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个值得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笑话

有一个笑话，它荒诞到可以申请搞笑诺贝尔奖。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有一笔钱，来自税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也就是全体民众的钱。这笔钱被用来雇佣一批人，让他们穿上制服，去压制另一批人。而被压制的那些人，正在争取的是八小时双休、加薪、养老金底线正义、医保统一平等化（税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出）——这些权益如果争取成功，受益者恰恰包括那些穿制服的人及其家属。如果争取失败，受害者同样包括他们。

所以这个笑话的完整版是：用民众的钱，让穿制服的民众，去压制为民众争取权益的民众，而那些权益，恰恰是穿制服的民众自己也需要、自己也在等待的东西。

更荒诞的是，这一切都在“依法办事”的程序下进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写着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下位法设置了审批制；审批可以不批准；未经批准自行行动，可以被“寻衅滋事”拘留几天。法治的程序在运行，但权利的程序被架空。

再往下追问一层：那些被压制的民众里，有一部分人——市场化企业的外包工人、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外卖骑手——他们连“被压制”的资格都不完整。因为他们连最象征性的福利都拿不到，连工会的门都进不去，连“自己人”都不被承认。他们是最底层、最看不见、最容易被遗忘的灰色地带。

这个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太真实。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段子，而是结构运行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

而这个笑话之所以值得获得搞笑诺贝尔奖，是因为它让人在笑过之后，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工会在哪里？

自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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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炮台：邓中夏的遗产与两个重要观念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工人学校讲《工会论》时，开篇就强调：组织工会，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重要观念。

这两个观念，九十年后依然是我们理解一切工会问题的起点。

第一，工会是群众集体的

邓中夏说：

“什么叫群众集体？集体两个字，就是把许多东西集成一个东西的意思，即是说将所有的群众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

他逐一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种种限制：女子不能加入、年轻人不能加入、基督徒不能加入、某省人不能加入、中国人才能加入……他说这些都是错的。为什么？

“因为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相同的，我们统统都是被资本家压迫，被资本家剥削的，我们一定要统统联合起来，不留一人在外，工会才有力量，才能打倒资本家，推翻资本制度。”

这是第一个原则：工会的群众性，就是“不留一人在外”。

把这个原则拿到今天：

• 正式工是工人，外包工是不是工人？

• 在编的是工人，劳务派遣的是不是工人？

• 坐在办公室的是工人，送外卖的是不是工人？

• 签了合同的是工人，零工平台上的是不是工人？

邓中夏的回答是：只要卖劳力赚饭吃的，统统都是。不分编制内外、不分用工形式、不分劳动合同类型。工人就是工人，干同样的活，受同样的剥削，就应该站在同一个组织里。

如果今天的工会把外包工人排除在外，那就是违反了邓中夏定下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工会是阶级斗争的

邓中夏说：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永不相容，永远冲突，这两个阶级好象油和水一样，油和水永久是不能合拢的。”

他批评那些主张“劳资妥协”“劳资调和”的人，说他们是“资本家走狗所说的昏蛋话”。

“凡是说资本家有慈悲心的人，便是帮忙资本家欺骗工人。”

这是第二个原则：工会的阶级性，就是站在工人一边，和资本家斗争。

把这个原则拿到今天：

• 当算法压榨外卖骑手时，工会站在哪一边？

• 当平台规避社保时，工会站在哪一边？

• 当企业用外包切割责任时，工会站在哪一边？

• 当48小时条款让工伤认定落空时，工会站在哪一边？

邓中夏的回答是：站在工人一边，替工人说话，为工人斗争。不是“协调”，不是“调解”，不是“配合管理”——是斗争。因为劳资利益永远不相容。

邓中夏的另一面：政治自由是经济斗争的前提

1924年，邓中夏在《论劳动运动》中，对当时劳动运动的偏差提出了更深刻的反思。

他写道：

“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的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

邓中夏不是反对最终目标，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喊。他清醒地看到，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如果工会运动脱离这个现实，只会自我孤立。

他接着指出：

“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只做两种工作，一是组织工会，一是援助罢工，完完全全是引导劳动者向纯经济的斗争的道路。固然这种工作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不过经济的斗争如不先得到政治的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等，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请看这几年内所有的工会解散与罢工失败，那次不是受了政治的压迫。”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洞见：没有政治自由，经济斗争注定失败。 工人争取加薪、减时，但如果连组织工会、集会、罢工的权利都没有，一切都会在政治压迫下化为乌有。

因此，邓中夏提出：

“所以现在做劳动运动，应视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为唯一的工作。”

这不是放弃经济斗争，而是把政治自由作为经济斗争的前提。只有先争得政治权利，工人才能有组织地、持续地维护自身利益。

邓中夏在1924年就明确指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权”，是工人运动的先决条件。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起码武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就是一盘散沙，就是待宰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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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柱石：刘少奇与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如果说邓中夏确立了工会的基本原则，那么十年后，刘少奇在陕北写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则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完成了从“革命逻辑”到“执政逻辑”的关键跃迁。

工会是政权的柱石

刘少奇开篇就引用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

“在苏维埃区域中，赤色工会是推动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和推动的力量。”

他接着解释：

“它是苏维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传达者和组织者。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以及要使党与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在苏区内得到深入的彻底的执行，都必须把苏区内的工人、雇农广泛的组织到工会之内。”

这是工会角色的根本转换：革命时期，工会是“破坏旧世界的武器”——邓中夏的“炮台”；革命胜利后，工会是“建设新世界的柱石”——刘少奇的“柱石”。

柱石的意思是：政权能不能站稳，要看工会硬不硬。如果工会是空的、虚的、软的，政权就没有群众基础，就会被官僚主义侵蚀，就会被富农路线渗透。

工会的三大任务

刘少奇列出了当时工会的三项基本任务：

“一、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
二、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
三、在进行上述二项不断的群众工作中，发动与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建设。”

这三项任务，今天读来依然刺眼：

第一项：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
“真正群众”——不是只有少数积极分子，不是只有上层骨干，而是“把工人、雇农的大多数以至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吸收到工会中来”。
“阶级工会”——严格考查会员成份，“只有是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工会”。

用这个标准看今天：市场化企业的外包工人，算不算“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算。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工会里？

第二项：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
刘少奇列出的清单包括：

• 帮助雇农解决耕牛、耕具困难

• 增加工资

• 减少工作时间，“尽可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与雇主订立合同，改善伙食、宿舍

• 救济失业工人，实行社会保险

他特别强调：

“工会只有在不断的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中，才能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才能吸引工人更积极的去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各方面建设。”

用这个标准看今天：外卖骑手的算法能不能改？外包工人的加班费能不能要？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能不能废除？工会做了什么？

第三项：输送工人干部到政权机关。
刘少奇说：

“要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大批提拔出来，教育他们，将他们放在最负责任的地位，并输送他们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去担负领导的工作。”

用这个标准看今天：各级人大里有多少工人代表？他们在人大里能说话吗？他们的意见能被听见吗？工会有没有“输送工人干部”这个职能？

工会的监督职能

刘少奇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职能：监督。

“工会同样要提拔最好的工人去参加国有工厂的管理。但工会要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及工人中的坏蛋分子作斗争。”

监督的对象是谁？是“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监督的目的是什么？是防止权力异化，防止“公仆”变成“主人”。

用这个标准看今天：工会能批评政府部门吗？能监督国企管理层吗？能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异议吗？如果都不能，那“柱石”的“监督”职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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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从邓中夏到当代的四重边疆

邓中夏在1924年强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在今天需要扩展和深化。因为权力的形态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了，自由的威胁也变了。

第一重：神经主权——对抗脑机接口时代的终极殖民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当芯片可以读取神经信号，当算法可以解码思维，当平台可以干预情绪，一个新的威胁出现了：神经殖民。

神经主权的含义是：人的大脑，是最后一块不可侵犯的领地。 没有人——无论资本还是权力——有权读取、解读、干预你的神经活动。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潜意识，只属于你自己。

工会为什么必须关注神经主权？因为：

• 如果平台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工人的情绪和疲劳，用来优化算法、提高强度，这是不是剥削？

• 如果企业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监控工人的注意力，用来评估绩效、决定去留，这是不是压迫？

• 如果权力可以通过神经技术“维稳”，用来预判异见、提前干预，这是不是专政的异化？

邓中夏说，工人要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今天，这个清单必须加上：思想的绝对自主权，神经的绝对主权。

第二重：互联网自由——数字时代的公共空间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工人在这里获取信息、交流经验、组织行动。但当平台被资本垄断、被算法控制、被权力渗透时，互联网自由就面临威胁。

互联网自由的含义包括：

• 接入自由：不受歧视地接入网络，不被排除在数字生活之外

• 表达自由：在遵守基本法律的前提下，能自由表达观点、分享经验

• 信息自由：能接触到多元信息，不被算法囚禁在信息茧房里

• 组织自由：能通过网络建立联系、组织行动，不被平台无理由封禁

工会必须把互联网自由作为当代工人运动的基本诉求。因为：

• 外卖骑手需要网络交流算法对策

• 外包工人需要网络寻找维权信息

• 所有工人都需要网络看见彼此、听见彼此

第三重：通信自由——不可侵犯的私域

通信自由是传统自由权利的延续，但在数字时代有了新内涵。当微信聊天可以被监控，当电子邮件可以被审查，当通信数据可以被调用，私人领域就变成了透明空间。

通信自由的含义是：

• 内容保密：私人通信内容不受无端监控

• 数据安全：通信数据不被随意收集、使用、泄露

• 选择自由：有权选择加密通信，有权拒绝被监控

对于工人运动来说，通信自由尤其重要。因为每一次维权、每一次组织、每一次斗争，都需要安全的通信空间。如果通信被监控，工人就无法真正组织起来。

第四重：隐私权——个体尊严的最后防线

隐私权不是“见不得人”，而是人有权利决定自己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何人展示自己的哪一部分。 没有隐私，就没有尊严；没有尊严，自由就是空话。

隐私权在当代面临的威胁包括：

• 平台无度收集个人数据

• 监控技术渗透日常生活

• 算法根据数据预判行为

工会必须把隐私权作为工人权益的一部分。因为：

• 工人的健康状况是隐私，不应被用来决定录用或辞退

• 工人的家庭状况是隐私，不应被用来评估忠诚或稳定

• 工人的政治倾向是隐私，不应被用来预判风险或提前干预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邓中夏说，政治自由是经济斗争的前提。今天，我们可以说：神经主权、互联网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是一切斗争的前提。

没有神经主权，你连“想什么”都不能自主，还谈什么争取权益？
没有互联网自由，你连“看到彼此”都不能，还谈什么组织团结？
没有通信自由，你连“说什么”都被监控，还谈什么反抗压迫？
没有隐私权，你连“是谁”都被定义，还谈什么尊严生活？

工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自由作为底线，一步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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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继续革命：毛泽东的遗产与制度化程序化的出路

继续革命论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在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核心关切是：夺取政权之后，如何防止权力异化？如何防止新官僚阶级的形成？如何让社会主义事业真正由人民掌握？

这一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强调公职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列宁在晚期担忧官僚主义复活。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感叹：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甚至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这些思考指向同一个问题：革命胜利后，如何让权力始终向人民负责？

继续革命论的合理内核

继续革命论的合理内核，在于它始终警惕权力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延续。毛泽东看到，即使生产资料公有化了，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如果人民不能真正参与，那么“社会主义”就可能变成空壳，“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变成官僚专政。

这一警觉，与邓中夏、刘少奇的思考一脉相承：

• 邓中夏强调政治自由是工人运动的前提

• 刘少奇强调工会要监督机关、防止官僚主义

• 毛泽东强调要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用不同语言，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统治阶级，让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

历史教训：高烈度革命的代价

但是，继续革命论刚诞生，在实践中有过惨痛教训。随着群众的觉悟、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当再次取得无产阶级专政时，群众运动、政治冲击的方式进行时，就更不容易失去控制，伤及无辜。这个值得未来总结与检验。

通过运动最终要达到的一点是问题的核心：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变色不变质不被窃取，需要制度化、程序化、可实质性防异化，逐渐降低烈度。

刘少奇在1950年代强调的“法治”“程序”，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主张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让选举真实、让监督可行、让权利可诉。可惜这些思路后来被搁置了。

制度化程序化的继续革命

今天重提继续革命，必须走制度化、程序化的道路。这意味着：

第一，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逐渐不依赖高烈度的运动冲击，而是靠制度约束。完善工会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都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程序。让官僚主义在制度面前无所遁形，而不是在持续重复的高烈度运动中出现疲态和人人自危。

第二，公民权利的救济化。
宪法写着的权利，必须能有真实的救济渠道。当48小时条款不公时，当游行申请被拒时，当隐私被侵犯时，公民要有地方说理、有程序维权。这才是“依法治国”的真义，而不是用下位法架空上位法。

第三，工人参与的日常化。
不是等到运动来了才动员，而是日常就有组织、有渠道、有机制。工会要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让工人在每一次加班、每一次工伤、每一次不公面前，都能找到组织、获得支持。

第四，自由边界的清晰化。
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隐私自由、神经主权，这些底线权利必须有清晰的法律界定，不能留给执行机关随意解释。让权力知道边界在哪里，让人民知道权利在哪里。

这才是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现代化：不搞运动式的清洗，而搞制度化的免疫。 不是靠高烈度震荡来清除病毒，而是靠制度设计让病毒无法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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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月饼作为意象：炮台、柱石与自由的试金石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那个黑色幽默的笑话，但需要澄清：月饼只是一个意象。 它不是问题的核心，而是问题的切片。通过这个切片，我们可以看清炮台、柱石与自由在当代的处境。

发月饼这个事，看似是个福利，其实是个身份的证明：

• 月饼发给谁？发给“在编的”“正式的”“本企业的”。

• 月饼不发给谁？不发给外包的、劳务派遣的、临时工的。

所以发月饼这个动作，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划分边界，确认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

邓中夏会怎么看这个意象？

他会说：工会发月饼可以，但发月饼只是“一部分工作”。工会的核心是“炮台”，是用来打敌人的。如果工会只剩下发月饼，炮台就变成了福利站。

更关键的是：如果发月饼只发给一部分工人，不发给另一部分工人，那这个“炮台”就不是“群众集体”的炮台，而是“工人贵族”的炮台——它不是在团结工人，而是在分裂工人。

刘少奇会怎么看？

他会说：工会的三大任务——组织、改善、输送——没有一个是通过发月饼就能完成的。组织，是要把工人吸收进来；改善，是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输送，是要把工人干部送到政权机关。发月饼和这些任务的关系是什么？

他可能会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那些连月饼都拿不到的外包工人，他们能参加苏维埃建设吗？他们能被输送到政权机关吗？他们能监督官僚主义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因为他们连工会的门都没进去。

毛泽东会怎么看？

他可能会说：这不仅是工会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在流失。如果工人感觉不到政权是自己的，如果工人连月饼都要分三六九等，那“继续革命”就失去了依靠。

而关于自由——邓中夏1924年的声音会再次响起：

“经济斗争如不先得到政治的自由，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

那些外包工人，他们不仅没有经济斗争的武器，连政治自由——组织工会的自由——都被制度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处境，正是邓中夏当年警告的“纯经济斗争”陷阱的当代版本。

再深一层：如果他们连神经主权都没有，连互联网自由都没有，连通信自由都没有，连隐私权都没有，他们连“知道自己被剥夺”的能力都可能丧失。这才是最彻底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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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建炮台，制度化地继续革命

邓中夏1925年写下《工会论》，1924年写下《论劳动运动》，刘少奇1935年写下《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思考继续革命的命题。这些文本，构成了中国工会理论最宝贵的遗产。

用这个遗产来看今天，那个黑色幽默的笑话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

• 工会的“群众性”被窄化了——外包工人、平台工人被排除在外

• 工会的“阶级性”被模糊了——斗争变成了协调，对抗变成了配合

• 工会的“柱石”职能被架空了——监督没有了，输送没有了，保护也没有了

• 工会的“继续革命”使命被遗忘了——没有人再提防止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 自由的当代维度被忽视了——神经主权、互联网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无人守护

• 继续革命的方式仍是高烈度运动，而非制度化程序化——误伤同志，却放过了真正的敌人

重建工会，不是要发明什么新东西。只是要把这些先驱定下的原则，拿到今天来重新做一遍，并且用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做，用尊重自由、捍卫自由的方式做：

• 把外包工人、平台工人、零工工人全部吸收进来——实现“不留一人在外”，践行邓中夏的群众性。

• 替工人争取八小时双休、加班费、工伤认定——实现“保护工人利益”，践行刘少奇的改善任务。

• 输送工人干部到人大、到决策层——实现“工人阶级领导”，践行刘少奇的输送任务。

• 监督机关防止官僚主义——实现“人民监督”，践行刘少奇的监督职能。

• 捍卫神经主权、互联网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拓展自由的当代边疆，践行邓中夏的政治自由原则。

• 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保持革命意识——把“最近的”与“最远的”统一起来，践行马克思的远大理想和邓中夏的切实步骤。

• 防止工会自身官僚化——坚持民主、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卢森堡的警示。

• 用制度化、程序化、宪政化的方式继续革命——避免高烈度误伤，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让自由在法律的保障下实现，让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

这些事情，邓中夏在1920年代做过，刘少奇在1930年代做过。他们能做到，是因为他们有那个时代的决心。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到，要看我们有没有那个时代的觉悟，更要看我们有没有制度化的智慧。

而这一切的核心，是认清工会的根本作用：

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制度化武器，是坚定不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组织力量，是每一个劳动者自由与尊严的最后堡垒。

它不是发月饼的——月饼只是一个意象，指向的是更深的身份区隔与权利悬置。它不是搞活动的，不是维稳的辅助。它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炮台，是用来打敌人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是用来建设新世界的，是用来守护自由的。

那个黑色幽默的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太真实。但如果有一天，工会真的重建起来了，自由真的有了保障，继续革命真的走上了制度化程序化的道路，那个笑话就不再好笑了——因为它会变成历史，变成后人研究“曾经有过一种荒诞”的材料。

而真正的工会，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制度化继续革命，就是让那个笑话不再好笑的那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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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一百年前，有人写下这样的句子。一百年后，我们依然在问：如何让“死死生生”不再是“劳苦”，而成为值得继续的故事？

邓中夏的回答是：建好炮台，争得自由。
刘少奇的回答是：当好柱石，输送监督。
毛泽东的回答是：继续革命，但要走制度化、程序化的路，保护真正有信仰的同志。

炮台、柱石、自由、制度、程序——这些都是为了让人活得像人，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为了让每一个劳动者的思想、神经、通信、隐私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部意义。当然前提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否则，没有什么幻想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