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3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2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3

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10-3)

(87)1955年砂殖当局通过《教育白皮书》逼华校改制

1955年9月7日 在砂拉越华社强烈反对声中，砂拉越殖民地立法议会通过一份《教育白皮书》，也就是教育津贴计划。

10月 另一项《教育新薪金制法令》也通过。这些措施，逼迫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不愿接受改制者则自行负担全部费用，这就是华社独立中学的来由。於是，全砂拉越华教团体与华社发起反对英殖民政府的《教育白皮书》及其企图改制华校的斗争浪潮。

10月17日，诗巫华教委员会在福州公会会所召开各校校董会代表大会，通过反对白皮书的决议，重申津贴不能附带任何条件。

1955年11月19日，全砂华校校董会代表大会在古晋召开，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古晋多位代表和诗巫三名代表(黄声梓、黄祯容、 蔡水通)据理力争，反对津贴章程;泗里街三位代表(陈高明、俞祖禄、陈敬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代表则大力支持《津贴章程》。最后进行表决时以12票对12票相持不下。最后身为大会主席的古晋代表陈水皎以主席身份投下支持票，通过了支持《津贴章程》条例的决议。

从此，华校成了半官方津贴学校，决定了之后数十年来华校 恶梦连连，危机重重的发展之路——在《津贴章程》实施后，校董会权力被大大削弱，殖民当局教育部有权命令校董会辞退校长和教师;而校董会在聘请校长和教师时也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之后在1957年殖民当局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学生甄选制”，根据小学会考成绩，将学生分为“标准生”和“普通生”。这项措施于1958年实施后，有70%的学生被列入“普通生”而无缘踏入中学门槛。同一时间，殖民当局教育部还宣布实行年龄限制，超龄生被勒令退学;而当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道路，往往要等到年龄较大时才能穿梭在胶林、丛林下的坎坷泥沼间步行前去学校上学，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华人农民的孩子无缘中等教育，难以通过读书改变自身命运。从此砂拉越等地的华校发展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年代，英文学校则一枝独秀，使殖民当局达成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88) 1955年砂盟积极开展第四省工作

1955年 砂盟成员雷皓明开始在美里进行工作。之前的进步华侨青年会潘先据等人也参加了雷皓明的工作小组。雷皓明还和江柏林等组织美中校友会，1956 年推动和领导美里中华中学的罢课斗争。

1958年 砂盟派古晋的陈李森和温南振到美里推动和领导第四省革命工作。

1958年 创办左派进步书店——文明书店。

1959 年 增派刘紫金和田云端到美里参加领导工作，刘紫金为会议召集人。当时学运的重点在美里中华中学，田云端是领导，干部有张义德、陈桂娥、杨闹花、、钟岱友、江惜如等。

1959 年 王连文被派去尼亚振南学校任教，龚世兴被派去石山启蒙学校任教，张官清则为两地的负责人。从美里来的杨振泉，和古晋来的古春辉也都曾在那里开展过工作。

1961年 钟岱友、袁仁安、陈有贵等人以人联党工作者身份进行工作;而杨闹花、蔡秀梅、龚世兴、张义德、林万品等则以秘密小组开展马鲁地、浦悦、丹章里望工作，直至1966 年被镇压。

1961年2月11日 砂盟雷皓明和江柏林在美里创办《砂民日报》，黄纪邻曾任记者和主编，并以笑云天为笔名创作了许多启迪民心佳作。美里的人联支部则在雷皓明和钟吉祥的推动下，党务发展迅速，反殖民、反不合理法令的斗争也连续进行。雷皓明还曾以砂耶为笔名写作，积极推动文化宣传工作。

(89) 1956年砂拉越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

1956年诗巫各业职工联合会成立。古晋华商职员联合会于1957年更改注册为古晋职工总会。古晋还成立码头工友联合会、古晋建筑工友联合会古晋巴士工友联合会等，数千名工人被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

当年各地各个工会活动丰富，有文娱活动、义务劳动队、帮助工友搬家修屋、协办丧事、协助与资方沟通谈判，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和维护工人合理权益，及举办各种庆祝会，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还鼓励和安排工人参加所在地的工会义务夜校读书等，活泼健康而有意义的活动。

(90)1956年英准备五邦先后独立 晋首次市议员选举

1956年 英国政府颁布新宪法，宣布让砂拉越人民参加政治。据解密文件，英国殖民部准备安排让星加坡、马来亚、汶莱、北婆罗洲、砂拉越先后独立，然后再组建北婆三邦的联邦，或连同星马的五邦联邦。

1956年11月 在古晋举行了砂拉越第一次的地方议会市议员选举，接着在诗巫也举行了同样选举。这两项公开选举，更广泛鼓励了人民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意识。地方议会选举是三层制选举的初级选举，中选的市议员可被推派去参加省咨询议会(Divisional Advisory Council)，然后再由省咨询议会选出委员进入最高层的立法议会(State Legislature)。立法议会是制订地方法律的决策机构。

1957年 砂拉越颁布砂拉越新宪法，改变了砂拉越议会的规模和权力。立法议会议员增加到45个。

1957年 砂盟扩大中央委员会阵容，和提出组织公开政党的计划

(91) 1956年英提北婆三邦建立统一联邦制 苏丹反对

1956年 英殖民当局正式提出北婆三邦建立统一的联邦制。但是，这个计划 遭到汶莱苏丹的反对而被搁置 (苏丹担心石油资源会被其他两邦分享)

(92)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1957年 8月31日 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於此同时，英国殖民部也在策划自苏伊士运河以东直辖殖民地撤退，但又要保持其既得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战略安排。其考虑之一，就是让北婆罗洲、砂拉越、汶莱独立，并进一步组成联邦。

(93) 1957年 汶莱要求英国准予独立 却遭英国拒绝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汶莱马来青年 Yassin Affendi Che Gu Hasssan Bin Muhammad Amin H.M Salah 和 Abdullah Jahfar 等倡导组青年阵线 Barisan Pemuda (简称 BARIP) ，总部在汶莱，支部遍及汶莱、砂拉越和沙巴，组织成员数以万计。由于英殖民当局恐吓和逮捕，青年阵线无法注册和公开活动，只得转入地下。由于这个阵线的推动，砂拉越的马来族也深受影响，从而引发了自1946 年开始的砂拉越反割让 (反让渡) 运动。

随着运动发展，在汶莱本土催生了汶莱人民党，1956 年底【汶莱人民党】成立，阿扎哈里(Haji A.M. Azahari )为该党历任主席。该党以自治独立为目标，在短时间内发展到 26,000 名党员，占汶莱人口总数 1/4 以上，几乎全民支持由阿扎哈里(时年 28 岁) 领导的汶莱人民党。

1957年1月，党首阿扎哈里率汶莱人民党代表团到英国与殖民部大臣(Minister of Colonial Affair)邓肯. 桑迪斯 (Duncan Sandys)谈判，要求修改宪法，让汶莱自治独立，但遭拒绝。

(94)1958年砂盟民族工委会 乌榜 伊班族杰出代表

1958年4月29日 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但并未明确规定统一的领海宽度，而是承认各国有权自行确定其领海宽度，但不得超过 12海里。

第一次海洋法会议还通过了：

1. 《公海公约》(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2. 《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

3. 《大陆架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这些公约共同构成了1958年海洋法体系，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以及马来西亚《1984年专属经济区法案》(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ct 1984)，砂拉越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是从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 200海里(约370公里)

1958年砂盟中央非常重视民族工作，成立了以中央主席文铭权为首的，包括黄纪作、叶存厚、雷皓莹，共四人组成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黄纪作、雷皓莹等人亲身到边界深入民族区探访土著同胞。

1959年砂盟挑选和训练民族干部。训练内容包括有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语言和生活技能(如割胶、理发、修手表、修收音机、普通医疗)等。为了推动民族工作，第一省先后出版《拉让江战斗报》、《民族呼声》，第三省也出版伊班文的《农民报》和许多伊班文小册子。在组织上，砂盟组织和吸收伊班农民进入农民协会，建立长屋委员会等。1963年制定的《革命总方针》内，就明确写着：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在全砂各地公开筹建成立支部和分部工作，砂盟借此活动机会迅速而全面地把各地大部分华族群众组织起来，同时也把各省的土著民族组织了起来，提高了华族和各土著民族的政治觉悟。在引领砂拉越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了各民族团结共同斗争的局面。这也为 1963 年强行成立大马，之后爆发的武装抗马斗争打下了可靠的华区和民族区群众基础。

1959年由于文铭权和黄纪作要集中精力突破公开政党工作，第一届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就改由郭伟忠领导，张本仁、雷皓莹、刘紫金等辅助，负责具体部署。郭伟忠派出领导成员之一的刘紫金领导第四省民族工作。随后，十多位同志被派往第四省进行民族工作。张伟淼、张子游、蔡慧珠等前往 Sungai Tinjar;庄金明、沈耀辉、张雪梅等抵达 Sugai Tutoh 工作。第五省工作最先由沈钦炎领导，1962 年2月组织派遣彭庚长、林振基、张燕辉等到林梦、老越进行民族工作。同年6月22日沈钦炎和文铭权等被捕，改为王慧英领导第五省工作。这些工作从1963持续到1965 年，随着民族工作干部先后被捕而停顿。

1959年砂盟中央民族工委会还派遣20多位民族干部，开展第一省古晋县的安拔梯头、巴达旺，西连县的打必禄、打马庚，下砂隆县的实文然、石隆门和伦乐等地区的民族工作。第二省则是郭伟忠亲自领导，直到 1961 年他离开古晋后，由郭楚然、范子香和温贤定等继续坚持在英吉利里、峇丹艾益、丰洛等地区。当年的民族工作干部对伊班族、必达友族、加央族大都只有理论上的认识，对他们的语言大都不会听也不会讲。然而，为了崇高的理想，他们毅然离家到陌生遥远的民族区工作，不少人因水土不服而生病，还有个别同志病逝长屋。

1959年砂盟中央民族工委会安排邱亚陶从古晋到诗巫与第三省洪楚廷领导的民族工作同志汇合，并先后派出民族工作组到加帛县的 Sungai Baleh， Song 县的 Sungai Katibas、Julau、民那丹、泗里街等地。1963 年许多民族干部先后被捕，导致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只剩有 Sungai Jih、Sungai Ngemah、Sungai Dap 等少数地区继续坚持。一直到 1968 年，第一省国内和边区结合重整后，才再向上发展。

乌榜 ――伊班族的杰出代表

在这场反殖反大马运动中涌现一位杰出的伊班族领袖――乌榜(Ubong Anak Nuing)，全心全意的投入奋斗，对推动伊班民族工作有积极的影响力。

乌榜于1923年11月29日出生在第三省加那逸县南溪达的一所长屋内。18岁时被日本军强征当兵，派往北婆罗州驻防。日本投降后，他长途跋涉跋涉，最后从老越乘坐自己用Tekalong树皮做风帆的船回到家乡。中年时在反殖反大马的群众运动中接受进步思想，1960年初加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活动，是活跃的民族干部，先后担任人联党南溪达分部主席、诗巫支部委员、中央委员等职务。1963年英殖民政府大逮捕行动时，他毅然同华族青年一道转入地下保存自己，参加农民协会。1968年响应砂盟开展武装斗争的号召，带领夫人和一子两女，全家人一起参加北加人民军。参军后，在拉让江中游地区活动，在激烈的武装斗争年代，他的爱妻和一女献出宝贵的生命。1974年后他出任北加人民军副总司令。1985年下山。2001年11月2日病逝，享年78岁。

当年第二省也有一位伊班同志DARU参加武装抗马斗争。

DARU是在丰洛(Undup)峇都令当区德明长屋(Rh. Temiang)人, 男, 当时30出岁, 已婚, 当过英军。1961年接受地下民族工作同志的宣傳教育，积极参加人联党的反帝反殖反大马争取自治独斗争运动。1962年底革命组织决定準备进行武装抗争時，於1963年3月与第二省部分同志响应号召，越界到印尼西加参軍, 在新当(Sintang , Sg. Kapuas) 接受印尼軍方提供的軍事訓练。軍訓后与同志们编入我方与印尼军方组建的自願軍連隊第二連，在第二省边区与馬軍进行频密战斗。

1965年9月30日 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反动派上台执政, 与伪馬政府媾和並联合围剿北加革命武装。1966年8月我方在自顾軍連隊的同志举行起义脱离被印方控制的連隊時，DARU 同志向负责同志表示他年纪大了，很想念家人，要求回家。他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一定保密。祝你们起义顺利成功，继续我们的斗争"。之后，他离开連隊，返回长屋与家人团聚

(95) 1958年黄声梓被遣返中国

1958年6月25日，黄声梓被遣返中国。黄声梓七岁时随父家院从中国福建閩清南来砂拉越诗巫廿四甲坡居住，以割胶为生，他在木桂兰榕南小学就读，9年后随父母定居民那丹东来坡。1946年26岁回中国读大学三年，而后再来砂拉越。1953年黄声梓从《诗华日报》创办人刘本超手中购买一年多后卖给刘会湘。随后，黄声梓再办新华印务公司，并在1956年11月7日创《新民报》，因立场偏向中国，多报导中国新闻，1957年8月5日被当局勒令停刊。而他在东来坡住宅被查到禁书后被捕，到1958年6月25日，在《不需要人士法令》下，被遣返中国。1960年8月 以黄声梓、黄增安、黄增霆为首的婆罗洲共产党成立，黄声梓是主要领导人。1965年初，黄声梓前往印尼西加，到砂印边界参加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随后转到山口洋，不幸被捕，遭折磨。黄声梓后来在坤甸经营养鸡业，1986年5月4日病逝印尼坤甸，享寿66岁。

(96) 1959年李光耀上台与大马计划李光耀因素

1959年5月 新加坡举行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反殖、左倾社会主义为竞选纲领，在左翼力量大力支持下，取得压倒性胜利，成功组织了第一届自治邦政府，李光耀任政府总理。可是，李光耀执政后，反左、亲英的真面目迅速暴露，日益引起党内外不满。1961年，李光耀政权已陷四面楚歌中。为了寻求摆脱困境，李光耀使出了脱困之计：“通过合倂 取得独立” 。这个合倂是要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倂，企图通过吉隆坡政治势力，对新加坡左翼力量“赶尽杀绝” 。但李光耀的“好意” ，却被吉隆坡政权拒绝。原因是，新加坡人口结构，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超过70%)，若与半岛合倂，完全改变了马来亚联合邦人口结构，华族成为最大民族。巫统认为，这对他们保持统治权力是极大威胁。李光耀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使出了另一个计谋 ，打北婆三邦的主意，要将北婆三邦也纳入合倂“行列”，於是“五邦合倂计划” 想法由此萌生 。五邦组成联邦的人口结构，马来族仍占多数，安抚了巫统的担心。李光耀的主意获得英殖民当局认可。李光耀在1990年代末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隐瞒的说：“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个属地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英国专员)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直接交给东姑，而是交给拉萨，… …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医生，由他转交拉萨”(伊斯迈是时任联合邦内政部长，拉萨是副首相) 。

人们或许会质疑，当年李光耀为什么要那么热衷于要推动新马合并和五邦合并?读者若熟悉当年新加坡政治局面，就可揭开这个历史谜团：

新加坡在1959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席立法议席中取得43席，以绝大多数议席执政。可是，仅仅二年间，其政权就陷入风雨飘摇中。首先，1960年6月，社会发展部长王永元因不满李光耀执政后不释放政治犯和推动独立议程的竞选承诺，与李光耀对着干。结果王永元连同支持他的立法议员黄庭坚、林甘(S V Lingam)被李光耀开除。接着王永元辞去立法议员，以示抗议，并再参加补选，结果取得压倒性胜利。

1961年4月，安顺区议员病逝进行补选，行动党候选人又输了;党内左右两派公开分裂，最后，李光耀仅以一席多数继续执政。这时，新加坡行动党比谁都迫切需要通过合并来解困。

另一方面，在冷战思维“诅咒” 下，李光耀自认为，在左翼力量包围下，新加坡这个小岛若不与马来亚合倂，很快就变成第二个古巴(李为了劝诱东姑接受合倂，曾对东姑说，在马来亚半岛南端出现一个古巴式政权，马来亚必不安宁)。

李光耀由始至终将“通过合倂取得独立” 视为是行动党(李光耀政权)的命运攸关大事;亦企图通过合倂作为反击党内左派的武器并准备与他们决裂，这就是李光耀迫不及待的要推动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成立的直接因素。

在李光耀的卖力游说下，促使麦唐纳的“两步路” 缩为“一步路” 。1961年4月18日英国殖民地政策委员会(Colnial Policy Committee) 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推行“五邦合倂计划”。一个月零8天后，东姑阿都拉曼 在“主人” 授意下，将“马来西亚计划” 公布于世。

“马来西亚计划” 公开推出后，李光耀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新加坡一吉隆坡一伦敦之间活动之外，还游说、力诱北婆三邦政客“入瓮”(尤其是对北婆和砂拉越的反“大马计划”政界领袖)。最显著的例子，李光耀诱惑北婆罗州反“大马计划” 中坚力量，嘉达山民族统一机构领袖唐纳·史迪芬。诱促其一夜间改变反马立场，转为大力促成合并的重要力量。可是事成后不到两年，却弃砂拉越、沙巴於不顾，他自己先“溜之大吉”。这就是李光耀极端自私和无耻的真面目。近年历史资料显示，李光耀是马来西亚计划始作俑者——东姑与巫统是“受益”者(可参考：傅树介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林恩河《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出台》)。

李光耀放下总理棒子前，在新加坡国庆献词还曾表白：“和马来西亚合并那两年，激发了新加坡人民……。如果新加坡不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而是以其他方式独立，新加坡可能便搞不成功。” 因此，新闻界人士曾怀疑李光耀搞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原因是搞一个新加坡独立 “transit”的站，但却坑了沙巴和砂拉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