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产“病人”的时代

引论：一个生产“病人”的悖论

在一个以“健康”为名义的产业空前膨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深刻而残酷的悖论却如同幽灵般盘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空：人的身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系统性地、大规模地被损耗、被毒化、被病态化。一方面，是健身、养生、“大健康”等消费概念的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则是过劳猝死、慢性病低龄化、精神疾病蔓延的严酷现实。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生产力越发达，我们用以交换财富的身体就越残破；医疗产业越庞大，我们需要被“治愈”的疾病就越多。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辩护士们，竭力将这一问题归因于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不当”，或将其描绘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然而，这种将结构性问题个人化、将系统性后果偶然化的解释，不过是一种旨在掩盖真相的欺骗性话语。

本文的使命，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法，彻底地、毫不留情地揭示这一悖论背后的内在运行逻辑。我们将系统性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增殖的永恒驱动下，必然会经历一个“生产—消费—医疗”的三段式循环，从而系统性地将人的身体，先是改造为生产过程中的“祭品”，再塑造为消费领域中的“病体”，并最终将其转化为医疗资本牟利的“市场”。人的不健康，绝非这个体系的意外故障，恰恰是其得以顺利运转和实现价值闭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第一章：工厂作为疾病的温床——资本主义生产如何系统性地损耗人的身体

1.1 异化劳动与作为“机器附庸”的身体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人体的第一次、也是最根本的攻击，发生在劳动的现场。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异化劳动”，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直接的、残酷的肉体摧残。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工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体，而沦为了机器的附庸。他的身体，被分解为一系列服务于生产节拍的、标准化的、重复性的动作。

人的有机整体性被彻底打破。工人的手、眼、腰、腿，被视为生产线上可以被精确计算和最大限度利用的“零部件”。这种将活生生的人非人化、机械化的过程，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职业病：流水线工人的重复性劳损、程序员的颈椎与视力问题、建筑工人的肌肉骨骼损伤……这并非因为技术本身有罪，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发展的唯一目的，不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而是为了提高对人的劳动力的榨取效率。

1.2 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生命力的双重压榨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而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方法，无外乎两种，这两种方法，都直接以损耗工人的生命力为代价。

第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来实现。从19世纪英国工厂的童工，到今天“996是福报”的公然叫嚣，其逻辑一脉相承。超长的工作时间，直接侵占了工人用于恢复体力、睡眠、进行家庭与社会交往的必要时间，导致身体机能的长期透支、免疫力的系统性下降，并最终引发各种慢性疾病乃至“过劳死”。

第二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这意味着更快的流水线速度、更高的KPI指标、更严密的算法监控。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使得工人的神经系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内分泌失调、心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的普遍化。

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工厂与写字楼，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将工人的健康与生命力，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剩余价值的“炼金炉”。

1.3 成本的外部化：将“工业废料”——即残破的身体——排向社会

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工人的身体健康，是一种需要计算的成本。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劳动环境，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更低的利润。因此，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资本必然会倾向于将维持工人健康的成本“外部化”。

这意味着，资本家会尽一切可能，逃避其在劳动保护、工伤赔偿、职业病防治等方面的责任。当一个工人的身体，因过度劳动而被榨干、被损耗之后，他便会被资本像一个报废的零件一样，无情地抛弃。而他后续治疗疾病、维持生存的巨大成本，则被巧妙地转嫁给了他自己、他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通过公共医疗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的残破身体，与工厂排出的有毒废水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废料”，其处理成本，被无情地排向了社会这个巨大的“公共池”。

第二章：消费社会作为毒药的温床——资本主义如何系统性地塑造致病的生活方式

2.1 食物的商品化与“工业垃圾”的泛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生产领域损耗人的身体，更在消费领域，系统性地、大规模地“毒化”人的身体。其最核心的战场，便是食物。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食物的生产，其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营养与生存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食物，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首先是一种商品，其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利润。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导致了食品工业的一系列必然选择：

追求最低成本：大量使用廉价的、营养价值低的工业化原料，如高果糖浆、精炼碳水、氢化植物油（反式脂肪）等。

追求最长保质期：大量使用防腐剂、抗氧化剂等化学添加剂，以减少流通环节的损耗。

追求最强的成瘾性：通过精确计算的糖、盐、脂肪的“极乐点”，以及各种增味剂、香精，来刺激消费者的味蕾，使其产生依赖。

其最终产物，便是充斥市场的、高度加工的、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和“垃圾食品”。这些食品，从营养学的角度看，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垃圾”。它们的泛滥，与当代社会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等“富贵病”或“文明病”的大爆发，有着最直接的、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

资本，通过将我们的味蕾劫为人质，成功地将毒药，包装成了美味。

2.2 被制造出来的“环境”：从空气污染到久坐的生活

资本主义对人体的毒化，还体现在对我们生存的整个物质环境的系统性塑造上。

在宏观环境层面，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无视环境法规，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直接排入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和耕种的土地。这些包含了重金属、塑化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毒素，通过食物链和呼吸，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体中富集，成为诱发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和内分泌紊乱的“隐形杀手”。

在微观环境层面，即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同样被资本的逻辑所重塑。以汽车资本和房地产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摧毁了适宜步行的社区，代之以巨大的、必须驾车才能通达的购物中心和郊区住宅。工作模式的“白领化”，则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长达8小时以上地禁锢在椅子上。这种被系统性地制造出来的“久坐的生活方式”，与肌肉萎缩、新陈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2.3 消费主义作为异化的“解药”与“毒品”

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自洽且闭环的。它首先在生产领域，通过异化劳动，制造出人的精神空虚与痛苦；然后，它又在消费领域，为这种空虚与痛苦，提供一种虚假的“解药”——消费主义。

“买买买”的“零售疗法”、沉溺于垃圾食品所带来的短暂快感、在虚拟的电子游戏中寻求成就感……所有这些，都成为被异化了的劳动者，用以麻痹自身痛苦、逃避现实绝望的“精神鸦片”。然而，这种“解药”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毒品。它不仅无法真正填补人的精神空虚，反而往往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久坐的生活方式、以及永不满足的消费焦虑，深度捆绑在一起。

资本，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既贩卖痛苦、又兜售劣质解药的、最精明的毒枭。

第三章：医疗作为终极的“矿场”——资本主义如何从疾病中牟取暴利

3.1 健康的商品化与“医疗-工业复合体”的诞生

当一个人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双重夹击之下，最终不可避免地垮掉之后，他便进入了资本主义价值链的最后一个、也是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医疗市场。

在这里，健康，不再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而被彻底地商品化了。医院，不再是纯粹的救死扶伤之地，而变成了追求盈利的商业机构。病人，不再是需要被同情和救助的对象，而被视为能够带来收入的“客户”。疾病，不再是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被看作是永不枯竭的市场需求。一个庞大的、由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制造商、私立医院集团、商业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共同构成的“医疗-工业复合体”，便应运而生。

这个复合体的唯一目标，就是从人的病痛中，榨取最大化的利润。

3.2 “下游思维”的统治：为何预防的收益远低于治疗

在这个利润至上的医疗市场中，一种“下游思维”必然占据统治地位。即，整个体系的资源和激励，都压倒性地偏向于对已发生疾病的“治疗”，而非对疾病的“预防”。

道理很简单：一个健康的人，对于医疗资本而言，是没有价值的。而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糖尿病患者、一个需要定期进行化疗的癌症患者、一个需要安装心脏支架的冠心病患者，才是能够持续产生利润的“优质客户”。因此，我们看到一个荒谬的现实：社会投入到昂贵的、高科技的晚期疾病治疗上的资源，与投入到公共卫生、健康教育、营养改善、环境保护等上游预防领域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

因为前者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后者，则主要是“纯投入”的公共事业。医疗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它宁愿在下游的瀑布边，耗费巨资去打捞落水者，也绝不愿到上游的河岸边，去修建一道廉价的防护栏。

3.3 疾病的“发明”与药物的永恒：一个自我扩张的系统

“医疗-工业复合体”的逐利本性，甚至驱使其主动地去“创造”和“扩大”疾病市场。

一方面，是通过强大的营销和游说能力，不断地放宽疾病的诊断标准。今天被认为是正常的血压、血糖、胆固醇水平，明天就可能被定义为需要药物干预的“前期”疾病状态，从而凭空创造出数以亿计的“新病人”。

与此同时，资本还在将正常的人生阶段和情绪状态“医疗化”。更年期、注意力不集中、社交焦虑，都被重新包装为需要药物治疗的“病症”。

更深一层的手段，是优先研发那些只能控制症状、而无法根治的药物。因为一个被“治愈”的病人，就意味着一个客户的流失；而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则是一棵永不枯竭的“摇钱树”。

通过这种方式，医疗资本构建了一个能够自我扩张、自我循环的完美闭环。它所依赖的，恰恰是它本应去消灭的东西——疾病。

第四章：国家机器的角色——作为“总资本家”的危机管理者与帮凶

4.1 资产阶级国家的“双重角色”

在这场系统性地制造疾病并从中牟利的循环中，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扮演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它必须扮演“危机管理者”的角色。如果任由资本的逻辑无限泛滥，导致劳动力大规模地、过早地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社会因医疗不公而爆发革命，这将损害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统治利益。因此，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预，例如，建立有限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如美国的Medicare/Medicaid），制定最低限度的食品安全和环保标准，以防止整个体系的彻底崩溃。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扮演“总资本家”的帮凶角色。国家机器的根本职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它的任何干预，都绝不能触及利润最大化这一根本原则。

4.2 “监管俘获”：法律作为资本的橡皮图章

国家所设立的各种监管机构——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环境保护署（EPA）、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在现实中，往往都沦为了被其监管对象所“俘获”的傀儡。

大型的食品、制药和化工垄断集团，通过强大的政治游说、提供“旋转门”（即官员与企业高管之间的身份转换）职位、以及资助“科学”研究等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其结果，是监管标准被一再放宽，有毒添加剂被批准使用，污染企业的违法行为被“罚酒三杯”，而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严格的预防性措施，则被以“扼杀创新”、“损害经济”等名义，无限期地搁置。法律，在这里沦为了为资本的掠夺行为背书的橡皮图章。

4.3 “社会化”的成本与“私有化”的利润

国家机器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是实现成本的“社会化”与利润的“私有化”。

国家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基础性的医学研究。一旦这些研究取得了突破，私营的制药公司便会立刻介入，将其申请为专利，并开发成天价药物，独享其商业利润。国家用公共财政，去支撑一个庞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为病人支付医疗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私立医院、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口袋。国家还必须承担因大规模疾病和过早死亡所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如劳动力的损失、养老金体系的压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等。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体系所制造的全部健康恶果，其成本最终都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从这一恶果中所产生的全部利润，则被“医疗-工业复合体”这一特殊的资本集团所攫取。

国家，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最尽职的“管家”，它确保了这场盛宴能够永远地、稳定地进行下去。

第五章：身体的战场——从个体的沉沦到阶级的反抗

5.1 身体作为资本主义的终极矛盾

人的身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也最无法克服的终极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资本的生产，绝对地依赖于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能够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身体。另一方面，资本在其生产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又在系统性地、不可避免地摧毁着这个身体的健康。

资本，如同一个贪婪的、目光短浅的奴隶主，为了眼前的收成，而不断地鞭笞、耗尽那头唯一能够为他耕田的牛。当这头牛最终倒下时，也就是他自身毁灭的开始。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健康危机，是其结构性的、无法治愈的绝症。

5.2 从“个人健康焦虑”到“集体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下，疾病和不健康，最初总是被体验为一种个人的、私密的、令人羞耻的失败。一个过劳的白领、一个患上糖尿病的肥胖者、一个被诊断出癌症的工人，他们首先被引导去进行自我谴责：“是不是我生活方式不对？”“是不是我意志力太薄弱？”“是不是我基因不好？”

然而，当这些“个人”的悲剧，以一种流行病的规模，在整个阶级、整个社会中普遍地、大规模地出现时，量变就必然会引起质变。人们会开始从彼此的痛苦中，看到一种共同的模式，一种系统性的根源。他们会开始追问：为什么我们都吃着同样的垃圾食品？为什么我们都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起同样的病？

这种从“我”到“我们”的追问，正是阶级意识觉醒的黎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病，不是个人的病，而是这个社会的病，是这个制度的病。

结论：为了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是“商品”的未来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导致人的身体变差，并反过来从中牟取暴利，其根源在于其生产方式最核心的、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这一逻辑，如同一条贪婪的、自我吞噬的衔尾蛇，构筑了一个完美的、封闭的价值循环：

在生产端，它通过异化劳动和对生命力的超额榨取，将健康的身体损耗为残破的祭品；在消费端，它通过兜售工业化的垃圾食品和塑造致病的生活环境，将残破的身体毒化为潜伏的病体；最终，在医疗端，它通过将健康彻底商品化，将病体转化为利润最丰厚的“矿场”。

在这个循环中，国家机器扮演了帮凶与危机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它以“公共利益”之名，行维护“总资本家”利益之实，确保了这场系统性的、以牺牲人民健康为代价的利润盛宴，能够永不终结。

因此，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要夺回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主权，任何局部的、改良主义的努力——无论是个人层面的“养生”，还是技术层面的“医学进步”，抑或是政策层面的“加强监管”——都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只要生产的目的依然是利润，那么人的健康就永远只能是成本。

唯一的、彻底的出路，在于发动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彻底砸碎这一将人异化为物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的增殖；技术进步的唯一方向，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更高效的剥削；医疗的唯一准则，是人的健康，而不是资本的利润。

只有在那样的未来，人的身体，才可能最终摆脱作为“祭品”、“病体”和“市场”的悲惨命运，回归其作为生命与创造力之源的、完整而高贵的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