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第1章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1章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

　　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

　　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

　　话说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他两个多月没有公开在媒体上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到杭州的第二天，对王芳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了一个叫云栖的地方。云栖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在前面带路，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抬头挺胸，双目远视，脚下路面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王芳见路面不平，且长满杂草，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惟恐毛泽东踩着粪便，便提醒他说：

　　“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

　　毛泽东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

　　“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中农。”

　　“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

　　“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毛泽东“哦”了一声，微笑着说：

　　“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叶子龙、王芳说，要去看看钱塘江。王芳还以为他要去观潮，就说：

　　“主席，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

　　王芳立即通知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要他带人去实地勘察一下，选好地段。

　　第二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毛泽东穿了件大衣，乘车沿杭沪公路过了杭州七堡，就停了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泽东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一里多路。这一段堤坝大概是在晚清年间修的，在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紧紧扣住，比较牢固。毛泽东看了一遭，显然很满意。

　　12月30日晚，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邀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原来，江青到杭州后曾对王芳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60大寿，可他不愿人家向他祝寿，所以就在车上过了一天。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顿饭，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王芳遂将江青的建议告诉了浙江省委谭启龙等人，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在12月30日邀请了毛泽东。

　　在这次晚宴的餐桌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有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席间，众人轮流向毛泽东祝酒，气氛热烈愉快，毛泽东高兴地一一作答。平时很少喝酒的他这一次倒喝了不少。

　　晚宴快结束时，毛泽东见面前的酒杯里还剩有茅台酒，就对坐在同桌的王芳说：

　　“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王芳不好推却，便鼓起勇气把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毛泽东高兴得大声说：

　　“好，这就好！”

　　饭后，大家围着兴致很高的毛泽东聊天。罗瑞卿指着王芳说：

　　“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王芳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他又说：

　　“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酒后的毛泽东红光满面，他指着王芳风趣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元旦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去爬莫干山，陪同他的是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他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且说毛泽东上得山来，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美庐别墅里休息。吃午饭时，他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风景，又想起了王芳改名字的笑话，就说：

　　“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从莫干山返回途中，毛泽东余兴未尽，遂口占一绝：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诗文中所说的“七人房”，是指他和从人乘坐的汽车。诵毕，他又拿起英文教程，带着几分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诵。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对王芳说：

　　“去新登吧，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王芳等随行人员拥着毛泽东分乘4辆轿车，径直到了新登。此时的天气还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毛泽东下了车，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他手拿一根竹杆，走在前面，步行了3里多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王芳请他戴上口罩。毛泽东便戴上口罩，大步进村。

　　这个村子有10多户人家，大多数人姓王，又因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所以就叫王家水碓村。早在1953年初，这个村的农民们就自发地组织了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一行人来到王关林家，王关林及家人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王关林的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的？中农的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

　　王关林介绍了中农入社的情况，又说：

　　“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的。”

　　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

　　“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问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连说：

　　“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他戴着口罩，王关林和家人始终都没有认出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就是毛泽东。王芳见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了，便催说可以回去了。

　　“不忙。”

　　毛泽东说罢，又向社员们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了老家一样。临走时一大群干部和社员拥着他，一直送到村口。毛泽东辞别大家，离开了王家水碓村。他对随行人员们说：

　　“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还有一个“失踪”的小故事，不能不说。那是在一个下午的4点半，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王芳说：

　　“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他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他显然很高兴。王芳在前面带路，他在后面走。王芳知道毛泽东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他从山坡的西侧领路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下坡回去。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朝王芳笑笑说：

　　“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

　　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格外清新。毛泽东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好长时间，他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王芳想劝劝毛泽东回去，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他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毛泽东上了山，伫立山顶，举目远望。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毛泽东和王芳等人在庙前拍了一张照，天逐渐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已经来不及了。王芳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时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去，他们肯定会着急。可是毛泽东却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眼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已经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他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有点累了，渴了，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五云山时，仍然大步往前走着。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经辨不清所在的方位了。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他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

　　“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

　　毛泽东说：

　　“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他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王芳赶紧走上前去探路，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因泥土潮湿，有点打滑。由于树木长得茂密，他们连星光也借不到了。毛泽东两手搭着王芳的肩膀，王芳则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毛泽东个头又高又大，份量压在王芳肩膀上，王芳如脚底滑倒，就有和毛泽东一起滚下山去的危险。他只得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动着，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他喝了两杯。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还显得那么高兴，便谁也不肯说累，个个显示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此时已经是6点钟了，毛泽东住所的工作人员，仍不见他回来，便打电话问他办公的地方。对方回答说，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他们又问罗瑞卿、杨尚昆，罗瑞卿等也说不知道。7点钟了，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说不清楚。

　　罗瑞卿、杨尚昆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不见毛泽东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正在此时，王芳叫人通过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毛泽东一行人接了回去。回到住地已是晚上8点半了。一到住地，罗瑞卿就对叶子龙和王芳发作起来，严厉地批评他们不打招呼，太大意了。他还对王芳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后来，毛泽东在1955年第二次上五云山时曾即兴吟诗一首《七绝·五云山》，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人的情怀已经与五云山融为了一体，他的声音也与山中的啾啾鸟鸣汇成了别致的合唱。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

　　1月7日，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见。他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这里是毛泽东后来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和捷沃西安、尤金谈了话，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他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都感到莫名其妙。

　　尤金后来在回忆中还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1月7日下午，杨尚昆将北京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少奇的一封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随即召集陈伯达等人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还征求了在杭州休养的林彪的意见，尔后就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3个：

　　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3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1954年1月7日

　　毛泽东写完信，仍觉得有话没有说完，于是又加了下列附言：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3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高岗的斗争，毛泽东开始始终抱着团结的愿望，所以要求在正式的决议里，“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经过考虑，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1月7日晚，杨尚昆带着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两封信和杭州方面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返回北京。

　　毛泽东让杨尚昆带到北京的修改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1月8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7日下午10时由此返京，9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1月8日上午3时

　　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很好。他们对目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和各项工作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酌执行。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特别是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但现在人民健康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逐步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不仅如此，体育运动并且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着我们国家正在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的时期，加强体育工作就有更重大的意义。4年来，人民的体育运动已有初步开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因过去的基础太差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很多人不了解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得体育运动的开展远远赶不上客观的需要。人民的体育运动还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协助政府配备必要的干部；建立和充实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中央体委党组所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领导和推动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各级党委应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青年团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在这个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工会应具体领导厂矿、企业中的体育工作使之得到正常地开展。军委总政治部亦应在全军中注意展开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此件和中央体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4年1月8日

　　1月9日，毛泽东召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第一次会议，“五四”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此前，他和小组成员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这次小组会议上，他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他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在批示中写道：

　　“10年搞掉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天下大变。改造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10年，也许只要7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笔者注），淹不死人’。”

　　1月18日，毛泽东就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30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21日晚上10时，杨尚昆从北京回到杭州刘庄，带来了一些文件和高岗的一封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月22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轻轻地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地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一次找高岗谈话，与高岗的斗争正式开始。

　　欲知此次党内斗争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周、邓与高岗的第一次谈话，是高岗“倒刘”活动由进攻到败退的转折点。这次谈话已经不是毛泽东嘱咐的“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了，更不是“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的“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而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决战开始了。高岗败就败在他在财经会议上把“新税制”问题作为突破口，向刘少奇发起进攻。他忽视了一点，“新税制”是薄一波提议的，说到底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可先后批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政务院，则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且能指挥《人民日报》为之大力鼓吹，绝不是薄一波所能主导的。尽管高岗张冠李戴，把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可坐在一旁的周恩来、陈云难免如坐针毡。高岗觊觎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人又何尝不觊觎他的高位？这就加速形成了另一个比高、饶联盟更具实力的联盟，高岗的败亡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