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927年3月17日）

1927年3月17日，汉口南洋大楼三层的会议大厅里，长江的湿冷风穿过半开的窗棂，卷着三镇街头此起彼伏的“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的口号声，落在铺着白布的长桌上。桌上摊着墨迹未干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修正草案》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草案》，三十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围坐桌前，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恽代英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并肩而坐，他们的目光落在草案的每一条条文上，也落在千里之外南昌城那座被重兵把守的北伐军总司令部里。这一天，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第七个会议日，距离这场旨在挫败蒋介石另立中央图谋的会议闭幕，只剩最后一步。这场从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便已埋下伏笔的权力斗争，在这一天迎来了决定性的交锋，而交锋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表面上所争执的迁都地点的选择，而是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属于代表多数民众利益的革命政党集体，还是手握军权的个人独裁者。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26年的广州。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这场以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目标的革命战争，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下，一路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北伐军便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攻克了武昌、南昌等长江中游重镇，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在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的同时，一股暗流也在悄然滋生，这股暗流的核心，便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早在北伐誓师之前，蒋介石便已经通过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与5月的整理党务案，以便宜行事的理由，一步步排挤跨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削弱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将国民党的党权、军权逐步向自己手中集中。整理党务案通过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共产党人全部辞职，蒋介石顺势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加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已经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北伐战争的推进，更是让他手中的军权急剧膨胀，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掌控了北伐军的军官任免权、军需调配权、作战指挥权，麾下的嫡系部队随着北伐的推进不断扩编，一批批北洋军阀的旧军队被他收编，一批批政客、官僚聚集到他的身边，当时便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意指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向北推进，而他的政治立场却在向南，向着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方向靠拢。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武汉成为两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也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正是在这个月，蒋介石亲自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极力主张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从广州迁至武汉，他在电报中言之凿凿：“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决定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迁至武汉，蒋介石全程参与了会议，并对决议投下了赞成票。12月，第一批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从广州出发，经南昌前往武汉，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人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此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而第二批委员尚在途中，武汉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2月13日，抵达武汉的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徐谦担任主席，鲍罗廷任总顾问，在国民政府正式迁至武汉之前，代行全国最高党政职权。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国民党的民主集权制原则，因为参会的委员占据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多数，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初极力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此时却突然变了卦。

蒋介石的变卦，源于他对武汉局势的判断。此时的武汉，两湖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在这里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唐生智率领的北伐军第四集团军也驻扎在武汉，并不受蒋介石的直接控制。而南昌则是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他的嫡系部队全部部署在江西、福建一线，整个南昌城都在他的军事力量的直接掌控之下。蒋介石很快意识到，如果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他便无法将党政机关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他的独裁野心便会受到制约;而如果能将中央机关迁至南昌，他便可以用枪杆子牢牢管住印把子，实现个人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的完全掌控。正是出于这样的图谋，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公然在南昌召开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强行扣留了途经南昌前往武汉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人，并以这次只有少数委员参加的非法会议的名义，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同时要求武汉立即停止临时联席会议的工作。这一行为，本质上就是要架空武汉的合法中央机关，建立一个由他个人独裁的权力中心，也就是他另立中央的核心图谋，持续数月的迁都之争，由此全面爆发。

面对蒋介石公然分裂国民党中央、违背集体决议的行为，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迅速联合起来，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月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按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办理，在未作出新的决议之前，坚决维持武汉的现有局面，同时电邀蒋介石立即前往武汉，当面商议相关事宜。1月中旬，蒋介石抵达武汉，他原本以为自己作为北伐的“功臣”，会受到万众拥戴，却没想到，在欢迎他的群众大会上，当场便有群众站起来质问他：“蒋总司令，你为什么违抗中央的决议，执意要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你为什么要扣留中央委员?”接连的质问让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在随后与鲍罗廷的会谈中，鲍罗廷直言不讳地指出，蒋介石的行为是在以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是在搞军事独裁，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蒋介石当场便翻了脸，回到南昌之后，他立刻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鲍罗廷，同时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发布通电，为自己的分裂行为构建一套完整的辩解体系，而这套体系的核心话术，与后世无数试图以个人权力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狡辩者的表述，有着惊人的相似。

蒋介石首先抛出的，便是对武汉方面“极端民主化”的指控。他在1927年2月21日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公然攻击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与提高党权运动，是在搞“极端党权”，是“以党干涉一切”，是“虚浮的民主”，他声称武汉方面将党权抬得过高，把军权压得过低，事事都要党部干涉，军事行动也要受党部的掣肘，这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极端的放任，是要把北伐的革命事业彻底毁掉。在他给武汉中央的多封通电中，他反复强调，武汉的同志们打着“提高党权”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搞“极端民主化”，让党政机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最终只会让革命功亏一篑。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极端民主”束缚的实干者，把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维护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的斗争，污蔑成了破坏革命的极端行为。

与“极端民主化”的指控相伴而生的，便是他反复强调的“自己的工作被束手束脚”。在蒋介石的表述中，武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让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几被剥夺无余”，他抱怨自己“事事受牵制，命令不能自由执行”，前线的军情瞬息万变，一场战斗的胜负往往就在几分钟之间，可他的每一个决策，都要向远在武汉的中央机关请示，等批复下来的时候，战机早就错过了。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抱怨，自己的工作处处受到限制，浑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原本制定的北伐作战计划，因为武汉方面的牵制，迟迟无法推进，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位置上，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武汉方面对他的束缚，仿佛只要放开他的手脚，他就能立刻完成北伐的革命大业。

从“束手束脚”的抱怨出发，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他的核心诉求：“要求自主权”。他在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军事应独立统筹，不应受党政机关随时干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必须拥有“军事上的自主权”，才能应对前线瞬息万变的局势。他声称，战争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前线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远在后方的党政机关根本不可能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如果事事都要请示汇报，等待集体决策，那必然会贻误战机，导致战争的失败。因此，他要求中央只需要制定大的方针政策，具体的军事行动、军官任免、军需调配，都应该由他这个总司令自主决定，党政机关不应该进行过多的干涉。他把这种“自主权”，说成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说成是一个军事指挥官最基本的权力，却绝口不提这种不受制约的自主权，最终只会演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

为了让自己的“自主权”诉求更具合理性，蒋介石又抛出了“自己的工作被耽误了”的论调。他在给武汉中央的通电中声称，正是因为武汉方面的处处牵制，北伐军攻取江浙、直捣南京的作战计划被迫迟滞，孙传芳的北洋军阀部队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重新集结了兵力，构建了防线，让北伐战争陷入了不必要的僵持。他把北伐进度的拖延，全部归咎于武汉方面对他军事行动的干涉，声称如果不是被束手束脚，他早就率领北伐军攻下了南京、上海，彻底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表示，如果武汉方面继续这样掣肘他的工作，北伐战争必然会失败，国民革命也必然会功亏一篑，而这个责任，应该由武汉的同志们来承担。他把自己包装成了革命事业的唯一拯救者，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反对他独裁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

在所有的辩解中，蒋介石最核心、也最具迷惑性的表述，便是“军事指挥权要有独立性”。他反复在演讲中强调，“军事贵专一，不贵牵制”，在战争时期，军事指挥必须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不能有多头领导，不能有过多的掣肘。他歪曲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革命原则，把“党对军队的领导”污蔑成“党部对军事指挥的随意干涉”，声称军事系统应该自成体系，只需要对最终的作战结果负责，而不需要在具体的指挥过程中接受党政机关的干预。他甚至声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拥有独立的指挥权，不受行政机关的随意干涉，国民革命军也不应该例外。他试图用军事学上的“统一指挥”原则，来掩盖他用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的独裁图谋，把军队从革命政党领导的、为大多数民众利益而战的革命武装，变成了服从他个人意志的私兵，借着他可以指挥战争，把军队打造成他的私人王国。

面对武汉方面对他分裂中央、违背集体决议的指责，蒋介石又拿出了最后一套说辞：“只要不违背中央原则就可以了”。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声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绝对服从三民主义，绝对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绝对没有任何分裂革命、背叛党的意图。他表示，自己所反对的，从来不是国民党中央，也不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而是武汉方面少数人对中央原则的歪曲，是对他具体工作的无理干涉。他声称，只要大的方向不违背中央的原则，不违背三民主义，具体的军事行动、具体的工作措施，就应该允许他自主决定，中央机关只需要监督他是否违背了根本原则，而不应该事事都管，管得太细，反而会坏了革命的大事。这套说辞极具迷惑性，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尊重中央的权威，服从党的根本原则，可实际上，他是要把“原则”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把所有具体的、实质性的权力，都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让中央的集体领导变成一句空话。

蒋介石的这套辩解体系，看似环环相扣，实则处处都是漏洞，其核心矛盾，就在于他完全颠倒了党与军队的关系，颠倒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把个人权力放在了党的集体领导之上，把个人野心放在了革命事业之上。针对蒋介石的每一条狡辩，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都从法理、革命原则、事实逻辑等多个层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逐条驳斥，而这场驳斥的最高潮，便是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针对蒋介石对武汉方面“极端民主化”的指控，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首先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出发，进行了正本清源的驳斥。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民党左派的精神领袖，宋庆龄在会议上的发言，有着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她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创立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革命的、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便是民主集权制，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孙中山先生一生所反对的，从来都是个人独裁，是军阀专制，他所创立的国民革命军，其根本原则便是“以党治军”。武汉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恢复孙中山先生确立的根本原则，是在提高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是在维护党的集体领导，这根本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恰恰是对革命民主主义的坚守。而蒋介石所做的，却是手握军权，试图凌驾于党之上，用个人意志代替党的集体决议，这才是真正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背叛了三民主义。

针对蒋介石“自己的工作被束手束脚”的抱怨，邓演达的反驳直击要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蒋介石口口声声说自己被束手束脚，可他所抱怨的被剥夺的权力，从来都不是前线军事指挥的权力，而是那些凌驾于党之上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独裁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是国民党中央赋予的，你的权力来自于党，来自于革命的集体，党可以给你这个权力，自然也可以收回那些被你滥用的权力。武汉方面的所有举措，从来都没有干涉过蒋介石在前线的具体军事指挥，我们所做的，只是把原本属于党的权力，收回到党的集体手中，只是不允许你用总司令的名义，来干涉党的核心决策，来分裂国民党中央，来另立个人的权力中心。你说自己被束手束脚，可被束缚的，从来都不是你为革命奋斗的手脚，而是你搞个人独裁、分裂革命的野心。

针对蒋介石“要求自主权”、“军事指挥权要有独立性”的核心诉求，陈友仁从法理与革命逻辑两个层面，进行了驳斥。陈友仁首先厘清了迁都之争的法理本质：迁都武汉的决议，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表决通过的，蒋介石本人全程参与并投了赞成票，他后来擅自变更决议，出尔反尔，强行要求迁都南昌，本身就已经严重违背了国民党的党纪，毫无合法性可言。他在南昌召开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只有少数被他扣留的委员参加，根本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的集体意志，完全是非法的。而他所要求的军事自主权与军事指挥独立性，本质上是要把军队从党的领导下剥离出来，变成他个人的工具。陈友仁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核心，是用革命的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这场战争的领导核心，只能是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国民党，是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某个手握军权的个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军事指挥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政治目标，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与监督，这是国民革命军区别于北洋军阀私兵的根本所在。如果军事指挥权脱离了党的领导，拥有了绝对的独立性，那这支军队就不再是革命的武装，而会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变成新的军阀武装，这与我们所要推翻的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针对蒋介石“自己的工作被耽误了”的推诿，吴玉章用事实戳穿了他的谎言。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的秘书长，吴玉章全程参与了武汉方面的所有工作，他在会议上详细列举了北伐战争以来的所有事实：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领导，在于两湖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在于前线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而绝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功劳。从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军在长江下游的作战行动之所以出现迟滞，根本原因不是武汉方面的牵制，而是蒋介石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分裂中央、争夺个人权力之上，放在了与帝国主义、江浙买办资产阶级的秘密勾结之上，他根本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北伐作战之上。相反，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一直在全力协调各方力量，为北伐军提供后勤补给，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前线，为北伐战争的推进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真正耽误革命工作、贻误北伐战机的，从来都不是武汉的同志们，而是执意分裂中央、搞个人独裁的蒋介石自己。

针对蒋介石“只要不违背中央原则就可以了”的虚伪说辞，与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戳穿了这套说辞的本质。毛泽东指出，革命的原则，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具体的政策来实现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根本原则，必须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工作中，必须落实到对工农运动的支持上，落实到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维护上，落实到反对军事独裁、坚持集体领导的实践中。如果只在口头上承认中央的原则，却在具体的行动中处处违背这些原则，执意要迁都南昌，分裂中央，压制工农运动，排挤共产党人，搞军事独裁，那所谓的“服从原则”，就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蒋介石试图用“不违背原则”的幌子，来摆脱党的集体领导对他的监督与制约，把所有具体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让党的集体领导变成毫无约束力的空架子，这本质上就是对革命原则的彻底背叛。

这场围绕蒋介石独裁图谋的交锋，本质上是两种组织原则、两条革命路线的斗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革命路线;而蒋介石所坚持的，是个人独裁的军阀逻辑，是枪指挥党的反动原则，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妥协路线。而这场斗争的核心，恰恰印证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优势，也就是“两次集中，两次民主”的完整逻辑。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整个筹备与召开过程中，这一逻辑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

这场会议的第一次集中，早在会议召开之前便已经完成。面对蒋介石分裂中央、另立独裁中心的图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基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基于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识，明确了这次会议的核心方向与根本目标：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坚决挫败蒋介石另立中央的图谋，维护国民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团结。这个方向，是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是孙中山先生确立的革命原则的核心体现，是绝大多数革命同志的共同意志，是不容动摇、不容质疑的根本前提。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第一次集中，它明确了会议必须讨论的内容与方向，不允许在这个方向以外进行任何讨论，不允许讨论迁都南昌的非法诉求，不允许讨论取消三大政策的反动主张，不允许任何为个人独裁辩护的言论偏离革命的根本方向。

在第一次集中所确立的根本方向之下，会议进入了充分的民主讨论阶段，这就是第一次民主的体现。在为期八天的会议中，所有参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跨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都围绕着“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维护三大政策、挫败蒋介石分裂图谋”这个核心目标，在会议上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大家把各自掌握的情况充分说明：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北伐军内部的情况，揭露了蒋介石用军权培植个人势力、排斥左派与共产党人的事实;陈友仁介绍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工作情况，厘清了迁都之争的法理逻辑与来龙去脉;吴玉章介绍了两湖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的巨大支持，驳斥了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污蔑;毛泽东则围绕农民问题，详细阐述了扶助农工政策的重要性，提出了支持农民运动的具体方案。所有的民主讨论，都严格围绕着第一次集中所确立的根本目标，所有的意见与建议，都是为了解决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大家围绕着如何从制度上限制蒋介石的独裁权力，如何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如何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如何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与解决方案。比如针对蒋介石的军权独裁，大家经过充分讨论，提出了废除党内主席制、实行常务委员集体领导制，修订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与总司令条例，明确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实行集体领导，总司令只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重大军事决策、高级军官任免必须经军事委员会集体审议批准，出征动员令必须经军事委员会决定、国民政府主席签发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形成的，既充分吸收了每一位参会委员的意见，又始终围绕着根本目标，没有出现任何偏离方向的无效讨论。

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会议对各项决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了最终的决策，这就是第二次集中。1927年3月16日，会议对《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进行了最终的投票表决，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3月17日，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对农民宣言》等一系列核心文件，完成了全部的会议议程。这第二次集中，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最终决策与具体方案，以党的法定程序，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从根本上撤销了蒋介石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等核心职务，仅保留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彻底剥夺了他凌驾于党之上的独裁权力，否决了他迁都南昌的非法诉求，正式确认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的合法地位，从制度上彻底挫败了蒋介石另立中央的图谋。而这次集中所形成的决议，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对全体国民党员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一旦决策形成，所有党员都必须坚决执行，不得随意违背或抵制，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纪律，也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障革命事业顺利推进的核心前提。

在第二次集中形成的正式决议之下，各地的党组织、各军的政治机关，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又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这就是第二次民主的体现。比如会议通过的《对农民宣言》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不同的省份，就可以根据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的具体实施方案;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在不同的北伐军部队中，也可以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落实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这种第二次民主，不是对中央决议的违背，而是在坚决执行中央根本决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的主观能动性，让中央的决议能够更好地贴合实际情况，得到更有效的落实。

通过这样“两次集中，两次民主”的完整过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既保证了每一位党员都能充分参与到党内决策之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让最终的决策能够集思广益、贴合实际，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又维护了党的集体决策的权威性与普适性，确保了党的决策能够得到高效、坚决的执行，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与个人意志对革命事业的干扰。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优势，它既区别于否定集体领导、否定纪律约束的极端民主化与无政府主义，也区别于否定民主讨论、否定党员参与的个人独裁与专制主义。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全部原则：他先是试图否定第一次集中所确立的革命根本方向，用个人的独裁野心代替革命的集体意志;然后在民主讨论阶段，他拒绝参会，拒绝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拒绝通过正常的党内民主程序解决问题;最后在第二次集中形成正式决议之后，他又公然拒绝执行党的集体决策，抵制中央的决议，最终走上了分裂革命、背叛党的道路。

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闭幕，蒋介石通过党内合法途径掌控国民党中央、另立独裁中心的图谋，被彻底挫败了。但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独裁野心，也没有丝毫服从党的集体决议的意愿。恰恰相反，这次会议的结果，让他彻底撕下了“孙中山信徒”的伪装，走上了公开背叛革命、投靠反动势力的道路，开始了他一步步走向堕落、沦为人民公敌的过程。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1927年3月16日，蒋介石便离开了南昌，乘坐军舰沿长江东下，开始了他“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的反革命行程。3月16日当天，他便指使手下捣毁了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解散了南昌市的工会、农会组织;3月17日，他抵达九江，又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与九江总工会，打死四人，打伤数十人;3月23日，他抵达安庆，再次指使暴徒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总工会与农民协会，打伤了数十名革命同志。可以说此时的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独断专行的目的，已经叛变革命，也已经从整个革命阵营中叛逃出去了。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核心据点。一到上海，蒋介石便立刻开始了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买办财阀、青洪帮流氓势力的秘密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向他承诺，只要他能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取缔共产党，维护列强在华的利益，就会给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以虞洽卿、张静江为代表的江浙财阀，给了他数百万元的巨额资助，为他的反革命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控制的青洪帮势力，则承诺为他提供打手，用来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这些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彻底撕下了所有的伪装，开始策划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指使青洪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驻地，随后便以“工人内讧”为借口，下令嫡系部队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打死打伤工人三百余人。第二天，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十余万工人、学生、市民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一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顿时血流成河。随后，蒋介石便下令在上海全境开展“清党”，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革命群众展开了无差别的血腥屠杀，仅政变后的三天时间里，便有三百余人被杀，五百余人被捕，五千余人失踪。这场血腥的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标志着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国民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叛了他一直以来所宣称的信仰，从一个革命阵营的中的一员，彻底堕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4月18日，就在四一二政变的血腥气还未散去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立，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另立中央的图谋，只不过这个所谓的“中央”，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国民党中央，而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维护反动势力利益的独裁工具。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权，第一号命令便是“清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革命群众，随后，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都相继爆发了血腥的反革命屠杀，无数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由此走向了失败。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蒋介石一步步走向了更深的堕落，他彻底抛弃了所有的革命伪装，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军阀、独裁者。他依靠着帝国主义的支持，靠着血腥的屠杀与内战，建立起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变成了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工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一再退让，却调集重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又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试图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革命力量，继续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但历史的车轮，终究不会因为个人的独裁野心而停止前进，他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终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他的独裁统治，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彻底土崩瓦解，他本人也只能仓皇逃往台湾，在孤岛上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回望1927年3月16日的汉口南洋大楼，那场围绕着革命领导权的交锋，虽然没能阻止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却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历史教训。它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绝不能对资产阶级右翼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场斗争也清晰地证明，任何试图以个人权力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以个人野心代替革命意志的行为，最终都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与淬炼，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维护团结统一、凝聚革命力量、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障，它既能够充分激发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能够形成统一的意志与行动，让革命的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