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黄张周李到底是不是有组织的？毛主席像晚年斯大林吗？庐山会议之四

7月23日夜，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从黄克诚住处出来后，遇到了罗瑞卿。

《黄克诚自述》记载：

【(7月23日)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也记载：

【(7月23日)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回头看见小舟正在路边碰见罗瑞卿，向罗瑞卿打招呼。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23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

小组讨论追问7月23日夜里彭、黄、张、周、周、李到底在黄克诚的住处谈了些什么，成为了庐山会议的又一次转折——从对个人批判转向对“集团”批判。

性质又一次改变。

从纠“左”到反右，第一次转折;

从对事到既对事也要对人，第二次转折;

从个人到集团，第三次转折。

前两次转折的原因已经阐述清楚，并不是所谓毛主席的私心、个人恩怨。那么第三次转折是不是因为所谓毛主席的“私心”、“个人恩怨”呢?

当然不是。

第三次的转折，是因为在小组讨论23日夜里彭、黄、张、周、周、李在黄克诚住处到底说了些什么的问题上，彭、黄、张、周、周、李对组织采取了坚决隐瞒、拒不坦白的态度，李锐甚至以“政治生命”担保而对毛主席、对组织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欺骗手段。

7月30日，李锐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专门澄清关于“湖南集团”在黄克诚处谈了什么。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收录了他写的这封信：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的身份来参加中央的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无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时指出、纠正甚或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心里话(譬如1950年、1952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月18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去开会了。

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以“政治生命”保证的信，对于“湖南集团”在黄克诚住处所谈内容完全是避重就轻，完全是欺骗毛主席，完全是欺骗组织。

三天后的8月2日，周小舟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要“老老实实”向毛主席“告诉”：

【我现在了解到这完全是我的错误。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我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地把工作做好。】

周小舟所谓的“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对于“湖南集团”在黄克诚住处所谈内容完全没有谈，这是“诚恳”吗?这是“老老实实”吗?

有人会说，人家私下聊天有什么问题?难道不能私下接触不能私下聊天吗?比如周惠就对毛主席说：

【黄克诚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交往，而是在于面对组织调查时采取什么态度——是毫无保留地向组织光明磊落、赤诚地坦白?还是隐瞒、欺骗?

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说的一段话就是一把钥匙。《黄克诚自述》：

【我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我也只能保持沉默。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

从黄克诚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是知道是非对错的——不应该对组织隐瞒。但是出于讲义气不能“加害无辜”的自由主义出发(绝大多数)，黄克诚在小组讨论追问23日夜事件时，一直采取避重就轻的做法，直到8月10日认为隐瞒不住的时候才被迫坦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述了被迫坦白的过程：

【7月23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住处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担忧的人家会怀疑是“小组织活动”，竟然真的出现了。黄克诚和彭德怀又是住在一起的。人们自然疑心：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23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5日上午的小组会上，还有人发言说，我两次发言都“没有把根子挖出来”。而且把我作为这个小组里的“碉堡”，说我如果不把自己的观点和问题全部交代出来，那么“小组里的碉堡就没有攻下来”。】

【8月6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有人接着问：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同志来往，并放出庐山会议有压力的空气。究竟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当中彭德怀同志曾与周小舟两次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黄克诚同志头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们就在黄那里聚会，又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你们感到很紧张，当天晚上又在黄克诚那里聚会，这两次彭德怀都参加的，都讲了些什么?要交代清楚。

我(李锐——井冈山观心注)说：……听了毛泽东同志23日针对彭德怀的信的讲话，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我到小舟那里去，谈到讲话，小舟说：问题是否要提得这样严重呢。周惠也谈到与小舟在工作中有争论，小舟保守一些。刘澜波也对我说过他们同组别人的反映：小舟的发言关于彭信的说法不对。这时我的思想也还是模糊的，因为我也偏到彭信的一边去过。不过，我想，既然毛泽东同志讲话了，当然问题是有这样严重的。

有人插话：对小舟的这种态度，你怎样表示的?

我接着说：小舟感到有些紧张，想找黄克诚谈一谈，就给黄打了个电话：可不可以来?李锐、周惠都去，好不好?这已经是9点多钟，比较晚了。大家去了之后，小舟谈了心情，一下转不过弯，还有抵触情绪。周惠好一些。我没有表示什么抵触，就是思想很混乱。黄克诚对我们说，不必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发言有错误，要检讨。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去年钢铁指标高，湖南是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在西北小组发言，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有人问：周小舟、李锐两人都说到钢铁指标高是由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的发言也是如此，以前你们是否谈过?

我说：我曾错误认为，1959年原来的钢铁高指标是华东600万吨带头的。过去好像感觉大家觉得粮食无后顾之忧……有人问：谈到比较紧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了粮食问题?我答：记不清楚了。

又有人说：一提紧张，又说到粮食问题了。

我接着说：两次到黄处，记不得哪一次，黄克诚还谈过，北戴河会议时，他同柯庆施、王任重、小舟谈过公社问题，说公社暂时挂个牌子好了。

又有两位同志插话：粮食也讲了，公社为什么不讲?

我接着说：我们要走时，彭德怀进来了，黄的房子较小，只两张沙发，两张椅子，我们都站起了。彭谈到当天散会时他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经过，说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印发的。我们三个不想再坐下去，就走了。因为不是住在一处，走出门口我们就分了路。一出门小舟就遇见了罗瑞卿。28日我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说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间派的右边来了。认为彭的信只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还没有朝反中央、反毛泽东同志这方面去想。】

【8月9日，罗瑞卿在临时第二小组发言，内容主要是揭批周小舟。……罗瑞卿详细揭发了周小舟、周惠跟他谈话的情况，并提出如下问题：(1)你(周小舟)同彭、黄、张的基本观点那样一致，难道你没有参与军事俱乐部的机密?(2)你对彭德怀同志急于发难，在彭对形势的估计分析上，起过什么作用?(3)你到彭德怀同志那里究竟议论过一些什么?23日毛泽东同志刚才讲过话，晚上你和周惠、李锐二同志又去了，议论过一些什么?据你们说是去黄克诚同志处吹牛皮，没有到彭那里。不过据我看，到彭那里、到黄那里都是一样。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你到彭处我碰到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23日晚上。我从含都口看月亮回来，晚上10点30分了，碰着你们，老实说，我是怀疑的。(4)到我处宣传，用心何在?拉我人“军事俱乐部”?大概不会。因为我是彭的眼中钉。但是是否有压我一下的意思，以便使我不阻挠你们在小组会上大讲特讲大跃进的所谓缺点呢?(5)这次到庐山来，你同周惠、李锐同志三人结合一起，观点一致，形影不离，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你们在一起议论过什么?

……罗瑞卿最后说：我要劝一劝周小舟同志。我们希望你迅速地从“军事俱乐部”拔出脚来，不要愈陷愈深。毛泽东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那样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地向你做工作，同你们四个人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同彭德怀同志谈判，批评他，又请你们四人列席，又写信给你，送书给你。为什么这样？无非是想挽救你，要你同那个“军事俱乐部”决裂。这一切一切，难道你都无动于衷么？你的心肝难道不是肉做的？你究竟耍的什么主意？你要抵抗到什么时候？你还有没有一点党性？你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那算交得了账吗?你那个东西太低能了，像我这种人都看得出一点，你还能骗得过毛泽东同志?骗得过中央其他同志?骗得过全会的同志?真有点太不自量了吧。……如果想蒙混过关去，躲藏起来，图谋再起，这是不可能的。休得妄想!不要说你，我看就是你们“军事俱乐部”的领袖，要想这样，也是办不到的。这一次是被彻底地暴露了!】

【8月9日，第五组开会。会上先由黄克诚作检讨发言。之后，与会者纷纷批判、揭发和质问。

罗瑞卿(罗三个小组都去)说：我提几个问题：(1)彭德怀同志从国外回来，给毛泽东同志送坏的方面的材料，是否比过去多?过去送过没有?(黄克诚：比过去多，过去也送过)(2)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周小舟、李锐等三人到你那里说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你当时讲：“不要紧张，不要那么恐慌，毛泽东同志说‘左’派要，中间派也要。”这是什么意思?】

【8月10日一早，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让我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件事。有人写信揭发，说我曾两次同黄克诚谈过高岗的问题，黄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1950年在湖南，1953年初(高岗刚被任命国家计委主席时)在北京，我确两次同黄谈过高岗的问题。1948年我曾当过高岗8个月的政治秘书，住在他家里，根据直观，对高岗的思想、作风、用人和生活等方面，很有些看法。第二次尤大胆谈到中央这样安排不当。黄克诚和高岗的关系，正是大家追究的题目之一。关于23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处活动之事，当时都认为是一个没有“突破”的口子，如上面《简报》中的反映，对黄克诚和周小舟都逼得很厉害。

这个组里有人一直追逼，说黄克诚没谈什么新材料，并以张闻天已经交代了一些新东西，作为逼黄的理由，说黄克诚知道的应当比张闻天多，应老实讲出来。所谓“张闻天交代”一事，是8月9日下午第二组的会上，关于同彭德怀交谈过什么，张闻天被逼作了这样一些“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黄克诚被一再追逼，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1)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说，彭德怀没有讲“犯了错误不认账”这句话。(2)彭德怀给他谈过“集体领导问题”，但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3)彭德怀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怀没有同他说过，“去年9月以来出了‘左’的错误”，只说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的话，说不清是彭谈的，还是自己讲的。(5)彭德怀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的话。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黄如何批评我们，认为我们情绪不对头，有错误就应当好好检讨。“斯大林晚年”这话却不是我说的。(“一手遮天”这4个字我仍没有交代出来，大家也都忘记了)我说我并不想逃避责任。黄克诚没有记错。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

就在我讲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施加压力，说什么“防线守不住了，已经有的材料也可以做结论了。现在看你们的态度，你趁早痛痛快快讲了算了”。“你们在党面前讲话这样困难，你们在一起就无所不谈，你们还有一点党性吗?”“你们不保护党，就只想如何保护你们那个小集团，这样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想订攻守同盟，自以为很巩固，其实哪能守得住!不信，就看吧。”

我讲完之后，陈正人马上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交代，你们3个人23日晚上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小舟答：“我说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李富春、廖鲁言都问：“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陈正人随即回来，说周小舟承认了，这话是周讲的。这时，薄一波为我解了个围：李锐的问题，由我们组织工交几个部的同志来解决。

在黄克诚和我作交代时，会上不断对我们批判和揭发。罗瑞卿讲了一大段话(我特别记得他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态)：你们是不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同志那里变成了反党司令部，变成搞阴谋活动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周小舟刚才在那个小组会上讲，他们在你家里议论过现在像斯大林晚年，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可是他还骗我们说，他虽然说毛泽东同志是晚年斯大林，他还是爱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我顶他：你说这些话，脸都不红一红吗?像你这样的拥护者，如果多了几个，那还得了!克诚同志，你说你给他们泼冷水，这就是你的正确吗?是不是说他们：你们别把我这司令部暴露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周小舟刚才讲，承认他们分裂党，周惠承认他们订了攻守同盟(24日或25日订的)。李锐你们几个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是不是要一逼宫“?有人说，李锐的尾巴有1万公尺长，我看至少有15000公尺。以前我对你印象好，但感到你有一股气味味“逼人”，那么骄傲，狂妄，连毛泽东同志都不放在眼里。

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3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

【8月10日临时第四小组开会，彭德怀首先作检查，随后与会者发言，追问彭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其间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

有人插话：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我讲过毛泽东同志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讲的你赞成，你讲的他赞成，这不是共同的吗?

…………

李井泉：你与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怀：工作关系多，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从坚决隐瞒到被迫坦白整个过程，这是什么性质?到底对组织是否坦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李锐在被迫坦白后，又写了一份《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这份如实交代，引起了周小舟的极度不满：

【11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一波看过。他在“对彭德怀的信起了呼应的作用”之后，加上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句。这是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信中用过的话。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30日夜晚写的信，“还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由于思想、立场相同，有反党活动，同黄、周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同主席的两次谈话，小舟早已同别人并在第五组谈过，为了避免引起诸如此类的误会：难道是主席鼓励你们鸣放吗?我是这样写的：“主席了解到我们这种正常的情绪之后，便鼓励我们发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将自己的牛鬼蛇神释放出来，公之于众。”这也算是我当时的一点“苦心”吧。从延安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说实在的，我对毛主席一直是极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证(此书写于1952年，有英、日等外文译本，为国际公认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必备书)。现在也没有失去这根本一面，这有《龙胆紫集》为证(这是秦城监狱中8年作的旧诗词，《庐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从，遇事保持自己的一点独立思考而已。为了“主客观”的一致，我一开始就写道：“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有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13日写的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可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扑朔迷离假与真”，确是自己的深切体会。毛泽东同我们几个人的头两次谈话，小舟曾跟罗瑞卿等人谈过，结果后来遭到“假传圣旨”的指责。】

李锐这份向组织的“交代”，就是一份如实的坦白，但是却遭到了周小舟的怨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可见周小舟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到底老不老实。

红歌会网转载过“农村改革史话微信号”周惠的访谈记录(作者：张杰)，原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有这样一段话：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有人质疑周惠访谈是造假。但该文至少有一处是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的“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相互印证的：“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

李锐说“‘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

“坦白交代……难于掌握”，那不就是不坦白吗?

从黄克诚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是知道是非对错的——不应该对组织隐瞒。但是出于讲义气不能“加害无辜”的自由主义出发，到李锐的“坦白交代……难于掌握”，再到因为李锐的坦白导致的“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这都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的，都是自由主义的体现。

这是否属于“两面人”?是否属于对党不忠诚?笔者不做任何评论，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早在1937年9月7日毛主席就专门写了《反对自由主义》(收录在毛选)：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22年前写的这篇《反对自由主义》，可以解释庐山会议的第三次转折。

在追问23日夜事件的过程中，毛主席也给了他们机会，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四人多次谈话，希望他们能够迷途知返。

《毛泽东年谱》记载的几次谈话：

【7月29日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7月30日上午十时十五分，同周小舟谈话。

(7月30日、8月1日)在两次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都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

8月1日晚上，致信周小舟】

可惜，他们都没有跟主席坦诚相待，而且约定好什么也不说，坚决隐瞒。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载了三人的约定：

【7月23日到29日之间，……这种狂风暴雨的党内斗争，周小舟大概是第一次经历，他有一种很悲观的思想，同我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修改自己的发言稿时，他改不下去。谴责彭德怀的信，“良心上过不去”，欲哭无泪。周小舟已感到此次在劫难逃，同周惠谈到伤心处时，他向周惠托孤，惹得周惠也大哭一场。周惠特别不满意柯庆施等整我们这些“小人物”，同我谈过，认为我们这次太无防人之心，“防御工事没做好”。周小舟也曾想一人去找毛泽东，交代清楚“二十三日夜”之事，同黄克诚、周惠、李锐三人无关。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我们……防御工事没做好”，“我们”是谁?防御谁?

“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这是不是有计划、有组织?

这是不是小集团?

这都交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黄克诚自述》记载了陶铸找黄克诚谈话时的一段话，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是否是有组织的小集团：

【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

前文李锐写给毛主席的以“政治生命”保证的信，就是7月29日毛主席与四人谈话后写的。这封信的原则就是“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当然也就不可能跟毛主席提。

周小舟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也是信誓旦旦地说“老老实实”，但依旧隐瞒。

毛主席逝世后，一些人拼命污蔑毛主席阴谋，搞个人权谋，都是个人恩怨。但是从这些史料可以很容易地认清到底谁在搞阴谋谁在搞阳谋，到底谁是偷偷摸摸，谁是光明正大。

彭、黄、张、周、周、李7月23日“开小会”时提到毛主席像斯大林的晚年，意思就是毛主席独断专行，没有民主。前面笔者已经对民主问题做过阐述，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的，再此不再赘述，还是看看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说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述了8月10日胡乔木的发言《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

【当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相提并论，确实引起义愤，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诬蔑，绝对不能接受的。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这已是会议中惯用的口号语言。只有我们这些狂妄之徒，如此斗胆私下议论。因此，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参加第二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已经听到彭德怀和张闻天之间谈过这个话。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会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大家坚持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联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最后，胡乔木从恩格斯《论权威》一文，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胡乔木发言时，好些人插话。康生插了几次，有一段这样的话：“彭德怀同志有反动的一面，有革命的一面。现在是你反动的一面向革命进攻，革命怎能不击退你这反动的进攻?就是你自己革命的一面，如果不歼灭你这个反动的一面，你还做什么共产党员?”】

如果毛主席独断、不民主，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吗?能将“四大”写入宪法吗?

谁敢将“四大”写进宪法?谁敢?

所有这一切，还是交给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