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私有制与人民政治领导权——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启示

引论：国家机器的性质与“谁来掌权”的根本问题

在人类社会一切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国家机器，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并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甄别一切社会形态——无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最终试金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给出了科学的、颠覆性的回答：“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论断，无情地撕下了笼罩在国家之上的“全民”、“公意”等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暴力本质，暴露无遗。

当国家机器被用来维护资本的逻辑、保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时，官僚主义的横行、腐败的制度化、贫富的悬殊分化，便不再是偶然的社会弊病或个别官员的道德瑕疵，而是这一制度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审视当今越南的种种深层矛盾——从劳资关系的紧张到社会保障的缺位，从意识形态的混乱到“新贵族阶层”的固化——其总根源，无不指向了国家机器在“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上，所可能发生的、危险的方向性偏移。

因此，本文的使命，就是要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点，系统性地重申并论证“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是理解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我们将从剖析资本逻辑回潮与新统治阶层形成入手，进而分析国家机器变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最终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建属于越南人民的国家机器，提供理论与历史的深刻启示。

第一章：资本逻辑的回潮与“新贵族阶层”的形成

1.1私有制的复辟与资本积累的新形态

历史的辩证法，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精确性向我们展示：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往往可以在“和平演变”、“市场化改革”等温情脉脉的包装下，自上而下地、悄无声息地完成；而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革命性转变，则必须通过暴风骤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发生动摇，当国家机器的阶级天平开始向资产阶级倾斜时，一场以“搞活经济”、“解放生产力”为名的私有化进程便不可避免。其具体表现，是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的迅速结合与野蛮生长。

一方面，手握行政审批权、资源分配权和政策解释权的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寻租、侵吞国有资产、官商勾结等方式，将政治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权力，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则通过依附于这种权力，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和非法的竞争优势。二者相互勾结、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鲜明后发国家特征的“权力—资本”双重垄断结构，它比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具有更强的剥削性、腐朽性和反动性。

1.2新权贵阶层的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统治联盟

在这种“权力—资本”结构之上，一个事实上的、新的统治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贵族阶层”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便形成了。这个联盟，由三股核心力量所构成，他们共同分享着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

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盘踞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机器的关键节点，是这个统治秩序的直接保卫者和规则制定者。

经济权力的掌控者：他们包括了那些通过“改制”而实际控制了国有企业的官僚买办、迅速崛起的私人垄断资本家以及跨国资本的高级代理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主要的剩余价值占有者。

话语权的守护者：他们是由那些依附于上述两个集团的、掌控了学术、舆论、媒体资源的“专家”、“学者”和“媒体精英”所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任务，是为这个不平等的统治秩序，进行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容”。

这三股力量，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利益一体的统治联盟。他们表面上可能依然信奉着社会主义的某些话语，但在实践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服务于维护和扩大这个联盟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1.3意识形态的掩护：“反毛”作为阶级自卫的本能

这个新生的统治阶层，对于毛泽东思想，怀有一种深刻的、发自本能的恐惧与敌视。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毛”、“非毛化”，绝非出于什么单纯的“历史评价问题”或“学术反思”，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阶级自卫。

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什么。是“阶级斗争”，是“造反有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旦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手中，一旦人民群众重新用这一思想武装起来，去审视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遭受的不公，那么，他们这个“新贵族阶层”所拥有的一切——他们非法攫取的财富、他们窃取的权力、他们虚伪的话语霸权——都将面临被清算的、毁灭性的威胁。

因此，“反毛”，在本质上就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是这个行将就木的反革命阶级，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所发出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嚎叫。

第二章：国家机器的变质——从“人民的工具”到“资本的附庸”

2.1“保护资本”的国家机器：社会主义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的实质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权，被这个“新贵族阶层”所实际掌握时，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尽管它可能依然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国号、悬挂着红色的旗帜，但在实质上，它已经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蜕变为一个为资本服务的附庸。

此时，国家机器运行的最高准则，不再是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变成了维护“稳定”与“发展”——这里的“稳定”，是资本进行剥削所需要的稳定秩序;这里的“发展”，是资本得以顺利增殖的GDP增长。为了这个最高准则，劳动人民的利益可以被随时牺牲：工人的“铁饭碗”可以为了“企业效益”而被砸碎;农民的土地可以为了“招商引资”而被廉价征用;人民群众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抗议，可以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而被无情弹压。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蔓延、买办的横行、权贵的勾结，都绝非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资本逻辑支配政治逻辑的制度化、常态化结果。国家机器，已经沦为资本进行自我增殖的“夜警”和“保镖”。

2.2“执行力赤字”与群众缺位：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

一个脱离了人民、背叛了自身阶级基础的政权，其统治看似强大，实则极其脆弱。苏联的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最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丧失了群众政治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政权，不过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空壳政权。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日益演变为一个脱离群众、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人民群众被彻底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沦为被动地执行上级命令的“螺丝钉”。其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冷漠与犬儒主义。自上而下的、庞大的行政体系，因其失去了来自群众的监督与活力，而陷入了严重的“执行力赤字”和普遍的怠工。当一小撮高层叛徒，决定要埋葬这个国家时，数千万的党员、数百万的军队，竟无一人是男儿，整个大厦在几天之内便轰然倒塌。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后，反复强调“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运动，正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是为了探索出一条如何防止党官僚化、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永葆其政治领导权的道路。

2.3今日之鉴：人民政治领导权的被悬置

审视当下越南的现实，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人民政治领导权被严重削弱乃至悬置的危险。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被重新打回为原子化的、相互竞争的个体。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民也重新沦为一盘散沙的小生产者。

当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仅仅停留在宪法的条文上;当人民代表大会的工农代表比例，远远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当工会不再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而蜕变为发放福利的行政机构时，人民的政治领导权，就事实上被抽空了。其必然的结果，便是政治听命于经济，经济听命于资本。

整个社会，便陷入了“私有制逻辑”的全面主导之下，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最终被简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第三章：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决定性作用

3.1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比较

要理解人民政治领导权的重要性，回顾中国革命独特的胜利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关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沙皇的统治，布尔什维克通过在城市中发动起义，赢得了军队的倒戈，从而迅速地夺取了中心城市的政权。它是一条“城市中心”的道路。

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更为漫长和艰苦的道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屡遭重创。正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绝不仅仅是一种军事策略，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策略。它的实质，是到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广大农村去，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将数以亿计的、被压迫最深的农民群众，政治上唤醒、思想上武装、组织上动员起来，将他们从封建枷锁下的“臣民”，改造为自觉的、为自身解放而战的“革命者”。

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无限信任与创造性运用，才使得中国革命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同志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非一句抽象的哲学口号，而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最精炼、最深刻的总结。

3.2从土改到公私合营：群众觉悟与组织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伟大社会改造运动，同样是依靠发动群众、建立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生动实践。

土地改革，绝非简单的由政府“恩赐”土地给农民，而是一场由贫雇农协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农民们通过亲自斗争地主、丈量和分配土地，才真正树立起了当家作主的阶级意识。

“三反”、“五反”运动，同样是大规模地发动工人店员，去揭露党内干部的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是一场深刻的、群众性的反腐败和反剥削的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与公私合营)，也同样是在坚持群众自愿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示范和引导，将个体农民和私人资本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工厂内部成立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农村的“互助组”与“合作社”，所有这些制度创新，其核心都是将群众的政治觉悟，转化为管理经济、监督权力的现实组织力量。

3.3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一部关于人民政治领导权建设的学说

因此，我们可以说，整部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其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在革命时期，这是夺取政权的前提;在建设时期，这是防止政权变质、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只有当亿万群众真正地觉悟和组织起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地站得住脚，国家机器才能真正地、名副其实地为人民服务。

第四章：当代越南的镜像——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过渡形态

4.1越南模式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外壳与资本主义内核

要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观察和分析当代越南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今天的越南，在经历了“革新开放”之后，其表面呈现出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但其内里，却是一个充满了深刻矛盾的过渡形态。

一方面，它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外壳——共产党的领导、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体、以及部分残存的国有经济。这使得它与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所区别。

另一方面，它的经济运行，却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主导——私有制占据主体、外资和私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这种“身”与“心”的分裂，使得越南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与资本主义复辟力量长期、激烈对抗的历史十字路口。

4.2“时机尚未成熟”：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困境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越南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尽管工人阶级的反抗和罢工此起彼伏，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阶级的政治觉悟尚未普遍唤醒，能够领导他们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尚未形成。

另一方面，改良的道路也已堵死。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那个在“革新”中形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牢牢掌控。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我革命”，放弃其既得利益，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种状态，可能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深刻地警示我们，资本主义的复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充满斗争的过程。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再出发——在新时代重建“人民的国家机器”

5.1当代革命者的历史任务：群众工作与政治觉悟的再启蒙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绝不是在网络上进行空洞的口号宣泄，也不是悲观地等待“时机”的自动到来。我们唯一的、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回归并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走上那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学习马列毛，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理论修养，而是为了重新发现那套能够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并与群众共同战斗的实践路线。在工厂、在社区、在一切劳动人民聚集的地方，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去参与他们的斗争，去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传播革命的真理。

重新点燃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恢复他们的组织权与监督权，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复兴的唯一、也是根本的起点。

5.2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肃清实用主义、买办思维与洋奴哲学

在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同时，必须在思想战线上，对一切腐蚀我们事业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坚决、最不妥协的斗争。

今天的实用主义、买办思维和洋奴哲学，在本质上，都是资本逻辑在精神领域的延伸。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取消阶级立场、否定斗争哲学、宣扬对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投降。不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些精神鸦片的流毒，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就无法真正树立起来。

5.3最终的目标：重建工农联盟与无产阶级领导权

一切群众工作和思想斗争，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的政治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

只有当工人阶级，能够将广大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重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时;只有当这支大军，拥有一个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纪律严明、深得群众拥护的先锋队来领导时，那座被资产阶级所窃取的国家机器，才可能被重新夺回，并被改造成为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工具。

结论：未来的方向与“继续革命”的历史逻辑

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当私有制逻辑回潮，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控了国家权力，国家机器便会从人民的工具，蜕变为资本的附庸。这一痛苦的教训，深刻地写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之上，也隐现在今日越南的社会矛盾之中。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中国革命的伟大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政治领导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革命，从来不是一次性的终点，而是一个在夺取政权之后，依然要不断地、通过阶级斗争，去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晚年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正在于此。

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在于维持表面的稳定与虚假的和谐，而在于是否敢于直面和解决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否能够不断地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影响，确保国家机器真正地、牢牢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未来的越南及一切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国家，唯有重新回到马列毛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公有制，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才能在新的、更为复杂的技术与时代条件下，建设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辉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