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金刚石锁链”的神话

卡尔・马克思在其研究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中，将伊壁鸠鲁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普罗米修斯——后者因触怒宙斯，被赫菲斯托斯奉宙斯之命用坚不可摧的金刚石锁链缚于岩石之上，承受永恒的惩罚。普罗米修斯的“罪行”，是将火种赠予人类，而这火种，象征着普世的启蒙之光（“普罗米修斯” 一词本意即为 “先见之明”），更代表着人类所拥有的创造性与解放性力量。这一象征意义至关重要。马克思在其探讨 “打破命运枷锁” 的论文中，多次援引伊壁鸠鲁的观点（经由卢克莱修转述），提出唯物主义视角并非必然是僵化的决定论或宿命论，反而与人类自由的理念相融相通——人类的自由，终将挣脱一切强加的桎梏，或偏离既定的轨迹。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金刚石枷锁能阻挡自由的前进脚步。正如20岁的革命志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我们时代的倒退征兆》中所言，所有反动运动 “最终都会在彼此的冲突中，在滚滚向前的时间那坚不可摧的巨足下分崩离析”，而时间，必将孕育新的形势，催生新的反抗。在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戏剧三部曲中，《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之后，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然后是《带火的普罗米修斯》，整部三部曲，皆是对人类获得自由这一伟大馈赠的颂歌。马克思终其一生，每年都会阅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作，从未忘却这则希腊神话中蕴含的革命意涵。

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背离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它承认资本主义给工人阶级套上了坚不可摧的锁链，却放弃了 “打破命运枷锁” 的理念。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神话被彻底颠倒，其不再是启蒙、希望、反抗与革命的象征，反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所施加的、无法逾越的金刚石枷锁的代名词。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普罗米修斯成了辛劳、秩序与禁锢的化身。这已非埃斯库罗斯笔下为人类奋起反抗、英勇抗争的普罗米修斯，而是冷战背景下被塑造成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版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此陷入失败主义，甚至衍生出自身版本的 “历史终结论”——如马尔库塞提出的抽象否定性概念 “大拒绝”，已然取代了革命的实践。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便明确写道：“整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隐藏的标志是……它是失败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未能在俄国之外蔓延……这是这一时期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工人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事业接连的政治失败，必然对这一时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产生深刻影响。”在此，安德森无视了边缘地区的革命运动——如中国与古巴的革命，认为这些革命因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便毫无意义。

失败的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倒退的根源，是其坚信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的经济胜利。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言：“发达工业社会被禁锢的可能性包括：在更大规模上发展生产力，拓展对自然的征服，为更多人带来日益增长的需求满足，创造新的需求与新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正通过消解其解放潜能的手段与制度逐步实现，而这一过程，不仅影响实现的手段，更侵蚀着追求的目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认知，最终导致其彻底否定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而这类革命，正被资本主义的 “被禁锢的可能性” 不断消解。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前半段对资产阶级的赞颂中，提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物质成就；而马尔库塞却将这些成就与马克思在后文揭示的内在矛盾割裂开来——这些矛盾包括经济危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裂痕以及作为资本掘墓人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崛起。在马尔库塞眼中，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已然取得了完胜。他宣称：

“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辩证概念都宣告了自身的无望。人类的现实便是其历史，而在这历史之中，矛盾不会自行爆发。一方面是理性化、利益驱动的支配秩序，另一方面是这种支配所带来的、本应促成自我决定与人类生存斗争缓和的成就，二者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变得日益明显；但这种冲突完全可能继续保持可控甚至具有生产性——因为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扩张，人对人的征服也同步增长。”

马尔库塞最终总结道：“辩证理论并未被驳倒，却无力给出解决之道。它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理论。”

这种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成就，认为其造就了韦伯式“铁笼时代” 的观点，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默认立场。在二战后的前二十五年——如今被称作 “黄金时代” 的这段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这样的认知：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无产阶级也已变得富足，被永久 “资产阶级化”，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所获得的微小物质回报束缚于屈从的地位难以挣脱。特奥多尔・阿多诺的研究便鲜明体现了这一点：1964年，他提出，与《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如今的工人阶级失去的，早已不只是 “锁链”，还有更多东西。他所指的，是工人阶级拥有的 “汽车与摩托车”。阿多诺从其否定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意在指出：这些象征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商品，构成了新的社会—心理压迫锁链。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强调，无论工人工资 “高低与否”，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相对差距都在持续扩大，阶级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而阿多诺却迎合冷战意识形态，将这一规律贬低化为单纯的 “贫困化理论” 。

在这一点上，阿多诺承袭了恩格斯与列宁的思路，坚称西方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但他并未追随恩格斯与列宁，从工人贵族理论的角度分析这种资产阶级化——即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中获益。他也未认同恩格斯针对英国情况提出的观点：工人贵族的存在，以及无产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化，只是暂时现象，最终会随着殖民/帝国霸权的衰落而瓦解。相反，阿多诺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既未给帝国主义批判留下空间，也未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1934年便与阿多诺相识的德国评论家汉斯・迈尔曾评价道：“欧洲对他而言已然足矣。没有印度，没有中国，没有第三世界，没有人民民主国家，也没有工人运动。”

一言以蔽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退缩：（1）背离阶级分析；（2）背离唯物主义；（3）背离自然辩证法；（4）背离帝国主义批判。其背后，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而是将其禁锢于永恒的资产阶级体系之中——人们可以对这个世界缺乏真正解放性的问题展开批判分析，却无法超越它。

这种对阶级分析的背离，根植于一种认知：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在淡化阶级差异，而富足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拥有了汽车与摩托车，其激进性也被彻底消解。对唯物主义的背离，既表现为放弃真正的经济批判，更重要的是，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辩证对应面。对自然辩证法的背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化为技术对自然的征服（马克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其称为 “启蒙的辩证法”）。对帝国主义批判的背离，则意味着将欧洲视为历史的终点、现代性的定义者。正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言：“世界历史从东向西推进，因为欧洲注定是历史的终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并非简单回归黑格尔，而是倒向了马克斯・韦伯：韦伯否定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转而主张市场上单纯的生存机会竞争）；用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二元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将西方视为基于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拥有“普遍意义与价值” 的文化现象的唯一发源地。在他看来，世界是一座无从逃脱的 “铁笼”。在漫长而曲折的辩证颠倒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青年黑格尔派 “合理的即是现实的” 观点出发，并未走向其对立面——老年黑格尔派 “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反而滑向了一种伪批判、伪弗洛伊德式的立场：认为非理性的才是现实的，世界由“死亡本能”主宰，资本主义永久剥夺了世界一切真正的唯物主义革命内涵。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反动思潮日益趋同。这正是拉塞尔・雅各比在其著作标题中所称的 “失败的辩证法”。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辩证法，并非体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辩证法，而是阿多诺所说的 “否定辩证法”——彻底否定积极的发展环节，从而陷入对资产阶级观念的无休止循环复归。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长，在于对主观领域的分析，尤其是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范畴应用于社会研究，以及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其对文化工业与媒体霸权的分析详尽入微。但这些分析并未指向对阶级意识变迁的探讨，反而聚焦于物化的、被禁锢的阶级无意识世界，彻底颠覆了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核心观点。正如马尔库塞用韦伯的话语所表述的，现代单向度社会中的 “被管理的个体”，必须 “既挣脱自身的束缚，也挣脱统治者的枷锁”。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焦点，几乎完全转向了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的自我消解。在批判理论的视域中，这一问题已然严重到如此地步：如我们所见，马尔库塞甚至质疑，社会批判理论是否必须彻底退场，因为 “辩证法已然宣告了自身的无望”。他在著作结尾，仅勉强提及一种可能性：“人类历史的两个极端可能再次相遇：人类最先进的意识，与受剥削最深重的力量。这不过是一线渺茫的希望。”

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

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出，要警惕“用长期调整来应对短期问题”的倾向，即不能将当下的现状视为历史的长期发展轨迹。相反，正如保罗・A. 巴兰所坚持的，在所有即时行动中，都必须直接考虑 “更长远的视野”，方能理解矛盾所在，把握革命实践的可能性。巴兰是俄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二战爆发后移民美国。20世纪60年代，他与保罗・M. 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书中既体现了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视角，也是对20世纪非理性的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批判。尽管巴兰和斯威齐与马尔库塞一样，在书中指出当时美国的工人阶级并未掀起反抗运动，但与马尔库塞不同，他们并未将这一现象视为一种永恒的现象，而是认为其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二人得出结论：“即便当下的抗议运动遭遇失败或夭折，也绝无理由永久否定美国爆发真正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在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中，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此外，巴兰在此前还发表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依附论理论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基于具体的现实，巴兰和斯威齐提出，20世纪工人与资本之间的主要革命斗争，已转移至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区——全球南方，而这正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召的当代世界革命的现实基础。

巴兰与马尔库塞的深厚友谊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彼时二人同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63年，《单向度的人》出版前，马尔库塞曾将手稿寄给巴兰。巴兰发现了手稿中的缺陷，致信斯威齐说：

当前最关键、也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已经失效？换言之，腐朽肮脏的事物是否会不断堆积、固化，笼罩整个社会（乃至相关世界的绝大部分），却不会产生能够冲破它、将其彻底摧毁的辩证性反向力量？这里就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传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过时了。它预见了苦难，也充分解释了苦难何以蔓延至如此普遍的程度；然而，它的核心命题——苦难会自行孕育出消灭自身的力量——却是错误的。

毋庸置疑，如巴兰所言，在诸多情况下，“大拒绝” 与 “绝对否定” 最终都沦为了 “大退却” 与 “彻底背叛”。这种认为 “现实即非理性” 的观点，脱离了 “对整体形势的冷静（唯物主义）分析、历史视野的恢复与对相关时间维度的重新认知”——更遑论欧洲中心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回避——最终导致了彻底的退却，陷入卢卡奇所称的 “深渊大饭店”。而在此之后，便是倒退的后现代主义与后人类主义——它们标榜激进，实则消解了激进启蒙运动仅存的内核。黑格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提出了 “改良还是革命？” 的问题（其立场显然偏向前者）。而后马克思主义左翼，如今甚至连提出这一问题的能力都已丧失：他们认同民粹主义或共和主义，唯独排斥植根于国际工人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实践，仿佛这种实践已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遗迹。但与此同时，超越现有社会的任何希望，也随之消逝。雅各比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批判逐步丧失的历史。”

我们时代的物质危机与自由的必然性

阶级分析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正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在1986年的《从阶级退却》一书中所阐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愈发将政治与阶级割裂，滑向技术决定论，用定义模糊的“民主力量”取代工人阶级，奉行无视阶级关系的大众“民粹主义”政治。如此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流，形成了一种可被称作 “倒置的马克思主义” 的思潮。如今，这些观点进一步演变为：马克思更应被视为共和主义者，或主张将政治限定在民主公民范畴内的思想家，而非致力于以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实质民主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即便是阿多诺等人著名的“文化工业”分析，与传播领域的批判实在论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下为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展开的反抗运动相比较，也失去了任何具体的现实意义。

西方“倒置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退却，在于它倾向于以韦伯的说法，将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视为 “（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使之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相割裂，甚至脱离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尽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激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南方所有真正的革命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却仍遭到路易・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批判。按照现代性的逻辑，边缘资本主义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发达资本主义，从而向西方靠拢——只要它们还被视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正如比尔・沃伦所言，其分析据称基于19世纪50年代初的马克思思想，认为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先驱”。正如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斗争漠不关心，他们将欧洲1968年运动及其失败，视为比全球范围内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从中国到古巴，从克瓦米・恩克鲁玛领导的加纳到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更为重要的事件，而这些革命斗争，正是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称的“全球裂痕”的核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依附的革命运动在全球南方的三大洲遍地开花时，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短视地宣称革命已然失败，只因在他们看来，革命本应只发生在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如此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下，西方的“倒置的马克思主义”即便蕴含诸多深刻的见解，也唯有通过一场拯救与复兴的运动，才能重新站稳脚跟，才能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重拾其日渐衰落的地位。这需要重新联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联结全球南方过去与当下正在进行的、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如今，这一联结，正与拯救地球、使其成为人类宜居家园的伟大斗争相契合。这些现实，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现范式转变，纳入资本主义无限全球化带来的普遍新危险，以及其在地球生物物理流动中造成的裂痕——而地球，是人类与所有生物的唯一家园。这些至关重要的范式转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植根于其原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革命根基之上，秉持其更具普遍性的目标。

如今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中国、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比在西方所谓的“发达国家” 中更为迅速。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正与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合作，推行自主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下的核心矛盾已具有全球性：地球系统危机、热核战争的威胁、超帝国主义的现实，以及建立国际工人联盟的必然性。所有这些斗争都表明，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挣脱金刚石的锁链

尽管宙斯本意是让普罗米修斯永世被缚，但普罗米修斯并未永远戴着锁链——仅仅三万年后，他便重获自由。在埃斯库罗斯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如今仅存残篇），宙斯与凡人阿尔克墨涅之子赫拉克勒斯，打破了那副坚不可摧的金刚石锁链，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壮举，将普罗米修斯从桎梏中解救。普罗米修斯凭借自己的先见之明，成为制衡暴君宙斯的筹码——宙斯需要普罗米修斯的远见，揭示其自身未来的细节，以避免被推翻。从埃斯库罗斯三部曲前两部的结构，以及第三部仅存的少量线索中，乔治・汤姆森推测，在三部曲的最终篇《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最终被人类奉为解放者，受万世敬仰。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珀西・比希・雪莱等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想家，皆曾著文探讨人类自由，呼吁人类挣脱金刚石锁链，打破命运的枷锁。雪莱的崇拜者、青年恩格斯认为，时间那“坚不可摧的巨足”会推翻一切现存的物质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改变人类的可能性与社会关系，为历史变革创造契机。马克思曾提及两种锁链：一种是工人及其潜在同盟被收买后戴上的 “金锁链”，另一种是神秘主义、宗教与商品拜物教所造就的“幻象锁链”——它们始终束缚着人类的自由斗争，却无法将其彻底禁锢。但马克思始终坚信，现存生产关系所代表的桎梏，终将被打破。

在当下，资本主义以异化的物质必然性形式存在：极少数人掌握着高度集中的巨额财富与权力，灭绝性战争不断升级，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而这一切，唯有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实现实质平等、生态可持续、拥有社会自由的新社会，才能得以克服。

如今，推动这一变革的主体，最恰当的定义是全球生态无产阶级——即最广泛、最具普遍性的唯物主义形式的工人阶级，这是一股新兴的反抗力量。正如当前主要由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斗争的最高形式；生态无产阶级，也是物质阶级斗争的成熟形式，其斗争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倘若资产阶级剥夺了人类与地球的一切，那么，若要让世界摆脱资本主义的毁灭命运，生态无产阶级便是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必然产物。人类的锁链，是自己为自己戴上的——这意味着，当下的桎梏终可被挣脱，但前提是，人类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不断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