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武汉城管与摊主冲突、殴打？商贩对？还是城管对？

8月10日，武汉城管殴打摊主的视频冲上了热搜。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迅速发布通告：

【8月9日晚9时35分，接群众报警称辖区一人行天桥上有人发生肢体冲突。我局立即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

经查，金某(男，45岁，街道城管协管员)在巡查时与摊主黄某某(女，44岁)、任某某(男，45岁)因摆摊问题发生口角，黄某某、任某某殴打金某，致其面部受伤。随后，金某同事严某(男，39岁)、郭某(男，40岁)闻讯赶来，3人对黄某某、任某某进行殴打。

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报出来了，到底谁对谁错呢?

网络中有两种截然相反、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城管是错误的、恶劣的;

一种意见认为城管是冤枉的。比如腾讯新闻ID为“胡生杂谈”的文章《武汉城管事件，又被黑惨了!》：

【今天，一段武汉城管在天桥上“殴打”商贩的视频刷屏了。画面里，三名城管与一名商贩发生冲突，其中一人甚至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参与其中。

视频一出，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纷纷转发，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武汉城管的形象在一夜之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说实话，刚看到视频时，我也很震惊。但冷静下来后，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如今这个“手机即媒体”的时代，城管跟商贩多说两句都可能被放大检视，这几名执法人员怎么会如此“失控”?果然，官方通报很快还原了事情的全貌：

经查，城管协管员金某在巡查时，因摆摊问题与摊主黄某某、任某某发生口角，随后黄、任二人先行动手，致金某面部受伤。其后，金某同事严某、郭某闻讯赶来，三人对黄、任实施了殴打。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也就是说，视频只记录了冲突的后半段，而忽略了商贩先动手、城管受伤的前因。这段“掐头去尾”的影像，恰恰误导了公众的判断。

我不是要为打人行为开脱——暴力无论如何都不对，涉事人员被依法处理，正是武汉法治精神的体现。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段不完整的视频，就给一武汉城管贴上“野蛮”的标签。

事实上，在武汉生活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地摊经济有多活跃，商贩的生存空间有多宽松。以我家附近为例：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小区大门外的广场几乎被商贩占满，我每次都得小心翼翼地“挪”出去。城管天不亮就来劝说，好话说尽，商贩们却充耳不闻，等菜卖完才慢悠悠收摊。

晚上下班更夸张，回小区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被大大小小的摊点挤得水泄不通。居民投诉不断，城管软硬兼施，却始终难以根治。你说这是城管太“强势”?恰恰相反，是他们太“弱势”了。

我讲这些，不是要替城管开脱，也不是要指责商贩。我只想说一句实话：武汉的地摊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得上宽松;武汉的地摊环境，绝不是一条视频就能抹黑的。

我们不能因为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就轻易否定一座城市的努力;更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失职，就去否定整个群体的付出。武汉的城管，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忍辱负重的普通人;武汉的街头，也容得下烟火气，更容得下公平与秩序。

打人者已被依法刑拘，这说明武汉不护短、不纵容。而我们每一个围观者，也该给武汉一点理性。这座城市经历过风雨，也承受过误解，但它从来不曾停下向好的脚步。

愿我们都能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偏见。武汉，值得被公平看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到底谁对谁错呢?

1、

有的人强调的是城管殴打摊主;有的人强调摊主占道影响群众出行;有的人强调是摊主先动手。还有的人从法律角度分析，是否构成轻伤等角度阐述。

实际上，这是立场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有人说，你又来!又搞什么立场，又搞什么阶级，有那么复杂吗?

还是用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例吧。

在1920年代，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在广东、湖南等地如火如荼展开。农民运动开展热烈、最好的地方是湖南，贫苦农民纷纷成立农会，打倒土豪劣绅。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农民运动：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清算。……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

可以说，湖南农民运动，从北洋政府的法律角度看，肯定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

因此，国民党右派认为湖南农民运动是错误的，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有些被蒙蔽的“理中客”也认为这是“过火”的，甚至有的共产党员也认为这个运动过“左”了——比如李维汉。

而毛主席认为，湖南农民运动是“好得很”、是“革命先锋”。

看到了吗?同样的一件事，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就是因为立场决定的。

北洋政府、国民党右派，为什么认为湖南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呢?因为河南农民运动侵犯了他们作为“精英”、统治阶级的地位——“泥腿子”掌权了。

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认为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先锋”呢?因为这场运动砸碎了几千年压在最广大劳苦大众头上的大山。毛主席在这篇考察报告中说：

【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如果将立场问题也就是阶级问题归结于法律问题——实际上也是立场问题——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立场，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就必然得出错误的、反革命的结论——湖南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如果真的按照谁先动手——国民党右派说是农民先动手搞的“痞子运动”，那么，地主阶级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动手了——压迫劳苦大众几千年了!

从立场看、从谁先动手看，北洋政府、国民党右派都会被怼得哑口无言，那么剩下最后的一条路就只有法律——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了。

哪怕是群众先动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对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大打出手，那也是错误的。

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面对欺压人民的“胡汉三”、“南霸天”、“蒋介石”、“黑社会”，如果不先动手，而是无动于衷，那也是对人民的犯罪。

先动手与后动手从来不是评判对错的根本标准，立场才是。

立场问题，实际上就是到底谁当家做主。

2、

谈完了看待问题的标准，我们再分析一下根本原因。

新中国前三十年，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进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千年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砸碎私有制的枷锁，改造成为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

那时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啊!每个人都有一个集体去依靠——农民依靠公社，工人依靠企业，其他群众依靠自己的单位——公有制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每个人都是主人。大家互相协作，每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像私有制的旧社会——每个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即使是袁世凯、即使是蒋介石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当家做主。

1978年12月后，随着农村集体化逐步被解散，农民不再有自己的集体所依靠，他们重新回到了几千年来的个体劳动，也就是“散养”状态——优胜劣汰;进而，城市国企改制，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集体去依靠，重新回到了雇佣劳动——企业家成为了人民群众的“衣食父母”。回到了丛林法则下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状态。

丛林法则下，没有任何集体可以依靠，每个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谋生成为第一需求。摆摊就是谋生的一种方式。

人总得活下去，那么，谋生就是天然正义的。

在谋生的第一需求下，占道肯定要给谋生让路。

于是，摆摊占道就成为了必然。

2013年07月28日人民网的一篇文章《80年代城管与摊贩：矛盾初现》展现了这种生产关系变更而带来的必然：

【成都市蔬菜公司经理李茂林给人民日报写信(人民日报1982年5月12日第二版读者来信《让我们到哪里去卖菜?》——井冈山观心注)，反映成都市蔬菜零售网点不足，但沿街露天蔬菜零售点还经常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干涉，没收秤具、车辆和被罚款的事情经常发生。成都市在整顿市容中，将拆除露天售菜点150多处。

1982年3月26日发生在九思巷口的一幕，今天的网民已经不再陌生：菜店一营业员用三轮车载着菠菜上街叫卖，执勤人员来了，以违反交通管理、影响市容罚款1元。营业员二话没说，将零钱凑足交给执勤人员，同时清扫了地上的菜叶。买菜的顾客和过路的市民不同意执勤人员的做法，向执勤人员说：“这里是小巷，不影响交通，罚款无理。”菜店负责人和几个营业员闻讯后赶去现场，同执勤人员交涉。想不到营业员竟被带上警车，押到民警治安队，以后又几次被传受审。】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有关“城管”的报道29篇。1956年国家完成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个体摊贩销声匿迹。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缓慢复苏。】

【城管追求城镇整齐划一的“洁癖”，在80年代已有显现。南京新华书店火车站售书亭，每天接待读者数千人次，却被市、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整顿市容”为名强行封闭。贵阳市城管强制中华南路某住户交出住房时，现场指挥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戈壁发号施令，将现场拍摄的广播电台记者“抓下来，相机给缴了!”张副秘书长亲自抬起记者的脚，推进警车，送往警局。看来公权的张狂，由来已久。社情民意与城管的拉锯战，也非一日。】

根据豆包AI，简单列举几个摊贩与城管等执法人员的冲突：

【一、摊贩、经营当事人在执法冲突中死亡(2000‑2015)

四川眉山・唐德明，2000‑09‑06|城建监察人民网。来源：人民网 2000‑09‑27 报道。

背景：整治路边菜摊，队员折断摊贩秤杆并伤人;唐德明跳上被暂扣、挂在执法车尾的三轮车讨要说法;车辆行驶，唐德明从三轮车上跌落，颅脑损伤死亡。

宁夏灵武・杨文志，2001‑05‑29|城建监察。来源：北方网 2001‑06‑01。

背景：清理占道清真面馆，强行没收门外锅灶，发生肢体冲突;学徒杨文志被殴打，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另有 3 人受伤。

安徽宿州・张福才，2001‑11‑12|市容监察央视网。来源：央视《焦点访谈》2001‑11‑21。

背景：个体食品店，市容扣押货品，老人上前交涉，现场发生争执推搡，当场倒地死亡。

死因：报道记载当场心跳呼吸消失;官方结论为情绪激动诱发心脏病。

湖南临武・邓正加(瓜农)，2013‑07‑17|城管综合执法中国共产党...。来源：新京报、人民网、南方周末。

背景：整治占道卖瓜，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邓正加倒地死亡。

尸检结论：外力作用诱发脑部先天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

辽宁辽阳・周晓明，2011‑05‑16|城管财新网。

背景：小区占用公共绿地，城管制止，互相殴打，当事人倒地抢救无效死亡。

死因：外伤诱发自身疾病死亡。

山东泗水，2011‑06‑05|城管财新网。

背景：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被疑非法营运，执法接触后死亡;官方认定情绪波动心脏病致死。

江西南昌・刘英，2015‑04‑09|城管中国新闻网。

背景：摆摊工具被扣押，当事人到城管办公楼讨要物品，从 7 楼天台坠楼身亡。官方通报情绪失控跳楼;家属质疑遭到殴打。

湖北天门魏文华案(2008‑01‑07)：当事人并非摊贩，路过拍摄城管和村民冲突，被殴打致死;不属于摊贩冲突，但为同系列城管暴力执法知名案件。

二、摊贩暴力抗法，致执法人员死亡(2000‑2015)

北京・崔英杰案，2006‑08‑11央视网

背景：中关村卖烤肠，三轮车被扣押，持刀刺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

判决：故意杀人罪，死缓，后改无期徒刑再减刑。

来源：央视、北京一中院判决书公开报道。

沈阳・夏俊峰案，2009‑05‑16

背景：摆摊被查处，带至勤务室内接受处罚，持刀刺死两名城管队员，一人重伤。

判决：故意杀人罪，死刑，2013‑09‑25 执行。该案社会争议极大，焦点是室内是否遭受殴打。

来源：央视网、中国青年报。

辽宁大连旅顺口，2015‑05‑19澎湃新闻

背景：卖草莓摊贩，与综合执法人员冲突，持刀致 1 名执法人员死亡、1 人重伤;嫌疑人潜逃后被抓获。】

一个在某种生产关系下必然产生的事物，不去解决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而仅仅靠执法，会起到多大效果呢?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到，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三大改造已经解决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出现了，几十年下来，治理的效果如何?通过这次武汉城管事件，答案不言自明。

3、

“胡生杂谈”的文章《武汉城管事件，又被黑惨了!》说：

【你说这是城管太“强势”?恰恰相反，是他们太“弱势”了。】

我们暂且不讨论城管到底是“弱势”还是“强势”，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对待人民群众，应该是“弱势”还是应该“强势”?

这个问题简单到不需要回答。

——这是一个到底谁当家做主的根本问题。

还是上文所述：

哪怕是群众先动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对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大打出手，那也是错误的。

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面对欺压人民的“胡汉三”、“南霸天”、“蒋介石”、“黑社会”，如果不先动手，而是无动于衷，那也是对人民的犯罪。

先动手与后动手从来不是评判对错的根本标准，立场才是。

人民群众是弱势好呢?还是人民群众是强势好呢?

是人民公仆弱势好呢?还是人民公仆是强势好呢?

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据莫文骅记载说：

“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

‘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借用受到毛主席教育的莫文骅的话，如何对待摊贩，“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质的问题”，“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

这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其他答案都是零分。

当然，这个正确答案有一个必要条件——真正的公有制、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没有真正的公有制，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