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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凯:绝不能让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的鲜血白流——兼评沈志华的朝鲜战争史观(二)

李定凯 2021-01-01 来源:乌有之乡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立志做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们应当踏着先辈的足迹,高举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旗帜勇往直前——这就是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70周年的全部意义所在。

  绝不能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的鲜血白流

  ——兼评沈志华的朝鲜战争史观(二)

  李定凯

  (2020年12月31日)

  【笔者注:10月25日,我在网上发表了《绝不能让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的鲜血白流——兼评沈志华的朝鲜战争史观(一)》以后,因10月底和11月份接连去外地出差和开会,把后续的此文耽搁了。我从外地回京以后,才挤时间写成了这篇(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05、沈志华研究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采用的方法

  沈志华企图以朝鲜战争作切入口达到否定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为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沈志华在他的“研究”中采用了哪些方法呢?概括起来不外乎:夸大苏联解密档案的神秘性和稀缺性、不靠史实靠推想、篡改和歪曲、真真假假片面的描述、用细节淹没主线,等等。

  由于沈志华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文章,所做的演讲太多,他所用的“研究”方法用很短的文字是难以叙述的,下面仅就几点进行剖析。

  (1) 没有“苏联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的真相就被掩埋了吗?

  朝鲜战争(中国人实际参加的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沈志华正式涉足朝鲜战争史并发表有关著作时,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40——50年。在沈志华之前,国际国内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公开的档案(包括图像影视)资料、回忆录、文章、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何至于等到二十世纪90年代沈志华搬来了原苏联的“解密档案”以后,才由他对朝鲜战争作了“最权威的历史叙事”?

  沈志华的自我标榜和对他的胡吹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首先,原苏联的档案对解读朝鲜战争(尤其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并没有沈志华吹嘘的那么神秘和重要,道理很简单——原苏联并没有直接参加那场战争,而战争的直接参加方是北、南朝鲜的军队、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因而关于战争最全面最权威的历史档案应该出自并保存于朝鲜、韩国、美国等其它“联合国军”派遣国和中国,而不是原苏联。研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主线”应该在中美双方,而不是沈志华“聚焦”的中苏关系。

  其次,且不说美国等“联合国军”派遣国对朝鲜战争历史资料的公开和发掘,单从中国方面看,有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历史资料在沈志华出道前后就已经大量地陆续公开和发表了。我这个非历史专业人士以非专业的方法能查到的文献就有:

  l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至第四册(1949年9月至1954年12月);

  l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l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l 《毛泽东传》(1949——1976)(上)

  l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第2卷

  l 《周恩来传 1898-1976》(下)

  l 《彭德怀自述》

  l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

  l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分册》

  l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六卷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

  l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此外,还有中国作家著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全景式历史叙事的专著,如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楚云的《朝鲜战争内幕全公开》等。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开始,先后三次解密外交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65年,共约82000多份文件。其中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外交档案,不仅使沈志华淘来的原“苏联解密档案”相形见绌,还打破了沈志华所说的中国“档案制度不健全,档案文献很不完整”的谬说。

  上述著作和文献,完整全面准确地记录了中国方面在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期间的外交军事活动,毛泽东对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的殚精竭虑与决策过程、对整个战争的战略战役战术战法的运筹与指导、对和苏朝美及联合国等各方的外交谈判方针和方法的制定等全部重大事项尽显其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链条断裂”的问题。沈志华那样高估原苏联“解密档案”的作用,是否过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或者别有用心呢?

  (2) 沈志华合理推理”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的动机任何根据吗?

  沈志华在他的研究中炮制出了“斯大林寻求不冻港”的推理。他自己也承认,他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没有找到一条能按他的意愿解释斯大林为什么最终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斗争的材料,于是他就展开了推理。他是这样说的:“对中国、苏联和朝鲜决策动机的判断往往只能依靠研究者本人建立在对相关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分析基础上的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目的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所以只能在分析间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好一个“主观推断”!他这一“推断”,就把愿意承担国际义务的斯大林描写成一个不惜牺牲朝鲜人民的生命,达到其只为苏联谋利的彻头彻尾的民族利己主义者和好战分子了。

  看来,沈志华对历史研究中早就存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求证不到就“推理”(注意: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假说方法是截然不同的)的唯心主义、功利主义方法是相当娴熟的。

  其实,沈志华的“斯大林寻求不冻港”说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和国民党官僚就是这样“推理”的。这原是1945年签订雅尔塔协定时,美国海军上将W•D•李海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一种推测,沈志华不过是把他们的推测应用到1950年的场景中罢了。拾来别人的牙慧,包装成自己发明的口香糖,这算什么本事呢?

  (3) 中苏曾有分工,苏共负责欧洲革命,而中共负责亚洲革命吗”?

  可以确定地说,在真实的历史中,中苏并没有沈志华描写的这样的“分工”,斯大林没有自命“社会主义阵营东方战线的主帅”,更没有指派金日成、毛泽东先后“担当”什么“先锋”。沈志华之所以杜撰出来这个“分工”,甚至捏造“斯大林曾与中共说定,亚洲革命由毛泽东领导”,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参战,不是为了反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略和美军对中国台湾的进犯与东北边境的威胁,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为了执行沈志华所谓的“中苏分工”和“负责(领导)亚洲革命”。

  沈志华所谓的“中苏分工”来自于他对刘少奇1949年6月底至8月上旬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会见刘少奇时谈话的曲解。刘少奇率团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向苏方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革命胜利后中共的建国方略、交换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争取苏联对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支持与援助等,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进行沟通。据时任中方代表团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主持了和刘少奇的六次会谈与会面。在谈及国际形势时,斯大林认为:就世界范围说,在最近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刚摆脱了二次大战的战祸,人民反对战争;应该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持和平;要防止疯子和战争狂人;应努力争取二十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在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对中苏两党两国对于世界将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承担义不容辞的义务表达了殷切的希望。

  斯大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斯大林建议: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十分清楚,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对历史的客观阐述;他所说的中苏“分工”,是指根据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与地理文化条件,苏中双方应该对欧洲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分工”发挥各自的“(帮助)作用和影响”,分别“做工作”和“尽义务”,而不是沈志华曲解的“分工”“负责欧洲革命”和“负责亚洲革命”。“负责”二字,完全歪曲了斯大林的原意,也违背了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准则。

  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共领袖,斯大林那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正确的。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支持和帮助还没有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支持和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是他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世界前进和人类进步的一个条件,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向中国同志做了自我批评,阐述了各国共产党之间互相平等的思想,这进一步否定了沈志华的“负责”说。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斯大林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还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

  总之,在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中,没有“中苏分工”的“负责”,更没有斯大林是“统帅”,金日成和毛泽东是“先锋”的“分工”。“负责”、“领导”、“统帅”和“先锋”都是沈志华编造出来的。

  (4) 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是奉斯大林意旨行事吗?

  沈志华歪曲和编造了“分工负责”等说法,还把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之前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挂钩,无非是要说毛泽东决定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是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的。他说:“既然中共承担着指导亚洲革命的重担,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先前已经与美国决裂(注:指新中国外交“一边倒”政策),现在又要得罪苏联(注:指如果不出兵),其结果自然会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固。”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国共产党的前55年历史中,他在党内几乎是唯一的既不怕得罪美国,也不怕得罪苏联(包括斯大林)的人。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面临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大事变时,毛泽东所做的每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思考、判断和决策,都是根据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独立进行的。当然,因为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不是孤立的中国单方面的行动,在进行决策部署的时候又必需与朝苏两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和协调。

  美国作家哈伯斯塔姆在他的书中透露:“他(注:指毛泽东)后来开玩笑地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支持出兵朝鲜,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那半个人是周恩来。”

  当1950年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后,从10月2日到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连续开了三天扩大的民主会议,最后中央政治局才接受了毛泽东的出兵主张。

  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形象地用手比划着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注:指10月13日给已在苏联的周恩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朝鲜)。”

  对毛泽东的出兵决策,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在不同的场合作出了他们出自内心的评论。彭德怀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聂荣臻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后来回忆:毛泽东对(出兵)朝鲜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

  可见,如果出兵朝鲜参战的决定是奉斯大林的意旨,中共中央领导层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困难和曲折,因为除了毛泽东,其他领导人会更倾向于服从斯大林。

  (5)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犯了“决策方针的错误”吗

  沈志华指责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犯了“决策方针的错误”,除了自证他的无知,替美国人说话,其它什么也说明不了。沈志华这样说,具体主要指的是:(一)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好但没有发出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到“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注:即把美军赶下海),沈志华反复指责毛泽东“脱离现实条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二)1950年12月底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没有接受由美国操纵、某些联合国成员国提出的“停火议案”。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未发出的电报中提到实现歼灭和驱逐美军这一军事目标是有条件的:我军要有4倍于敌的兵力;要有1.5 – 2倍于敌的火力(包括飞机、坦克、火炮);敌人要把一个军的兵力集中在一个战役的战场上。毛泽东一是要告诉斯大林中国准备出兵的决心,二是要求苏联给与充分的武器装备的支援,同时还要看实际战场态势的瞬息变化。毛泽东写诗词的时候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和激情,但他打仗的时候绝不是沈志华想象的靠激情和浪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慎重初战、初战必胜;先打伪军、后打美军;冷静沉着、周密部署;既想到有利情况又想到不利情况;边打边试、随时总结等等,这些指挥原则在毛泽东给前线的彭德怀和其他指挥员的电信中随处可见。在第一次战役打响前夕,即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难道是不切实际的态度吗?

  随着战争的进行,苏联的空军保护未能及时兑现,武器装备的支援速度也差得很远,美军的兵力不断投入朝鲜战场,志愿军的供应线越来越吃紧,使得抗美援朝战争走向长期化。1950年底二次战役刚结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到了1951年2月21日,四次战役正在进行中,彭德怀到北京汇报朝鲜战局时,毛泽东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此后两年多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运筹抗美援朝战争也不例外。从开始把作战目标设想为志愿军几个军整建制地一次消灭美军一个师,到把目标修改为消灭美军一个整团,再到志愿军一个军独立消灭美军一个整营,八个军分别消灭八九个营,加起来也相当于消灭美军一个师了。毛主席形象地把这个战法叫做“零敲牛皮糖”,概括起来就是“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基本上就是这样被“零敲”掉的。为了志愿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敌我在三八线附近拉锯相持的阶段,毛主席决定整个志愿军“轮番作战”(即轮战轮休)。沈志华不顾上述客观的战争发展过程,妄议毛泽东犯了“决策错误”,居心叵测,实在是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没有。

  沈志华说,在二、三次战役的时候“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亦或为美国人帮腔。早在1950年6月中旬,美国助理国务卿杜勒斯访问韩国时对李承晚坦言:美国不但希望贵总统实现南北统一夙愿,也希望中共垮台,苏联共产主义解体。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30日美国陆军即在朝鲜参战。对骄横的美国远东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来说,其在朝鲜的作战目标是要达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可能的话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他的终极目标是“把亚洲处在萌芽状态的共产党政权通通消灭掉”。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次、二次战役,虽然重创了冒进北犯的南朝鲜李承晚伪军和美英土等“联合国军”,把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但对美军的打击不是歼灭性的,而是击溃性的。此时,美军急需要时间缓过神来,重整军心阵容,利用武器装备优势,与志愿军再战。于是美国操纵联合国耍起了要求“停火”把戏。此时的麦克阿瑟怎么会老老实实坐下来和中朝两国军队谈停战呢?毛泽东一眼识破了美国的阴谋,在1950年12月13日,即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军)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事实说明,只有到了五次战役,美军进退维谷,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时候,美国人才愿意坐下来谈停火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承认,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以后,“我们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艾奇逊终于找到了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美国研究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请他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联系,提出美国希望就地停火,结束战争状态,谈判解决纠纷。即使如此,1951年7月10日中朝代表团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来凤庄开始谈判的时候,美方竟然无理要求中朝军队退让1.2万平方公里土地,要由美方划定停战线。当这个无理要求被中朝谈判代表严词拒绝后,美方代表就退出谈判,威胁道:“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此后,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中又进行了两年,美军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才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正如毛主席所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五六十年之后,以研究朝鲜战争为专任的沈志华为什么还在幻想1950年底前后是“停战谈判的最有利时机”,而且把战争继续进行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呢?

  (6) 在抗美援朝的后两年,中国“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

  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孤立不孤立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有不同的认识。在沈志华的思维中,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资本主义阵营赏识和支持的国家就不孤立;相反,站在正义事业一边,支持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受到美国打压的国家就是孤立。想美国不孤立中国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派出“联合国军”侵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打响后,美国必然借联合国的名义反对中国。1951年2月1日,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案,污蔑“中国是侵略者”,妄图孤立中国。

  然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人民坚持正义、不怕强权、勇于牺牲的精神和惊世作为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诚如杨尚昆1951年元旦日记里所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笔者注)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这从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和一年后的万隆亚非会议完全体现出来了。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中、苏、美、英、法代表全程参加,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拒之联合国之外,但是日内瓦会议是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说明有关远东和平问题美国不和中国谈判不行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中国的倡导和支持参与下,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独立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冲破种种危险和阻挠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会上,中国政府倡导和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从此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和方针。

  难道这些就是沈志华笔下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吗?”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怕被世人耻笑?

  (7)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多余的代价”吗

  沈志华“余论”中的这一条,更不值一驳。让我们先看看作为美国著名外交战略家的亨利•基辛格博士怎样评价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他在其201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2012年翻译成中文的《论中国》(On China)的第五章“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中写道:

  “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的签署达到了它参战的目的——击败了北朝鲜,但同时它这个核超级大国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无力再向前推进。它不负期待,为盟国提供了保护,却也付出了代价;有些盟友开始露出反叛的苗头,美国国内也出现意见分歧,争论不已。……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南的漩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朝鲜全境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作用。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中国利用这场战争和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宣传和镇反运动达成了毛泽东的两个中心目标: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残余的反动势力、巩固人民政权,巩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毛泽东激起民众对西方强权的愤慨,把战争描述成‘打击美帝嚣张气焰’的斗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尽管基辛格对美中两国所持的立场摆脱不了一个美国政治家固有的某些偏见,但他并没有失去一个严肃政治外交学者的客观思考,与中国的“历史学者”沈志华比起来是否存在天壤之别呢?

  从中国人民的切身体验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以大无畏爱国热情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不但使志愿军的作战条件越来越好,而且迅速医治好建国前长期的战争创伤,与抗美援朝同步,用不到三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1953 —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如毛主席在1951年11月11日科学预测的那样:“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8) 抗美援朝战争延长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起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

  沈志华把台湾未能与祖国大陆早些统一归咎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企图嫁祸毛泽东,为美帝国主义开脱,用心极其险恶。世人皆知,台湾至今未与大陆统一,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始终把台湾看作它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围堵中国崛起的桥头堡。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1950年6月27日,美军一边向朝鲜进攻,一边第七舰队就出动台湾海峡,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暴露了美国觊觎台湾的狼子野心。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毛主席并不急于与美国建交。毛主席的条件是美国必须与台湾完全切割,不留“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独”等后患。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以后,美国政府表面上放下了台湾,但是它抓了一条小辫子在手里,使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八一七”公报)逐步常态化,暗中鼓励支持台独势力有机可趁。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再表明与美国结好的愿望,一度中美还“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从来没有松口松手,直到特朗普执政时明目张胆地使侵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公开化。

  在台湾问题上,沈志华为美国政府开脱责任,嫁祸毛泽东,实在为所有爱国的中华儿女所不齿!

  (9) 冷战的源头在哪里?

  沈志华在华东师范大学苦心经营 “研究冷战”的平台,可是他并没有从“冷战”本身进行全方位的严肃的研究,而是用苏联“解密档案”做噱头,进行片面的随意解说。2018年11月21日,他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该校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的身份,应邀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了《苏联与冷战的起源》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就耐人寻味,使人容易错以为“冷战”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挑起的。

  说起“冷战”,就不能回避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的英、法、美政府对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战后的世界格局、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斯大林的应对策略。客观地说,“冷战”的根源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仇恨和挑战,斯大林只是被动应战罢了。可是,在沈志华的“研究中”,却把欧洲“冷战的源头”指向他所谓的斯大林的“两个错误”:(一)“重建了社会主义阵营,完全跟西方社会划开,最后形成了两个世界、两个体系”,(二)“再次发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他把亚洲“冷战的源头”指向中国革命胜利后“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亚洲的格局被中间地带的革命搅乱了”、“两极对抗就从欧洲蔓延到亚洲”。总之,沈志华的结论是:“冷战”的爆发是苏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朝鲜、越南)的革命引起的。

  人们知道: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欧洲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朝鲜、越南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推动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趋势。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是被迄今整个人类历史证实了的唯物主义。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和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总要开历史的倒车。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认为能打热战予以消灭的则打热战,如十月革命后英法美日等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大举进攻,二战初期英法对希特勒德国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搞“绥靖”政策,以图将德日两股法西斯祸水引向苏联,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联合国军”进攻朝鲜,法国殖民者镇压越南的独立斗争,美国干涉越南的10年战争,等等。如果帝国主义者认为对社会主义打不了热战,则打“冷战”,从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包围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以围促变,搞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沈志华说:西方要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你斯大林为什么要选择对抗呢?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在欧洲,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反苏反共“铁幕演说”,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宣布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宗旨的杜鲁门主义,1947年7月美国制定了以控制和联合西欧实行反苏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以美国为首组建了延续至今的北约;在亚洲,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还有英国、法国)部署了从日本到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的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围堵链条——东南亚条约组织;后来在中近东,还搞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凡此种种,都不需要什么“解密档案”来“揭秘”,难道不是给了信口雌黄的沈志华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吗?

  因此,沈志华站在帝国-资本主义立场上为其辩护,认为革命破坏了世界秩序而导致了“冷战”,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06、高度重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以及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

  本文(二)与前文(一)在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70周年的时候,兼评了沈志华的朝鲜战争史观,意在揭示围绕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窥斑知豹,又可引伸到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阶级斗争。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场历史研究领域的阶级斗争?

  首先,历史科学的范畴本质上属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更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帝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政治较量中一场最尖锐最激烈最重大的局部热战,反映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其次,虽然沈志华打的是学术研究的旗号,挂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解密档案”招牌,但在他的无论是专著还是文章还是演讲受访中,都或隐晦或露骨地表现出了他的否定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而这正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态中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

  再次,沈志华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有强烈的影响我国外交政策和青年一代历史观的动机。如2017年他在一个大学作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演讲中,预言“就目前的格局来看,朝鲜是中国潜在的敌人,韩国是中国可能的朋友。”这显然颠倒了我国外交中团结谁、斗争谁、争取谁的关系。我们记得,2016年美国迫使韩国接受部署针对中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大多数中国人都表示愤慨,而朝鲜从来没有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2017年沈志华公开以学术活动为名作这样的表态,其民族和阶级立场不是很可疑吗?

  沈志华借“解密苏联档案”对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进行他的“解读”不是孤立的,它是历史虚无主义黑色潮流中一朵浑浊的浪花。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历史教育和研究领域泛滥起一阵阵虚无主义思潮,而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点则是非毛化,以及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行解构和重新书写。

  在参与上述解构和重写的主体中,华东师范大学与其历史系的“三剑客”算得上一个典型事例。“三剑客”是我的一种形象表述,因为他们的矛头锋芒毕露地指向毛泽东。说是典型事例,因为他们的活动与时代变迁和教育、出版、书刊、杂志、报纸、互联网宣传等思想意识部门密切相关。“三剑客”除了本文介绍的沈志华,还有杨某某和高华,他们都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名人,在国际史学界也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沈志华的身份前文已有介绍;杨某某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华生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950年代前期出生,在毛泽东时代有相似的家庭背景或个人经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跻身历史教学和研究部门,再齐集于华东师范大学;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中国近现当代史,主要集中在民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国内舆论有“南高(华)北杨(某某)”之说,称他们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上、下),书中中共领导下的光荣革命历史被完全虚无化,中共成为内部派系林立、充满权力斗争和互相倾轧的一群乌合之众,毛泽东则是利用派系斗争、专制手段和血淋淋的倾轧最终“升起来的红太阳”。杨某某也毫不掩饰地宣称:“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为了什么呢?为了完成他们的“现实使命”和“现实关怀”。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龚自珍说过:“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用现在流行的一个战争语言说,灭史、灭文化之举实际上是精神上的斩首行动。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失去精神支柱,剩下的只能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任人摆布的躯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摧毁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三剑客”们总是说他们在用档案、证据说话,声称他们所做的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从学术高度重修过去不(够)真实、缺乏真相的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教育、出版、报刊、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一块块阵地一个个平台,搞得风生水起,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好奇的眼球,以为这是社会的进步。

  列宁说过:“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在现实社会里,“三剑客”的研究和结果对谁有利呢?是对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利,还是对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立的阶级和人们有利?

  大约150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揭露:“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君不见,在150年后的中国大地上突奔着多少披着各种华丽外衣的豺狼?

  习近平同志2018年1月5日在新进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一个研讨班和中央党校开班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苏共丧失理想信念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采取极端措施搞非斯大林化,经过以后历届苏共领导人的坚持,逐渐丢掉了斯大林、列宁这两把护卫、发展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最终沦落到亡党亡国的下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避免重蹈苏共苏联的覆辙,苦苦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早在56年前他告诫全党:“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想得很深,看得很远,从那时一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应该都能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感悟到他的历史洞察力。

  按照唯物辩证法,发生在苏共苏联身上的“前事”并非一定就能在中共中国身上避免,这要看中共能培养锻炼出多少真正勇于和善于抗争战斗的“男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不是在讲台上讲出来的,也不是在讲台下聆听出来的,更不是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做好本职工作做出来的,而是在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大风大浪——首先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长期考验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立志做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们应当踏着先辈的足迹,高举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旗帜勇往直前——这就是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70周年的全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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