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现代市场经济背景，讲讲这个问题。

本期参考的是美国社会学家Vivek Chibber的通俗著作《对抗资本主义》的第二章。虽然算不上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书中写的内容，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脉络下，大部分讲道理，不跳大神的理论家的基本共识。

当然了，本文涉及的“国家”是指国家机器，不是基于文化、情感与认同的公民共同体。这点是需要读者朋友明晰的。

民主制度能保证国家的中立性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人认为国家应该是中立的第三方。像多元主义就认为，民主制度下选票竞争会中和特定群体的权力优势，政客为当选会迎合能提供最多选票的利益群体，国家“事前中立”，对所有群体开放倾听，仅“事后”因政策倾斜体现偏向，不存在固有偏见。

但这一理论与现实不符，2021年美国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仅24%，近50年来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被富豪与企业等“大型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贫困人口影响力微弱。

学术研究也进一步佐证了这点，学者对比“公众政策偏好”与“实际通过的政策”发现，两党均明显优先满足富人的政策诉求，当穷人与富人的政策偏好冲突时，穷人诉求被通过的概率接近零，仅当二者诉求一致时，穷人才有微弱影响力。

都是代议制民主惹的祸？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原则上是不认可国家的中立性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国家会天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首先，从个人维度，资本家和高级官僚基本都在精英圈子里。这使得前者拥有的资源与圈层使得他们更容易影响权力中枢，乃至直接进入权力核心，掌控政策制定的关键环节。

以美国为例，20世纪以来每届政府内阁中，约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企业高管、投资银行家或企业律师群体，国会层面更是如此——2014年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净资产中位数近100万美元，参议院议员则达270万美元，远超普通民众财富水平。即便部分官员并非资本家出身，也多来自服务资本的精英圈层，如顶级律所、知名研究机构等，其认知与利益倾向天然与资本家对齐。

同时还存在“旋转门”效应，大量议员在任时会刻意维护资本家利益，因为他们离职后往往能进入企业担任高薪顾问或说客，国会任职期间积累的人脉与内幕知识，成为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潜在利益绑定进一步强化了政策对资本的偏向。当然了，美国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别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但是游戏总是这个游戏。

其次，在政策游说与选举活动方面，富人的力量远超其他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有钱。首先是政策游说领域。无论是数量还是资金方面，资本家的游说集团都远远多于工人：2011年华盛顿注册的约1.1万个游说组织中，53%专为企业服务，代表工人的组织占比不足1%。2020年，企业用于游说的支出达29.9亿美元，而工人仅投入4915万美元，比例高达57:1。

其次是选举资金。美国选举成本极高，2020年国会与总统选举总支出达144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少数富人——2020年选举周期中，仅1.8%的成年人口贡献了67.3%的竞选资金，2016年两党早期筹款阶段，158个家庭就提供了半数资金（约1.76亿美元）。这使得候选人必须优先迎合富人偏好。于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大众诉求与富人利益无冲突时，政客可能顺势迎合；一旦二者存在冲突，那政客要不重新解释政策以符合资方利益，要不就宣称群众的诉求“脱离实际”，以此维护资本利益。

所以，国家偏向资本，都是代议制民主惹的祸吗？

真正的问题在经济基础

基于以上原因，许多人会把代议制民主称为“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批评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如果选举会让政府偏向资本家，是不是不选举就好了？是不是只要政府谁的话也不听，就可以维持中立了呢？

对，还真有人这么觉得。有经济学家认为，选举制度容易受到各类特殊利益集团的绑架与俘获，容易有偏向性。但是如果官员是由上级组织部门选拔，而非选举出来的，该国可以做到“中性政府”——当然，这位学者还是会承认实际的政策结果还是存在偏向的，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多搞一个组织部，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中性，独立的政府。

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很遗憾的是，单单做到这一点，国家机器的亲资本倾向也很难被彻底根除。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资本存在“结构性依赖”。只要国家精英想要正常治理国家，就不得不优先考虑资方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国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往往主要依赖税收，而税收的增长，长期来看要依赖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依赖于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只有资本家开设新企业、扩大生产，才能创造经济增长与就业，进而增加税收。这里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对吧？

但是问题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的投资是资本家自己说了算的，而他们投资是为了最大限度盈利。那么，以下逻辑也同样是很自然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商业信心”，资本家不能确信投资会带来足够的预期利润，他们就会减少投资、停止扩张，甚至将资本转移至海外，而以上决定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税收缩水，然后政府就不得不同时面对民众不满和政府缺钱的困局。

因此，无论政府的意识形态或短期目标如何，都必须优先保障资本家的利润机会，主动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个机制的存在，使得各国都多多少少发展出类似第一与第二种机制，来维护国家精英与资本的关系。即便这个国家没有代议制或竞争性选举，他们也往往会发展出另外的一些类似制度或长期的政策安排。

当然了，现代国家也有一些对冲资本权力的办法，比如通过把一部分经济部门国有化。但我们要考虑到，除了少数几个产油国，这个地球上很少有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真的可以不依赖资本家的投资，实现自给自足的。

不过这似乎会引出一个非常悲观的逻辑，似乎国家天然就站在资方一边，不会替工人说话。但是现实中似乎不是这样——虽然今天工人依然要受资本家剥削，但是和200年前相比，劳动者的权益多少还是有在进步的。这是为什么呢？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改良如何发生？

社会改良如何发生？

总得来说，上述三个机制，使得国家机器在社会改良方面往往是偏保守的，即便是进步候选人上台了，也未必能扭转国家机器整体的组织理性。但是，为什么社会改良还是发生了？这是因为，在经济基础的层次上，依然存在着一些可以抵抗资本家的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最核心的就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最直接的抵抗包括摸鱼和跑路，更进一步的就是集体停工、怠工等有组织的经济斗争。这些手段能切断生产，威胁资本家的利润来源。如果企业停产，资本家可能会面临客户流失，利润无法实现等困境，迫使资本家在“对工人妥协”与“持续承受损失”间做出选择。

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之上，工人阶级还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当冲突激烈的时候，进步左翼政治家会获得机会窗口，试图以“恢复利润”为由促成资本家在改良问题上让步，也可能让部分资本家为恢复生产稳定主动妥协，甚至还会有资本家基于其特殊的处境与社会位置，主动支持乃至采纳部分进步政策。

工人政党能将这种经济斗争压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在国家机关内成为工人利益的代表，这也让工人无需每次都通过大规模经济行动施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党的有效性仍依赖背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大规模经济斗争就像核弹，你可以不用，但是必须有。

不过，社会改良存在明显局限。因为社会改良可能能够提供一个利好打工人，并且真实有效的劳动法，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但是并不能改变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资本投资由个体资本家控制，而国家运转依赖资本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与税收。所以无论社会改良如何推进，国家都必须优先保障资本利益。

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即便最激进的左翼力量，也无法完全消除资本的结构性权力——承认市场与私有产权，本质上就是认可富人对投资、就业、工资等关键经济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斗争只能削弱资本权力，但是无法真正消灭它。在国家问题上，要达成真正让多数人参与关键决策的民主制度，就必须突破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

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框架？在不打破这个框架的背景下，工人阶级能做到什么程度？

极简左翼政治

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新自由主义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左翼政治经历了普遍的衰落。当然近几年，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起色，但是尚未达到改写基本权力格局的程度。

我们先看看左翼政治为什么会衰落，核心机制又两条：

首先是最基础，也是最致命的：左翼政治的工人阶级基础被侵蚀了。以美国为例，在1980年代后美国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原本作为工会主力的产业工人群体迅速事业或转入缺乏工会组织的行业，这使得工会会员比例从1950年代的近三分之一骤降至10%左右，失去基层支撑的民主党保守派借机将政策转向企业利益，以“政治务实”名义压制进步诉求。

其次是领导层的保守化。二战后，欧洲各社会民主党与工会高层为维持“产业和平”，倾向与雇主合作，逐渐淡忘阶级斗争传统，到1980年代后，随着工会力量进一步衰退，这些政党的政策大幅右倾，与中道政党的议程越来越接近。

基于“有无工人运动”与“有无工人政党”（当然，“有工人政党”是指有能上桌的工人政党，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小党不算），资本主义下的国家可分为四种场景：

第一种是“无党无运动”。这种最不利于进步改革，国家政策往往倾向于保守且对贫困人口诉求极不敏感，评价为拉完了。这种典型代表是80年代以来的美国（……）。

第二种是“无党有运动”。这种虽能短期推动政策进步，却难巩固成果。典型代表是新政时代的美国。在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罗斯福推动新政，但民主党未转化为工人政党，道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开始限制工会，削弱劳工权利。

第三种是“有党无运动”。一般这种局面，工人政党也就是个名头了。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支持，工人政党职能不断妥协，不断右倾，甚至可能比保守党还离谱。像现在英国斯塔莫的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是B站那个卤蛋的党，很大程度上都属于这类。

第四种是“有党有运动”。这对左派来说就是顺风局了。工人政党能最大化工人运动的杠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福利体系，如1930-1940年代的欧洲。

那么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左人要怎么办呢？作者认为，短期内西方各国看不到革命爆发的前景，所以社会改良依然是当下主要斗争方向。既然如此，左翼的任务就是创造对工人最有利的第四种场景：

欧洲底子比较好，新兴的左翼政治力量要做的重新与工会的进步人士建立联系，构建工人政党与工人运动的联盟。但是美国比较糟糕，可以先堆工会组织度，从“无党无运动”转向“无党有运动”，但要实现“有党有运动”的理想场景，那还得等天下有变。

结语

这期先讲社会改良层面的内容，至于“革命”意味着什么，以后再说。

要澄清一点：国家对资产阶级整体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违背具体企业的利益。比如朴正熙、全斗焕时代的韩国能够让资本家遵守他们的规制，乃至弹压部分“不听话”的大企业。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能让韩国资本有钱赚，对资产阶级来说，利润最大化就是核心动力。

那么，为什么左翼思想界还是长期存在国家主义倾向呢？当然，我们不诛心，先假设大家的主张都是真诚且处于善意的。

首先，这可能是某些历史因素导致的。一些国家可能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许多更支持计划体制的社会力量会用“保卫国有资产”、“打击买办”为口号推进自己的议程，这种口号往往就会与国家主义形成一种策略上的亲和。

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当中，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确绕不开国家。即便从改良主义的角度说，无论是工资层面的集体协商，还是落实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通过国家机器去落实与完成。

当然，这也同样意味着争取工人阶级对国家的民主控制非常重要。当工人阶级群众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影响国家精英的政策选择时，国家主义就会变得缺乏价值，考虑到上文讨论的三大机制，这种国家主义往往反而会适得其反。

于是，我们可以引入第三种情况，该国可能不存在一个足够强大，能够制衡资方的工人阶级力量，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寄望于国家机器能节制资本，保护劳动者。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工人阶级不够强大，难以对资产阶级施加哪怕短期的压力的情况下，难道会有能力对国家精英施加有效约束吗？

真正令人惋惜的也正是这里，往往这样的国家主义越是甚嚣尘上的时候，越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无力决定，乃至约束国家机器如何行事的时候。马克思下述这段话，正是这种姿态的真实写照：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参考文献：

Chibber, V. (2022).Confronting capitalism: How the world works and how to change it. Verso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