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份，共同体——为何哈贝马斯无法避免罗尔斯式的文化统治

讣告

话语，身份，共同体：为何哈贝马斯无法避免罗尔斯式的文化统治

罗尔斯的政治政治哲学最应受到诟病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理想主义或康德式的倾向，而在于它不可避免地会滑向一种‘统治’(domination)。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当中，何谓reasonable citizens一直是一个无法被恰当地说明的问题——一方面，罗尔斯需要reasonable citizens来为正义与合法性等等奠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所谓reasonable citizens在罗尔斯这里似乎就等同于那些认同其实质性的规范性原则的个体。这必然会导致一个后果，罗尔斯主义者将会主张，那些不认同他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个体将是unreasonable的，进而正义与合法性等等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他们。这就会引起reasonable citizens对unreasonable citizens的‘统治’(domination)，从而破坏他的自由主义信条。

在上个世纪，哈贝马斯曾经是对罗尔斯的这种实质主义的政治伦理观的最著名的批评者。商谈伦理学反对被预设的权利话语，主张合法性唯一地来源于现实的理想交往和公民言说。和罗尔斯一样，哈贝马斯反对聚合性的投票制度，但是与罗尔斯的‘公共理由’不同，交往理性更具有生成性与动态性，而不是源于基于‘国家中立性’的原则预先加于理由的限制。

但是，尽管商谈伦理学在理论上解决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当中的排斥或统治问题，哈贝马斯自身却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哈贝马斯这里，特别是在他的几次有争议性的公共发言当中，哈贝马斯展现出了与罗尔斯类似的‘统治’倾向，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人们或许会问，难道哈贝马斯不是一贯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吗?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哈贝马斯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拒斥发生在文化的‘主体间’的层面上，而上述的‘统治’则是文化内的。哈贝马斯越是倾向于谈论‘跨文化’‘跨文明’的‘主体间对话’，这种将欧洲视为一个统一性的文化实体的倾向也就越发明显。我们可以说，正如罗尔斯在其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万民法当中也拒绝了普遍主义，却依旧无法解决上述的‘统治’问题一样，哈贝马斯的反欧洲中心主义也无法克服他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这就体现在，哈贝马斯认同一个实在的，属于欧洲且必须要保卫的价值观系统。哈贝马斯的商谈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理性层面，也不是普遍化的世界舞台——它首要地发生于一个实在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哈贝马斯的商谈是基于公共领域和民主待议机构——这些事物本身随着民族国家一同兴起，并从未超越其边界。看起来，商谈伦理赋予了每一个个体，无论其是否已经认同特定的价值观以平等的话语权，但是，它在消除了reasonable与unreasonable的对立后还保留了citizen与non-citizen的对立，并且更麻烦的是——正像哈贝马斯自己对于主权和爱国主义所说的那样，citizen与non-citizen的对立本身是一个合宪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公民身份应当由对宪法原则的共同政治认同和参与来确定，而不是由民族、文化或血缘来确定。其结果是，在罗尔斯那里已经看似被逃避了reasonable与unreasonable的对立再次浮现了出来。在哈贝马斯这里，如罗尔斯那里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基于价值观认同而形成的社群可以施加某种‘统治’。

在很大程度上，哈贝马斯的这一主张避免了传统民族主义的恐怖面向。但是它仍然无法避免他由此主张这一社群的优先性，并为此牺牲其他的社群。更重要地是，随着这一社群认同的形成，哈贝马斯最初的二阶价值认同将逐步地为一阶的价值认同所取代。这就是说，对欧洲人如何形成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认同的规范性方法认同(例如对代议制，对宪法体系的认同，即对生产诸价值的价值的认同)，将逐渐让位于实质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认同。譬如说，对哈贝马斯来说，对于美国军事干预联邦德国以防止阿登纳政府重新滑向纳粹主义的认同，逐渐让位于他自称的，公开的亲美认同(‘Ich genieße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die Reputation einer lupenreinen proamerikanischen Einstellung.’)——让位于这一断言：‘你无法想象自1953年我批评海德格尔以来，我说过多少次、写过多少次，反美主义一直与德国最有问题的传统联系在一起。’

为此，哈贝马斯支持捍卫他心目当中的欧洲价值观和‘欧洲人’——这使得他在90年代极力支持北约，却在今天对军事援助乌克兰持怀疑态度，而且赞同马克龙和欧洲独立的愿景。巴尔干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它将会促进欧洲团结，与俄国开战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欧洲分裂乃至‘核战争’。

哈贝马斯在这里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他本质上活在那一代德国人漫长的负罪感的阴影里，并且把纳粹德国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为相应的道德教诲。同样，这也是其对于欧洲二阶的价值认同滑向一阶的价值认同的一部分。回避那些真正引起欧洲战争的东西，转而去批判欧洲战争本身，回避那些真正引起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东西，转而去批判反犹主义本身。正是在这里，批判的，运动的理性转为停滞，转为对现存的欧洲生活方式与秩序的辩护，转为他在评论俄乌问题时所说的，‘西方只能通过坚持自我设置红线来彰显其原则，那就是西方坚持欧洲各国的边界的完整’，而‘欧盟既不能让它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从外部遭到破坏，也不能在内部遭到侵蚀’——这就是一个最高理想，是他的现实判断与决策的出发点。

类似地，还有一种基于历史记忆的自吹自擂——大屠杀被视为不可比拟的对象。这早在80年代的Historikerstreit当中就已经有所呈现。尽管哈贝马斯正确地反击了保守主义和右翼的史学家‘正常化’大屠杀的企图，他也同时宣称，大屠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行，它不可能与任何其他的暴行相比较，从而将这段历史大大神话了。同样，这也是基于欧洲特殊性和欧洲价值的特殊性的。在这里，捍卫犹太民族，进而捍卫以色列国，成为了欧洲文化社群新的‘规范性根基’。

总而言之，尽管哈贝马斯意图基于他的政治哲学而捍卫一种普世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又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规范性理想与所谓的‘欧洲价值’等同起来，并且在这一等同当中逐渐用非批判的，基于历史接受的欧洲性的神话取代了最初的批判性哲学省思。为此，哈贝马斯在其现实的政治关切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倡导一种欧洲优先，而无视基于这些趋于僵死的欧洲价值所构成的社群潜在的压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