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童年一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童年一

美好的童年(一)

(1948年—1955年)[本章共16小节，分四次连载]

1.我记忆中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河南省滑县，万古乡双井王营是我们家祖辈世代生息的地方。我出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农历二月初二。童年的时光大多都是在故乡度过的。

童年的记忆是残缺模糊的，而有些记忆却又伴随我一生，清晰不退。先说万古乡吧。它离俺村一里左右，平时常住人口并不多，但它是个重要的集市，隔日一小集，半月一大会。到了赶会日，方圆百八十里的村民包括县城道口的商人都提前一两天往这儿奔，在这里交换或买卖自家所需的物品。于是万古乡便一下热闹起来：在空旷的土地上临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专买专卖“街”，五花八门的杂耍艺人也云集这里大展身手。在这里你既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能看到五行八桌、七十二行的求生写照。万古很有名气，恐怕主要是这“会”的魄力。

我记忆中的万古，有个只有在赶会时才唱戏的大戏园，还有一个可容纳两千人纳凉的玉皇阁。玉皇阁顶是琉璃瓦的，很有北京故宫建筑的风韵，此外还有个类似公园的地方，里边有个桥上坟，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将相或公主的。还有一眼斜井，人可以步行下去取水，据说不论旱涝年水位总是不变，称为一奇。其它我就记不清楚了，遗憾的是，在我离别故乡三十一年后的1986年探家寻找我童年的这些记忆时，它们都消失了。

俺村之所以命名“双井王营”，其一自然是全村自古以来全是王氏家族。我记得，在解放初期全村共九十几户人家，除三户据老人讲是后搬来的姓海的回族皮匠外，其余全姓王。其二，不知上溯多少代，村里就只有两眼井，而且奇怪的是这两眼井打落在村东头路南侧，靠井台南边就有一棵好大好大的大榆树，没有人讲过老榆树有多大年纪。我只知道，每到除夕的晚上村里人抬上一挂百十来斤的大鞭炮，用梯子把这挂鞭炮高高地挂在树上，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放鞭炮这一景。鞭炮是村里人集资自做的，点燃之后，有上天响的，有落地转的，还有满地乱窜的，共十多种花样，普通的响声中又夹带着声声巨响，老人说十几里都能听得到俺村放鞭炮。村子为什么会由井而取名，这是不是祭祖或祭村呢?我不知道。

我家住在村正中的道南，我家堂屋西北角还有一眼井，很多家都到这里担水。这眼井据老人讲是前几辈后来才打的，因为它太年轻，没法和那眼双井在一起排辈分，村名自然没提到它。

在我的记忆中，俺村三面环水，村东南有一条八里长的河汊是最大的，村北有一条人们取土挖的长方形水塘。村西侧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水清澈透底的大水塘，塘中央长着一棵大柳树，站在塘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群的小鱼游来游去，因为鱼太小的缘故，村民只在东南那条大河里打鱼、游泳。

提到游泳，我总觉得终身遗憾。村里的小伙伴们几乎个个是水中的好手，他们可以在深水中打水仗，玩捉迷藏时可以一头扎在水里好半天不出来，露头时却又在远远的地方，很少能被对方抓住。而我生在水乡，因七八岁前没有学会游泳，此后一生中再也没有机会学。我没学会游泳并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我是王家这一辈第一个长孙，老人们对我和我的叔叔们看管得很严，生怕出意外，决不允许他们带我到水中玩，这就把我变成了一个旱鸭子，只能站在岸边羡慕小伙伴们在水中的嬉笑玩耍了。

2.伴我成长的玩耍

我那时的童年是美好的，没有现代孩子那么多家教课业负担，与小伙伴们玩是我打发时光的主要办法。故乡的文化底蕴很深，孩子们的玩法也很别致，练杂耍是大家最喜爱的。大家在一起练下腰、打侧手翻，练顶技。我五六岁就学会了用长长的细木棍立在手指上，还能从手指把它移到肩上，有时还用脑门顶着玩。撞拐也是大家喜爱的玩法，包括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一个不服一个。还有打耳儿、荡秋千等。记忆中过完春节，可能是正月十六到十八，各村的荡秋千高手还云集一块比赛，用竹竿高高挑起一块香肉，使肉与横杆处在同一水平线，谁能荡高并咬下这块肉便是奖品，会受到大家的羡慕。这些虽然都是游戏，但在玩中也培养了大家的机智和勇气，锻炼了身体。

故乡的知了很多，到了夏季，越是炎热的天，它叫得越凶，孩子们都喜欢抓知了玩。最初，可能是我还太小的原因，不能上树上去抓，便学着别人找个带叉的长把棍儿，再把蜘蛛网缠在叉上几层，拿着它去扣爬在树干上的知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学会了上树捉知了，而且还有自己的优势，由于年小体轻，我能爬到别人很难爬到的、比杯口还细的树干上把知了捉到。捉时，我只用一只手抱着树干，另一只手腾出来，伸出食指慢慢地往知了后边移，到了知了后翅处突然一按，就把知了捉到手了。知了被捉，它叫得更凶了。拿着战利品下树，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记得还有一种捉知了的方法，那是在大人们的带领下进行的。在无月光的傍晚，人们找些干柴在树木较多的空地上点燃，其他人用脚或棍子碰击树干，受惊的知了便会扑向火堆被人捉住。当然，被捉住的往往不光是知了，还有其它飞虫，人们这样做可以捉很多喂鸡。

捉知了虽然是孩提时的一种玩耍，但却使我从中受益。长大后我到了内蒙古生活，在同伴中我仍然很善于上树爬高，登高一点也没有恐惧感。但我却怕坐船，一坐船就晕水，这也和小时候的玩耍有关吧。在内蒙古，我在同学们中撞拐也很出色，比我高一头的大个子往往撞不过我，看来，儿时的某些活动会对人一生的成长大有帮助的。

到了东北，几年后我才在草甸子上听到类似知了的叫声并很费力地捉住了它，奇怪的是东北的这种昆虫不是黑色的而是绿色的，且一旦被捉，它反而不叫了，让我很失望。

故乡的烧柴比较缺，像我家这样十几口的大户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柴垛，做饭都是拉风箱瞅着锅底烧。饭好了，风箱一停灶里几乎就没有火了。我从小学会了拿把小铲子找路旁的小草铲，然后一把把抖掉土装入小箩筐挎到家里晾干做柴用。有意思的是，到了秋天树叶落时，一有点小风，小伙伴们便纷纷跑出，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带绳的小竹签，在杨树底下比赛扎树叶。故乡的杨树叶有小碗口大，一二百个树叶被穿成长长的一串，绳子穿满了便拽着跑着送到家里。对于我们，这只是比赛玩，对于家里，这可能就是我最初的劳动了。

我还在叔叔的带领下捉过泥鳅，那也是很惬意的事儿。河汊干涸时，河底会裂成龟甲状，叔叔用锹或二齿钩猛然弄翻一块，下边的泥鳅便急着往另外几块底下钻，要快速将它们捧捉住。回家后我急着要吃，做饭的大人们便先让我尝鲜儿，方法是用纸蘸上盐水将泥鳅裹几层，放在热灰底下，一会便熟了。饭菜还没好，我就能先吃到几条自己捉到的泥鳅，吃得可香了。后来知道，捉来的母蚰子，东北叫蝈蝈，也可以这样吃，只不过需要先把头拔掉，在头拔掉的同时母蚰的内脏也就一齐清除了[ 东北人把母蛐叫三叫驴儿，认为它是公蝈蝈，其实它是母的，因为它的肚子里有卵，它后边的那把“刀”实际是产卵用的器官。东北有歇后语：“三叫驴没尾巴，你蝈蝈啊!”]。

3.讨人嫌的事

故乡盛产水果，杏与桃很多，特别是枣树，几乎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有。收枣是要到成熟时用竹竿子打的，可孩子们等不及，常常是几个要好的朋友找来个长长的高粱秆儿，在末端再弄个钩，夹上一个小棍儿固定牢钩子，然后顺着胡同找别人家露在墙头上的青枣，一个个往外钩，一会儿每人就能弄一衣兜。若被发现了，大人们也只是喊两声，我们一跑了事。别人倒不太计较几个枣，但我们毕竟是在做“贼”。

故乡有孩子们“劫道”的习俗。四月十八赶娘娘庙会的人，不论过哪个村都会“遭劫”。每当这时，被劫的人(多数是劫挑担的，推小车的)会抓出一把泥咕咕四外一扬，我们便四下抢着去找，放过行路人。拿到劫来的泥咕咕放在口中满大街地跑着吹着玩，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当然，回忆起来也确实有讨人嫌欺生的事。外村的少年路过村子，如果不认识人家，我们便会三五成群围着人家屁股后边撵，叫骂得却很“文雅”——“哪儿的小孩，打两骨节，你吃屁股堵儿，我吃脊梁骨!”

看，骂人还带点文绉绉的气味，可是却把人家吓得不敢回头。

4.赶会与过年

幼年时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过年和随大人们赶会了。每逢会日，不论是爷爷、叔叔还是姑姑、婶婶，只要他(她)去，我总吵着去。可能大人们都惯着我，很少带比我小一岁的堂妹去。万古会热闹极了，一排排“街”人山人海，这“街”是专卖小百货的，那“街”是专管小吃的;这条“街”是自家针线活互相交换的，那条“街”是专门买卖牲畜的。有意思的是，就连卖针和人丹的，也唱得一套一套地吆喝，边唱边用手拿一根针往另一只手拿着的小软木片往上甩扎。当围看的人看卖针的扎了不少有人要买时，他会再甩上几根针奉送。卖人丹的和他几乎一样，也是一边唱一边往带眼的小工具上加。他们的唱法与相声《卖布头》里讲的一模一样，可惜当时我太小，没记住原词儿。

若赶上临过年的会，还会见到几处卖鞭炮的，站在高架子上边吆喝边放鞭炮，宣传自家的鞭炮如何如何的响，招来一大堆人看或买。卖皮鞭的则是打个场子，光膀子手提皮鞭甩得叭叭的响，不用鞭杆就能甩那么响，而且口中还一套一套的，那还有得有真功夫。我唯一能记得清的是卖茶水的，可能是他们的喊声最简单：卖茶水的推着独轮车，在人群中穿行，人多时一个劲地喊“借光，借光”，人稀处喊“热茶咧，开水(1 1 1|5 1 | 1 2|)!”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打把式卖药的、练气功的，以及耍猴的和拉洋片的一些艺人，他们使我感到新奇或有功夫。气功师能把几百斤的大碾砣搬上身压来压去，真了不起。最有名的一名老气功师曾轰动万古乡。他七十多岁，苍白的稀发连着长绳甩过一丈高的横杆子后，几个青年把他吊起，他四肢平伸，挂上满满的八桶水，再咬上一木桶水，被杆后的人高高地拉起。水少说也有三百斤重吧，他却能四平八稳的，稀稀的头发竟然也不断。他还能只穿短裤在高高悬起的三口锋利的铡刀上行走、翻滚而面不改色。要知道，这三口铡刀是在万古当地选人磨快的。更绝的是，最后老人的节目竟是在立绑着的粪叉上，用粪叉叉中齿扎着自己的肚子，猛一松手，头脚高高地跷着转了几圈，吓得人们嘘声一片。

总之，童年的庙会给我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我念念不忘。

孩子们都盼着过年，而我童年的过年尤其值得一记。我们王家是一个大户，仅我爷爷这个院就十三四人，加上我二爷他们等人共计三十来口人。刚过除夕半夜，先在自家按辈分逐一拜年，然后就提着灯笼一家家的在不出五服的亲人家拜年。满大街的年轻人又按辈分互相拜年问安。我年龄辈分都小，往往是没走完两个胡同，前胸特制的大兜就装了满满的核桃、枣、糖果了，无法跪下磕头，只能送回家再出来。至亲的长辈还会给我一些压岁钱。年过完了，我的零食比任何人都丰盛，这可能就是我盼年的主要原因吧。当然，看踩高跷，看打秋千，看民间武打戏也是我盼年的又一原因。要知道，故乡的踩高跷不像东北，不但高跷的腿高，许多人还能做跳八仙桌的表演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