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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艺】学习鲁迅《阿Q正传》(上)

工人理论学习组 2026-03-19 来源:工农兵大道微信公众号

鲁迅前期的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着《阿Q正传》的局限性:它提出了由谁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重大问题,却不能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它批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弊病,却不能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它暴露了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农民群众受欺压受摧残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却不能表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农民意气风发英勇斗争的一面。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局限,它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也就

《阿Q正传》是深刻反映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一面镜子。恩格斯曾说过:“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应该“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正是这种横眉冷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毫不留情的,大无畏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构成了《阿Q正传》的重要思想内容,使其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不朽的丰碑。

鲁迅通过《阿Q正传》敏锐地提出了革命的新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最紧迫最重大最有意义的问题--谁来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如何对待农民革命,由谁领导农民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兴废成败的关键。鲁迅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向来极重视极关怀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进一步促使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问题观察分析得愈加深入透。《阿Q正传》“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正是鲁迅前期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精彩总结。小说紧紧围绕农民革命这个核心,对数千年来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和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化思想,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展开了全面彻底的批判。

阿Q悲惨的一生表明: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中蕴蓄着不可抗拒的革命的怒火,然而地主资产阶级却千方百计地扑灭扼杀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不但从政治、经济上对阿Q这样的贫苦农民施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迫害,而且从思想文化上竭力用“精神胜利法”之类蒙汗药来麻痹并取消革命农民的斗志,使奴隶们乖乖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吞噬和宰割。鲁迅在《阿Q正传》中以阶级斗争血写的事实,提出了民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并且对资产阶级能否领导民主革命表示了怀疑和动摇。他认为,阿Q的悲剧从本质上讲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因为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虽然当时的鲁迅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对农民革命的力量是感觉到了的,他把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当做反帝反封建的最有力的武器,他深刻地觉察到,没有千百万贫苦农民的真正觉醒,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所以鲁迅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哀怜为目的”。他创作《阿Q正传》,目的是为了触及压迫被蒙蔽的人民群众的灵魂,使他们奋发猛醒,看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打破千百年的精神枷锁,自觉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这个创作意图,鲁迅曾以一句话表明,称之为“改革国民性”。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他这部作品“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国民性”这个名词,如果笼统抽象地说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不够科学的概念。因为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用以战斗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朴素的唯物论和革命的进化论,所以他对“国民”还未能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明白具体的阶级分析但是,鲁迅前期作品所说的“国民性”决不等同于地主资产阶级鼓吹的超阶级的人性。现代修正主义者抓住鲁迅前期的世界观方面的某些弱点妄图将《阿Q正传》歪曲为表现超阶级人性的作品是枉费心机的!鲁迅绝没有用“国民性”来故意混淆阶级矛盾和抹杀阶级斗争的事实,恰恰相反,他把一小撮“吃人”的反动派和广大受压迫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并把批判的锋芒无情地刺向反动统治阶级。对于鲁迅而言,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腐蚀的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而已。它是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压迫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受愚弄麻醉的落后精神状态,是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奴役压榨的结果。它绝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超阶级的东西,而必然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内容。鲁迅并没有将“改革国民性”的任务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割裂开来,并没有将文艺的作用凌驾于社会革命之上,他一贯坚持“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原则,他提出的“改革国民性”是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服务的。不过,当时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还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率领中国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的领导阶级;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虽然1921年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可是鲁迅由于世界观的限制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力量。他不知道“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鲁迅前期的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着《阿Q正传》的局限性:它提出了由谁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重大问题,却不能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它批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弊病,却不能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它暴露了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农民群众受欺压受摧残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却不能表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农民意气风发英勇斗争的一面。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局限,它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也就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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