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的出现只能是治本的方法

　　戈尔巴乔夫之死给我们再次敲响了如何防范的警钟——预防这类人出现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是解决谁来掌管国家领导权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不是枝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什么本末的末节问题，就是根本问题。

　　在这里处理方法和对象都必然是政治的。

　　到了戈尔巴乔夫这里，治标的办法就不行了。这里没有治标不治本的空间了。

　　这就看到我们反腐的办法之不足——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办法。

　　反腐的问题之所以不足以解决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涉及到政权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谁来管理国家的根本问题。即，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始终是在回避这个问题，不敢正面对待这个问题。

　　而一旦提出这个专政的根本问题，那么反腐的措施就不够了。

　　只是司法机关在从事反腐，而群众则是观望者，是局外人。

　　反腐始终遵循的是法律的框架，而不是跳出法律的框架。法律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的。遵照法律就不能彻底打击，大面积打击敌人。因为司法机关力量有限。

　　由于不能跳出法律，所以，反腐几乎没有死刑，缺乏对敌对分子的强力震慑。比如苏联当年肃反的那种强大的震慑。

　　政治解决问题，必须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肯定不行。

　　发动群众就是政治性。

　　其次是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然是官僚层级制。而哪怕是管理体制，都是政治性的。

　　由于缺乏政治性的引领，那么真正的思想教育也肯定做不到位。马克思的经典的学习，始终没有提到日程上。没有思想建党，是不行的。缺乏熟悉马克思经典的干部是不行的。而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经典就得有政治氛围。马列的学习貌似是个学习的事情，其实是个全局的工作，因为思想是具有 普遍性的。当你学习基本原理的时候，就意味着要用原理来发挥根本作用了。

　　政治斗争是根本斗争，是躲不开的。国际的百年大变局是一定会影响到国内的。两个大局会交互影响的。我们只能推迟巨大的斗争时间，但是却不能消灭这个时间。而且推迟是不是有利？这也得看具体情况。

　　私有制和公有制道路的斗争不可能只处于量变而不会实现质变的阶段，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斗争一定会有一个质变的阶段，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天没有到来，不等于不会到来。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就是苏联的质变，长期内部斗争量变的结果。

　　必须做好质变飞跃的准备，从思想到组织的一切准备。

　　内部稳定，才能应对外部考验。

　　当然国际上的大事变对我们也有好的一方面，比如目前欧美存在的日益紧张的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倾向，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美国一旦发生革命，对我们就是巨大的缓解，和巨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