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如何看待“灵活就业的灵活就是福利”?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的一句关于灵活就业的话——“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火出圈了。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近日在访谈节目《聊一波》中,针对“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提问,作出一番有争议性的回应。(互联网视频截图)
根据豆包AI整理的张丹丹《聊一波》访谈原话:
【主持人王波明:这个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就是说他灵活了,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可能有五险一金等等,就是你牺牲了你的自由,然后换来的社保。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灵活就业这块,他要的是自由度,他自己自我管理的这一部分。但是同时他的社保肯定是要相对就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为你支付社保呢?或者国家或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
看了这个回答,不由得想笑。
第一笑
福利,又是福利。
N年前,杰克马就说过,996是福报。
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学者、专家、教授。
杰克马的“福报”论早就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臭大街了。杰克马说的是有“正规工作”的群体。
没想到,在“福报”论被批臭多年后的今天,一个专家对没有“正规工作”的群体——灵活就业群体,输出了“灵活也是福利”的暴论。
资本家杰克马欺骗劳动人民,已经被戳穿了,而专家又粉墨登场了。不由得想起了导师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所说的,好像就是为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定制的。实际上,列宁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真的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制的: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就是这样,杰克马们“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想“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地欺骗劳动人民,“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所以,杰克马跌落神坛,臭不可闻。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就是这样,“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高高在上,对劳动人民“‘谆谆’教诲”,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为“精英”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打着所谓公正、自由的旗号,正是“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所谓的灵活就业的“福利”——“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实际上是可耻的。
正如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言: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感恩戴德的奴才。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你们关于自由”的“高论”,不过是“故弄玄虚”。
列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啊!——忽悠劳动人民,不正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么?完美地证明了“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
“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你们还有灵魂吗?
这样的专家、学者、教授,是不是列宁所痛斥的人呢?是不是鲁迅所鄙视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呢?“你们的灵魂”是不是“卑劣透顶”呢?
还是由灵活就业的人民群众来判断吧。
第二笑
自由,又是自由。
张丹丹说灵活就业的人“要的是自由度”。
到底是有正规工作的人有自由,还是灵活就业的人有自由呢?
马克思早就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给出了答案:
【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资产阶级宣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劳动契约自由、工作自由,宣称这是普遍的、永恒的人权。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予以了揭露:如果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自由只是口头上、形式上、法律条文上的自由,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是实质不自由,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伪装。包括灵活就业在内的所谓的 “工作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骗人的——工人可以不接受某一个资本家的雇佣,但不能不接受整个资本家阶级的雇佣。不打工,就没有生活资料,面临挨饿。灵活就业也是一样。
所谓的灵活就业的福利——“自由”,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吧?这些灵活就业者“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到底是属于谁呢?他们有“自由”支配的资格么?
看似所谓的“自由”——“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他就没有资格去“自由”——灵活就业者“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而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正如鲁迅先生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所说的那样: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故弄玄虚的高论”“陈词滥调”“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也是“以济其”马列主义“之穷罢了”,也应该“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有自由。
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资料公有制,农业集体化,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那是真正的自由。
有人说,新中国前三十年,迁徙都不能自由,那算什么自由?你看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随意流动,这是自由。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谁愿意将孩子留在家里而自己漂泊打工呢?这些打工者,对着自家的留守儿童,他有在家工作的自由吗?有的家庭,一家三口分三地,他们有在一地的自由吗?
这些问题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新中国前三十年,8小时工作制,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不是纸面上的。
现在的灵活就业者,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他们是怎么说的?
根据央广网2026年5月29日转载第一财经的《官方定调:疲劳驾驶新规认定不适用网约车司机》:
【多地监测数据显示,长工时已成为普遍现象。杭州市2025年第四季度网约车市场运行监测信息显示,30.14%的司机每天在线8至12小时,21.92%的司机在线超过12小时。】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积极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报酬权益保障》(作者贾东岚、祝慧琳):
【骑手调查显示,专送骑手每天在线平均时长10.21小时,接送单平均时长9.2小时;众包骑手在线时长8.43小时,接送单时长7.52小时。日接送单时间超过8小时标准工时的专送骑手占比达81.92%,超10小时的占比达48.01%,工作时间为7天的比例达89.41%,未能达到国家关于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基本要求。】
“可以自由上线,自由下线。不是我想干 12 小时,而是不干够 10‑12 小时,就挣不着钱。”
第三笑
恩赐。
“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为你支付社保呢?或者国家或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
这是典型的恩赐主义。
恩赐主义,是奴才思想。
国家是谁的国家呢?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既然他们应该是主人,“国家或政府”层面,为什么不能为这些主人“支付这么多东西呢”?——除非他不是主人。
笔者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社保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看待最高法解释的社保规定?
【社会保险在内的一切新的价值,都是由广大劳动者创造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阶级、任何国家对劳动人民的恩赐。就是说,社会保险那部分价值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应得的劳动成果。如果将社会保险看成是某个人、某个阶级、某个政党或者政府的恩赐,要么是糊涂人,要么是奴才。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工资与剩余价值。工资是无产阶级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价格,他们创造的另一部分价值——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揣到兜里了。社会保险,不过是劳动人民将资产阶级揣到兜里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争取回来一小部分而已。
归根结底,社会保险与工资一样,是无产阶级出卖的劳动力的价格的一部分,绝不是什么福利、恩赐。】
就是人民公敌、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子蒋介石都知道在嘴上高喊“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到了张丹丹这里就变成了“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为什么”给你那个。
是呀,为什么呢?
哦,是了,她不是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武装自己而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武装的自己。
哦,是了,“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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