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由“鹅腿阿姨”倒掉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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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腿阿姨”终究还是“破产”了。

2018年起，“鹅腿阿姨”在北京海淀区高校周边摆摊，主打16元一只的“烤鹅腿”，凭借“勤恳养家、温和亲切”的形象，迅速俘获以北大、清华为主的高校学子的心。

2023年，“清北争抢鹅腿阿姨”的话题冲上热搜，她顺势扩张，搭建数百个团购群，一度成为底层小本经营的“典范”。

尽管如此，质疑声也从未停止：早在2024年，就有消费者反映买到的“鹅腿”肉质发绿，怀疑变质，其丈夫却辩称是“葱叶榨汁的独家秘方”;更有知情者揭露，所谓“鹅腿”实为鸭腿，16元一只的价格太贵了。

但那个时候，舆论场被温情叙事牢牢裹挟，任何质疑都会被铺天盖地的指责淹没——“阿姨辛苦养家，你为何苛责?”“大店就没有问题吗?专挑小摊毛病?”“太没有人情味!”……

理性的质疑被贴上“冷漠”、“刻薄”的标签，只好噤声。

直至2026年6月，鹅腿阿姨进军国贸CBD，遇到了较真的“上班精英”，才在团购群承认“原材料是鸭腿”，并坦言十几年前鹅腿就已“断货”。

随后，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其无证经营、虚假宣传、食品卫生等问题也浮出水面。

就这样，这个曾经在北清校园周边炙手可热、被无数学生追捧的摊贩符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退场了。

说荒诞，是因为判明鸭腿还是鹅腿本是极简单的问题，但高智商人才云集的北大、清华，却迟迟无法验明正身，鸭腿挂着鹅腿的标签，纵横校园十余载，所到之处，畅通无阻，难道不够荒诞吗?

说荒诞，还因为鹅腿阿姨没有上过大学，她自己在北大演讲时，也亲口说“我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却能够在顶尖的学府门前，建构起近乎免于质疑的特权。

何以能够如此神奇呢?

也许，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点解释——

当一个大学生，在鹅腿阿姨的团购群里支付16元后，他(她)事实上获得了两件商品：

第一件，是形而下的，可视可欲的，即一块号称是鹅腿、实际上是鸭腿、并被深度腌制与加工过的生物残肢。

啃食这种生物残肢，可以获得饱腹的效果，但从长远看是否有利于健康，并不确定;

第二件，是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至关重要——因为这块生物残肢是和“烟火气”、“淳朴”、“亲切的阿姨”、“她力量”等等温情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购买-啃食”的过程，就构成了一种仪式，产生了类似昆德拉所说的“第二滴眼泪”的效果。

也就是说，大学生已不介意消费的究竟是鹅腿还是鸭腿，真正想消费的，是一种“与底层劳动者站在一起”的身份标识，一种“我有爱心、有人文关怀”的道德自证。

仔细想想，鹅腿阿姨有什么错?

她不过配合你们完成这个仪式罢了，这是两厢情愿的事。

至于其中的利润——有人测算，用鸭腿冒充鹅腿，单只毛利差10元以上，毛利率从“几乎不赚钱”变成“暴利(70%–80%)——如果考虑到“自我感动”是你们真正想要的，那只能说是薄利多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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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思考并不能就此止步。

挂着鹅腿标签的鸭腿，之所以能够纵横校园这么许多年，关键在于，面对质疑，舆论直接采取了一种道德主义的态度，根本就不进入事实层面的辩论，而是直接占据道德高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温情姿态，封堵所有理性审视的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质疑者被塑造成冷血、傲慢、不知人间疾苦的精英主义者。

然而，事实上恰恰是这种拒绝质疑的姿态，暴露了真正的傲慢：一种将底层劳动者浪漫化、符号化，从而拒绝理解其真实处境的傲慢。

这种傲慢，更折射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顶尖学府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完全脱离社会，根本不了解底层劳动人民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在优绩主义的轨道上狂奔，当他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是书本和屏幕时，他对“底层”的认知很容易停留在想象层面。

这种想象，要么是诗意的、温情的，要么是苦难的、需要拯救的，唯独不是日常的、复杂的、有血迹有泥土的。

于是，鹅腿阿姨成了前一种想象的完美投射——她朴素、勤劳、出现在深夜的校门口，像一个从怀旧散文里走出来的人物。

没有人愿意去想，如果她真的需要在寒风中站到深夜才能维持生计，如果她真的需要在食材上做手脚才能保证利润，这背后折射的或许不是温情，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境。

第二个层面，这种浪漫化想象本身构成了认知障碍。

当学生们满足于为“鹅腿阿姨”流下第二滴眼泪时，这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而既然已经得到了满足，也就失去了进一步追问的动力。

没有谁真正关心：如果鹅腿阿姨的人生是艰难的，那她又为什么陷入这样的境地?勤劳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不解决这个问题，待到这一代大学生真正担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开始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时，就会酿成严重后果。

一个无法区分“鹅腿”与“鸭腿”、也无法区分“真实的共情”与“自我感动的表演”的人，很难想象他能制定出既照顾底层尊严又维护公共利益的精细政策——要么可能沉溺于空洞的道德口号，要么可能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无所适从，要么可能被蓄意建构的“温情叙事”所裹挟，做出违背常识的判断。

无疑，这意味着，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命题，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不仅将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将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

“鹅腿阿姨”的温情故事以一种令人尴尬的方式收场了，但它留下的思考题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不是浪漫化的想象，更不是满足自身道德需求的消费——它是走进真实的世界，看见具体的人，与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做一点能让所有人活得更有尊严的事情。

这大概比流下一百次“第二滴眼泪”都要困难，但也都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