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是“冒进”?——回望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历史辩证法

本文是本系列的第二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58年北戴河会议不是“冒进”的起点，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里程碑。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作判断，才能读懂那次会议的真意。

引言：一次被误读的重要会议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确定了1070万吨钢的年度生产目标，作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北戴河会议”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被后人反复解读、争论甚至曲解。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这次会议是“冒进”的源头，决策“脱离实际”，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把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去考察。笔者认为：评价一次历史会议，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能以后来发生的事件简单倒推会议的“错误”，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前人。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回到历史现场，理解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分析决策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本文将依据《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等权威文献，结合可考证的档案资料，从国际形势、国内任务、群众运动、制度探索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历史意义。第一部分、历史现场的还原：1958年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一，1958年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国际环境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格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操纵联合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更在1950年入侵台湾海峡，制造了至今未解的台湾问题。1958年7月，美国军队为干涉伊拉克革命，悍然入侵黎巴嫩，同时宣布驻远东美军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集团也随之宣布台湾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台海局势骤然紧张。美国还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规格，致使谈判陷于停顿，中美沟通窗口被关闭。笔者认为，这就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召开时的国际大背景。在美帝国霸权主义咄咄逼人、台海局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安心建设，必须作出坚决回应。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的“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炮击金门方针，正是基于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清醒判断。这不是什么“冒险”，而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之举。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大跃进”。这种紧迫感，是每一个真正了解当时国际共运形势和中国处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够理解的。第二，国内建设的迫切任务从国内看，1958年的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关键时期。“一五”期间(1953-1957)，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基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也要看到，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均钢产量只有2.37公斤，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毛主席多次表达过这种焦虑：中国搞了这么多年建设，还是“一穷二白”，钢产量还不如比利时这样一个欧洲小国。

(《毛泽东传》：《第59章、发动大跃进》

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毛泽东传》：《第60章、发动大跃进》

笔者认为，这种焦虑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百年之后，渴望迅速改变面貌的集体心声。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焕发出的空前热情，也迫切需要有一个出口。正如黑龙江的史料记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成就，激发了全省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改变家乡面貌的热情”。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城市普遍出现大办工业和生产竞赛的局面。这种来自群众的积极性，是任何决策都不能忽视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北戴河会议正是沿着这条总路线的方向，进一步细化了各项发展目标。

(《毛泽东传》：《第60章、发动大跃进》

第三， 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在研究北戴河会议时，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说：

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多次谈到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他感慨：“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他还提到甘肃洮河引水上山的工程：“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河南省修武县全县十三万人成立一个大公社，他认为“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笔者认为，这些论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鼓舞。群众运动中展现出的巨大能量，反过来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这绝对不是什么“个人意志”强加于群众，而是群众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把北戴河会议简单归结为“毛主席个人决策失误”的观点，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抹杀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有学者深刻指出：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局部地区不切实际地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确实是后来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但这是认识上的偏差，而绝非动机上的恶意也不是决策上的失误。

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主席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偏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全盘否定当年的探索。

第二部分、北戴河会议的核心议题与决策逻辑第一， 钢产量翻番：为什么是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冒进”，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其内在逻辑。首先，这是“超英赶美”战略的具体化。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按照当时的数据，英国钢产量约2000万吨，中国535万吨，15年赶上英国意味着年均增长10%左右，这个速度并不算离谱。1958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使人们产生了加快速度的信心。

正如杨冬权老师指出的那样：“15年后即1972年的钢产量，英国2519.3万吨，中国2338万吨，相当于英国的92.8%，基本赶上了英国;超过英国是在1975年，英国1978万吨，中国2390万吨。按钢产量来说，毛泽东预见的准确率超90%，达到了92.8%，属于靶心范围。发电量，大约在19年后即1976年，中国超过英国......毛泽东预见中国工业品产量在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超过英国，是基本准确的，并没有那么离谱。”

(杨冬权：《遇见：毛泽东预言的历史验证》，第357-358页。)

对十五年赶英超美的口号，其实毛主席是留有余地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

毛主席：写给刘、邓、周、陈、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毛主席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毛泽东传》：《第60章、发动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

在会上毛主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态度

毛主席说：“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 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

(《毛泽东传》：《第60章、发动大跃进》

毛主席这样说过：“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钢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一年生产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认为：毛主席这个估计是正确的。主席尊重群众热情同时也不忘记反反复复叮嘱大家坚持实事求是：“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还说：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这就是毛主席，任何时候也不忘记实事求是。

薄一波同志有个说法：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列宁在1917年9月间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小册子，就豪迈地提出:俄国要“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24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再说15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实际上不是冒进。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是:英国从1913年到1956年的43年中，钢产量只增长169%，年均增长1.3%，而我国“一五”期间钢产量增长近3倍，年均31.8%。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 2174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不算在内),估计15年后,即到1972年,英国钢产量可能达到3600万吨。我国 1958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帐的624.8万吨计算,如果以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那么到1962年可达到1200万吨(八大建议指标的上限),1967年可达到2500-3000万吨，1972年可达到4000-4500万吨，即可超过我们估算的英国1972年钢产量400-900万吨。

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那时替英国做的预测想得太顺利了。1958年以后，英国经济发展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顺利。它的钢产量1970年曾达到过2822万吨，可是1972年又下跌到2232万吨。

我国经过“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

到1972年,也达到了2338万吨,虽比英国1970年的产量还差约500万吨，但同英国当年的产量持平 (笔者注：正如前面所说不算冒进)

以上可见：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是基本上准确的，并没有什么离谱。

原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对此也有回忆：我国钢铁工业在“一五”时期取得了巨大发展，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195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编制的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610万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国家经委提出的1958年计划草案把经济发展指标分为两本账：第一本账是必成的指标，即钢产量624.8万吨，生铁产量739.6万吨;第二本账是期成的指标，即钢产量700万吨，生铁产量800.1万吨。南宁会议后，1958年的计划指标第一本账未变，第二本账则改为钢产量711万吨，生铁产量895.3万吨。此外，又增加了第三本账，即钢产量883万吨，生铁产量940万吨。如此高速发展的指标，不仅外部条件不具备，在钢铁工业内部，如原料供应、机械、动力、运输设备等许多薄弱环节，都保证不了钢铁企业正常生产。

(《袁宝华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8年3月初，王鹤寿部长召集冶金部党组成员和部分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开会，连续务虚一周。大家对我国1958年的钢铁生产形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钢铁工业还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3月21日，王鹤寿在成都会议上作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提出把红与专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二五”计划期间可争取达到1050万~1200万吨钢。

在中央领导讨论提高钢铁生产指标的同时，各协作区也在开会研究修订计划指标。6月16日，华北协作区会议在山西省太原迎泽宾馆召开，会议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主持，研究了华北地区钢铁“大跃进”的规划和布点。我代表冶金部参加会议，部长助理徐驰、计划司副司长赵岚也一同参加。会上，大家思想解放，敢想敢说，开了有大半个月。在生产指标层层提高的情况下，这次会议也不例外。1958年初，按全国产钢711万吨的计划(第二本账)，华北协作区的计划是106.25万吨。从华北地区钢铁工业能力来说，这个指标已经很高了。但是，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把1958年华北协作区的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为138万吨，1959年预计达到600万~700万吨，1962年预计达到2000万~2180万吨。

1958年6月18日晚，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等谈话。主席赞成提高钢铁产量指标，经过讨论研究，提出1958年产钢预计数为1000万吨。

第二天，即6月1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又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继续商量。毛主席问王鹤寿：“去年钢产量是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就在这天晚上内部商定1958年钢产量为1100万吨。

8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我作为冶金部部长助理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对浮夸风造成的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假象异常兴奋。会议不仅没有纠正已经出现的浮夸风，反而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预计可达到6000亿~7000亿斤(以后经过落实只有40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亿~10000亿斤。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几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已经很高的指标又翻了一番，要求1959年产钢2700万~3000万吨，1960年产钢5000万吨，1962年产钢8000万吨到1亿吨。头脑发热到天上去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究竟应该定为多少?北戴河开会时气温高，人的热情也高，冶金部的同志又惊又喜，喜的是钢铁地位捧上来了，惊的是产量真能上来吗?因为这个指标远远超出了现实。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汇总各大协作区上报数字，当年产钢1240万吨有保证。会议决定：内部计划指标1100万吨，公布指标1070万吨。

(《袁宝华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1070这个数，毛主席虽很高兴，可心里仍不踏实。会后，他专门找有关地方和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太原市委书记麻书贵、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和重庆市委书记阎红彦，还有鞍钢、武钢、太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中央各部门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王鹤寿、刘彬和我。

毛主席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报的数字究竞行不行?他一个一个地问大家，会上没有一个人说不行的。毛主席问王鹤寿，王鹤寿讲：“主席亲自抓，看来可行。主席号召，大家动员，潜力可以发挥出来，完全可以做到。”毛主席问刘彬，刘彬也说行。毛主席问我，说实话我很难回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头脑虽热，但心里不托底，说行，完不成怎么办?我只好讲：“我们冶金系统的10个生产环节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一面红旗，矿山、耐火材料、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辅助单位都有，只要大家都能够达到10面红旗的标准，完成钢铁任务就没有问题。”毛主席问薄一波，薄一波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主席，大家都认为可以，而且汇总的数字超过了翻一番，请主席考虑是否把数字在报纸上公布，登报以后，让全国都知道，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有可能完成。

(《袁宝华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史料足以说明，1070吨钢指标，确实是毛主席同意的。但是正如袁宝华同志回忆所说，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组织原则)多数同志们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根本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头脑发热。 有些人说“毛主席个人决策失误”的观点，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这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

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要从革命转向建设，从农业转向工业。钢产量作为工业化的标志性指标，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再次，这是对群众力量的信任。毛主席在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 他认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看起来困难的目标也能够实现。 (笔者注：尽管他对一千一百万吨始终不很放心，担心能不能达到。)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后来的事实证明，1070万吨钢的目标确实在12月19日宣布提前完成了——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质量不高的土钢土铁。 (笔者注：实际上那一年只有八百万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一千一百万吨。)

笔者认为：后来证明主席的担心是正确的，可见即使是在当时，毛主席也确实比其他人要冷静。笔者认为：评价1070万吨钢的目标，不能只看结果而忽视过程。这个目标的设定，反映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存在的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自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使毛主席领导下的党和人民对经济建设产生了乐观情绪，当时的党中央认为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但是这种乐观绝不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只是后来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福建省档案馆的史料记载，1958年全省参加钢铁生产的劳动大军达200多万人，建立的土高炉、喇叭炉2.3万座，到11月底共生产铁20.2万多吨、钢1.46万吨，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任务。黑龙江全省共有60万人参加钢铁大会战，“白天烟雾笼罩，入夜火光冲天，钢铁大军满山遍野，小高炉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这些数字背后，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第二。人民公社决议：从“小社并大社”到制度创新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是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决策。要理解这一决策，必须回到1958年夏天的农村实际。

1958年春，随着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原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越来越显得规模太小，难以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尝试。7月下旬，黑龙江省委就派工作组在桦川县星火乡进行小社并大社试点，在尚志县长寿乡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时，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24日，《黑龙江日报》报道了尚志县长寿乡将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黑龙江省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在北戴河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时，特别强调了嵖岈山公社的经验，认为《红旗》杂志应该登载他们的章程。他指出：“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

”这说明，人民公社的建立根本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基层群众创造的总结和推广。

笔者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适应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便于统一调配劳动力，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党和毛主席对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际上是找到一种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防止两极分化的组织形式。正如毛主席所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飞跃”是不可能的。”

(笔者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准备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 毛主席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飞跃，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在初期确实存在“一平二调”、管理规模过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1960年北戴河会议上就得到了正视和纠正。毛泽东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明确指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他还强调：“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60年，六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充分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能力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纠正偏差。

实际上毛主席不仅是运动的倡导者，更是最早发现问题、最坚决纠正错误、最反复作自我批评的领导人。

其实早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用了整整三年多时间，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他提出要区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批评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压缩高指标，强调等价交换原则，多次向全党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

主席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跟我一起‘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注：毛主席(工作作风)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1958年10月间，毛主席收到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有的材料说，有些地方刮起了“共产风”，把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都归了公;有的地方虚报产量，亩产几万斤的“卫星”满天飞;有的地方搞“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几个月就把一年的口粮吃光了。

更让毛主席警觉的，是一些来自基层干部的反映。河北省徐水县是当时宣传的“共产主义试点”，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去调查。

(《毛泽东年谱(1893-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田家英回来报告：徐水存在严重的浮夸和强迫命令，群众思想混乱，生产积极性下降。类似的情况，在河南、山东等地也有反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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