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只有河南”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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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游览了慕名已久的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来到城外打眼一看，不由得哑然失笑，觉得设计者简直是在以醒目、夸张的方式展示“第五代导演”对古老中国的想象：高大、封闭、令人压抑窒息的围墙，无边无际的高粱地……

形式上的问题不多说了。

查了一点资料，发现“只有河南”自2021年6月开城以来，已累计吸引观剧人次超过5800万，其中省外观众占比超80%，85后年轻群体达85%，成为中原文化走向全国的文旅地标。

这座拥有21个剧场、近800分钟不重复剧目的戏剧聚落群，以沉浸式空间叙事将观众从“看景打卡”引向“沉浸共情”，标志着文旅消费模式的一次转型。

这一转型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在传统旅游模式中，游客消费主要指向感官刺激：拍照、打卡、购物、美食，文化往往只是背景板。

“只有河南”改变了这一格局。

它以戏剧为核心消费对象，以历史情感为体验内核，努力让游客从“到此一游”到“沉思良久”——这种消费模式的升级，意味着文化不再是旅游的附属品，而成为旅游的核心驱动力。

对于河南而言，这更是一次区域文化形象的自我重建。

长期以来，河南在公众视野中承载着过多刻板印象，而“只有河南”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以戏剧的方式，让外界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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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肯定“只有河南”的形式创新与转型的积极价值，并不等于对其叙事内容照单全收。

事实上，恰恰是这种沉浸式、颇具情感冲击力的戏剧体验，使得作品中的历史简化、伦理错位与意识形态问题，更容易误导观众。

观众在灯光、音乐与场景转换中流下的泪水，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对历史的正确认知。

这里，仅对“只有河南”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两大剧场——《火车站剧场》与《李家村剧场》——略作评析。

《火车站剧场》与《李家村剧场》是上下承接的两个篇章，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火车站剧场》以1942年河南大饥荒为背景。

李十八自幼由兄长李十一抚养长大。

李十一对弟弟极为宠溺，甚至做主把未过门的儿媳妇嫁给他。

李十八成年后当上火车站站长，负责看守经过车站转运的“公粮”，立誓“少一粒粮拿头来换”。

饥荒中，灾民涌入火车站求生，李十八严阵以待，绝不肯放粮救灾。

就在此时，李十一也带着李家村村民前来求粮。

李十八为报答哥哥，最终选择放粮，事后因守粮不力被枪毙。

《李家村剧场》的故事紧接前篇。

李十一从火车站带回了粮食——但这不是口粮，而是麦种，是来年耕种的希望，所以不能吃。

于是，李家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为了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后辈，集体上山，在酷寒的山顶解衣冻死。

故事的时代底色是真实的：1942年，河南遭遇大旱蝗灾，饿殍遍野。

但李十一、李十八、李家村，以及全村六十岁以上老人集体赴死、以自身牺牲保全麦种与后辈，则属于艺术虚构，没有史料支撑。

问题并不在于虚构本身，而在于虚构的逻辑与伦理指向。

在我看来，这组故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其一，遮蔽了真正的历史责任主体;

戏剧刻意隐去“民国”“国民党”这类具体政权标识，将矛盾简化为“公粮”与灾民求生的对立。

剧中使用的“公粮”一词，令人诧异。

据考证，民国时期对政府、军队管控征收的粮食标准称谓是：官粮、军粮、赋粮(田赋粮)，从未使用过“公粮”一词。

“公粮”是1949年后新中国农业税点专属词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税制语境，民国史料、文书、民间口语均无此用法。

表现1942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戏剧，为什么要使用新中国才有的“公粮”一词?

难道编导不了解这一词汇的准确用法吗?

如果有观众批评，编导此举，是在蓄意混淆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区别，编导又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在真实的河南1942大饥荒中，国民党政权的责任是无法回避的。

据史料记载，在灾区百姓已经绝粮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拒不承认河南大灾，严令军粮配额不得减免。

河南作为国民政府征粮重地，即便灾民已经饿到吃树皮，官府依旧按丰年标准催缴军粮，把农民仅存的种子粮也搜刮走，直接断绝百姓自救可能。

《大公报》刊登了河南灾荒的报道，遭到国民政府停刊处罚，直到美国记者白修德深入灾区，亲眼目睹野狗吃人的惨剧，带着照片面见蒋介石，国民政府才被迫承认灾情。

迫于舆论压力，重庆方面拨下少量赈灾粮款，但经过省、县、乡各级官吏之手，一路被克扣挪用，只有极少一部分被发放到灾民手中。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甚至将中央下拨的赈灾款私自扣下，用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与救灾不力，成了灾情的放大器，导致三百多万河南灾民死于饥荒和由此引发的瘟疫。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在“只有河南”的舞台上完全缺席。

李十一的困境被呈现为抽象的“个人良知与军纪制度的冲突”，这就将一个具有明确政治责任主体的历史灾难，转化为一个抽象的、去政治化的“苦难寓言”——苦难的制造者被轻轻放过，只剩下了苦难本身。

其二，“老人集体赴死”的伦理错位;

中国传统孝道的核心是晚辈尽孝、宁可牺牲自身，也要赡养保全长辈。

影响甚大的“二十四孝”故事，无一不是子女守护老人。

从西汉开始，直到清朝，历朝历代都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

虽在远古部分部族和某些边远地区曾存在“弃老”习俗，甚至有“寄死窑”等陋俗遗存，但这绝非中原文明主流，古代官方早已明令禁止。

“不孝”(更不用说“弃老”)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处罚从徒刑、流放直至弃市、绞刑、斩刑和凌迟。

法国学者波伏瓦在考察世界各地古代社会曾普遍存在的“弃老”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李家村的晚辈后生，敢于放任老人集体上山自杀，则哪怕颟顸昏聩的国民政府不予处罚，他们也会被人们视为禽兽不如，绝无立足之地。

《李家村剧场》中老人集体赴死的桥段，其叙事逻辑，更接近日本《楢山节考》所描绘的民俗母题。

将这种来自东瀛的民俗母题移植到中原大地的历史叙事中，不仅与中国主流伦理传统相悖，更暗含一种危险的逻辑：默认特定群体的生命价值天然低于另一群体，可以出于某种需要将其消灭——这就滑向了纳粹主义。【点击阅读】

其三，用血缘私情代替普遍的人道主义;

李十八身为站长，负责看守粮仓。

面对无数濒临饿死的灾民，他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准备开枪镇压。

但是，当哥哥李十一找上门，他就不管不顾，以性命为质押，开仓放粮了。

在他的观念与逻辑中，不相识的饥民，饿死再多，也无足轻重，但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把脑袋给他都可以。

导演自以为这一桥段感天动地，一些观众也当场“破防”，但这恰恰是隐含着严重问题。

编导声称要书写人性的光辉高贵。

试问：这份“光辉”如果只对血缘私情有效，又有什么“高贵”之处呢?

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如果血缘私情的效力具有绝对性，可以完全不论是非，那么假设李十八看守的是救灾粮，李十一要求弟弟放给自己变卖牟取暴利，李十八会不会答应呢?

按照剧本的逻辑，李十八是会答应的，因为哥哥把自己的准儿媳妇嫁给了他，他认为只有“拿命还”，才能报答李十一。

只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样的人性不是“光辉”，而是黑暗和愚昧。

其四，爱情叙事的荒谬狗血;

剧中逃婚的侄媳妇突然爱上李十一这条支线，人物的情感建立非常单薄——

素不相识的一男一女，仅仅在车站匆匆见上一面，并且两人都很快意识到存在乱伦问题，却立即生出了强烈的爱慕与执念，合理性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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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只有河南”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叙事谱系中审视，其立场偏颇会更加清晰。

与刘震云、冯小刚的电影《1942》(2012)相比，“只有河南”遮蔽了国民党政权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灾难。【点击阅读】

在影片中，面对饥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拒绝减免河南军粮，并大言不惭地说：“当兵的饿死就要亡国，灾民饿死地方还是中国的”，“死一个灾民总比死一个士兵好”。

在国民政府高层军政精英的意识中，“中国”居然可以不包括人民，以纯粹土地的形式存在。

这种荒谬绝伦的混帐逻辑，正是影片着力批判的对象。

与1978年的电影《大河奔流》相比，“只有河南”完全抹除了人民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点击阅读】

《大河奔流》以女长工李麦从一个自发反抗者到自觉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了河南黄泛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解放后他们治沙治水，改造黄河的英雄业绩，展示了人民从被动承受苦难到主动掌握命运的历史进程。

而在“只有河南”的叙事中，河南人民在1942年的挣扎被呈现为一种近乎原始的、逆来顺受的求生本能——等待李十一开仓、泣送老人赴死，却看不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任何对命运主体性的争取。

这就引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抹去了对压迫者的控诉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还谈什么河南精神?

要知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人民，并非只是在被动挨饿，等待拯救。

随着灾情加深，灾民对国民党政府救灾迟缓、官员腐败的愤怒不断积聚，反抗也从自发行为演变为有组织的民变乃至武装暴动。

当时，灾区各个城镇都爆发了抢粮事件。饥饿的人群冲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国民党的官方粮仓，甚至有成群结队的武装农民将其搬运一空。

国军汤恩伯部在饥荒期间仍强征军粮，“封仓贮粮”，导致粮价飞涨，民间将其列为“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一。

然而，当日军开始进攻河南时，汤恩伯部却一触即溃，把大好河山丢给日寇任意蹂躏，把大量粮食留给日军肆意取用。

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由郭仲隗领衔、103人联名弹劾汤恩伯的提案披露：“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河南人民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愤恨极了。

在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以猎枪、大刀和铁耙为武器，解除了大约5万名国民党士兵的武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甚至高射炮。

面对日军的进攻，河南人民则纷纷组织抵抗——汲县华新纱厂职工联合进步学生组建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交通线;中共党员张思贤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支援抗日;浚县开明绅士常仙甫率领青壮年村民登上村寨抗击日军……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河南人民是有骨气、有尊严的，他们已经觉醒并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只有河南”将他们表现为如太平洋上的原始部族那样，靠牺牲老人来维持族群延续，把舍己为人的精神局限在血缘关系之内，这究竟是对河南人的赞扬呢，还是贬低?

这里，无意否定“只有河南”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从文旅消费模式转型的角度看，“只有河南”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但是，作为一个河南人，我拒绝把采用“去政治化的政治”手法建构的反历史叙事，当成河南精神、民族精神的范本去接受!

“只有河南”的舞台灯光终会暗去，但河南人民的光荣与尊严，不应该就此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