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让民众同心驱逐入侵者

私宅门外悬有日酋亲笔题字的牌子，又获赠独市售米的执照，伍禅善用日据时所享有的优厚礼遇，暗中领导地下抗日组织，筹款援助游击队在西加里曼丹打日本鬼子。

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让民众同心驱逐入侵者

日寇在1941年的平安夜进攻古晋时，英国军官指挥的旁遮普军团，和拉者的部队在短暂的抵抗后，便在侵略军强劲的火力攻击网下溃不成军，部分守军边走边战，经过新尧湾，往石隆门的边界山区蹿逃而去，日本鬼子一路紧跟不舍，也在不久后追到新尧湾，准备在镇上进行大搜查，眼看坡众将难免遭受到骚扰。

所幸此时有一名中年华裔男子挺身而出，以流利的日本话，告诉领军的指挥官，坦言英国守军在数天前确实有经过新尧湾逃往石隆门，相信已通过边界山路，闯入荷兰管辖的印尼领土，镇上居民向来善良与奉公守法，并愿意与日本皇军合作，希望军队不要骚扰和伤害当地的民众。

也许没想到在如此一个小山镇，竟能遇上能讲流利日语的民众，日军指挥官在得知来者是名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份子后，对他显得格外客气，并要求他充当翻译，向地方上的社群领袖问了些问题后，倒也真的放弃了大搜查的行动，不久后便带着部队离开。

曾为日本司令官校友伍禅获厚待

紧急关头出面向侵略军交涉的，便是当时住在新尧湾，担任石隆门华侨学校校长的伍禅（1904—1988），后来日本鬼子宪兵大队按照他们所握的名单，在古晋等城镇展开大规模的肃清行动，逮捕前筹账会领袖、各界侨领和文教界人士，然而在战前曾积极投入抗日运动的伍禅，非但没有身陷黑牢，反而受到军部的极大礼遇。

原来领军入侵古晋的日本司令官，恰好是伍禅在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同窗，他在占领古晋后，便派人把伍禅请到古晋叙旧，力邀他出任伪政府的行政官员，但在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下，伍禅以父亲年迈，儿女年幼为由，婉拒了对方的献议。

没想到那位日本校友，不仅没有因此翻脸动怒，反而亲手写了一面“伍先生宅”的牌子，要伍禅挂在他于新尧湾的店门外。此道牌子还真的比任何镇“鬼”的灵符还管用，各级日本鬼子在看到伍家挂有他们头子亲笔所提的牌子后，非但不敢造次进入伍家骚扰，而且还对伍禅格外尊敬，因此地方上仅要有事，只需伍君往军部跑一趟，便能顺利的解决。

他的那位司令官校友，同时还特别签发了一纸准证，委任伍禅为石隆门县内唯一的米粮销售商，让他独市经营贩卖白米的生意，然而那鬼子兵头万没料到，伍君有了他所提供的这层保护网后，让他更方便于领导“婆罗洲反日同盟会”，而且把垄断白米经营所得来的盈利，全部用来支援抗日运动。

↑哈里申少校摄于加拉毕高原游击队的营地。

↑领导联军Z部队空降加拉毕高原的汤姆哈里申少校（第二排中间），与他的同袍及土著游击队队长们合摄。

↑一群砂劳越的老乡亲，在1986年趁着访华之便，拜候了久违的伍禅（右）。

↑伍禅自五十年代中叶被遣返中国后，便积极活动于文教与政界，尤其是关注海外华人事务，图为1976年伍禅与当代文豪矛盾，及其家人合摄。

↑伍禅在新尧湾的故居。这栋筑有华式阁楼的店铺外，在日治时，悬有一块由日本司令官亲笔所题的“伍生宅”小牌子。

以特权组织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早在砂劳越沦陷不久的1942年初，伍禅便与古晋和石隆门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诸如陈绍唐、李树芬、巫干铭、陈仕民、房若汉、林立信、杨展谋、何和珉、杨汉光，与杨展容等等，联合组织了“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挑起担当主席的大旗。

按照这群地下抗日领袖的原意，本来是要在古晋筹组抗日游击队，而且也有一些不甘受奴隶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加，随时准备上阵和鬼子兵打巷战，因此伍禅便联系上当年和他一起为中华商会办＜砂劳越日报＞的主编涂耐冰，除了征求他对成立游击队的意见外，还希望他能负责训练和率领这支抗日军。

笔锋尖锐的涂耐冰虽是一介文人，但却曾经是家乡里的一名“小军阀”，事缘在三十年代初期，涂耐冰在浙江舟山群岛，镇海水产专科学院担任气象学教授一段时日后，便返回兴化莆田，接手组织与指挥一支八百馀人的兵团，与泉州军阀秦望山等连成一线，参与了由福州名将蔡廷楷，在1933年底所发动的“闽变”，于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签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摆明车马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对着干。

涂耐冰反对成立游击队

不过这个亲共的地方政权才成立不久，蒋介石便派遣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进攻福建省，还命令海军南下进攻厦门与福州，并在1934年正月间平定了“闽变”，涂耐冰在兵败后，携带妻儿逃到鼓浪屿，再于昔日的学生之接应下逃往沙巴，后来才应聘来古晋帮商会办抗日报章＜砂劳越日报＞。

鉴于涂耐冰有过带兵的实战经验，伍禅等抗日同盟会的领导人，便征求他在古晋成立游击队的意见，但却遭到涂氏的反对，他认为古晋缺乏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森林环境，况且日本在古晋驻有重兵，力量有限的武装游击队，难以跟之抗衡，而且若发动巷战，恐怕会牵连古晋民众遭受日军的屠杀报复，所以伍禅等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再综合各个客观因素后，决定暂时搁置筹组游击队的原议。

人民合作收集军火反日

就在“北婆同盟会”成立了几个月后，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和山口洋一带的各族民众，也跟着组织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并且派遣代表潜入古晋与北婆同盟会的领袖会面，商讨两个反日同盟会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计。

两个同盟会的领袖咸认，山口洋区域的日本驻军数量较少，且西加里曼丹拥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为游击战营造了绝佳的隐藏环境，尽管依当时敌我实力还相当的悬殊，无法与敌军打正规战，不过却能进行敌后破坏，骚扰敌方运输线，以致伏袭数量较少的日军巡逻队。

双方在详细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后，决定把两个同盟会联合起来，成立“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获推选为最高领导人，按照双方的共识，西婆反日同盟会负起武装打击日寇的军事任务，而古晋这边的北婆反日同盟会，则负责提供军火、粮食和药物，于是在日据期间，以伍禅为首的北婆同盟会成员，全面投入筹募资金，与秘密采集军火的活动。

民众同心捐献拾获军火

曾参与这场地下抗日行动的无名英雄们回忆说，当年古晋的北婆同盟会，确实有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手榴弹予西加的游击队战士，而这些军火皆是在古晋沦陷前，驻防在砂劳越的英国旁遮普军团与拉者军队，在日军登陆时，仓促向印尼逃蹿之际，边逃边弃置的武器，后来部分军火落入一些匪帮的手中，成了打家劫户的凶器，其余的大多被乡区的民众暗中收藏起来，原来打算用来作自卫用途，他们在得知北婆同盟会正筹集军火，准备通过边疆山径送往山口洋打日本鬼子时，纷纷主动的把军火捐献了出来。

于民众同仇敌忾，热心捐献军火和金钱下，北婆罗洲同盟会不负重托的筹集了大批的军需品，由熟悉边疆山径的成员，好象战前在石隆门金矿公司任职的巫干铭等人，巧扮成商贩，把各类军用物资，源源不绝的潜运到西婆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

作为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伍禅不仅实际的参与指挥抗日地下活动，而且还把他从贩卖米粮所得的金钱，全捐献给了西加游击队，据负责潜运军需品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婆同盟会领袖巫干铭回忆，单在1942年到1943年，他个人就曾数十次押运军火和金钱，通过石隆门的边疆山径，成功的运交到西婆游击队手上，其中一次还包括了伍禅个人所捐赠，重逾一斤的黄金与饰品。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在1946年杪访问砂劳越期间，前往新尧湾与当地的侨领会谈后合摄于中华公学外，图中前排右三为伍禅。

暗杀日军官不成 投入另一场政治斗争

虽然北婆反日同盟会因客观因素，没有建立武装游击队，但在日据后期，倒有计划组织暗杀队，准备刺杀日本军官，然而由于不久后，日本便宣布投降，这项刺杀计划没有付诸行动。倒是西加里曼丹的游击队，在获得北婆同盟会的经济支援下，曾多次成功的偷袭击日军部队，甚至攻破日伪警察局，卤获大量的枪械弹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形式上解散，但她的旧班底，在伍禅与陈绍唐等人的领导下，却转而在各地成立了中华公会，和华侨青年社等左翼组织，广召年轻人壮大队伍，投入了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