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章）——下

接上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章）——上

苏联 “援助” 印度的成就

佐久间：在经济地理教科书上，硬要列入 “援助” 细账倒还罢了，更荒唐的是，考试时也必然要出这类试题。例如关于印度问题的试题，除要求回答印度的资源、产业等情况之外，还规定学生必须回答苏联怎样对印度提供了援助，修建了哪一条堤坝?盖了哪一座工厂?在我们看来，印度的垄断资本正在发展;但是我们从苏联课本所看到的，却说印度正向着 “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并成为亚洲的一个典型国家”!它又说：“印度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之下，已取得重大的成就”…… 只要稍为注意印度现实情况的人，就会发现苏联教科书上所说的全部是鬼话。印度今天绝大多数人民，还没有摆脱饥饿、疾病的缠扰。苏联的 “无私援助”，丝毫没有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恰恰相反，苏联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竞相 “援助” 印度反动派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结果，使印度的垄断资本更形庞大。而且苏联政府鉴于美国对印度提供比自己多得多的“援助”，为了讨好印度，也就对印度的垄断资本和反动派增加了大量“援助”，包括送上大批现代化武器，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

我们对试题中关于苏联政府 “援助” 部分，一句也不回答。日本学生在这种场合下，还可以免受追究，但那些受到苏联“援助”而来留学的外国学生，就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并且还要表示“感恩戴德”一番。

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学生

佐久间：苏联对非洲国家完全以“恩人”自居。我们班上的教师公开对非洲同学说：“你们非洲人今天之所以能够独立，全靠我们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我们班上，非洲同学对这种说法大起反感，一个同学当场起立对苏联教师说：“先生，请你听着：我们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人民还没有取得彻底解放，因此我们仍然很穷。如果拿人来譬喻的话，我便是一个穷人，我连衣服也没得穿。你今天给我一件衣服，我很高兴，我认为你够朋友。但是我穿着你给我的衣服在街上行走时，你却指着我的衣服，见人就说：‘他的衣服是我送给他才有得穿!’即使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必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扔到阴沟里去。”

在非洲同学理直气壮的陈词面前，那个苏联教师窘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田：有一个日本同学的经济地理教科书，发现装订有错，无法使用，就拿着这本书找教师商量。苏联教师就把教科书的校样借给他，要他自己根据校样整理。这个校样是根据教师的原稿初步印刷后并送呈上级机关密阅的。我们在那校样上看到许多红笔勾划的增删地方，只见上头满满是上级用红笔写的“在苏联援助下”字样。本来在那教师的原稿上就已经写了不少“苏联的伟大援助”字样了，上级还嫌不够，临时又加了许多。从这一点小节，就令人为之气愤不已。

古巴事件时的 “援助”

新谷：我留学苏联那年，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当时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在这次事件中，苏联对美国如何卑躬屈膝、百般让步的态度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事件过后，苏联又无耻地吹嘘它的热核武器的威力，竟说古巴这个国家能够维持生存，古巴人民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完全是苏联热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如果没有苏联强大的火箭和热核武器，古巴早就被美国消灭了。古巴学生听到这种说法，当然十分气愤。古巴革命政权能够存在，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首先是由于古巴人民所表现的反对侵略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外国的援助无论多大，也只能通过古巴人民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苏联却不如此，在许多演说或集会的场合，苏联领导人都以古巴的“恩人”自居，硬说全靠苏联的热核武器，阻止了美帝的侵略，古巴人民才能生存到今天，因此古巴人民应该感谢苏联的“援助”。

已有固定内容的苏联式 “支援各国人民集会”

足立：在苏联，如果是由当局出面举办什么支援外国斗争集会的话，其内容一定是宣传苏联的“援助”怎样“无私”，宣传对方国家怎样“感谢苏联”;苏联的新闻影片在纪录这类集会时，也是从头到尾吹嘘这一套。

原田：在所谓支援外国斗争这类集会上，外国学生的大会讲稿，甚至由苏联当局包办，事前即已写好，临时叫他上台照读，以表达对苏联的“衷心”感激。苏联的这种作法，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佐久间：我们外国学生进入民族友好大学，第一年需要先学一年俄文。苏联学生则选读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为了提高会话能力，这些苏联学生都和外国学生一起住宿。苏联同学在快要毕业或毕业后，就被派到各个国家去。苏联把这就叫作“技术援助”或者什么别的援助，并大肆进行宣传。可是，在莫斯科的外国学生，深知这些苏联学生的底细，对苏联政府这样的作法非常不满。一些外国同学都在背后私语：“我那同房间的苏联人居然到我的国家去当什么高级专家了。那家伙的水平实在有限，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笑声)

为了满足私欲，苏联学生希望被派到国外去

佐久间：仅仅是这样也还罢了，这些家伙到外国去，目的是发洋财。他们被派到国外，就可以享受比国内高得多的高薪，而且是外钞，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外汇在西欧买许多在苏联买不到的东西，带回国去用来摆威风，充阔气。他们还从外国买小汽车回来。

有一次，一个学生到外国充当“高级专家”后回国，带了一辆汽车回来，有些同学就问他：“你这辆车是哪国给你的援助?”(笑声)原来，在同学之间，俄语“苏联援助”已成为别有含意的双关语。例如同学之间说：“喂!你来，我给你一点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还不是‘苏联援助’啊!” 这就是说，“苏联援助”只给人家一点小恩小惠，却宣传得天花乱坠，又要人家非感谢自己不可。“苏联援助”，现在已成为学生之间日常谈笑中的惯用语了。(笑声)

苏联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不同

我同班的一个非洲同学，原是一个地道的“亲苏派”。这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便回国，后来再回到莫斯科后，态度大有改变。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里悄悄对我说：“我这些话在这里不能大声讲。我这次回国以后，到非洲几个国家看看，令我吃惊的是，非洲国家这两年对苏联的印象，越来越恶劣了。相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了，我一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到几个国家去看看，发现中国对我们的援助，和苏联可说是完全不同的。”

我问他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些苏联技术人员嫌非洲人的房子不堪居住，要求住新公寓。他们还要电冰箱，每个人要一辆专用小轿车。可是，中国人员完全两样，他们坚持和当地普通人过一样水平的生活，拿同样的待遇，不要一丝一毫的特殊待遇，而他们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感动。他们的工作量，起码超过当地人一倍。最初我还不十分相信，以为中国的援助也是为了宣传，后来才发现我的看法不对。例如在马里，苏联最先给马里的援助，是建一座足球场。中国呢，他们的专家到马里去，首先帮助马里人学会种植水稻等农业技术，而这是马里发展经济最迫切需要的。中国专家在坦桑尼亚、赞比亚的艰险山区中，协助修建铁道。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这是落后国家真正需要的外援。

他们——非洲国家的人民，都亲眼看到：一个是给了一些援助之后，逼着人家说感谢;而另一个却说，不要谢，不要谢，那是我们应该作的。非洲人看清楚了这两种不同的援助，因此对苏联政府的印象越来越恶劣了。

这些都是那亲苏派非洲同学说的事实。

足立：现在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态度，归纳起来就是：对拿起武器起来革命的世界人民，不顾一切地进行压制;另一方面却又给一些不痛不痒的“援助”，目的则在于宣传。以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方式进行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那个国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而是助长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而且，又借“援助”对方，以大国主义的态度一定让人家感谢自己，并要挟对方听自己指挥。

如果看不清苏联政府援助的本质，还以为苏修会改变态度，认为它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而对它抱有幻想，这就会给本国革命带来重大的损害。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和美帝携手，企图重新瓜分世界。我们透过许多事实，证明和苏修决不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

在国外过着贵族生活的苏联技术人员们

新谷：苏联和中国对非洲国家两种援助的根本不同点，不必从理论上来谈，非洲人从现实中已经充分体会到了。非洲同学们对此非常了解。苏联的技术专家打着 “社会主义国家” 的招牌，实质上和当年白人殖民主义者到非洲去的目的是相同的。他们一到非洲国家，就要求特殊待遇，许多专家在工程契约满期后也不愿回国，千方百计继续留在国外过其贵族式的生活。他们在国外有高级住宅住，有汽车代步，挥金如土，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自一九六○年苏修突然全部撤走在中国的专家后，中国从苏修反面教员中得到了痛苦的教训，中国对新兴国家的援助，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对马里等国帮助当地人民种植水稻，使人民能够自力更生。中国技术人员到了非洲，在气候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尽全力摸索试种水稻的经验，他们有的一到非洲就病倒，仍然顽强地工作。他们和非洲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待遇，不要求任何特殊享受。援助额的多少是另一问题，单是中国这种真诚援助的精神，就使当地人民深受感动。在莫斯科，我们碰到不少非洲学生，他们的祖国同时接受中国和苏联的援助。这些学生对两种援助的差别非常清楚，并常常说给我们听。

原田：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一个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对于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人民，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来看，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在最前线作战的战士，因此要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人民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世界凡是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是自己的斗争，必须坚决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以苏联为首的一些修正主义国家，把自己应负的国际主义义务看作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才认为“越南人民的胜利，全靠苏联的援助”，硬要越南人民感谢自己。当人民的解放斗争激烈起来，以致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磨擦加剧，影响到苏美“和平共处”的路线时，苏联政府就向解放运动施加压力。它给越南的一点点“援助”，不过是以此为诱饵，要越南人民放弃对美帝的武装斗争。这种假援助是违反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革命学生对中苏两国的态度的不同

新谷：现在谈谈苏联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事独立解放斗争的人民，究竟抱着什么态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 “九・三〇” 政变后，留苏的印尼学生顿时变成有国难回的流亡者。不仅仅共产党员是如此，就是那些只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生也是如此。还有秘鲁等一些国家的学生，不顾一切危险，千方百计跑到苏联，他们也尝透了有国难回之苦，因为在那些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国家中，谁沾上共产党就是非法，他们回国只有入狱或被杀害。

这就是各民族友好大学有大量外国学生之故。但是，苏联当局对冒险前来就读的外国革命学生，常常以“政治上的理由”，勒令他们四十八小时内离境。所谓“政治上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外国学生他们本国的共产党分裂，而他们是采取了同情左派的立场，或因他同情中国，甚至他们到过一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或看过中国的一些书籍，都会被“递解出境”。

苏联强令那些有国难回的外国革命学生离境，等于置那些学生于死地。而且他们采取这些迫害措施时，冷酷无情，丝毫不讲道理。一个人被迫害到这种地步，立刻明白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一对秘鲁兄弟，就是这样被苏联下令一起离境的。那个弟弟也在我们大学里读书，哥哥本来是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要他离境的，而他的弟弟受到离境处分，则仅仅由于他是被叫离境的人的弟弟。这类事情，我们是知道得很多的。中国方面，对这些革命的学生，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对中国和苏修的分歧，不必从理论上去探讨，只是通过实际体会，就能判断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那对秘鲁兄弟后来是得到了中国的援救的。通过这些事实，使人看清楚谁是真正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真正叛徒，事情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九・三〇” 事件后印尼留学生的分裂

佐久间：我来谈谈印尼发生政变后，在苏联留学的印尼学生陷于怎样困难的境地，这个事实使我们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教训。

“九・三○” 事件后，一些大学的印尼学生当然不能国了，已毕业的学生就继续留在莫斯科，有的到工厂劳动，有的以研究生或旁听生的名义，大部分仍住在学校。

过去和我们一起斗争过的印尼学生、共产党支部的负责人，这时有的就出卖了灵魂，倒向了苏修。他们对于苏联修正主义，一变以前态度，紧闭嘴巴，不再提出批评了。既然发生了这种现象，印尼学生中间因此引起了大争论，不仅党员学生截然分成两派，就是印尼民族党左翼的学生，也发生了分裂。

占压倒多数的留苏印尼学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修正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他们支持印尼国内的反苏哈托武装斗争，并表示无论怎样也要参加斗争。他们谴责印尼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和苏修勾结破坏印尼革命。他们和修正主义的党支部断绝关系，陆续到中国去了。当然，他们名义上不能这样说，否则苏联当局会对他们横加迫害。

剩下来的一部分印尼人，用我们的习惯语说，就变成了 “莫斯科维奇”，意思是 “莫斯科仔”。他们已经背离了祖国人民，成天在莫斯科胡混。这些人表面上走宫本路线，以示“自主”和“中立”。他们的党的负责人住在豪华的公寓之中，每月拿着高薪，生活高人一等。

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公然和印尼法西斯政权打得火热，就连这些人也起了分化。因为他们的亲属和伙伴都已遭到印尼法西斯政权的一概捕杀。当印尼学生向苏联当局提醒苏哈托一纳苏蒂安是十足的法西斯政权时，苏联官员却说，苏哈托政权不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军事独裁化的情况下才有。印尼还没有垄断资本，所以不是法西斯。这种答复使留在苏联的印尼人十分气恼。真正死心塌地出卖灵魂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在印尼学生中受批判，越来越孤立。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印尼学生中结合这次政变的血的教训，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组织起学习会。

这样，在莫斯科留下来的那些印尼学生，又分成了两派，现在大多数学生坚持着正确的反修立场，其中有些人而且敢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当然，这些人一定会被迫离境，只是时间问题了。即使属于修正主义的一派人，事后证明他们也只是暂时受蒙蔽，他们很快认识了苏修真面目，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最后的最后，只剩下那些极少数的人，娶了苏联老婆，死心塌地背叛祖国。印尼学生的演变，对我们是个极其重大的教训。印尼共产党中真正的革命派、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于促使我们也敢于在莫斯科起来造苏修的反，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苏联人怎样看中国呢——彻底的反华宣传

新谷：我们在这里不妨谈谈苏联人对中国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回国后很多人都提出的问题。

佐久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我刚到莫斯科不久，就到全市最有名的高尔基公园去散步。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一看到我，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道：“你是中国人吗?” 在我留学苏联的五年期间，碰到这类事情不知有几十次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日本人。”他一听就答话说：“哦，日本人，我们的朋友。”如果我说是中国人，麻烦的局面就会出现。苏联当局通过无线电、电视、报纸、杂志等一切宣传工具，整天宣传反华，有些苏联人就是这样中了毒。

苏政府是怎样宣传反华的呢?第一是说中国忘恩负义。中国是在苏联“援助” 之下才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成功后也是在苏联“援助”之下才有今天。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感谢苏联，反而仇视苏联，如此等等。这类宣传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通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机器，向苏联人灌输。不少年青人和知识分子就认为：中国人都是忘恩负义之辈。日本人和中国人相像，我们在这方面受到过不少气。

原田：苏联用数倍强烈的电波干扰北京的俄语广播，使人完全无法收听;而对于“美国之音”，苏联当局则任它自由泛滥。

苏联政府在电视广播中，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百般污蔑。它们把红卫兵在北京抗议苏修反华的示威行动，尽情歪曲。这种歪曲、诬蔑的伎俩，一如宫本集团和《赤旗报》前驻北京人员砂间一良和紺野回国后所作的那种虚伪的描绘手法。他们播映红卫兵在苏联大使馆前示威的情形时，造谣说苏联大使馆人员生命如何受到“威胁”，怎样“历经艰险”逃往飞机场。他们又极其恶毒地造谣，把北京飞机场描绘成一片恐怖。这种手法，和宫本集团及西方的反华宣传，是一路货色。

连“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懂

佐久间：苏联一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从早到晚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就是苏联当局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发出的反华叫嚣。这种对新中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谣和诬蔑，夸张到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苏联人对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的争论，也是被蒙在鼓里的。我们刚到莫斯科，就发现不少苏联人的理论水平极低，理论知识贫乏得十分可怜。例如毛泽东主席有一句有名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直译成俄文，就成了“纸的老虎”。他们竟认为既然是纸的老虎，这句话又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还对“东风压倒西风”这句话毫不理解。照苏联的可笑解释，“东风”就是中国，“西风”就是中国西面的苏联。他们诬蔑这句话是“毛泽东的中国企图征服苏联，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说的一句话”。这一类的例子，一时也举不完。打开地图看看，中国的东面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日本，按照苏联这种无知得可笑的解释，岂不是说日本要征服中国和苏联吗?苏联这种对人歪曲和诬蔑的态度，简直是愚昧无知的乱咬一通，真是莫名其妙。(笑声)

足立：苏联发动反华运动，是在一九六二年底，即加勒比海危机结束之后。记得当时教我们俄文的教师，突然在我们面前破口大骂中国。这个教师曾经去过中国，能说中国话。他说：“中国接待客人态度不好。”教经济地理的教师也是这样。从此我们就知道反华运动已告开始。

新谷：冬天是滑雪季节，大家都去滑雪。俄国人一般都精于此道，再加上他们的个子特大，我们在滑雪时，常常被一些苏联误认为中国人而施以暗害，他们以全速冲前，用全身向我们猛撞。这种猛撞如被撞中要害，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原田：不仅如此，那些家伙看到我们在滑雪，故意在滑道十字路口附近，暗置铁丝、铁条，当滑雪者以全速向下坡飞驰，在这些金属障碍物上滑过而转时，身体就会因失去重心而倾斜，猛烈倒在地。我们已多次碰到这类事情。为此，许多日本人外出时，神经也变得特别紧张起来。

新谷：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滑雪衣前后缀上一面明显的太阳旗标志，让那些家伙知道我们是日本人，才算没事。太阳旗居然成为在苏的日本人的护身符了(笑声)。

足立：正如一般日本人初见西洋人时，分不清他们的国籍一样，在苏联人眼中，对亚洲人也是分不清的。他们以为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为此，日本学生在苏联，遭受到多次侮辱和肉体上的损害。

新谷：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时，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以避免受害，这虽然是应急的权宜脱身之计，实际上说这句话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求情的表示。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遇到那些蛮横无理、粗暴无耻的暴徒时，如果不这样说，立刻就会失去人身安全保障。请问这样的国度，还说得上是“社会主义”吗?这又跟德国法西斯歧视犹太人有什么两样呢?

这种现象当然只是一部分极端分子所为，但也正是苏联政府动员全部国家机构，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歇斯底里地煽动反华、排华的结果。

当中苏论战刚开始的时候

新谷：在中苏论战刚开始时，早晨七时半起床一看，《真理报》刊载出就像日修《赤旗报》上那种又臭又长的文章。早上的无线电节目也在广播同一篇长文，说中国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一直到了中午再打开收音机，仍然继续广播那篇文章。

中苏之间爆发公开论战，是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期间，由苏共中央突然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引起的。对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中共中央后来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提出了反驳。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地区，不管人们懂与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同时，所有国家机构都被动员起来，发动彻底的反华宣传运动，煽动反华情绪。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散播中国可能进攻苏联的谣言，制造战争的气氛，造成全国的恐怖感。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莫斯科就传说中国已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时中国实际上并未宣布核试验消息，但在苏联已经暗暗传开了，居然形成一种恐怖气氛。

足立：回顾中国最初核试验在苏联的反响，确也有趣。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和肯尼迪被暗杀之后一样，莫斯科的一般气氛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学生们，却欢喜若狂，热烈地欢呼中国拥有了自卫的核武器。

在这次核试验以前，莫斯科早就流传中国在试验原子弹了。试验这天，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告诉同房住的一个苏联人。我说中国进行核试验了。当时那个苏联同学已经睡了，闻讯立即跳下床来说：“这是非常坏的事情。”我又向另外一些苏联人问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们都显示出心情沉重。这种表情和肯尼迪被刺消息传来后苏联人的反应完全一样。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问题本质是一样的，“好战的”中国拥有原子弹，对和平是“重大的危险”。“和平之神”肯尼迪死后，世界和平也就同时受到威胁。

原田：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呢?据他们说，中国有了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提早爆发。我又问他们，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又怎样?他们说：“到时我就去自杀。”甚至共青团的男女负责干部也说出这种话来。难怪他们一听说中国核爆炸，就吓得脸都青了。

对暗杀肯尼迪事件的反应

佐久间：肯尼迪被刺事件，在苏联也引起一场大震动。我们进入各民族友好大学后，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问，肯尼迪被刺的消息传来了。当时，大学宿舍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学生，都为这个美帝的头目的死而兴奋、高兴。那时是在半夜，消息传来，外国学生们真的是欢声四起。

可是我们看到苏联教师和学生的反应，却和我们相反。他们为这件事情显得非常沉痛。我们到他们聚集的地方去看看，只见他们每五、六个人聚集在一间房间里，人人表情哀痛，沉默不语。我们问苏联同学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样英明的美国总统竟然会被人暗杀了，实在令人惋惜。肯尼迪的明智，保卫了世界和平。现在和平之神被杀害，什么时候打世界大战就难以预料了。”他们说这些话的表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些人还低着头，陷入深沉的哀思中。这和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学生的兴奋，适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当时我们到莫斯科不过两三个月，看到这一“奇景”，不禁为之愕然。这件事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们到苏联后第一次遇到的令人震惊的怪事。

原田：有一次，我和一个匈牙利同学一起出外散步，拍摄秋天的莫斯科风景。我们到了红场，拍过张照片后，就在那里站着聊天。在我们前面两三米的地方，有一个苏联军官在那里。他的体格高大，官阶很高。他显得有点慌慌张张，看看我们又来回踱步。一会儿，他向我的匈牙利同学招招手，示意要他过去。对这个苏联军官，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为什么要那位匈牙利同学过去呢?我就叫那位匈牙利同学前去看他做什么。匈牙利同学去了，他们在距我两三米的地方低声讲话，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那位匈牙利同学回来对我说：“那个苏联军官想请我们替他拍个照。”

我那位匈牙利友人对那个苏联军官说：“我不会拍照，你还是找那个男子(指我)拍吧。”那个苏联军官说：“那个人是中国人吧，我可不敢找他。”那位匈牙利同学对我说，我不是中国人，他才敢放心前来对我说明来意。我替他拍了照片后，不禁好奇地问那苏联军官：“你看到我很像中国人，好像很怕的样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你是军官，我不过是个学生，中国人有什么可怕?”他说：“不，中国人确实是可怕的。我对中国人的事情了解得很多。我曾在中国作战，我的经验是中国人非常可怕。”我再问他，中国人什么地方令人可怕，他说亚洲人做事情，要末不做，一做起事来就要干到底。(笑声)这个苏联军官说话倒是很爽直的。

原田：我们外出时，无论在电车上或公共汽车上，也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对我们从头顶一直看到脚尖，而且是恶狠狠地死盯着。他们一面看，一面还不断地问：“你是中国人吗?”我们说：“不是。”但他们还不放松，还要追问。有许多次，我们也恼火了，大声反问他们：“如果我说我是中国人，你们究竟想把我怎样?”这时他们不作声了，但过了一会又说：“对不起，请问你究竟是哪国人?”我们说：“日本人。”他们立刻郑重地道歉说：“刚才有失礼礼貌，请你不要见怪。”(笑声)这才改变了敌视的态度。然后他们就和我们攀谈起来。他们一开头总是说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如何好，接着又说些其他的奉承话。

也有了解中国的人

足立：但是也有一些多少和中国接触过、与中国人有交往的苏联人，对中国比较了解。他们称赞中国人的勤劳、朴实、工作和学习态度认真的良好品格。这类苏联人，我也确实遇见过不少。他们谈起中国人，总是称中国人对人热情有礼，决不像我们那位教师所诬蔑的中国人对人没有礼貌。即使在莫斯科大学的教师中，也有一些人称赞中国留学生认真学习和生活严肃的优良作风。

新谷：我记得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有不少往来文件和信件发表，其中中国给苏共的信件，《真理报》只刊登过一封，其他的中国文件全部没有发表，不让苏联人民看到中国方面的见解。苏联人持有中国报刊文字，警察见到立刻加以没收，并追问文件是哪里来的，这就麻烦了。

日本学生在外国学生当中，这一方面遇到的情况好一些。由于一般苏联人不懂这是“危险文件”，我们努力搜集到一些中国方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日文本，把它珍藏起来，拿来和苏联方面的论文以及其他国家的论文对照阅读，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谁是谁非，这就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这场大论战的本质了。

从中苏论战一开始，苏联就宣传“中国的一切都坏”，但是在苏联的论文中对中国方面究竟哪里不对，却说不出道理，更不敢摆出中国方面的论据来。苏联人根本无从看到中国发表的论据，也不敢去寻找中国的有关文件阅读。苏联当局只凭大规模的宣传机器，满怀仇恨地咒骂中国，制造全国性的反华运动。苏联政府一面欺骗苏联人民，一面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今天，苏联最害怕的，第一就是中国，第二是西德。至于美帝国主义，是完全当作他们自己人的。(笑声)

苏联政府在国内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彻底地煽动反华情绪。前面说的红场上的那个苏联军官，见到旁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青年，就感到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正是苏联当局全面排华反华造成的大心理的具体表现。苏联政府的反华达到这么疯狂的程度，这样的政府当然谈不上是社会主义，它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子也没有了。这样的政府，还谈得上用马列主义的真理去探讨双方的分歧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