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左翼摇滚青年之新工人艺术团

　　在为数不多的工人音乐团体中，“新工人艺术团”是个标杆式存在。他们的根据地在靠近首都机场的皮村。在皮村的“新工人剧场”里，记者见到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而交谈每隔几分钟就会被飞机的轰鸣打断。“这儿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飞机，这条是国际航线，那边是T3航站楼。”“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介绍说。他口齿不算伶俐，但很懂幽默。

　　“新工人剧场”充满了既简陋又国际化的气质。几年前，日本左翼戏剧家樱井大造在中国演了几场话剧，走时把帐篷留下了，孙恒、许多和一帮工友以帐篷为中心搭建了一个演出场地。剧场的核心部分是一顶演出帐篷，这里便成为皮村“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剧场”。

　　许多与孙恒一样，是中国左翼摇滚的代表性人物。9月7日晚上11点，“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演出结束，记者正跟许多在皮村的小饭馆吃饭，他收到了一条来自一位英国戏剧家的短信，说巴西的文化部长想到皮村看看。本来以为是随口说说的事情，而9月12号，正在中国访问的玛尔塔·苏普利西真的到了皮村。

　　“新工人剧场”的声名大噪是因为崔永元主持过第一届“打工春晚”。每年在这里举办的“打工春晚”也俨然变成了一个文化品牌，甚至整个皮村也开始具有了象征意义。而现在，“皮村”一词不仅对中国各地的工人组织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国外左翼也对这个地方非常重视。

　　相比国外，皮村与香港和台湾的联系更加紧密。

　　“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记者见到了黑手那卡西乐队的团长刘自强，头上的帽子绣着个格瓦拉，四方脸，看着刚猛，说话随和。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而乐队此次的北京之行，除了参加“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演出，还要受邀为建筑工人演一场。

　　刘自强已经58岁，另一身份是一名机场搬运工，而他与黑手那卡西乐队已经为工人唱了17年的歌。台湾“解严”时，刘自强就加入了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直到现在，他的立场都很明确。黑手那卡西的歌曲，很多都是在呼唤工人的觉醒。由于刘自强很早就与孙恒认识，所以孙恒和黑手那卡西都翻唱了韩国“光州事件”时的一首歌曲，歌词不同，歌名也不同，孙恒的叫《劳动者赞歌》，黑手那卡西的叫《光州之歌》。

　　“台湾和大陆工人的处境从本质上讲没什么区别，只是谁被剥夺得更严重的问题。他们都处在资本的快速掠夺之中，”刘自强说，“这十年左右，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不仅仅是大陆和台湾，这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

　　在资本自由化的大环境下，刘自强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他参加过几次国外举办的国际工人大会，也曾和西班牙、韩国等地的工人组织有过接触，“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为了准备9月6号开始的第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8月29日晚上，孙恒的住处，“新工人艺术团”正加紧排练。孙恒抱起那把符号性的吉他，上面写着：“孙恒，为劳动者歌唱”。他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海报。

　　今年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来了三十多个各地的工人组织，白天交流工作，晚上就是演出。

　　9月6日的节目当中，有小品、朗诵、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有改了词的流行歌，武汉的“新晨工友家园”跳了骑马舞;厦门的“国仁工友之家”自创了一段“三句半”。当晚最出彩的还是许多的小品《谁的自由?》：讲工厂保安老李热烈崇拜自己老板，把老板那本个人奋斗史翻看了无数遍，工厂拖欠工资，他觉得老板有难处。但最后，老李发现老板想要卷款出逃，而且是多年前一次矿难的在逃矿主。

　　与那些表现农民工善良、能干、辛苦的春晚小品不同，在《谁的自由?》中，农民工不再被动地指望城市对自己的理解和接纳，他们要起来斗争。

　　艺术节上的工人组织性质各异，文艺色彩较浓的组织不多，所以节目的创作和表演水平不均，“对不起，忘词了”成了一句常见台词，也很少见到《谁的自由?》这样的“抗争”叙述。

　　现场的观众，大多是各地工人团体的自己人，轮到自己表演，就上舞台。舞台的背景是一副喷绘，一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抱着吉他唱歌，头顶上是“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口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这是句立意鲜明的口号——工人要有自己在文化上的主体性，摆脱“他者”地位。而就在隔壁的“工友影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那里正在放一部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片，几十个工友正看得津津有味。

　　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相比，“新工人”群体在处境和诉求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的声音仍未得到有效的表达。然而，这句口号也反过来凸显了“新工人”自身文化力量的弱小。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工人文艺作品已经成了过期药品，除了副作用，几乎什么也不剩了。

　　相隔没多久的9月20日，首钢北京厂区有一场音乐会，高唱《社会主义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票价高达1280，肯定不是给农民工看的。

　　“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第二天下午有一个工人团体与几家媒体的交流会，开场有个报告，总结了近年来媒体对农民工问题的报道情况：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一是缺乏工人自己的视角，二是苦情戏多，正面报道工人维权活动的少。在几家媒体的记者代表介绍了一些引起媒体关注的途径后，现场很快在主流媒体靠不靠得住的问题上陷入紧张。尽管，主持人苏湘试图将交流会从“斗争框架”拉回到“对话框架”，但直到结束，都没能彻底消除这种紧张。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明确指出不能指望主流媒体，工人群体应该有自己的媒体战略，做自己的发声平台。事实上，这些工人团体很多都办过自己的小报，目前都是社区性的。北京工友之家有自己的“新工人网”，负责网站维护的曹阳说，有些学者会贡献一些文章，但也会很谨慎。

　　他们正在扩大文艺作品在工人当中的影响，但想要取得工人的信赖也不容易。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的黄小娜说，工人很少会主动过来寻求帮助，要吸引工人群体参与，还要想办法搞一些演出和好玩的活动。黄小娜的丈夫董军，是重D音工人乐队的主创，他说：“深圳是个资本文化太发达的地方，你要帮助别人，还不收钱，别人根本就不相信你。”

　　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李大君说，工人组织最关键的任务是工人教育，唤醒工人意识。9月7日还有一个“新工人杯文化艺术大奖赛”的颁奖仪式，他在给最佳小说《死无对证》的作者曾继强颁奖时说：“资本家没有上天堂，也没有去地狱，他们还在人间，所以大家还需要奋斗。”

　　“致额们伤痛倔强豪放的青春。”

　　除了这种每年一度的大型聚会之外，左翼摇滚青年的演出场所经常是建筑工地、草坪以及一些工友聚会的场所。但他们现在也能将影响力扩散到城市里的酒吧。听者则有知识分子、白领和一些关心工人阶层利益的人，甚至也有一些纯粹的听众。

　　7月26日，“心，跳在左边”演出在北京一个酒吧举办，“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是拄着拐去的，他刚崴伤了右脚。结尾的时候，照例要唱《国际歌》。“《国际歌》是要站着唱的。”对着台下的观众说完，许多先站起来了，腋下撑着拐。打绷带的右脚显然没有影响他的舞台表现力，反倒把主题大大强化了。

　　这场演出的主题是：“致额们伤痛倔强豪放的青春。”尽管把“我们”写成“额们”显得很俏皮，但许多的音乐还是在其战斗色彩被充分撩开时把演出推到了总高潮。“团结起来”，在“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后面，这句口号喊得很有感染力——台下的观众都在跟着唱。

　　演出刚结束，许多就来到售票柜台，他要看看票房。那天的观众不多，二三十个人，其中还有几个是演出中间穿插朗诵打工诗歌的嘉宾。“来回的路费够了。”许多说。

　　“心，跳在左边”的演出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影响局限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中。杜建国、李昌平等“新左派”学者有时会去捧场。这无疑让“心，跳在左边”的左沾染了浓重的“派性”色彩。

　　在立场问题上，许多并不扭捏，尽管他也承认“中国的很多右派做的其实是左派的事”，但在价值认同上，他还是鲜明地站在了左边。“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左’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套东西无关，主要是要站在底层劳动者的立场。”

　　演出是许多所在的“新工人艺术团”发起的。乐队已经成立了11年，之前并未在摇滚圈里露面。至少在公众那里，更显眼的是他们的社会学属性。

　　乐队的另一个主创孙恒，他创立“北京工友之家”、办打工子弟学校、搞“打工春晚”，已经是代表工人发声的旗帜性人物。“新工人艺术团”的表达，就扎根在孙恒和许多这一系列活动之中。

　　参与演出的，除了许多还有徐军和摇滚老炮麦子。在麦子和徐军的音乐中，几乎完全找不到政治表达，和国内大多数乐队比起来，对社会议题的涉及也算是少的。而麦子对演出的命名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演出原来的名字是“心跳在左边”，逗号是他加上的，为的是在语气上有个强化。但他说完全和左右之争无关，而是要回到心的本源。他把演出的精神描述为“慈悲喜舍”，对于农民工，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关切和认同。“我不是左派，但我看不得人受苦。”麦子说。

　　许多说，策划演出的时候，自己确实考虑过，选择演出伙伴时要找价值观比较相近的人，但如果从音乐表达的内容上去要求，实在太难找。“我们(新工人艺术团)搞‘心，跳在左边’的演出，也是想在摇滚圈内产生一些影响，团结圈内价值观比较相似的人。我们判断，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与摇滚、民谣会有更多的结合。”

　　“心，跳在左边”差不多每隔半月就会演一场，大多是在酒吧，听众当中自然没什么工人。“中国摇滚的主流市场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许多说。

　　他们必须去寻找真正的听众。8月3日，许多带着徐军和麦子来到天津工业区，给那里的工人演了一场。演到半道，电被人掐了。现场没有灯光，观众就用手机电筒给演出者打亮儿，没有鼓，节奏靠巴掌，没有扩音器，只能豁开嗓子喊。

　　中国摇滚乐从不缺乏底层关怀，但一直以来却都是一种精英式存在，在面向底层大众的时候，总显得比较躲闪，更不用说主动代某个庞大的人群发言。尽管很多乐手和打工者一样同处城市底层，但摇滚乐手还是会很自觉的将自己区分出来。

　　“摇滚歌手本来也是生活在底层，但他们一直是‘诗意地栖居’在城市底层，更关心自己的内心。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人会看到外在的矛盾。”许多说，在美学上的精英姿态和对社会的冷眼旁观，让中国很多摇滚歌手在精神上找不到真正的归属，也很难从走出自我。他说，2007年前后，很大一批歌手开始信佛，就因为他们无法与社会建立有效的联系，而现实生活中又找不到出口。

　　“我必须匆忙赶去做蛋糕，蛋糕像城市般漂亮，而我从未尝过这甜味……”

　　从浙江一个小镇来到北京的许多，学了两年吉他，开始在街头卖唱。那时，许多也是这样“诗意地栖居”着，住在北京的城中村，身边有很多进城务工的人，却总是感觉自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2001年，许多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孙恒。

　　当时的孙恒在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教书，与一些“三农”社团联系紧密，不时会跟着大学生社团去给农民工演出。两个人认识以后，孙恒去工地唱歌的时候，就常会叫上许多。在工地唱歌，“设备很简陋，弄根钢筋棍儿往地上一戳，用铁丝绑上话筒就唱。”那时候的许多没想过那么多，唱的也是自己从前写的一些反映自我状态的歌，有时翻唱点民歌，没有专门面向工人的作品。但建筑工人的生活太单调了，有免费的演出看，无论你唱什么，他们都欢迎。“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有时根本听不清，但是气氛非常好。”

　　渐渐地，许多开始享受这种氛围，身份认同开始发生转变，并开始跳出“摇滚青年”的“小我”状态，有意识地为打工者写歌。2002年，他给打工者写了第一首歌，《打工号子》。“那时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取消，大家在村子里住着，随时都可能被抓。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在生活。这首歌写的就是他们的呐喊和不屈。”许多说，歌曲的内容变了，在语气和称谓上也变了。他不再写“我”，而开始写“我们”。

　　在找到自己的阶层归属之后，“摇滚歌手”的身份不那么重要了。在许多看来，作为一个摇滚歌手，自己始终都在屋子里面，没有真正的融入社会当中。而他要走出屋子，“从劳动者的视角去看问题。”

　　2002年的劳动节，他和孙恒等人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新工人艺术团”的前身)，自此，身份的蜕变基本宣告完成。然而劳动者立场并不必然导向左翼，而“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刚成立，左派很快就扑了过来。”当时找到他们的不仅有新左派，也有自由派。他说，知识界看重的，是“新工人艺术团”的符号意义。尽管意见分歧很大，但大家都想争取工人的力量。

　　“新工人艺术团”获得明确的政治面相，与孙恒的经历有关系。在与许多结识之前，孙恒就与被视为“新左派”的李昌平、温铁军等学者相识，在思想上是亲近的。另一方面，左翼也一直以工人、劳动为价值基础。可以说，“新工人艺术团”从成立之初就有着左派基因。

　　从最早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到最新的《就这么办》，“新工人艺术团”已经推出五张专辑。在“新工人艺术团”早期的专辑中，歌曲的内容多是打工者的异乡经验，唱他们的苦、累、难，这种表达并不新奇，更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题材的作品。首先是对打工者的赞美，《劳动者赞歌》和《打工号子》这样的歌曲。孙恒在《劳动者赞歌》里唱：“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立意落在唤起工人的抗争意识上，如果唱农民工遭遇的歌曲是怨歌，这首歌已开始向赞歌与战歌的方向发展。

　　越往后，此类歌曲在“新工人艺术团”的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语气上也越来越坚决。他们开始对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提出质问。《我的吉他会唱歌》中，孙恒还机智地触碰了国家政策问题：“它不唱谁家又发财致富，也不唱谁摸着石头渡过了河。”《就这么办》中的《怎么办?》一曲的结尾，是众声呐喊：“团结起来，建立集体，就这么办!”

　　许多在“心，跳在左边”的演出中并没有唱这些歌曲，却有一首充满战斗性的《做蛋糕》：“我必须匆忙赶去做蛋糕，蛋糕像城市般漂亮，而我从未尝过这甜味……有人在不断出逃，有人想把船卖掉，而做蛋糕的我们该如何是好……这到底是谁的蛋糕，谁分蛋糕，该如何分它?”许多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左派和右派正在关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自己的歌的确介入了这场争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摇滚通过解构官方话语中的英雄主义，成功塑造了自己“反英雄”的英雄形象。最让中国乐迷感到兴奋的，是摇滚乐的“对抗”姿态，是它“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许多也认为，摇滚乐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但在许多和“新工人艺术团”这里，逻辑框架已经从个体自由变成了“阶级分析”。

　　在他的眼中，资本在中国力量太强了，其中有民间资本，官僚资本，还有买办资本。许多说，中国这些年已经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劳动者与资本的矛盾已经切实而严重。对许多来说，工人群体的扩大和工人地位降低，是个很难以接受的现象。而孙恒则说得更为直接：“工人的地位现在还写在宪法里。”

　　“为劳动者歌唱”是新工人艺术团明确喊出来的口号，但是创作、演出与作品接受之间，总是存在着严重的错位。许多与孙恒创作的歌曲，在打工者群体中间的传播并不广，流行歌曲在打工者群体中仍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对于这种错位，许多认为，除了流行歌曲的影响，长期浸淫在个人奋斗、成功学这套价值观之中，思想上也被这些东西牵着走。他说，打工者虽然“干着最苦的活，心里想着的一直是当老板”。

　　但许多对此并不悲观，“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南方工业区80后、90后的农民工，权益意识和团结的意识越来越强。”所以他觉得尽管“左翼摇滚”只能算刚有了一个萌芽，但社会基础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