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 精选好文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了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 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私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对抗阶级的形成。

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论证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阐明了在私有制统治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经济基础，并指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婚姻自由和妇女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列宁认为，《起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62页。——编者注]

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5月底撰写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批语和补充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编者注]恩格斯确信摩尔根的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结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些材料，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实 现马克思的遗愿。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还利用了自己对古希腊罗马史、古代爱尔兰史、古代德意志史等等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和其他文献，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1884年10月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问世，1886年和1889年在斯图加特重新装订出版，并注明是“1886年斯图加特第二版”和“1889年斯图加特第三版”。这部著作的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于1885年出版，其中意大利文译本是经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此后恩格斯还审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个塞尔维亚文译本也于19世纪80年代末出版。

1890年，恩格斯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于是便着手准备出版新版。他在新版中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特别是利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材料，对《家庭》一章作了重要补充。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该版所作的 重要改动，在本卷的脚注中作了说明。

1892年和1894年，这部著作还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这两版都是在第四版的基础上翻印的。

这部著作在恩格斯生前还被译成法文(1893年)、保加利亚文(1893年)、西班牙文(1894年)和俄文(1894年)，其中法译文由劳·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

192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由恽代英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李膺扬的中译本;1941年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弗·恩格斯

两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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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各文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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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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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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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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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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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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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明民族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德人[涅涅茨人的旧称。——编者注]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编者注]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

凯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威尔士在1283年被英格兰人征服，但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治，直到16世纪中叶才完全并入英国。——编者注]，即至迟于11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1869—1870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爱尔兰史》。为此他曾开列了一个多达150余种图书的有关爱尔兰的书目，从这些著作中作的摘要共有15本，此外还有札记、单页资料、剪报等准备材料。但是1870年7月 开始出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迫使恩格斯中止了写作，这部未完成的《爱尔兰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准备材料中的《戈尔德温·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和《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后来，在写作《起源》时，恩格斯利用了这些准备材料和研究成果。这里谈到的有关威尔士法律的摘要，是指他当时对安 · 欧文受官方委托于1841年出版的历史资料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一书所作的摘要，见恩格斯1870年7月 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 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11世纪时，凯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页。——编者注]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有口臭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11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塞普特[sept]; 部落称为clainne, 即克兰)不仅 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17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家称之为宗族长[caput cognationis])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意志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朗得尔[rundale]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大块”[“Gewanne”], 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沼泽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上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户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帮”[“factions”]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30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我重新明确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明显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土地占有者在他的佃户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首领;农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同样，一切比较富裕的人，也被认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有责任接济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成员或克兰首领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决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流落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置身于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居民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道德沦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1745—1746年苏格兰山民举行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氏族制度，并支持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们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利用了山民的不满。起义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苏格兰山地氏族制度，加剧了剥夺苏格兰农民土地的进程。——编者注]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突出例证……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编者注]。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权利 ——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10 世纪时被奥丽珈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编者注]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当时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 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 分开居住的[凯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2章。——编者注];而在尤利氏族[gens Julia]的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 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本卷第155页)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补的;在1884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话：“……还按氏族居住。在公元8世纪的《阿勒曼尼亚法典》中genealogia一词完全与马尔克公社一词同义。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按血族即gentes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 (faramanni)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们一百年来为之绞尽脑汁的faramanni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fara, 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诺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 来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根是很多的，这些词根同样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词语中。”——编者注]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阿勒曼尼亚法典是从5世纪起占有现在的阿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的阿勒曼尼亚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6世纪末7世纪初和8世纪。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亚法典》第八十一(在另一版本中是第八十四)条。——编者注]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 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 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见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编者注]所以关于fara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亚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žena、哥特语的qvino, 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a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 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德语是fahren。——编者注]、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徙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 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 古高地德语的sippia、sippa, 都是亲属[德语是Sippe。——编者注]的意思。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亲属一词仅有复数的sifjar; 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反映了民族大迁徙后期东哥特人的习俗，流传于8世纪，保留下来的仅是一些片断。——编者注]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这群人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 huelihhes cnuosles du sis)

要是德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kuning( 王[König]) 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编者注]，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做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做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希腊人那里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能看到。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44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拉所生的两个儿子。而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拉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做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以下直到“……还没有消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关于诸神的黄昏和世界的毁灭的一首歌 即《Völuspa》[《 女预言者的预言》][《女预言者的预言》(《Völuspâ》)是老《艾达》(见注29)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从创始到毁灭及其再生——和平与正义的胜利。下文引述的两行诗中的德译文为恩格斯所译。——编者注]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大约800年以后写的。这首《女预言者的预言》——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年版，索·布格《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编者注]，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 , 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ö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ar 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syskina-börn(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年轻。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份(毛勒《城市制度》第1卷第381页)。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齐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69—70年(有些史料记载发生在69—71年)，这次起义是由于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而引起的。起义席卷了大部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从而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初起义者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却屡屡受挫，最后被迫同罗马媾和。——编者注]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凯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牢不可破。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在整个民族中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61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应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此，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洛尔希寺院文书》[《洛尔希寺院文书》(《Codex Laureshamensis》)是授予洛尔希寺院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洛尔希寺院于764年在法兰克王国建立，距沃尔姆斯城不远，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封建领地。《洛尔希寺院文书》于12世纪编成，它汇集了有关特权和馈赠的各类寺院档案证书3836份，其中2700份是涉及8—9世纪的档案，是关于德国西南部农民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之一。——编者注]，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第17章。——编者注](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的文字)仅仅用做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做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 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泽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还有2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 (principes) 和军事头领(duces) 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彩、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论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绝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如今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