幸福的晚年 北京市第一养老院访问记》：
【人们都很关心，我们国家是怎样妥善安置那些无依无靠、无家可归和无法维持生活的老年人的呢?我在访问了北京市第一养老院之后，就可以告诉人们，这些老年人住在养老院里，生活得都很好。
在北京，同样的养老院有三个。在这三个养老院里，住着一千多个五十五岁以上的孤单的男女老年人和残废者，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
在北京市第一养老院住着的五百多个孤老头子和残废者，他们大多数是在旧社会里被遗弃了的劳动人民。其中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做工，直到老年，旧社会仍然使他们一无所得。有的流落街头行乞，有的被摧残成为残废，有的失去了劳动力，无法维持生活。在这些人中，虽然有的人在旧社会里也曾染上了很坏的习气，甚至有过为非作歹的坏行为。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教养，使这些人有了很大的转变。人民政府在解放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的安老所，并使它变为名符其实的养老院以来，社会上的这一群孤苦的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为第一养老院的这些老年人住在新盖的一百五十间房子里，住房是朝南的，阳光可以通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屋里来。
第一养老院的院长告诉我，老人们的生活用品完全是由国家供给的。因为老人们怕冷，所以冬天发给他们的棉衣和棉被都是很厚的。现在已是初夏，老人们都换了服装。我在一间专门住着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室里，看见了九十八岁的老人阎振声。这个老人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地主家看庄园，一生没有过过安稳的日子。解放后他进了养老院，安静的生活使他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精神也好了。今年一月间，院里为大家又作了一次体格检查，没有发现有营养不良的现象。
在这个养老院里，还有浴室、理发室和一个供文化娱乐用的大礼堂。诊疗室里三百多种药品，足可以治疗老人们的一般疾病。如果病人需要隔离休养，可以住病人疗养室。如果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休养的，还可以到一个专设的疗养所里去疗养。今年体格检查以后，已经有三十七个老人去疗养了。
每天，老人们喜欢一大早就到院子里散散步、浇浇花。然后，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很干净。曾经在旧社会里当矿工被石头砸断了腿，因而失了业，行乞十年的卞喜才，现在成了全院的卫生模范。卞喜才向我说：“要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这付骨头也寻不见了。”我去访问的那天，卞喜才同几十个老人正在大礼堂里进行编组学文化。最近，院里有八十多个老人报名参加扫除文盲的学习，积极要求学文化。
一到晚上，大礼堂里就热闹起来了，不是唱戏就是下棋。老人曲艺组和老人京剧组既有演唱的工具，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京剧、评弹、大鼓、快板、说书样样都有。丰富有趣的文化娱乐生活，使这些老年人变年轻了，有精神了，也使他们感到生活在集体大家庭里，是很快乐的。
我在第一养老院里还发现：许多老人热情、愉快地劳动着。在一间编包生产室里，我看见了好几个白胡子的老头，他们所编出的草提包也一样细匀、好看。在今年第一季度中，他们为合作社编好了二千多个草提包。他们除编包、糊火柴盒，纳鞋底，养猪和做豆腐之外，还种一部分油料作物。院长告诉我：老人们进行手工生产的收入，60%是归个人，40%是办集体福利。农业生产70%都归个人所有。许多老人都认为，能参加一些适合于自己身体条件的轻微劳动，不但可以调剂精神，还可以使身体更加健康。生产所得，既增加了集体的福利，又增加了个人的收入，所以老人们的劳动兴趣都很好。他们也为能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院长告诉我：在我们这里是以养好为主的，对一些年纪太大的和身体弱的老年人，还专门有人来照应他们，所以生活在这里，一切都不用自己耽心。】
因为新中国要进行积累搞工业化，在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在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路线指导下，毛主席时代的先辈们用自己的一辈子奋斗创造了三辈子才能达到的伟大奇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所有的劳动人民——“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在大跃进期间，绝大多数公社都建立了养老院、幼儿园、托儿所。虽然因为浮夸风而遭受挫折，但是集体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的社会主义理念得到了落实。
人民日报1959年1月16日第6版《敬老院里笑颜开 二百万老人欢度幸福晚年》
【本报讯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其中敬老院全国就有十万多处，入院的老年人约有二百万。这些敬老院为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各地人民公社为了使老人生活得幸福愉快，都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对老人们的衣、食、住等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并派有专人照料老人的生活。敬老院的房屋一般都是当地比较好的房子，许多敬老院是建立在有山、有水、有花草树木的风景幽美的地方。有些入院的老人缺少衣被，人民公社在入冬以前就为他们做好了棉衣、棉被，保证老人们暖暖和和地度过严冬。各地人民公社为了适合老人的胃口，还给敬老院专设了食堂，给老人们较高的伙食供给标准，多调配细粮，多做老人们喜欢吃的饭菜。
敬老院的老人中间有许多人劳动了一辈子，给地主扛了几十年的活，到老也没钱结婚成家。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始终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现在，入了敬老院，他们感到有了家，敬老院就是他们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老人们亲如兄弟姊妹，生活上相互关心;敬老院的服务人员给他们送汤送水，问寒问暖，做饭洗衣，敬如父母。许多敬老院还为老人组织文娱活动。下象棋、打扑克、弹拉歌唱，已经成了不少老人的喜好;看看公社放映的电影，观赏公社演出的歌舞戏剧，也是经常的事情。
由于敬老院的老人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热爱劳动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虽然各地人民公社百般劝告老人们安心养老，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可是他们总想找点活干。因此，有些敬老院也开展了一些轻微的生产活动，如种些花草树木，养些鸡鸭鹅兔等，目的是增加老人的生活乐趣，促进老人的身体健康。
目前，各地都在结合人民公社的整顿、巩固工作，对敬老院的工作也进行检查整顿，使敬老院办的更好，使老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河北抚宁渤海人民公社敬老院的老人在一起下象棋。左下图为这个敬老院的外景。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湖南沅江县城北，洞庭湖畔，橘林丛中，有一座漂亮的房屋，这就是琼湖公社的敬老院。
这敬老院四周，风景如画，异常幽静。高大的房屋矗立在小山坡上，三面环湖，前有菜园，溪水缓流，橘林成荫，花气袭人。琼湖公社的一些老人家，就生活在这里。
跨进敬老院，看到北屋廊沿下，坐着一排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在暖烘烘的阳光下，有的老人在切晒红苕干，有些在谈家常，有的在看报，好几位老人闭着眼睛在养神。
女院长文春秀听说来了客人，连忙从屋内出来，一面招待烟茶，一面给我们介绍：“西边是膳厅，两边是男寝室、女寝室，中间俱乐部是客厅也是老人的休息室。寝室男女分住，每四位老人住一间。杨望森、郭有秀，谢贵华、姜秀英是两对老年夫妇，各住一个单房间。老太太谢发秀、聂和秀平时很合得来，希望住在一起，院里就把她们安排在一间寝室里。”
院长和老人们带我们来到俱乐部，这里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瓶里插着鲜花，桌上摆着许多图书、画报、娱乐品，还有社里送来的鲜橘，墙边放着一排躺椅，有个老人正躺在椅上休息。走进老人的寝室，每间都有天花板和地板，床上挂着新蚊帐，铺着厚厚的稻草，垫絮上铺着新的花床单，一床床的棉被折得整整齐齐，每间寝室都有一套茶具，这些东西都是公社发给的。老人们从家里把自己喜爱的箱柜、用具也带来了，还有镜子、梳妆台、烤火炉等等，日常用的样样不缺。冬天淡淡的阳光，照射在明净的大玻璃窗上，屋内显得格外亮堂、舒适。
老人引我们来到食堂，墙上贴着一副老人自作的对联：
“想从前，起早睡晚，日晒雨淋，到头来少吃少穿，唉声叹气，埋怨自己命苦;
看今天，丰衣足食，益寿延年，每日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感谢党的英明。”
食堂里编的桌次，完全按照老人的意见，夫妇俩口，平时合得来的都编在一起，有病的隔着吃。吃中午饭了，老人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食堂，身体残废和眼睛看不见的老人，由服务员把饭送到他们的手里，吃完又帮助添饭，同桌的老人也把菜不断地夹到他们的碗里，暖钵炉放在桌子中间，把菜炖的热烘烘的，老人们边吃饭边说笑。
老人们见人就称赞这里吃饭不操心，吃得好，吃得暖，比在自己家里单独过日子强过百倍。
这里的二十二位老人，原来都是农业社的“五保户”，年纪最大的九十岁，最小的六十四岁，其中十七人讨过饭，五人当过长工。九十岁的老人谢发秀，她的遭遇最悲惨。她告诉我们：她生过六个儿女，五个没有救住，剩下一个儿子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四十岁死去了老伴，从此孤零零一个人，抱着一根棍，讨饭流浪漂泊。七十岁的老人李求仁，七岁开始给人看牛，结过两次婚，因为贫穷，前妻病死了，后妻跟人走了，剩下他一个人给地主扛了三十多年长工，过着孤单的日子。
提起往事，老人们一肚子的苦水吐不尽呵!
可是，一提到今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忽然开朗起来。坐在我身边的老人杨望森说：“我们老俩口都是做过多年长工讨过饭的人，年老不能劳动，又没有半个儿女，在旧社会一年到头风打头，雨打脸，吃没有吃的，穿没有穿的，想后来必定是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现在可好啦!我们双双进了敬老院，生活过得热热的，人多又不寂寞，毛主席把我们安置得多好呀!”九十岁的老人聂和秀，因为无儿无女，从前总是经常悲怨命苦，一有病痛，就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死，这时候她说：“莫说自己不想死，就是活上一百多岁也还不嫌自己老啦!”
老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清福，可是，长年劳动的双手总是闲不住。敬老院文春秀院长告诉我们，在进院的那天就给老人讲清楚了，到这里的目的是好好地养老，不给任何生产任务。但是老人从进院的第一天起就不肯闲着，每天总要找一些轻活干。我们看见好几位老人，他们正在编竹篮，编的很是细匀好看。到饲养室，看到一位老大娘在热情地帮助服务员喂猪。已逾古稀的老人谢贵华，有四十多年的种菜经验，他进院时，将自己的锄头、爬锄、箩箕都带来了，一进院，就邀着杨望森把门前两亩菜园要来种，如今园里的青菜长得又肥又嫩。九十岁的老大娘聂和秀、谢发秀，从小会做一手好针线，进院后，把藏起多年的针线又拿出来，两人常坐在炉边绣花消遣。老人们从事这些微量的劳动，给自己生活上添了不少活力。他们劳动已经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调剂生活，增进身体健康。
傍晚，我们告别了老人。我们为这些老人们的幸福晚年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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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张春桥家书看改革开放后的养老、医疗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的《张春桥狱中家书》中有两封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
【当今世界上，靠“自我”的似乎越来越多。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八日写给女儿“小妹”的信)
【我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上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好在，现在许多人眼睛睁开了，虽然人数不多，真正的希望是在这里。】
(一九九〇年七月廿七日写给大女儿维维的信)
四、资本主义国家养老：从“个人负责”一路“进化”到“社会负责”
资本主义从封建私有制的母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这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决定的。
但是“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的第一次破产恰恰就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1889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老年社会保险。
这绝不是德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良心大发现，也不是德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的仁慈。这一切都是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
1873到1896年被称为“大萧条”，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觉得自己活在一场持续的危机里，工作时间延长、工资下降、物价上涨并伴随大批裁员，失业率急剧上升。这打击了对经济秩序自行调解、自行和谐的骗人的思想，让阶级矛盾更尖锐，壮大了争取阶级解放的工人运动。
1875年，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在哥达合并，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后来社民党的前身。这正是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那次大会。
鲁尔矿工在1872年发动了帝国第一次大规模罢工，1889/90年又出现新的罢工潮。这一次反动的统治阶级第一次没有把责任归给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而是承认了明显的社会弊病。
1889年5月大罢工。这是德国阶级矛盾冲突的顶点，约9万人参加，几乎覆盖鲁尔全部矿工，矿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军队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派往现场对工人进行镇压，死亡14人，是整个帝国时期最血腥的一次。罢工在6月初经妥协结束。
德国无产阶级的不懈斗争，迫使德国反动政府认识到了再不拿出一点“胡萝卜”，这个统治大厦就将倾塌。于是在所谓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策划下，1881年11月17日的《皇帝诏书》(也称《黄金诏书》、《帝国咨文》)出台了，它由俾斯麦起草，以威廉一世的名义，1881 年 11 月 17 日由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宣读。它奠定了此后三部基本社会保险法的基础：1883年《工人疾病保险法》、1884年《事故保险法》、1889年《残疾与老年保险法》。
它们的主要内容是：
疾病险：工人负担2/3，雇主负担1/3;
事故(工伤)险：全部雇主出钱;
残疾+老年养老：工人、雇主各一半，国家额外给养老金定额补贴(每年50马克)
《残疾与老年保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老年社会保险，它宣告了“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的破产。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台养老法律法规。
比如，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老年保险。
当然，还是有一些“头铁”的资本主义独裁者，不信这个邪，非要开倒车转向“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但最终无一例外都是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也被人民所唾弃，背上世代骂名。
比如，智利军政府独裁者就是这样“不信邪”的“头铁”反动派。
1924年建立、一直运行到1980年的智利传统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现在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本质就是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逻辑：在职一代人缴费，资金进公共统筹池，直接用来发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可是“头铁”、独裁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在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包括军事政变之前)，1955年12.2个在职养1个老人;到1979年只剩2.5个在职养1个老人，财政窟窿越来越大，养老金入不敷出，成为独裁军政府的负担。
于是1981年5月，皮诺切特军政府决定废除旧的“社会+个人”的现收现付社保养老制，实行“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的“新”制度：正式雇员强制扣工资10% 存入个人账户，交给 AFP 私营养老基金公司管理;雇主不承担养老缴费义务(只缴少量伤残遗属保险)，政府只保留一个很弱的兜底：最低养老金担保。这样，养老风险全部转移给个人：失业断缴、收入低、股市熊市、长寿，都会直接把养老金拉低。
这套“甩锅”的无耻政策，让智利人民受尽苦头(最开始的几年还是有一定迷惑性的)，最终在2019年迎来了智利人民愤怒的总爆发。根据豆包AI：
【2019年10月，圣地亚哥地铁涨价30比索(约人民币0.27元)，学生逃票抗议，迅速扩散成全国性大规模抗议示威
表象：地铁涨价、公共交通成本高
深层口号：“不是30比索，是30年!”——矛头直指皮诺切特时代延续下来的整套新自由主义体系：养老金、教育、医疗私有化、贫富差距、劳工保护弱
养老金是抗议核心议题之一：大量退休老人退休金微薄，大量劳动者预见自己老了也拿不到体面养老金，长期积怨。
事态规模：全国多城暴动;皮涅拉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出动军队镇压;最终官方统计数十人死亡、上万人被捕。
政治结果：政府被迫同意启动修宪公投(换掉皮诺切特时代的旧宪法);同时立刻推出养老金修补方案，允许民众从个人账户临时提取部分资金应急(后续几轮提款，又进一步掏空很多人的账户余额，远期养老金继续缩水)
养老金不是骚乱直接导火索，但它是民众对这套私有化秩序不满最标志性、最刺痛人的制度。】
【2025年新养老金改革法案(21735号法案，博里奇政府，2027年4月正式全面落地)——最大转向
这是对1981模式的重大修正，引入雇主缴费，重建共济板块，不再只靠工人自己交10%
新增雇主缴费：雇主最高承担工资的8.5%(分9年逐步到位)
其中一部分进入新的社会共济保险账户(Seguro Social Previsional)，用来做再分配：补偿女性(女性寿命更长、养老金天然吃亏)、补偿缴费年限不足的人、长寿风险互助;
一部分仍然进入个人账户资本化;
工人原来10%个人账户缴费保留;
逐步改造AFP：老牌AFP机构会退出原有身份，市场上同时有公立养老资产管理机构+私人管理人，降低管理费，加强竞争;
提高PGU全民保底养老金水平，扩大兜底覆盖面
新版(2027起正式运行)：真正混合型三板块：个人账户积累+雇主缴费+社会共济再分配+国家财政兜底PGU】
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决定了无论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什么花样，都是饮鸩止渴。
为什么这是资本主义的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呢?
——两极分化。用大白话表述就是：钱都跑到资产阶级兜里去了——老百姓没钱，政府也没钱。
不信马恩列斯毛，那就注定要失败、灭亡。
再“头铁”的反动派，也无法用自己的意志想当然地消除资本主义矛盾，所谓的矛盾“缓和”、“和谐”不过是掩盖矛盾、压制矛盾，短期蒙蔽人民的伎俩而已——想方设法从老百姓兜里掏钱，人民终究会认清这些骗人的把戏的——哪怕最“头铁”的皮诺切特军政府说出花来也不行——人民群众不再相信你的大忽悠了。
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国家是养老第一责任人”，但它也认识到“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由社会来承担主要责任——虽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做不到。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决定了这是一条死胡同，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
目前，在欧洲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本身的矛盾，虽然进行各种改良，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这个让它灭亡的矛盾，这个矛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尖锐，改良带来的所谓的“矛盾缓和”“和谐”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回天乏力”是资本主义最终的归宿。
在当今世界，哪怕是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也是倒退，在开历史倒车。这是会被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唾弃的。
五、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支出占财政支出对比
笔者这次偷懒，没有查询数据，直接用豆包查询的数据：
【数据已全部核实。下面给出六国对比结果。
六国社保财政支出占比对比(2023–2024)
口径说明：国际比较存在两个常用口径，差异主要在于 "医疗" 是否计入社保 ——
宽口径(OECD SOCX 公共社会支出)：含养老金、医疗、失业、残障、家庭、住房等全部政府社会转移支付，是 OECD 跨国比较的标准口径。
窄口径(COFOG 社会保护)：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中的 "社会保护" 类，不含医疗(医疗在 COFOG 中单列)，更接近中国财政预算科目中的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各国数据明细与来源
关键结论
法国是六国中社保支出最高的国家，宽口径占 GDP 31.6%，政府每支出约 100 元就有 42–44 元用于社会保护 —— 这与其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一致。
中国社保支出占比约为 OECD 国家的 1/3 到 1/2。宽口径 10.5% GDP，仅为法国的 1/3、美国的约一半。即使只算窄口径(不含医疗)，中国 6.8% 也远低于法德的 20% 以上。
美国的特殊性在于 "宽口径高、窄口径低"：美国宽口径 19.8% 在六国排倒数第二，但窄口径仅约 7.5%—— 因为美国大量社保支出通过 Medicare/Medicaid 走医疗科目，且私人社保占比高。
中国的口径差异提示：如果只看一般公共预算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114 亿元，仅占 GDP 3.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8%—— 但这漏掉了 10.5 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五险)。全口径政府社保支出必须把社保基金算进去，否则严重低估。
数据年份：法德为 2024 年 Eurostat 决算数据;日本为 2023 年度(日本财年);中国为 2024 年财政部决算;美国为 2024 年 OECD 估算。跨国比较时年份差异约在 1 年内，不影响排序结论。】
将中国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纳入后的比例：
【六国总表(统一分母：广义政府总支出 GGE)
说明：国外数值是 OECD/Eurostat 直接统计结果，不是二次估算;标注 * 为前期一致沿用的 2023–2024 权威值
】
六、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财富分配
为什么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国家(集体)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呢?
答案是：共同富裕。也就是财富没有两极分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都由国家(集体)统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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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
解放前，占中国人口1%的顶级人群的收入总和(蓝色)一直高于占中国人口50%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总和(红色)。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时代，从1950年开始，占中国人口50%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总和超过了占中国人口1%顶级人群的收入总和。
1978年以后，占中国人口1%顶级人群的收入总和份额开始增加，占中国人口50%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总和份额逐渐减少;2006年，占中国人口1%的顶级人群的收入总和超过占中国人口50%的劳动人民的收入总和。
如下图：
1978年，占中国人口80%的普通人群的财富总和(红色)远远超过占中国人口1%的顶级富豪的财富总和(蓝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2009年，占中国人口1%的顶级富豪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占中国人口80%的普通人群的财富总和。如下图：
在《〈邓选〉学习105到底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中有这样的数据：
【2025年百润财富榜财富50亿元以上的数量1259人(或夫妻、或家族)(港澳台富豪已经排除)。他们的财富总计为25.4461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2024年财政收入为21.9702万亿元人民币。就是说，这1259名富豪的财富25.446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中国的一年的财政收入。
中国2024年GDP为134.9084万亿元。就是说，这1259名富豪的财富25.4461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GDP的18.86%。】
钱跑到谁的兜里了?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国家(集体)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呢?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七、人民日报：福利经济学的反动本质
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进化到“社会+个人”模式，被美其名曰为“福利经济学”。尤其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搞的高福利制度，看似是为民众服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福利都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谈不上任何什么“福利”，无非是自己创造的财富被资产阶级掠夺到自己的兜里，然后再拿出来一小部分“施舍”给劳动人民而已。如果真的说什么“福利”，那是劳动人民给资产阶级创造了福利——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治地位。
人民日报揭露过这种骗人的把戏。1963年6月22日第5版《福利经济学的反动本质》：
【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形下，福利经济学者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对人民进行欺骗，并借此达到他们诬蔑和诽谤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在所谓“平均收入”、“生产计划化”和“社会福利极大化”等幌子下冒充社会主义。他们还把一切改良主义措施，包括累进税、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都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他们甚至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也宣布为社会主义。贝格森曾经在一篇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名义的文章中，大肆贩卖“福利经济学”的货色。这些都与现代改良主义者的论调合拍。英国工党分子道格拉斯·贾埃曾经宣扬，公有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而通过税收措施以及在货币范围和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内的监督措施，有可能实现国民产品分配上的更大的平等。但是，这些改良主义者们异想天开地企图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近年来，当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日益过着美好的生活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却利用福利经济的理论，大肆颂扬自由、平等和“福利国家”，妄图利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迷惑工人阶级视线。实际上，这些措施无非是工人阶级通过坚决顽强斗争的结果，从资本家来说，只是被迫施舍一些残羹罢了，它们丝毫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本质。肯尼迪在一九六○年曾经承认，在美国，每天有一千七百万人是饿着肚皮上床睡觉的。在美国经济危机的阴影下，美国失业人数今年四月份已达四百一十万人。连肯尼迪也不得不惊呼，失业问题已成为美国“第一号国内问题”。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替那些“正像潮水般涌向劳动力市场的男女”提供就业可能性，那么美国“就将面临长达十年的麻烦和衰退——其特点是：失业所引起的经济浪费和人的悲剧，更大量的救济费开支和更虚弱的消费市场，犯罪行为的层出不穷以及不安定的劳资关系”。就在他们自己所描绘的凄凉景象中，所谓“福利国家”的神话已不攻自灭，而福利经济学的靡靡之音也将在雷霆万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消逝。】
【福利经济论者表面上以反对垄断组织、主张自由竞争相标榜，他们宣称自由竞争是保证最好地利用生产资源和获得最高限度的效用的理想制度，而垄断和不完全竞争却由于阻挠价格和生产费用相等，因而和福利的标准不能相容。事实上，福利经济学者却在自由竞争的烟幕下，为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辩护。马歇尔和庇古一方面宣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产阶级受自利心的驱使，可使资源不断移动，从而达到理想的配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定要在适当收入分配的条件下，完全竞争才能导致生产和消费达于最适宜点，而他们所谓的适当收入分配，就是主张国家通过租税和货币政策来实行。希克斯也是一方面主张给企业主以自由，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经济。
福利经济学者还搬出边沁的庸俗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功利主义者一直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他们把狭隘的个人打算和露骨的利己主义当作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并且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马歇尔和庇古都重弹“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的滥调。这些福利经济学者口头上装着要为社会谋最大的幸福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却用各种抽象的心理因素来代替物质福利作为福利的标准。他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也缺乏一致的见解，有人认为幸福意味着满足，有人认为它意味着效用，更有人认为它意味着偏好或自由选择。他们用这些来掩盖阶级矛盾和贫富不均的现象，并企图证明垄断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可以导致社会的最大幸福。这些都是毫不新鲜的阶级调和论的翻版，妄图以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社会的利益，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阶级斗争不但不能消灭，反而要一天一天地加剧，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后，才能使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否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福利经济学者如巴莱多和希克斯之流，都企图使工人相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能够通过增加生产或技术改进而不断提高，从而诱使工人甘心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放弃阶级斗争，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从资本主义的大量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生产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增加的果实几乎全部为资本家所占有。例如美国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属于百分之一的资本家，而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民却只拥有百分之八的国民财富。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自动化的推行，劳动生产率虽然得到了增长，但却引起大量的失业。在美国，仅仅由于技术的改进，每年有三百五十万人失去工作。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分配和失业情况，而且取决于劳动强度、职业病、居住条件和劳动条件等。在美国，每三秒钟就有一个美国工人因工伤事故而招致死亡或成为残废;在美国的居民中，百分之三十三是住在贫民区。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妄图推翻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枉费心机的。
新福利经济学派、特别是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以数学分析作为工具，他们往往在概念还没有搞清楚以前，就采用讳莫如深的手法，搞一大堆难懂的微积分算式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和伪科学性，企图用数学分析来代替生产关系的研究，用函数关系当作因果关系，用量的分析来代替质的分析，其结果只有成为脱离现实毫无内容的数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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