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吴石、蔡孝乾与“狱中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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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令一位隐蔽战线的杰出英雄吴石，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人们无限缅怀这位长期鲜为人知的烈士，也为他惨烈的结局而伤感惆怅。

吴石的被捕与牺牲，是当年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叛变的直接后果。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任命蔡孝乾为书记，前往台湾发展组织。

台湾省工委负责领导台湾地下党的全面工作，包括组织建设、开展革命活动等，作为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在台湾地下党组织中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1949年，随着大陆基本解放，解放台湾也提上日程。此时，台工委已经在全岛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网，正式党员增加到了1300多人。

公平地说，这一系列成果与蔡孝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蔡孝乾的叛变，给台湾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蔡孝乾参加革命很早。

1924年至1925年，蔡孝乾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倾向革命并入了党。

1932年，蔡孝乾进入中央苏区，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主编《红色战士报》。

1934年1月，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

蔡孝乾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抗日前线，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1年10月，他出席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0年，蔡孝乾在嘉义农村被抓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

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所导致的一个无法挽回的后果，是台湾的左翼爱国力量长期处于极为微弱的状态。

直到今天，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力量，一面是右翼的隐性台独的“蓝营”，一面是“左翼”的显性台独的“绿营”，而左翼的、爱国的“红营”却始终付之阙如。

蔡孝乾是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无独有偶的是，在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的市委原书记刘国定、原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人相继叛变。

这些高级干部的叛变，是重庆地下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直接造成了毁灭性后果——

这些叛徒掌握着大量核心机密和人员名单。

叛变后，他们供出了从重庆市委到基层支部的整个组织网络。导致重庆及川东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摧毁。

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搜捕。前后共有约13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

其中，江竹筠（江姐）、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等许多著名烈士都因此落入敌手。

党组织的破坏使重庆地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武装斗争失去了统一领导。这使得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陷入极大困境，革命力量元气大伤。

02

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员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共同讨论形成了一份报告《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并通过脱险同志交给了党。

报告中提到，从《挺进报》的被破坏到川东武装起义的失败，高级干部叛变成为关键节点。

如何防止高级干部的叛变？烈士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总结了著名的“狱中八条”：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今天回过头来看，“狱中八条”是深刻的，概括了许多规律性的东西。

从刘国定、冉益智到蔡孝乾的叛变，生活腐化无疑是重要诱因。

刘国定曾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蔡孝乾更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上万美元活动经费，还与16岁小姨子公开同居，为了吃一块牛排不惜暴露自己。

值得追问的是，做为普通的共产党员，今天，还会不会遇到吴石、江姐这些烈士遇到的上级叛变的问题？

会的。这些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大量存在。

试问，每年被查处那么多腐败“大老虎”，不都是刘国定、冉益智以及蔡孝乾那样可恨的叛徒吗？

那些曾经在军队和地方关键部门任职的“大老虎”，由于他们的腐败与背叛，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绝不会比刘国定、冉益智及蔡孝乾们要小，后果甚至更加惨烈——有可能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无疑，“狱中八条”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现实意义。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无论社会主义的希望，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都始终在基层，在民间，在每一个普通党员自己！

记住这一点，吴石、江姐那样的烈士，才能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