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人民的主体性——评《人民至上》

　　引言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个基本论断，也是我们各级教科书中长久宣扬的论调。然而直至今日，仍有大量的史学著作对此争论不休。天朝历史学界连篇累牍地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各式各样的真相史学家们将历史的进步归功于少数精英的第一推动，将民众的解放歪曲成阴谋家和空想家们的异想天开。他们一面宣布一切宏大叙事的终结，一面又积极地用另一种宏大叙事来取代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在这些真相史学家们那里，官民的对立取代了阶级的对立，政体的更迭取代了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最终此岸的天国彻底祛魅了彼岸的天国，历史不再开端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是终结于大洋彼岸的天佑美利坚。

　　在这一背景下，罗岗老师的这部《人民至上》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不是要建立公民社会么，却还提什么人民当家做主的陈词滥调;不是要改革攻坚么，却还讲什么共同富裕之类的“文革余孽”言论?在这一吊诡的时代语境下，进步表现为保守，革新表现为复旧。

　　然而也正因如此，罗岗老师的这部著作才显得弥足珍贵。这一珍贵不仅仅在于其重提人民历史观，更在于其没有简单地将空洞的人民概念套用在史料之上，而将人民重新置于一个理论考量的具体语境，详尽考察人民是从何而生又向何处而去的。换句话说，罗岗老师的这部著作所要论证地正是人民在中国何以可能的，以及我们又应当如何在对人民的把握上理解今日之中国的。

　　简单地说，人民不是一个时代多数人所构成的集合概念，当我们谈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时，人民已然被我们视作一个历史的主体，进而这一概念的主体行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得到体现。而罗岗老师这部著作所要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人民是如何为中国革命的推进所构造出来的。

　　1　谁是人民?

　　人民这一概念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一贯使用的阶级概念，它并不依赖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加以界定。从起源上说，这一政治概念的应用发端于古罗马，而勃兴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内涵。这首先表现在人民必须包容在一定的政治实体内。从古罗马开始，人民(populous)与平民(plebs)的区分便被彰显出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平民与人民的区分即在于是否属于原有的氏族部落之内。这一特征延续至今，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两则重要政治口号便知。一则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则是天安门东侧的口号：“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而可以直接联合为一体;而人民则必须区分为一个个国家的人民，因而是在更加独立的意义上加以团结。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语境下的人民概念又决不能与阶级概念相分离。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这段话向我们表明，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由阶级所组成的，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对立中体现出来的。人民的存在，首先意味着非人民的存在，而非人民正是被界定为反动立场的阶级或阶级联合。

　　进而我们不妨说从阶级到人民的这一政治话语转化，实质上必须放置到从马恩世界革命的设想，到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现实的历史转变下加以理解。人民这一原本的资产阶级概念，为20世纪的共产党人所加以改造，一面继承了其原有的民族主义意味，一面又被赋予了特有的阶级内涵。这一点必须在中国革命的双重性意义上得到理解，也即是说既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主主义革命，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明确指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此意义上，我们便能理解罗岗老师对其在本书导论中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答案便是，在中国人民的自我生成和解放中发现历史。“‘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甘阳：《再谈中国道路》，《文明国家 大学》第49页，转引自罗岗：《人民至上》，第30页]在这一意义上讲，一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史既非简单地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亦非单纯模仿西方的现代性转化，更不是由传统文化开出的新王道。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首先是中国人民这一政治主体的自我建设。这一崭新政治主体跃上政治舞台，使得中国整个政治构造面貌焕然一新，既不再同于传统的宗法社会，亦区别于西方的资本共和国。这也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带有了某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意味(汪晖语)，也就指向了某种对当前现代性体制和问题的超越性，进而具有了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意义。

　　进而，我们不妨说罗岗老师的发问“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实质上转化成了另一个追问，即对“谁是人民”的追问。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这一概念立足于指向历史进步的阶级斗争之中，因而也就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其固有的民族主义内涵始终将其框置于民族解放乃至复兴的局限内;另一方面，革命不断推进又迫使其阶级构成不断地变化生成。换句话说，人民这一概念的兴起，正与中国近代以来不同阶级努力救国又依次失败的经历有关，正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团结了以四大阶级为代表的多数人才取得的成功紧密相关。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写道：“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1972年，第12页]这段话无疑可以构成罗岗老师这部著作的最好概括。乡里空间的崩溃与士绅共和国的失败，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唤起这个国家的最大多数，不让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革命的主体，就无法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因为观念的颠倒，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次根本的颠倒。罗岗老师以瞿秋白和鲁迅关于莱莫斯神话的论述来展开了这一讨论，其实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句充满辩证法内涵的名言所告诫我们的是，群众既构成了革命力量的最根本来源，又必须在新的形式下加以新的铸造，必须将群众铸造成为新的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人民，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换句话说，从群众到人民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在传统共同体下对多数人的唤醒，更意味着要在传统的诉求中重建共同体，使新的主体性力量成为这个新共同体的扎实根基。这个新的共同体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个新的主体性力量即是人民。

　　2　为什么是人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便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缺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无疑是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此后的中国、越南等革命却严重依赖于农民阶级的主体地位。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性更是愈加丧失，东欧等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实质上依赖于苏联的军事输出。这一问题构成了此后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焦虑的核心问题，革命的主体在哪?从卢卡奇最初关于工人阶级物化的讨论到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他们发现现代体制日益将反抗的力量融入体制的内部，无产阶级这个表征“人的完全丧失”的阶级日益丧失其对社会的否定性的功能，无产阶级越来越难成为革命的主体。

　　这一问题表面上与中国无关，至少和中国的历史无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回忆下中国自汉以来的历史，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人民的多数，即农民阶级，也同样处于这一吊诡的境地。王朝更迭，江山易主，农民们不断地推翻一个帝王和一批士绅，又不断地将另一个帝王和另一批士绅推上历史的舞台。而这恰恰类似于当下西方社会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表现，只是用选举取代了起义，以政党取代了王朝。更有甚者，不妨看看诸如最近埃及的所谓革命，即便用暴力形式推翻了现政府，也并未实现根本意义上的革命。我们不妨说，正如中国农民阶级被高度内嵌在中国宗法社会的结构之中一般，当前西方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群众斗争同样高度内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内。

　　在此意义上，革命也就绝非一场不断持续斗争的最高潮，亦或如中国某些自由派人士所说的长久“拱卒”最后的“将军”。其实革命具有如巴迪欧所言的事件的开端之意义，革命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主体的重建，意味着真理在瞬间的迸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革命无疑是阶级斗争，但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此前的阶级斗争具有根本不同的断裂性。唯有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才有可能真正迸发出阶级的主体意义，这一主体意义表现为共同体本身的断裂与重启。如果用毛泽东《矛盾论》的话说，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对立统一体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中国革命史而言，这一断裂发生于近代中国士绅阶级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的失败之后。这也正是罗岗老师这本书第一章所主要阐释的问题。就传统中国的体制而言，无论是就经济政治地位还是意识形态力量而言，真正具备阶级或阶层自觉意识的只有士绅阶层。传统社会的矛盾斗争焦点也最主要地表现为皇权与绅权的斗争，而农民阶级的反抗则在多数时期隐藏于二者斗争的背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农民阶级的位置也正类似于今日诸多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位置。其共同的特点不妨借用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里的概念概括为虚拟性。无论是农民亦或工人，其阶级利益的诉求隐秘地威胁着整个统治秩序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只能借助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来获得歪曲地表达，前者借助的是皇权与绅权，后者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语言，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传统宗法社会下的农民，还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人，都处于一个自在阶级的阶段。

　　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不难理解，当社会危机爆发时，首先做出反应地必然是具有更高阶级自觉性的士绅阶层。进而，在对近代以来各种改良乃至辛亥革命的理解上，我们不可忽视传统思想和士绅阶层的紧密关联性。士绅阶层积极引入新法，改良制度，试图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将自身改造为担当起社会主体位置的“新民”，试图将国家改造成新型的共和制国家。然而由于其并未触及基层社会的根本，而仅仅触及上层建筑的变化，社会改革不得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共同体发生破裂，而新的共同体又无法建成。

　　无疑，正是士绅阶层的本身弱点，直接导致了改良乃至革命的失败。套用传统教科书的话说，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所谓软弱性和妥协性，根子即是士绅阶层从根本上依赖于基层社会的生产结构，亦或用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说，其阶级的根本利益便在于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之上。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士绅阶层所主导的改良和革命正如罗岗老师所指出的那样，“只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一场需要更多民众参与才能完成的革命”。[ 罗岗：《人民至上》，第78页]正是士绅阶层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失败，才使得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革命主体，而这一主体就只能是人民。这一断裂既发端于陈独秀等激进分子的狂飙呐喊，又一脉相承于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之中。从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固然这一转变是由士绅阶层所推动的，但其依托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传统的儒家为民请命，其所诉求的亦非“至君于尧舜”的对传统政治共同体的改良，而是要造就一个共和体制的现代主权国家。换句话说，“人民主权”乃是辛亥革命政治理想的应有之义。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华民国所展露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所需要的主体的空缺，在共和体制的国家框架之下，根本不存在一个以政治认同构造起来的人民。这一空缺的展露，也迫使激进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每况愈下”，从上层建筑改革无暇顾及的荒野中寻找变革社会的力量。

　　火山的缺口一旦打破，岩浆的喷涌便无从阻拦。从士绅到人民，这一虚拟性的阶级力量一旦得以实现，便成横扫之势，浩荡向前再无可挡。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民所承担的牺牲时至今日仍令我等后辈感到惊叹。正是那些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富于小资产阶级保守性特征的中国农民，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浇灌出了今日之中国。

　　3　历史与当下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亦有西哲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书写无疑深深地根植于当下，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当下乃至未来。

　　时下流行的历史书写承接传统，将数千年的中国史解读为一部官绅对立史，这一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不存在问题，正如我们今天同样可以依据表面现象将美国的政治解读为两党的斗争史一样。但正如前文所指出地，这一缺失了人民维度的历史观，恰恰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当代政治。

　　这一忽视与其说是认识上的问题，毋宁说是有意而为之，其借助这一历史解读所要隐而为之的，正是要将人民重新排挤出历史的舞台，实现传统宗法社会与西式资本社会的无缝对接。唯有在这一历史观的辩护下，一批批的意见领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从儒家士绅们手里接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大旗，重建失落已久的“士绅共和国”。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他们如此强调清帝退位诏书所赋予民国主权的合法性，也不难理解为何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共和国前三十年与此后历史割裂开来。

　　无疑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断裂，它使得延绵数千年的传统共同体真正地被打破。这一历史的断裂是无论如何地咒骂侮辱都无法填补的，进而也就构成了他们历史叙述下的首要难题。而罗岗老师的著作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观，它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历史的又一次开端，而我们毋宁说正是为这一伟大历史所开创的新的中国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这一新产生的中国人民，已经并且仍将继续创造我们崭新的历史，而绝不会滞留在数千年历史的拖累之中。

　　甘阳在80年代发表的作品《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中写道：“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这一论断在今日尤值得我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中国人民也仍是年轻的人民，开创性的未来仍处在中国人民之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为人民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