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全社会共生关系意识、打造融通中外叙事体系的倡议

2026年2月3日至8日，新马书院与尼山圣源书院贯通中西文化学者师资班共同举办“尼山圣源书院2026冬令营研修班”。十四位授课学者与五十余名学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研修讨论。

耕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儒学及中华文化传统”、“西方思想传统”、“俄罗斯文化传统”和“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学术领域的十四位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授课并与学员作了碰撞交流的互动式研修，讨论了“为什么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什么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什么是建立融通中外文化叙事体系的意义与实在效果”、“比较一多二元本体论与一多不分生生论的两种叙事体系”和“以‘一眼’极简法融通与透视中、俄、西、马文化实例”等五大议题，加深了“从人与自然本是一共生关系大生命体的简而明经验事实出发，打造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共识。

一、为什么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在与世界、尤其与美西方话语沟通之中处于被动地位，中国故事叙述，每每沦为被挨骂对象。这样的状态完全不符合人类最悠久历史文化之一的中华民族一路从古代走到辉煌今天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话语叙事体系走不出国门、起不到被认可和起到积极影响的作用，也完全不符合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已取得前所未有飞速的发展、实现历史再次崛起的伟大复兴实际情况。因此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已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迎头解决的迫在眉睫大问题。

深入追究中国叙事体系为什么在与世界、尤其与美西方话语沟通之中处于被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什么走不出国门，为什么不符合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实际地位？原因是我们过去曾不容易想到的中国在世界沟通交流领域所遇到三大基本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彼此的深层结构差异产生的在语言上的不可直接通约性质；第二是美西方话语权和叙事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殖民思想优势。第三则是中国如同许多非西方国家一样，都采用西方概念、范畴、话语和叙事体系并将它内化于叙述自己本土故事的话语和叙事。

第一个障碍可简单用几个例子即可讲得很清楚。现代汉语是有许多西方舶来的概念、词汇和话语构成的，这早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西方概念词汇被译为的汉语，几乎不是西语概念词汇原有的意义。比如“大家好”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其英语是“everyone”或“everybody”，本义是彼此间无联系的“每个单一”、“每一单子个体”、“上帝所造之物”，这与汉语“大家”简直是风马牛毫不相及的范畴和意义。还比如汉语“人类”的英语“human beings”，原义是上帝一个个造出的“抽象存在”原子“人”、是与动物一样、本性缺陷的。这个英语“人类”同汉语的具有恻隐之心人性善、需要做人/成仁的“人”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最值得讲的例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语的“人类”英语是“human beings”，“命运”是“fate”或“destiny”，“共同体”是“community”。作为汉语词汇很好懂，“人”是天地氤氲、父母阴阳共生关系所生，“共同体”作为一大生命体和共生关系生生不不息过程，人与人命运与共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但是在英语上却意义不通，因为英语所提供的西方特质文化语义环境，是截然不同的范畴故事叙述。“人类”是上帝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式个体“创造”出的，每一个都是超验决定的不同命运，它们虽然偶然暂时构成一个称为“community”的“群落”或“特殊群体”，但不可能是命运共同的。我们哪怕将“命运共同”改译为英文“a shared future”(共享的未来），英语语义也是不通的。英语母语人们会很简单地想，每一个人都是独特孤立个体，怎么会有共享未来！

理解了西方语言特有的语义结构，才有理解的可能。这不仅是语言话语叙事体系问题，而且是它的不同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结构在与中华文化交流中构成的不可通约障碍。这种情况深刻地说明，中国与西方的沟通远远不是语言的直接翻译可做到的，而是必须要通过比较哲学阐释。根据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的揭示，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性思想主流，是以西方话语讲述东方及中国文化、然而却不具备表述东方及中国文化的功能。以西方叙事作思想文化翻译或阐释解读，自然要被误读到它的语义结构中去，中国文化必被扭曲为脱离中国范畴，变得面目皆非，失去本来面目。

比构成第一障碍更大的第二障碍，是美西方话语权和叙事体系的长期殖民思想优势。它的殖民文化政治，不屑于对异域传统求什么真诚理解，而更要的是将异域民族文化心理改变为自卑的、不自信的和依从西方霸权的被殖民心态。著名美国巴勒斯坦裔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深刻揭示，西方的东方叙事存在微妙的、一贯的欧洲中心偏见。这种偏见源于西方文化长期的谬误传播，一直服务于、继续服务于为欧洲列强和美国殖民及帝国主义野心的辩护。他指出，大部分西方的“东方文明研究”类属政治知识主义，目的是将欧洲确立为正统的地位，而并非是做客观学术研究。其学术专业动能是提供帝国主义文化歧视统治的实际方法，得以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作为西方研究者，他们比东方人还要更懂得“东方”。他们提供的所谓“知识”，不仅是不可接受的、对东方人民和事物的并不忠实、不准确的事实，反而针对亚洲文明被欧洲殖民政治统治的历史，对富于知识性且善意的对东方具有文化同情心的研究文献，进行歪曲。

萨义德将这种殖民主义偏见的异域文明研究称为“东方主义”，指出它的偏见程度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意识不到的。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而使用偏见，让它作为知识产品，使其成为“探索和阐释东方语言、历史和人民的学术研究著作”。“东方主义”学术在于暗喻，在他们的“研究”之前，被殖民的次等人民缺乏为自己进行思维、采取行动与说话的能力，不能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在这样帝国主义环境条件下，东方主义学者撰述东方历史，建构亚洲的“现代”、建构树立自己的西方文化地位，使西方成为东方效仿的文化标准，虚构一种偏离了正常方向的、“异国情调和难以捉摸”的东方；以此，它以客观、自由学术称谓，以俨然欧洲的知识的姿态，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真正知识的标准。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印证，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处于被殖民状态的本土文化劣势，尤其在后殖民时代，失去讲述本土文化的情景，远非中国这一个曾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像亚非拉很多国家一样，中国进入“现代”已悄然不自觉地换上了一套被西方严重染指的现代汉语，其中杂糅了相当程度西方概念话语和叙事体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努力融入西方资本集团启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基本形成一套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思想意识渗透的当代“类西方”式范畴、概念、话语的叙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然处在离开“现代化”、“文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一系列西方舶来的概念话语，则构不成什么中国特征范畴的叙事体系了。[1]

这就是构成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走出国门，不符合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实际地位的第三大基本障碍。这是说，我们也采用了富有殖民思想意义的西方概念、范畴、话语和叙事体系并将它内化、作为叙述自己本土故事的现代汉语叙事体系，却鲜有意识，其实西化汉语叙事体系的内容，已悄然异化为远非中国主体意识故事、而是附庸于西方殖民故事了。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可确凿发现作为殖民思想核心意义渗透其中的语义；我们每天必用的“文明”、“现代”、“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些语汇，已远远不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汉语话语意义。

我们难以意识，“文明”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君子人格，而是指西方人口聚集点机构组织复杂的城市化，英语是“civilization”（赛维赖兹申），是卢梭认为的人与人不平等与不幸福的根源，社会分工机构组织要征服周围一切。

“现代”不是中国人想念的进步，英语是“modernity”（莫德尼梯）,是进行个人权力斗争不再遵循上帝的道德戒律，是个人私利至上争夺的不择手段。

“自由”不是中国人念想的不受剥削和压迫，不是《论语》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其英语是“freedom”（弗里德姆）或“liberty”（黎波提），是人作为上帝所创造、与任何他人毫无联系的单子个体和上帝赋予的无事不自由而为的特许。

“民主”不是中国人头脑中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人民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其英语是“democracy”（蒂莫克拉希），是古希腊奴隶主实行决策的“多数选票胜出”，是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操作、拜买选票的“选战”，是私有资本集团选择代理人的手段。英语里没有汉语“人民”含义的语汇，只有“individual”（“一己”）概念，它延申于人人心照不宣的“上帝造人”信念。

“平等”不是中国人头脑想的“同道”、“同事”、“情同家人”、“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或出于“仁义关系”的“平等相待”；其英语是“equality”（伊括立梯），意思是“都是上帝一个个创造的个体，在上帝面前你们是平等的”，也即首先你不是爹妈生的而是上帝造的，其次你是独立单子个体，跟谁都没有关系。

“人权”不是中国人所想的作为人都有一份应享受的基本生存权利，其英语是“rights”（莱特），意思是上帝原来总是有戒律、禁止人有不该有的行为；而启蒙运动以后经过“改革教会”，曾经上帝说人“不对”的行为，后来包括“人是自私的”，已没什么不对了，做什么都“对”。这个“对”就是英语“rights”一词，后被翻译为汉语的“权利”。

“法治”不是中国人所想的包公和狄仁杰的仁义匡正之治，不是惩恶扬善、张扬天理。其英语是“rule of law”，意思是“上帝统治一切个人”，而不可“由人统治”，因为“law”（法)是上帝创造世界给一切立下的“法则”。这里的“上帝法”不可理解为“天理”，因为“上帝法”是虚构了一个上帝的法概念；而“天理”是人经验总结的人世、自然的生生联系性。基于英语“法治”语义，人是生来人性恶的，上帝是假设为“真善美”的，只能“法治”（上帝治）而决不可“人治”（没有好人）。

如上述中西语汇属于范畴结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义，我们一下子即可明白，我们每天必用的汉语“文明”、“现代”、“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些语汇的这套范畴、概念和话语，一旦翻译为西方语言则立即进入西方文化语义环境之中的范畴、概念和话语的叙事体系所表达的故事，立刻脱离了中国文化语义环境所要叙述的故事。

通过上述了解的中国在世界沟通交流领域遇到的，中西思想结构差别、西方的殖民思想优势和中国采用西方概念、话语、范畴的叙事体系三大基本障碍，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话语交流处于被动、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走不出国门与不被认可的原因，就豁然开朗地找到了。为什么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道理也明明白白了。下面的几个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了。

二、什么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什么是“融通”？《百度》告诉我们，南朝文献《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形容人的认知境界为"表里融通"，表示通达而无闭塞之处。明代宋濂言"皆一气周流而融通之"，指代经典文献与天地万物之自然相通联系。

接着，《百度》指出“融通”一词的现代应用，则显得不恰当、不靠谱了。它说什么“‘融通’在不同领域呈现多元内涵”；“金融领域表示资金流转”、“数学研究强调代数几何与微分几何的相互作用”、“如志村簇上的Ax-Schanuel定理”的“经济建设中涵盖产业融、市场融、内外融三个维度，涉及科技创新链整合、统一大市场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等实践。学科交叉层面”；还有“新兴学科与国家安全学科结合”以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47.4%的研究涉及交叉学科领域”。

“融通”一词这种“现代应用”之不恰当、不靠谱，是因为它被应用到完全不同范畴的“形而上学”假设性学科中了。而古代“融通”是用在人的经验与自然之间。这一词汇从古代到现代应用范畴转变的不恰当、不靠谱，是来源于现代形而上学应用范畴之中，根本不存在与古代范畴意义相同的“融通”。由于“融通”是内在联系无闭塞之相通，而现代形而上学学科范畴多元内涵完全是一种脱离经验之外的非内在联系的“假设存在”，是根本谈不上“融通”的，它只是假设逻辑的线性，因此非常不恰当、不靠谱。

“融通”必须是经验性内在联系的，非假设的、无闭塞之处的通达。在比较哲学阐释学意义上，它必须是“一多不分”的，即“经验自然”之中的每一看上去的“单一”，都是与“一切单一”互系通变、本质性不可二元分立的。

在语言意义上，什么是“融通”呢？其实语言的融通是最为难以做到的。因为凡语言都是归属于特定范畴的。这是说，一个问题意识即构成一个特定范畴，即有属于此一范畴的语汇、观念、逻辑与表述。范畴不同则话语不同、观念不同、逻辑不同，乃至语言也也不同；比如英语和汉语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两种不同语言，不可通约。总之，不同范畴之间是无法存在话语沟通的；双方必须走进彼此对方的范畴之内去调查了解那个范畴，才会产生是否决定进行交流的意愿和怎样交流的态度和方式。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妻子在家做饭等待丈夫回家吃饭。好不容易丈夫回来了，妻子有点不耐烦地问“你去那儿了？怎么回来这么晚？”丈夫如果简单平白地回答为什么晚了，等于二人是在同一范畴、用同一话语叙述，这样是沟通、是融通。如果丈夫在外面生了气、也不耐烦，则不是回答，而是呛着话语说一句：“晚了吗？你昨天不是比我还晚吗？”这样则等于二者不在同一范畴、不用同一话语叙述，不是沟通，更不是“融通”，而是冲突。中国哲学早就发现语言的局限性，强调“名正言顺”；“名正”是同一特定范畴，“言顺”意思是才可沟通，才可“融通”。英国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即是世界的边界”，也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融通是一种普遍现象。

是这样，我们可以说，融通中外，首先在于中外语言的可融通。中外语言的可融通决定于它们必须是属于同一个世界意识，是对这同一世界的表述。什么语言可以融通中外呢？因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意识，所以没有共同语言，几乎不可融通。怎么办？有一种可能性，则是使用相互阐释性语言。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可以通过相互比照，一种真正互鉴，大体说明二者在什么问题意识范畴的什么特定地方，是怎样不一样；这样可以实现相互基本上的理解。当然，最彻底的理解就是学习对方的语言，以属于对方的语言去理解对方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看待是非，是什么思维方法以及其语言是如何对这几个整体性范畴的问题叙事的。

“中外”或者“人类”，有没有相互融通的问题意识范畴呢？从比较哲学阐释学看，是有的。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出于经验的、“人与人是共生关系的”，也即生命是共生体，构成生命体各个组成个体部分，都是“一、多不分”的。这一普遍性的人类共同问题意识范畴，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不是讲“上帝”信仰的那种不证自明），是正常情况下无论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类族群或个人，都不会不认可的平白事实。是这样则决定了，难得的、可融通中外话语功能的大任，则必然落在了关于“一多不分生生论”问题意识范畴的比较哲学阐释的新语言、新观念、新范畴、新叙事体系的肩上。

什么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现在可以回答了，它必然是对于人类共生关系问题意识的比较哲学文化阐释的观念、范畴和表述。它是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称谓“人”的，都不会不认可的普遍统一的回答：人与人是共生关系的，维护促进和合关系，有利于健康生命，而破坏共生和合关系，则有害健康乃至生命。这一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和表述之“新”，是在于它超越一切小范畴的有限性，来到一个无限大范畴的博大和包容。它不是局限于你生、我生，而是囊括所有生命、所有人类，是一个从所未有的、超越任何局部视野的博大经验范畴。它的观念、范畴、表述源自“天地、宇宙、万物、人世是一大共生关系体，是一大生生不已过程，是一大‘一多不分’动态的机理组织”。

三、什么是建立融通中外文化叙事体系的意义与实在效果？

建立叙事体系，首先是确立叙事范畴。这个范畴还必须是全球人类皆可取得共识的范畴，它就是人类生命的共生关系范畴。只有这个全球人类在正常状态下无人可例外地反之视为“非”的范畴之中，才算是具有真正融通的功能与意义、以及尽可能取得在思想意识、叙事话语和最终在行为上不去破坏、而是积极促进共生关系的共同努力。

可能有不少人会问，人总是随时随地处于个人实实在在思想、语言和行为范畴之中，怎么可能会产生共同的叙事范畴？但其实只要稍微向前一步想一想，也会明白，无论人们彼此处于怎样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同思想、话语与行动范畴，也只能是在“共生关系的大生命体和大生生不息过程之中”这个第一最大范畴之内的。没有这个第一范畴，任何层次的下属范畴都如同虚设。也就是说，哪里有不以“生”为第一前提范畴的任何其他诸如“幸福”、“成功”、“名利”等等的人生范畴呢？不会的。

所以任何人皆须意识到，从哪个方面说，家庭都是人类经验的根源，而家庭即是“共生关系生命体及生命过程”的第一经验，是任何其他人生范畴的第一前提范畴。可以说中华思想文化是突出的以这种第一经验范畴为优先换坏的第一哲学典型。而其实在全球哲学中，从家庭经验开始的哲学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安乐哲教授指出，虽然以独立自主个体为哲学思维根基深植于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叙事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作为实体本体论开端的巴门尼德，而像米利都学派(Milesian)的实感物理学 (physis)，也最应该被理解为“万物有生论”(hylozoistic)。[2]

“本体论”显然不是“生生论”。应当注意到，本体论其实在人类哲学中是少数派，而且总在不断受到反主流文化的来自（如维科、斯宾诺莎、爱默生）生生论的挑战。尤其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神学本体论思维”(theo-ontological thinking) 逐渐丧失名位，“本体论”沦为被共同摒弃的对象。安乐哲教授特别指出，这表明“本体论”与“生生论”哲学(zoetological thinking) 不可视为“西方”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简单二元分叉。因此，建立融通中外文化叙事体系，重点是建立中西以及其他非西方在内共有的“生生论”的观念、范畴和表述，实现融通人类生生哲学的意义，以此推动不同地区人类思想在全球视角下的跨文化、跨语际环境互鉴与互动，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对建立世界新文化秩序的意义与影响。

它的实在效果，在于可融通阐述人类的一切从有限到无限的哲学文化范畴问题，小从日常吃喝拉撒，大到人能经验的自然宇宙现象和人类世界国际政治及社会文化政治生活问题。一切问题皆可归结于对共生关系与生命的生生不息过程，是积极优化还是肆意戕害。人类的每一个体都囊括在其中，都面临这一不可不回应、不可不审视自我在思想、言说与行为上，是有利或有碍于人类之间健康的一多不分共生关系问题。

融通中外文化叙事体系的意义与实在效果，已经出现在美西方和中国一些大学以“一多不分”生生论话语讲授中西比照哲学阐释学课程中。此种教学强调剥离一贯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让中国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经验有力地说明，“一多不分”共生论经验智慧哲学的“新话语体系”，具有高强度效力，让中外学生理解一个以中国自己的话讲述的平白事实的中国。在中外同学一起举办的“搞懂中国”（“Make Sense of China”）交流分析讨论会上，这一新话语体系显示的效果是惊人的，中外同学用“一多不分”生生论共生话语体系叙述的中国，不再是原来以“一多二元”本体论话语扭曲解读的中国。不少来自美西方学生，学习了“一多不分”生生论阐释话语之后，在期末论文中，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赞许。

“一多不分”叙事体系揭示出，西方学界普遍不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思维方法之间相通的底层逻辑都是基于“一多不分”共生关系“通变”的哲学意义，显示了成功结束西方持续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意志论”的二元对立关系学术论争的效果。这一比照文化阐释叙事体系，也清晰阐明“中国政府政治”与“美国政府政治”在“宪法”、“目的”、“认知论”、“世界观”、“社会观”、“意识形态”、“政党”、“军队”、“媒体”、“外交”等等方面思想与实际施行过程中的深刻结构性差别问题，引起不少西方学者惊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好”。

同西方传统主流“一多二元”本体论（一神统治+二元对立）话语体系对照分析，充分解释了中国文化、政治、社会、“人”、生活林林总总的故事，均体现中国哲学文化的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智慧内涵意义，说明了优化“一多不分”共生体系的叙事体系，是一个使来自任何文化历史背景的人皆可理解与赞同中国故事的捷径。

优化“一多不分”共生体系的叙事体系，可在比较哲学文化的深层次更通透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关系意识，阐明内在互系不分是天地人、宇宙万物生生不二、共命共运本质的确凿根据。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一多二元”本体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荒唐曲解为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虚构“原子式个体”出发的“共同命运不存在”的谬误。这一情况有力说明，在无人不认可的、平白事实的“人类共生体系”本质意义上，这一新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叙事体系，大大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观念的普遍意义说服力。

四、对照地阐释“一多二元本体论”与“一多不分生生论”

“一多二元本体论”，是与“一多不分生生论”相对而言的、一个比较中西文化阐释学观念，是用来阐释印欧主流思想传统的深层结构；所谓的“一”，是指对诸如译为汉语“上帝”的“God”的作为宇宙本源的“超绝一”的虚构假设；“多”是将宇宙间的一切，皆虚构假设为是由“一”而“无中生有”地“创造”或“派生”的、无数原子式单子个体。

对这样一个虚构性宇宙论所优先着眼的，不是万物之间生生不已、同气连枝的共生关系，而是虚设性诸如“上帝”的这一“超级本体”的、与由它所派生而出的无数“低级原子式本体”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对立与冲突；同时也虚构每一“低级原子式本体”同一切所有“低级原子式本体”的一旦相遇，即是二元对立与冲突。是它被称为“形而上学”，所表述的正是它的“本体论”的虚构假设意义。这同人类所经验的“一多不分生生论”过程的、称为“万物”的“物事”（events）存在根本范畴结构的区别。

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指出的“一多二元本体论”结构，是得以使西方主流传统哲学文化范畴的一切问题，被阐释出原汁原味语义的、剥开其形而上学的经验的方法。这是揭示：根植于这一宇宙论范畴叙事体系的概念、话语、表述，无一不在深层隐藏着“超级本体”、“低级本体”和二元对立论的前提寓意。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判断，这是一大套哲学谬误体系，是确凿的，是平白的语言讲得清楚的。问题的存在，是对于我们所有尚未充分涉入这一比较哲学阐释学方法的人而言，仍尚未成熟地形成一种融通中外的整体性范畴意识。

被西方主流遮蔽的非主流方面，呈现着非“一多二元”的、具有“一多不分生生论”倾向的支流哲学文化。为了同“一多二元本体论”对照地进行阐释“一多不分生生论”，最好的做法，还是与作为整体哲学文化传统主流的中华“一多不分生生论”进行对照阐释。中华传统中蕴含其特有“一多不分生生论”寓意的观念，这种观念该说是数不清的。其中突出重要的例如元、道、阴阳、正道、中庸、中、正、理、天理、和合、易、元亨利贞、一、是、互系通变、生生大德，等等等等。

从阐释学方法视角，马克思的“内在联系”（internal relations或inter-relatedness)，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因为这是颠倒黑格尔学说，否定类似上帝角色的“绝对精神”，是指出一切都不是超验的外在的决定，而是自然世界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决定，所以，这样“内在联系”可作为“一多不分生生论”的“道”的一个恰当表述。万物皆在“道”之中，“道”作为万物内在联系，使万物浑然而一互系互通地造化为“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无外无内”一体。

完全可确凿地说，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典的每一篇、每一句、每一词汇，皆是表述“道”、作为“内在联系”的“一多不分生生论”含义。以上提到的那些观念，皆是从“道”的任何一个侧重面或点（或曰“着眼点”）蕴含着的这一含义出发，说不完讲不尽、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既是道，即内在联系，也是包罗万象的宇宙事物。简言之，“一多不分”+“共生论”，也即“一多不分”必是共生关系体的动态机理组织，同是共生关系体的生生过程。

五、以“一眼求生”为极简法，融通与透视中、俄、西、马文化实例

出于打造既融通中外文化也突显中国特色叙事体系的目的，“一多不分生生论”与“一多二元本体论”哲学互鉴阐释的新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在经验上可将各种哲学文化范畴、概念、话语和表述囊括其中，对其实施上述两种“一与多”叙事比照的透视。还可进一步，通过两种不同结构文化语义阐释域境，概括出名为“一眼求生”极简阐释叙事法；其特点是：1）用规避晦涩术语性的日常生活语言；2）有丰富类比性；3）西方人照样好懂；4）有高度融通阐释性，可构成与马克思主义语言相结合；5）具有体系性：“一”是“系”也是“体”；6）具有哲学阐释意义教学功能。

以“一眼”加“求生”，构成极简方法，作为融通中外叙事新观念、新范畴，新表述，指的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自然处于求生过程状态；每个人都吃喝拉撒睡，这是一个百分之百、无一例外的普遍范畴。但是同时每个人还必须要提升以人与人、与自然为一大共生关系生命体和一大生生不已大过程的意识。加强这样的社会性意识，应是整体社会作为共生关系体的生存功能。全社会要以优化这一共生体的“一多不分生生关系”为哲学观、叙事体系及行为实践，彻底改变留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现状。这一哲学、叙事体系与行为实践，其实已俨然构成人类得以克服面临生存危机、转向健康发展的唯一首要根本理念与责任。

如果用英语表述“一眼求生”，不可满足于字面直接译为西语，而是侧重于阐释；也即要译为“one-eye”并加以阐释：说明“one”不是数字，而是世界观意义的内在不分联系且动态形成的“a dynamic, indivisible and harmonious whole”(“浑然一体”);“eye”不仅是“眼”而更是“view as, treat as, regard as”(“以...看待或对待”);合起来意思是“以内在共生关系的和合一体”来“对待”世界与人生。

下面我们试举以“一眼求生”极简法作为融通叙事，大道至简地阐释和透视中、俄、西、马文化核心语汇的实例。

(1)之于中国，“道”观念是首要核心语汇，甚至可谓“道之不存华夏焉附”。“道”是什么？“道”既是“一”也是“生”。“一”是万事万物内在相连的共生关系”；“生”则是一以贯之生生不已的大过程，也即“一多不分”共生共运大生命体。“一眼”是把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视为“一多不分”的共生关系体或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看待与对待。中国人都晓得的“道生一”，说的就是“道”作为“一多不分”将万事万物内在相连的共生关系，把“一个万事万物天下宇宙”内在互连为“一条生命或一个自强不息生生过程”。“一生二”说的是，这“一生命体”或这“一生生不息过程”呈现着既差别也一体不二的、阴与阳此消彼长两方面。“三生万物”则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阴阳此消彼长而有三，以此一以贯之过程而衍生万物，是谓“天下”、“世界”或“宇宙”。《易经》的话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2)之于俄罗斯，东正教曾是传统主流，呈现为一种以上帝意识为纽带的尊崇与优化人世共生关系的重集体主义、疏远个人主义的文化，体现着对生命意义与道德的追索。其核心教义“人神”，强调神性在人性中实现，虽然是哲学的“本体”追求，俄罗斯哲学家却更关注活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直觉而非抽象概念辨析。它是一种“人中心论”的关怀，围绕“人”展开，思考人的命运和历史意义，呈现强烈经验道德感和整体性追求内涵的共生关系意识。整体意识也呈现为较之西方传统显得没有突出超越纯粹理性逻辑学的传统。逻辑学未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强调精神与现实的统一以及哲学与文学、艺术紧密结合，以文学作品探讨深刻哲学与伦理问题，形成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俄罗斯哲学文化中还蕴含着一种“弥赛亚意识”，即认为俄罗斯肩负着独特的救世使命，虽然源于东正教救世主义传统，深刻影响其民族心理，却因为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发生在俄罗斯，使得俄罗斯传统特质性，更可阐释为存在着共生关系意识的是非观追求。 ‌

(3)之于西方，虽然为俄罗斯文化提供了不解之缘，却也在根本上有别于俄罗斯传统。这是出自“God”（超绝一神）作为其首要核心概念与宗教信仰及其哲学的前提，更要加上它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历史的一贯渗透、直至后现代主义兴起。“超绝一神”的假设本源作用，可使得我们做出“一神之不存西方焉附”和它主流不是叙述“一”作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内在共生关系天下观的断言。西方主流自始不是一个叙述内在联系共生关系文化，而是一个“超绝一”加“二元论”传统，背负着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超绝论、二元论、单线单向形式逻辑，后转为抛弃普世道德意涵等等的非人类共生意识，倡导人性自私、邪恶，人与人是争夺、相害，此生注定痛苦。基于此，人的此生性命，不是求生而是求得一神救赎与征服，得以死后升天的幸福。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则是人性恶、人与人争夺的战争。虚构的单子个体人的生以所求，只是一己自私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求获得一神赋予神圣的个人权利。西方主流一贯忽视人类“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第一哲学的普遍范畴，呈现为以种种诉求“一己人权”、“私有财富”、“一己自由”、“一己好运”的低层次、小范畴，无视或取代人类共生关系大生命体与大生生不已过程的人类根本第一范畴，是一个逆反“一眼求生”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西方内部一贯存在丰富的、类似“一眼求生”意识潮流的此起彼落。虽然最终被边缘化，却导致西方古今传统始终贯穿着内部批判的文化，冲击欠缺“生生关系”意识倾向的“二元对立本体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可称为分裂与碎片化性的主流文化文明。

(4)之于马克思主义，它是西方古今传统贯穿的丰富内部批判文化之中的最契合“一眼求生”极简法融通叙事得以作大道至简阐释和透视的实例。马克思主义直接否定西方主流基于虚构“God”的形而上学唯心论，倡导无神论的唯物论。它批判对“共生关系”视若无睹意识倾向的、“二元对立”本体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自然与社会大生命过程分裂与碎片化的戕害功能。

原子式个体人是虚构的，人权是与共生关系分离开来的利己权利：马克思强调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的成员的......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

脱离共生关系的个人是没有自由的：马克思判定“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共生关系之中的人才谈得到全面发展：“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一多不分生生论”的革命性在于让人回归“一多不分”优化共生体系：马克思称之“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第一次自觉地......受联合起来（共生关系）的个人的支配”。

生命是第一哲学，一多不分共生关系是第一哲学：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共生关系）。

历史是生命：马克思强调“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唯物是唯人类社会生存与生活；

辩证，是人们与自然内在的“一多不分”生生联系。

人不是别的，不是物，是生命：马克思判定“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生命是共生关系:马克思认为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人类共生关系的生命存活根本目的，不可以求取他物为替代

人的本质是共生关系：马克思称“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其一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共生关系是一多不分的：马克思判定“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性不是自私：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的其他目的决不可替代生命生存的根本目的：马克思强调“人的生活是人真正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的不可不救的排斥比政治生活的排斥更彻底，更难以忍受，更可怕，更矛盾。同样这种排斥的结束，甚至是对这种排斥的有限的反应，对它的反抗，也更根本，正如人比公民更根本，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更根本。”

作为人“社会生活”的“求生”，是其他求金钱、求自由、求幸福等不可替代的：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作为“求资本”戕害“求生”的一段道白：马克思提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对于“一眼求生”优化共生关系社会的最经验、最深刻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描述“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这是每一个曾经建立过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人民都经历过的情况。在“一眼求生”立场才可持有的一清二白观点是：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是怀有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少数个人的反生生观，是反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是”与“真”，是彻头彻尾引导人类走向自毁的、相当于佛教批驳的贪嗔痴思维、言说和行为活动，构成了对连自己也身在其中的人类共生共存、共同健康、繁荣生活的背道而驰。

结语：打造优化“人类共生”叙事体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目的

共生关系人生是“是”与“真”，是颠扑不破、推翻不了的。无论是生存经验范畴的自然话语，还是空中楼阁式抽象理性思辨的话语叙事体系，都不可否认的。很简单，因为它融通一切人的经验范畴。没有哪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否认生命是共生关系机理组织的。因此，谁破坏共生关系必是危害生命；戕害别人同时也构成戕害自己。当然存在著少数个人否认这个“是”与“真”，顽固奉行无视共生关系的这一最根本目的。这只能表明这种人的自私加愚蠢；更有极少数人在自私和愚蠢之上，还加上不择手段地以攫取个人权力为目的进行阴险的政治斗争。这是占人类占百分之九十九珍重共生关系人们所鄙弃的。

不证自明地，人类是共生关系的，是共存共生共运、性命互系不分的。只求自己活而别人不可活，从经验以至理念，逻辑都是不存在的。说得通的唯有一个，就是别人不可活将殃及自己不可活。这是人类第一哲学、第一文化、第一历史。共生关系的求生是普遍的“是”和“真”。此外所说其他为求生、存活的一切活动目的，都不可超越这第一前提。它是唯一融通来自全人类经验的大道至简的范畴、观念、话语和表述。

人类正面临继续生存下去的全球性危机。人类共生关系遭到空前严重挑战的状况，正倒逼一切人类必须思考这个长久并越来越被视若罔闻的第一哲学、第一文化、最大的前提范畴，回归到这个既古老也新兴的范畴之内进行互鉴、交流、沟通。只因这一大前提范畴的极简而平白明确的经验现实、以及它排斥任何脱离共生关系谬误之说,从而具有不破不立的本质，它具有感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类的伟力。只要要受到共生关系意识的感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类则会一起联合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则一定成功实现。其实与人类面临的一切其他生存和发展问题一样，达得到达不到，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和真干不真干问题。

在真干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真干人类共生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总是有少数自私、愚蠢、无所不用其极的反人类、反生命分子，在处心积虑破坏人类共生关系的事情上，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类共生命运是不共戴天的。在它们面前，共生、命运相连的人类没有退路，只能奋起向它们作针锋相对斗争；不可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只有其阴谋彻底失败，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类的活路。不进行斗争，等于自甘失败，自寻死路。

打造融通中外以至全人类的共生关系话语体系，是唤起全社会人们，将个人、家国、天下人类命运相连的经验事实，融入思想，成为时时刻刻容易唤醒的意念，成为自然而然社会性叙事，讲述出去，让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全人类同命运共进退。推动全世界人类从思想意识开始，朝向一个共同呵护彼此生生与共、感同身受关系的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命相惜的和谐大家庭。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首先实现。中国要提供这样一个中国方案，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成为促进力量和起到先头部队作用；要让世界成为充满人类共生意识的世界，要建成全球宣传人类共生关系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传媒体系，提防反人类共生关系的任何乔装打扮的谬说搅乱人类意识形态。

在这里，本文诚挚呼吁、倡议，期待社会各阶层、各方面有识之士，贡献更多人类共生关系范畴的新观念、新话语、新表述，共同参与研讨，为融通中外话语叙事体系建设，添砖加瓦；加强全社会共生关系意识，动员起来，进入打造融通中外叙事体系的实质性阶段。

[1] 根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西方启蒙运动的辩证分析，启蒙运动的走向截然是与“现代”、“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套话语的背道而驰;因此也就更与中国叙事体系相悖。

[2] David Skrbina in his work on panpsychism with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narrative argues that hylozoism was implicit i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insisting that

. . . for the Milesians, matter (hyle) possessed life (zoe) as an essential quality. Something like hylozoism was simply accepted as a brute condition of reality.

David Skrbina, Panpsychism in the Wes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