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号“介风”，尼姑庵走出的“刘胡兰”（上）

党人碑 2026-03-20 来源:党人碑茶馆微信公众号

油画《刘胡兰》，刘耀真，1978年

“汾州核桃”是山西汾阳的著名土特产，与汾酒齐名，明清以来四方行销，从来不愁销路。

尤其是近代，汾州核桃从天津出口，经香港大量外销海外，尤其是英国最多，还有美国、加拿大、澳洲、印度、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年均销核桃仁90万斤，带壳核桃100万斤左右。且有逐年递增之势，战前的1936年达到230万斤，毕竟从汾阳运到天津，就能大赚三倍!

那时的汾阳，不仅是核桃的重要产地，而且是贸易往来的集散中心。每到收获季节，天津等地的中外客商纷至沓来，热闹空前。然而，1937年底到1938年初的收获季，却萧条异常，各家商店门头都贴着“本店数次被抢暂停营业”的字样。

1938年，汾阳城墙外的鬼子兵。

日本人还没有来，阎锡山的县长、公安局长早就跑了，没有人出来负责维持秩序，支应各路抗日大军，结果可想而知，汾阳城内十室九空。这其中的“功劳”，既有路过军队，也有本地无赖。“功劳”最大的，还得属阎锡山的散兵游勇。按理说你们是山西人，怎么能祸害老乡呢?

别看在日军进攻面前，胆小如鼠，可是祸害老百姓，却如狼似虎，相当有一套!每到一个村子附近，先打两枪，震唬住老百姓，然后开进村子，要吃要喝，抢钱抢物，再把男人都赶跑，把女人集中到几家炕上肆意糟蹋。

本地士绅呢?

日军拍摄的所谓“欢迎的村民”。

商议对付日寇的极少，多数忙着制旗，组织“维持会”，准备欢迎蝗军!

1938年2月17日，敌109师团侵占汾阳城，随即在城乡制造多起屠杀惨案，建立据点。由于汾阳战略地位重要，素有“晋西门户”之称，是南同蒲铁路平(遥)汾(阳)支线，与太(原)汾(阳)、汾(阳)离(石)两条公路的交会点，日本侵略军在此重点经营，常驻一个旅团。各种伪政权机构，也在县乡村普遍建立起来。鬼子、汉奸，不是抢粮，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妄图以恐怖统治，维持其所谓“王道乐土”。

日军拍摄的所谓“踊跃的归顺兵(阎军)”。

可这却吓不到党领导下的汾阳抗日群众。

由于汾阳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建过地方党组织，加之红军东征时在汾阳广大人民心中播下革命火种。虽然地方党组织在抗战前夕，基本被破坏殆尽，党员全部失去联系，但抗战爆发不久，八路军来到这里，在广大农村开展救亡活动，农民党员成为汾阳地方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他们扎根基层，与群众有着更加紧密的血肉联系，对于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动员，自然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不要小看这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不但农业经济举足轻重，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蕴藏着强大的力量。我党虽有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强大的革命领导者，但面对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都很先进的敌人，要想在农村，特别是原本并不熟悉的华北农村，扎下根去，建立根据地，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开展农民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认清当前我国战争形势，激发农民爱国热情，获得农民的支持与拥护。

日军拍摄的“共产党根据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清晰可见。

画个重点：没有农民的支持，我党我军的敌后抗战，就是空谈，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农民”两个字!

1941到1942年，日伪在山西大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蚕食”与“扫荡”相结合，对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特务、文化一体的“总力战”，尤其在汾阳所在的晋绥八分区更为残酷。1942年底，八分区面积缩小了90%，人口由60万减少到不足6万，平川地区全部被敌占领，全区仅剩下距敌据点较远的17个行政村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一百多个自然村。

阎锡山又跟日本人勾结，签订《汾阳协定》，残酷镇压和屠杀抗日军民，进一步加剧了汾阳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阎锡山，1944年，(美)福尔曼摄

即便如此，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汾阳的党组织也没有离开汾阳人民。前仆后继的党员干部，以及无私无畏的汾阳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比如著名的蒋氏三兄弟烈士和他的伟大母亲崔银凤，就是汾阳抗日群众的杰出代表。1942年7月，三天之内，蒋三、蒋四壮烈牺牲，七天后蒋母把仅留下的小儿子蒋七，送去当了小八路。1947年，年仅15岁的蒋七光荣牺牲在解放孝义的战斗中。

无数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和革命人民，就是这样，用鲜血和生命，在大地上书写最动人最壮丽的抗日诗篇。

1956年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剧照(根据蒋三烈士事迹改编)

蒋三烈士生前所在的武工队，经常活动的大会头村，有位特殊的交通员，是附近极乐庵的小尼姑，法名叫“介风”。她被武工队的宣传教育所感染，积极靠近抗日组织，经常给武工队站岗放哨、送情报。经过艰苦的环境考验，组织上认为介风人小心细，对党忠心耿耿，能圆满完成交给她的任务。经武工队领导介绍人批准，她参加了汾阳游击队，分配担任交通员职务。从此，介风利用尼姑的特殊身份，以及尼姑庵在村外的有利条件，建立了我方的秘密联络接头站。

小尼姑也能参加革命吗?

从阶级分析来看，尼姑属于流民，介风也是苦出身，当然欢迎革命，希望改变被压迫受欺辱的地位，而且非常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怎么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呢?

1930年代，北平翠峰庵的女尼。(德)赫达·莫里逊摄

介风，原名张秀芬，1929年出生在本县孙家庄一户贫苦农民家。祖父张步成一生勤劳务农，父亲张立基从小种田，后给有钱人家扛长工，母亲宋成英，生下四女一男，排行老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家里给她起了个小名，叫“二牛”。

张家迫切想要改变受穷的命运，有头牛就好了，可七口人，仅有二亩半地，住着两间房。由于人口多，土地少，打不下粮食，整年吃糠咽菜，生活十分艰苦。没办法，二牛不到3岁，就被父亲卖到极乐庵，当了小尼姑。

即便家里穷，但也有温暖，送到尼姑庵，戒律森严，小女孩根本不适应，寻妈叫爹，吓得直哭喊，少不得受到老尼姑的打骂。不但吃不饱，穿不暖，5岁起就开始打扫卫生，洒扫殿堂，7岁以后又加上抬水、烧火、做饭、伺候老尼站，到10岁开始烧香念经，头顶点了戒疤，正式当上小尼姑。既要随同老尼姑参加各种法事，还要负责极乐庵的所有琐碎杂事。等于肉眼可见，这辈子就成了尼姑庵里的囚徒，不管愿意与否。

侵华日军在山西某地的“入城式”。

这样的“平静”生活，最终被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所打破。

1942年，年仅13岁的介风，目睹日军屡次在大会头一带疯狂屠杀群众，反抗报仇的种子，在心底深深扎根，最终毅然选择战斗。虽是出家人，但仍是中国人，她不甘心作亡国奴，立志要做一个革命者，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前面提到过，汾阳这个地方，地处交通要冲。尤其是抗战期间，不但是晋西南地下党的根据地，更是连通延安经晋西北通往晋东南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必经之地。大会头村头的尼姑庵虽小，却也是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经过这里，就得在此停留住宿。

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介风在尼姑庵的佛像下面，挖了个土坑，又经过无数个夜晚，把土坑挖成能进能出的地道。

1930年代，北平翠峰庵的女尼。(德)赫达摄

有次，八路军在附近和鬼子兵打了一仗，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我们一名战士也负了重伤，但一时又送不到后方医院，部队又要转移，只能把这位同志送交地方。县里考虑介风的接头站，既在村头，又平日清净，不容易引人注意，就把伤员藏进来，暂时由介风看护。

伤员同志当时的情况，用今天的医学观点来看，可能在重伤之后，得到包扎，创伤性休克情况基本稳定，但低血容量造成假死。换句话说就是失血过多，造成昏厥……

介风采取口对口呼吸，使伤员转危为安。没有消毒药，就利用盐水消毒;没有纱布，就把自己的被里子撕成条，给伤员包扎伤口;为了伤员的伤口好得快，就给买鸡蛋吃。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伤员同志很快痊愈，返回部队，重返战场。

戎冠秀给伤员喂水，1942年，石少华摄

还有一次，县委的领导同志正在庵内佛堂开会，突然敌人包围了大会头村。

介风放哨，远远看到鬼子兵端着枪，向村东包抄过来，赶紧跑回庵来，关紧大门，安排大家下地道转移。这时敌人的砸门声已经暴起，心细如发的介风，又看了眼会场，也得亏如此，她发现屋内烟雾弥漫，烟头遍地，敌人一来，必露马脚。自己要是避开，同志们进洞不久，敌人发现洞口，就更麻烦了!

急中生智，介风先把地面扫净，烟头都投进火堆，接着点燃了一把香，故意搞得雾气昭昭，烟熏火燎。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破门而入，看到佛堂里如此情景，又有尼姑诵经礼佛，也没细看，叽哩哇啦几句，就走出了极乐庵。

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队。(美)福尔曼摄

游击队为在平川敌占区打开局面，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伪力量，并筹集军需物资，需要派一名侦查员潜入侦察。但经过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控制严密，号称“汾阳明朗化了”，区村都成了它们的“爱护区”和“爱护村”。除原来的维持会外，还组织了自卫团，各自然村凡年在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都得参加自卫团。同时对伪村政权亦有所加强，各村的正、副村长都有所调整。一般的侦查员，要想打进去很难。

介风主动请缨，说僧尼化缘，到处做法事，原本就是当地传统。抗战爆发后，汾阳沦陷，僧尼死走逃亡的很多，老百姓又日子过得苦，所以迷信需要不会少。我身披袈裟，敲着木鱼，专找大娘大嫂化缘，既不容易引人注意，又通过群众工作，完成抗日任务，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请组织上放心!

武工队掩护地方干部过封锁沟，1942年，冀中，流萤摄

组织上给的联络图，介风烂熟于心，按照计划，她走街串巷，一地一村的侦察敌情，传送密件，重建联系，打通组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使我游击队能有的放矢，迅速且有效地打击敌人。

斗争是相互的，我们打得狠了，敌人的警惕性也高了。为防范我们的突然袭击，日伪在驻地村庄和炮楼周围，挖壕沟，建围墙，拉铁丝网，牵大狼狗，挂探照灯……一同瞎折腾。尽管如此，还是经常丢失枪支，失踪哨兵，搞得它们晚上轻易不敢出来。敌占区再次沸腾起来，扑不灭的火焰在不屈的汾阳人民中间重新燃烧。

教员同志当时有个指示，在接见晋绥区领导的时候，了解到敌我斗争的情况后，他说：“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1942年，沙飞摄

怎么挤呢?

介风和同志们、乡亲们，晚上不是割电线，就是破坏道路，把日本鬼子死死困在据点里毫无办法。武工队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发动，群众配合我们，摧毁日军的维持会和情报网，铲除汉奸特务，断其耳目手足。敌人耳不聪目不明了，抗日武装就开始折腾它们了，不断打击小股日伪军，使之活动和生活都陷入困境，顾此失彼，搞不好就被我们踹炮楼，拔钉子。军事上打击的同时，政治上予以瓦解，“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打进去拉出来，敲掉顽固，争取中间……

群众的智慧不可小觑，村村都有高招，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是有组织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开了对敌斗争局面，取得了“挤敌人”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得到逐步恢复，抗日斗争环境逐步好转。

岗哨教育：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1939年，沙飞摄

于此同时，从1940年就开始推行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逐渐深入，由老区向新区推进，与反霸诉苦斗争、鼓励生产相结合，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初步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获得一定的解放。

汾阳当地有歌谣为证：

“为了团结打日本，减租减息掀高潮。七五折，二五减，穷苦人从此有盼头。有些地主不开明，他对法令不执行。农会给我们做主张，有了粮食分了房，全家老少喜洋洋。有吃有喝胜往年，都说党的法令好，团结抗战有希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鬼子投降。

拥护我党双十纲领。1940年，沙飞摄

距离汪精卫仅一步之遥的阎锡山，卷土重来。为了重建反动秩序，被群众骂作“勾子军”的他们，和日本鬼子相互勾结。双手沾满抗日群众鲜血的日伪军，都成了阎匪的骨干力量，继续为非作歹。同时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组织起“还乡团”，大搞白色恐怖，残酷迫害人民汾阳人民。

汾阳当地有歌谣为证：

“四五年鬼子一投降，勾子军马上占汾阳。要钱要粮抓壮丁，白天黑夜不安生。明里要，暗里抢，开口就是捉‘伪装’。到处站岗又放哨，碉堡顶上安大炮。便衣特务乱横行，不准随便开城门。熟人见面不说话，提心吊胆都害怕。米面一天三涨价，饿的人们难招架。豆腐渣、油麻糁，十来块钱秤一斤。粗糠、狗肉集上卖，抢的还是风响快。孩儿们饿的哭又吼，憋的妈大发了愁。老百姓为了保住命，家里有甚卖了甚。‘三自传训’把人抓，乱棍打人好‘杀生’!”

覆灭前夕的阎锡山，1949年，(美)伯恩斯摄

这里稍微解释下，阎锡山卷土重来，为清楚我党我军的影响，大搞“三自传训”，肃清“伪装分子”，让人们自白自己为共产党所做过的工作，交待和革命队伍中有联系的人。凡是八路军的家属和曾给解放区送过公粮的，做过军鞋的，送过信的，来往于解放区跑生意、站过岗放过哨的，和解放区群众有亲戚的，以及不来参加传训的，甚至看来不顺眼的，有旧怨的，都是被乱棍打的对象。

乱棍打死算最轻的，还有的活埋、刀砍、刀铡，甚至被零星割剐、挖眼剁手、开膛扒皮、挖心取肝……不胜枚举，惨不忍睹。我寿阳县八区干部张汝良同志遭敌残杀后，这群野兽竟活取心肝，炒熟下酒，扬言“吃上人心，杀人时心不跳、胆不落!”

雕塑《刘胡兰像》，1951年，王朝闻

据晋中各县1947年9月至11月仅两个月的统计，群众在“三自传训”中受肉刑逼供者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达3000余人，平遥县有700余人被杀害，榆次县有540余人被杀害，清源县有300余人被杀害。

勾子军和还乡团所到之处，杀得人头滚滚，尸骸遍野，15岁的刘胡兰、16岁的尹灵芝，两位花季少女相继惨死在阎军铡刀之下。

汾阳也不例外，“三自传训”前后三个多月，据当时群众估计，死在这个暴行中的约在五百人以上，这是指开大会乱棍打死，群众目睹的人数。此外还有被迫上吊、跳井、服毒(甚至全家服毒自杀的)尚未统计在内。解放后，根据伪县长兼“三自传训”委员会主任张书义的交代：“”汾阳城内打死了二百余人，汾阳各区村打死了六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