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连载：终章
开始连载这本2013年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江涌著作《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全书20余万字，为便于读者完整阅读理解且具有连贯性，本站不做删节、按原著章节顺序兼顾篇幅长短刊载，敬请读者独立分析思考学习借鉴。终章近2万字，完整刊出，今天为连载14，本书连载完结。在书成12年后的今天重读，读者和作者可能都会有更多的启思和更进一步的认知吧。
世人近乎都知道一百多年前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条沉睡巨龙，当他醒来，世界都会为之震惊。如今，中国已经醒来，然而这个巨龙不只是让人震惊，更令人迷惑：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依照自己的意志还是西方的期待而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笔者不想也难以回答国人与世人的迷惑，但是经由长期细致推敲后认为，在当今国际，中国的确是一个令人日益迷惑的国家，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提升，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国际恐华、反华势力正前所未有地围追堵截，国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系列困境。鄙人不才，无法给中国困境找出解决良方，期望那些尚一腔热血的中华有识有志之士一起来求索……
其一，指导思想理论之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经济中逐渐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诞生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越来越流于形式——集中在党章与党的报告中，新自由主义逐渐代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逐渐代替了理想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逐渐代替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所以，世人惊讶地看到中国在理论思想上，昨天“你”搞一套，今天“我”搞一套，明天可能“他”搞一套。缺乏“一脉相承”，缺乏历史的传承，缺乏道统、法统与政统的关联。“我们”是谁？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向何处去？这些有关社会安定、民族兴盛、国家崛起的大问题成为疑问，成为良心未泯的大众与精英的普遍困惑。
正是因为存在理论困局，所以才有长期的“不争论”，听任自由主义泛滥与肆虐，听任买办与权贵侵蚀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才有右翼势力在中国长期奉行“打左灯向右转”或“以左的名义掠夺，用右的手法分赃”的政策路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性的就是中国全力推动加入WTO）以来，中国首先在经济而后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逐渐泛滥起自由主义，但是无不是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的旗帜。正是在这一旗帜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与社会基础（工农联盟）日趋微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打左灯向右转”最集中与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以所谓“产权明晰”瓦解国有企业，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清晰”的指导思想下，纷纷被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手术台，就象对待连体婴儿一样，进行分离手术。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由此实现厂长经理向企业家富豪蜕变，国有经济向权贵经济蜕变，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重拾并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新自由主义思想与理论在中国泛滥，使人们颠倒了是非，模糊了常识，甚至失去了基本判断能力。花旗银行以20%的股份获得广东发展银行100%的经营权，明显违反中国的《公司法》有关“同股同权”的规定，而相关主管部门给的解释是“特事特办”。当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时，有重量级的人士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并不多，因为人均只有600美元，而新加坡人均超过2万美元”。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适度是依照人均标准来衡量。
更为滑稽的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竟然被高调推出，明显在拷问国人的智商。如果“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成立，那么中国人民就没有必要进行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了，最起码东北人民不再需要抗日了（日本军队在伪满政府那里“注册”了），到中国的日本军队都是中国人（在汪精卫国民政府那里“注册”了），他们到中国是来建立“东亚共荣”的，比今天的中美“同舟共济”层次要高得多。如果“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成立，那么“在美国（注册）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理应成立，但是把总部都迁到美国的联想集团，为什么美国政府拒绝采购联想电脑？
其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困
实际就是改革与开放之困，即“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被神话了。“改革开放”原本被当做解决高度计划体制沉疴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实际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但是，在一些经验主义者那里，改革开放似乎被神话了。认为改革与开放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其实，今天诸多问题恰恰是一些不当改革与不当开放带来的，如社会失去创新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外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广泛渗透与控制，权贵资本与买办肆虐横行等等。这是因为中国面临一系列非常复杂而日趋尖锐的挑战：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项伟大而前无古人的事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与突出；国际体制秩序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分化、弱化、奴化中国的图谋一刻没有停止；经济全球化进程异常复杂，经济金融化来势汹汹；等等，这一系列挑战、矛盾与重压仅仅依靠“改革与开放”的药方，“以不变应万变”的思路，是根本无法应对的。
更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利益集团发育成长迅速，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不断拓展，政府决策受到集团、部门与地方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导致一些改革越来越偏向集团、部门与地方利益，一些开放也越来越由集团、部门与地方利益制导。如此，改革与开放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改革开放的成本越来越多由大众特别是社会底层群体承担。
“与国际接轨”只接“右”轨，不接“左”轨。实践中，凡是能挖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墙角的就实现市场化，积极推行，对于拉美因新自由主义泛滥危害而政治上选择左转的，则避而不谈；对政府官员（精英分子）行政有利、能甩包袱的就“与国际接轨”，对政府官员不利、增加社会责任的就不“与国际接轨”；企业高管尤其是金融业高管的薪水“与国际接轨”，工会组织与工人权利则不“与国际接轨”；官员贪污腐败的惩处“与国际接轨”（免除死刑——“非暴力犯罪不判处死刑”）[ 有评论指出，以后只有穷人犯罪才判处死刑，官人和富人犯罪不再判处死刑。中国的法学精英一齐高喊这是和世界文明接轨，却故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都没有规定刑期上限，就是说可以不杀你，但要你最终死在监狱里。唯独中国在司法实际中往往（对官人和富人集中的经济犯）既不判处死刑，又规定最高刑期不超过20年。]，小民百姓基本权利维护（尤其是圈地拆迁）则不“与国际接轨”；统计中，能反映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如包含外资的GDP）就“与国际接轨”，但是能折射出改革开放出现问题的（反映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就不“与国际接轨”。
对于没完没了的改革，很多国人都很奇怪——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只有20多年），到底积累下什么巨大顽疾，经由30年的改革仍然没有消除？多年来，我等一直在苦苦思索，不得其解。很偶然，在一次研讨会的自助午餐上，一个自由派大佬向他身边的两小儿指点：只要国有企业依旧保持垄断地位，中国的经济改革任务就没有完成；如果没有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没有实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或许就是一些人执意改革、锐意改革的不竭动力。
其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困
实际就是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官员个人利益之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萎缩、新自由主义持续泛滥的前提下，在战略视线日益模糊、战术决策捉襟见肘的情形下，在中央权威渐趋削弱、地方势力日益膨胀的态势下，中国正陷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困。地方有组织对抗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房地产调控将这种“地方坐大，中央缩小”的趋势演绎得淋漓尽致。部门利益与集团利益紧密结合，其利益堡垒更是强大无比。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但是有关部门囿于部门与集团利益，竟然对活跃农村金融的指示采取软磨硬泡，拒不执行，连中央督导组都无能为力。
问题当头，常使“拖”字诀。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上兵伐谋”，而如今作为孙武的子孙的我们，在国际博弈中，在国内矛盾解决上，多数时间给人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得过且过。相信时间是最好的适配器，相信后人比今人更有智慧，美其名曰“以时间换空间”。
铁矿石原本就是一类普通资源，地球上铁矿有的是，但是在中国巨大而无度、无序的需求下，铁矿石在中国硬是“豆腐卖出猪肉价”，成为战略资源，中国数千亿美元计的财富白白流到了国际三大矿石垄断巨头的腰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稀土绝对是一类战略资源，“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小平同志早就道出中国稀土大国的战略地位。可惜的是，中国虽贵为“稀土王国”，但是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几十年来，在自由竞争、“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稀土曾经一直被当成萝卜白菜一样贱卖，当做粪土一般出口。如今，在多方呼吁下，才有些许改变。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对外诸多棘手与重大问题的背后，近乎都有美国的影子，因此对美斗争与合作最能体现中国的战略水准。然而，在中国的对美战略上，一个非常滑稽的方针是“斗而不破”、“对话比对抗好”。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逻辑思维，中美之间除了“对话”就是“对抗”吗？难道在“对话”与“对抗”之间没有第三种状态？既然中国的底线是在“对话”中“斗而不破”，那么美国就可以明目张胆地一而再、再而三提出无理而蛮横的要求。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施压人民币汇率、树立贸易壁垒、制造海上摩擦、支持中国分离主义者等三番五次进行挑衅，屡屡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在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中占尽了主动，捞尽了好处。在中美博弈中，中国的窝囊处境让你根本不敢想象，中国竟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一个经济实力迅速且不断上升的大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仅制造与主导议题，如此把握话语权、牵引国际方向，而且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刻意为中国量身订做多个议题或概念，如“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币值低估”、“大国责任”、“中国制造危机”以及“利益攸关方”与“G2”等等。世纪金融大危机一下子将中国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忽悠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袖”，为华尔街贪婪埋单，为美国危机埋单。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债务累累、近乎濒临危机的情势下借钱推行医疗改革，让“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说法）享受医保；而中国将大把钞票借给美国廉价乃至亏本使用，却让中国广大农村百姓（绝对是“最朴实的人”）连喝水的基本保障都没有，我们迄今每年还在为“母亲水窖”捐款。
其四，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困
工业化被理解为工厂化，现代化被当做城市化，而城市化干脆就是房地产化，由此不断加剧了城市与农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
上海世博会鼓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实在是一大极其肤浅的谬误。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世界的富人要向郊区、农村迁移，中国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在郊区居住，如今不断向农村拓展，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现代城市业已被一个个混凝土丛林替代，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传统社区不断解体，商业与铜臭持续集聚。城市化的高低标识现代化程度，是西方文明的困局，西方国家起于城邦，属于城市国家，城邦兴则国兴，城邦亡则国亡。传统的东方中国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土地、宗族、乡村三者粘合为基础的国家。以单一城市化来推动国家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以萎缩“三农”为代价，绝对是个谬误。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无本之木，成为空中楼阁，成为荒漠里的绿洲。
工业化被当做工厂化。工业化的核心是以制造业为基础、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创新，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来促进生产力以及社会、社区的快速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但是，如今中国的工业化在自由主义思想引领下，逐渐抛弃了实质，紧抓形式，画地为牢，以开发区为中心为基地，大规模集中各类工厂。尽管经济组织上非常有成效，但是社会组织低效乃至无效。工业的发展与社会、社区的发展割裂。经济下滑、出口萎缩、工厂纷纷关门歇业，农民工大批返乡，各类开发区萧条一片，变成了一个个鬼城。如此，方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可逆的，其繁荣只是一个假象，经不起危机的检验。
城市化干脆就是房地产化。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与银行在利益的粘合下“三位一体”，最大限度占有公有土地市场化的收益，最大限度掏空城市中产阶层的积蓄，也最大限度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政府追求的是光鲜亮丽的政绩与土地增值收益，房地产商追求的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的房产收益，银行追求的是持续稳定的资本收益，如此使城市化严重偏离人性化、宜居性发展轨迹，由此将房地产泡沫推向爆破的边缘，使中国成为“一千个迪拜加在一起的国家”。正是城市化愈发集中于房地产化，由此导致城市不再是社区的融合而是商业区的拼凑，不再是居民的家园而是混凝土的丛林，不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是阶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对立的温床。
其五，对外经济依赖之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严峻的国际大环境以及复杂的国内情势下，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以及超出国家实力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实现了由棋子到棋手的飞跃。
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对外（主要是对西方国家）逐渐产生了全方位、不对称依赖，不仅是对西方市场、技术、品牌、资金的依赖，而且还有对西方人才、理论思想与体制秩序的依赖。这种依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自主的选择，西方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优异的品牌被我们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在利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异化，从为我所用到盲目崇拜。而当我们对西方为我们培养的“人才”、所兜售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后，中国的新困境也随之产生，而且越陷越深。
如今，我们的市场成为世界潜力最大、增长最为迅速的市场，我们有了充裕而过剩的资金，我们依然拼命拓展国外市场、努力引进国外资本，由此导致对外经济摩擦迅速增加，国内市场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在华跨国垄断资本拥有至高无上的经济乃至政治地位，建立起一个个与中国国内产业无多大关联的“经济飞地”——实质是不受中国行政力量影响的独立王国。
与此同时，民族资本被不断排挤，诸多民族资本要么成为游资，要么变换为外资，不仅加剧税收流失，而且导致主权丧失。长期以来，我们把西方二三流技术当做先进技术不断引进，自主创新日益萎缩，由此陷入“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陷阱，然后我们便用“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中国申请的专利就是中国自主创新”来抬高包装自己，自欺欺人。这种对西方全方位、不对称依赖，赋予西方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权力，使中国对外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日趋被动，经济主权被不断侵蚀，国家利益持续流失。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个肥大的中国正在由“棋手”向“棋子”蜕变，不仅成为少数西方强国的棋子，甚至还成为一些周边小国的棋子。
其六，国家经济基础之困
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经济全球化碾平了世界、模糊了国界。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碾平了一些人的头脑（没有了沟回），模糊了一些人的思维，使他们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错觉世界更平、国界不分明。
综观世界各国，即便是欧盟成员国之间，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给予外资企业如此高的待遇与地位。当前，越来越多的舆论在检讨思索中国的经济基础之困：有忧思国有企业的困局——正在逐渐失去宪法所赋予的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忧思民营企业的困局——为争取生存空间、获取平均利润而挣扎。然而，竟然有一部分“善解人意”的中国人，在忧思外资企业的困局——外资企业是否持续享有“超国民待遇”，是否能更广泛地控制中国产业，是否能获得垄断利润。
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革命首先要分清敌友，哪些是我们的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令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利益日益凸显的今天，分清中国崛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依靠力量、团结与利用的力量非常关键。
中国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直面经济全球化，适度而有效参与国际分工，加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当今，中国客观上存在四大类“资本主义”，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跨国公司的外企为代表）、国家资本主义（以国有企业为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以私人企业为代表）以及权贵资本主义。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异常强大的前提下，只有依靠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国有垄断对抗跨国垄断，以强大国企对抗富可敌国的外企，才能有效抵御国际资本的强大与凌厉攻势，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
因此，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是狙击与牵制跨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力军，是共和国的长子，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是私人企业与民族资本的实际呵护力量。
私人企业是生力军，是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力军。单单依靠私人经济的薄弱力量无法与强大的跨国垄断资本相抗衡，小舢板拼凑再多也无法抵御航空母舰，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跨国企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是垄断贪婪性，这是东道国要全力防范的；其次跨国企业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者，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积极参与者，是资金流动、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提高的传播者。因此，对跨国企业要实行有效防范与积极利用的两手策略。有鉴于此，跨国企业是雇佣军，是中国经济的利用对象，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拾遗补缺，中国必须清楚，我们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
至于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多年来积极挖国有企业的墙角，毁私人企业的声誉，为跨国垄断资本作伥，应当全力加以遏制乃至取缔。
其七，政府职能异化之困
中国的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支持甚至直接参与财富创造，大张旗鼓号召全民发财致富，而且致富光荣，甚至把“增加财产性收入”写在自己旗帜上，这是当今世界所不多见的。
更有甚者，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将招商引资摆在政府工作的首位，如此，整个中国都卷入向跨国公司献媚的热潮。当今世界没有哪国政府如此亲近资本，而且还是国际资本。权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别媚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常态。各省市为了吸引外资，展开了“底线竞争”或“冲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经济“割喉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经营良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在引进外资的政治任务之下，或在外资特别要求下（因为很多国有、集体企业有很好的厂房、场地、熟练劳工等基础条件），强制实行破产，后来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产”中，很多就是为跨国公司而“定向破产”。一些国产著名品牌（如金星、飞跃、凯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就此成为历史。
当政府与商业经济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政治社会越来越远；与企业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众越来越远；与跨国公司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族资本越来越远。政府沉浸与（跨国）企业打得火热，原先的职能越来越模糊，于是不能解决或不愿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正是在政府的一手帮助下，诸多公众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与驱逐。为了赢得外资，地方政府在“抢凳子”变成“脱裤子”的同时，“割喉战”也恶化为“割毬战”，而竟相走上“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纵看我们一些地方数十年的发展观，可概括一“引”一“卖”，相对于简单的招商引资，“卖”的名堂可谓繁多，卖苦力，卖资源，卖国企，卖土地，卖祖宗，卖子孙，卖灵魂，凡发展最后就是“一卖了之”，政府一届比一届卖得更起劲。其实，在政府的众多职能中，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而不是直接进入市场，只是政府职能之一，但是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职能严重模糊，除了市场化、除了“引”“卖”外，近乎就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
政府自诞生那天起，就将正义、公平、稳定摆在第一位，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现代政府更是要承担市场所不能、不愿承担的诸多社会职能。政府诸多重要职能如保护民众健康、发展基础教育、提高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建设、维护公正公平、推进公用事业发展等等，如今中国这些公共事业要么被市场化，要么“顺其自然”，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职能是一个文明社会及其政府的本分，而这些职能的市场化只能是导致社会的退化与堕落。正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沦为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附庸。
其八，社会共识缺乏、加速分裂之困
今日中国，经济上遭遇了半个多世纪来所未有之困局，社会也呈现半个多世纪来所未见之分裂局面。在西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长期浸泡下，主流社会精英阶层多半或碌碌无为、明哲保身，或自私、贪婪、腐化，关注自己地位与利禄，关心的是家人与小圈子的冷暖，至于世风日下、大众疾苦、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一贯无动于衷。没有话语权、建议权、参与权的大众对政治、政府、政客越来越冷漠，“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与“人民日报”实际早就淡出普通民众的视野。官民离心离德，诸多官员与人民大众由鱼水一体，到油浮水上，再到如今火水不容。
买办权贵阶层。是部门、集团或家族权力与跨国资本联姻的怪胎，为跨国资本鼓与呼的阶层，是引狼入室、鼓吹“鲶鱼效应、倒逼机制”的一族，可以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形式出现。它们长期依附跨国垄断资本，敌视国有资本，鄙视私人资本；它们挟洋自重，吃里爬外，往往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牺牲巨大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它们是买办、掮客的源头，是腐败与堕落的温床，是中国健康经济机体的毒瘤与脓疮；它们对中国的民生福祉、社会安定、民族兴盛、国家崛起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清除。
民族资产阶层。这是于跨国垄断资本与国有垄断资本夹缝中求生存的资本阶层，原本迅速成长壮大，于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但是在跨国垄断资本于中国风卷残云时节，他们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们有着天生的两面性，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憎恨与依附，对国有垄断资本的厌恶与讨好，对大众、社会底层的怜悯与剥削，对自己的命运前途迷惑与彷徨。顺风时得意忘形，逆水时悲观丧气。对国家、民族前途越来越缺乏信心，因此越来越多私人资本选择外逃，如今已经成为洪流，或变化资本属性与投资者身份，换个“外资”、“外商”的马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
中产阶层。社会学界有共识，一个社会若中产阶层越是壮大，越呈现纺锤状，那么该社会越稳定。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迅速壮大。因此，当一部分自由精英分子发动“八六事件”、“八九事件”后，中国并没有如期发生诸如东欧与苏联的剧变，党和政府关键时期当机立断，社会很快趋于安宁与平静。这当中起中流砥柱或稳定之锚的，正是中国庞大而且从改革开放中获益的中产阶层，他们人心思稳。然而，近些年来中产阶层不仅在收入上停止不前，而且在股市、房市的泡沫大潮中损失惨重，很多人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上流化渠道狭窄，下流化情形严重，蜕变成在近乎社会底层边线游走的阶层。
社会底层。这是主要“工农联盟”一族，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而无尚自豪与荣光。然而，改革与开放使他们一再牺牲，一再承担“社会稳定”的压力与成本，国有企业改革使大批工人“光荣下岗”，很多人过着温饱都难以保障的生活。城市化、房地产化的圈地运动，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与养老的土地。“农二代”、“工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日益固化，希望一次次破灭，失望一次次增多，绝望也在一次次增加。
社会阶层裂痕越来越大，鸿沟难以逾越。富人在钱海里逍遥，穷人在苦水中挣扎。一些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钱、权、位一个都不会少，诸多下岗职工与失地农民病、老、死难有着落。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司法改革，非暴力犯罪可以免除死刑，意味富人贵人在法律面前高人一等；小偷小摸难逃牢狱之灾，再现穷人贱人钉死在社会底层。整个社会，理想越来越少，铜臭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包容越来越少，敌视越来越多。“改革”与“开放”似乎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与“玩物”，越来越不受大众欢迎甚至被越来越多地抵制。是谓，官人一闻“文革”就心惊胆颤，而百姓一听“改革”便胆颤心惊。
其九，民族认同之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沿用苏联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相较于旧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有了较大进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和谐与团结，实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安定。但是，改革开放后，地区发展的差距、全球化的冲击、外部势力的渗透、中央集权的削弱、民族政策的僵化与落后，使在一些地区于社会矛盾基础上出现了民族关系的紧张乃至对立，民族分离运动愈演愈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出现了危机，进而对中华民族崛起、国家复兴产生严重威胁。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泛滥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治理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新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鼓吹普世价值，模糊国界疆界，将中国一切积极的爱国主义贬低、诋毁为民粹主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诋毁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领袖、民族文化、民族价值、民族认同，试图“清零”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史，建国三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与此同时，极力颂扬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英雄，宣扬西方文化与价值，试图为更多的中国人确立另类西方英雄崇拜，依照西方丛林原则改写中国历史。如此，导致中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失效，民族凝聚力持续降低。
裸商、裸官、裸学在今日中国业已成为常态。一些商界精英，多年来，享受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通过各种（黑的、白的、灰的）手段，向政府要政策，向社会要空间，向大众要自由，由此不仅积聚了大量财富，还拿到了某国绿卡，变换了身份（外商），送出了妻子，转移了财富。于此同时，却恶化了中国的自然环境、污浊了中国的社会空气、损害了中国的广大劳工。那些在中国闷声发大财、做高官、玩金融甚或搞研究的，到底有多少属于“我们”——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少是“国际主义者”、“世界鸟民”？风和日丽时，高唱同舟共济；风云变化间，立马弃船登岸。更有甚者，在中饱私囊后，希望中国翻船变天，如此可以像苏联前权贵一般，实现非法所得合法化，而且仍在同一片土地上作威作福。
其十，经济出现“两个中国”之困
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利用区位优势，施行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发展加工贸易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繁荣。
但是，东部的经济增长、社会繁荣是以中西部的相对停滞、衰落为代价。因为东部沿海利用整个国家的优势资源（包括政策资源），承接国际分工，将国际资本及其技术与整个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相结合。在这个日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作出了持久而巨大的牺牲，他们向东部地区持续供应矿产、原料、电力、劳动力等优质而廉价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中西部承担生养、教育等代价，及等“成材”后，便输出给东部地区廉价使用，而东部地区长期所给予的是“流民”、“农民工”待遇，根本没有与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同福利，而且根据国际市场状况来决定用工数量，如此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蓄水池，需要时毫无商量地拿走，不要时毫不留情地踢开。这些庞大农民工阶层，长期抛妻别子遗老，将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留在东部，贡献给东部，等年长体老色衰后，只能回到中西部，度过风烛残年，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有首民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但是到过山西的人，触目所及“天是灰的，地是干的，土是黑的，人是蔫的”，这是一个典型中西部的资源大省、环境美省、劳动富省、文化强省所遭遇的尴尬。无他，就是为东部地区作出了牺牲。
笔者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经济学教授武新木老师给我们讲课，谈及东西部差距时，沿用湖北与山东这两个大省做比较：改革开放之初，在经济社会十项指标中，山东除了计划生育中的超生率外，其余九项均落后湖北。斗转星移，到了世纪之交，湖北除了计划生育中的超生率外，其余九项均落后山东。
更为突出的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部地区广泛深刻参与国际大循环，是典型的美元体系，成年累月将中国有限的资源、产品、服务，与美国可以无限发行的美元交换。真实的财富源源不绝出境，零成本的美元大批入境，人民银行据此发行相应人民币。多年来，这样的外汇占款成为中国人民币重要乃至主要的发行方式，如此国家货币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东部地区引进外资结算成人民币后，可以在中部地区无限购买为代工制造所需任何生产要素，日益增多货币追逐日趋萎缩的资源，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东部引进的外资转换为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美国投资者得到融资后，继续到中国投资，换取中国的真实资源、产品、服务。如此循环往复，这当中，东部地区长期扮演“倒卖者”、“买办”的角色，把中西部真实的资源、产品、服务转换成为“绿色纸张”或“电子符号”，倒卖获利几乎由东部独占（其实在整个利润链条中，外资总是得大头，东部地区只获取一点蝇头小利），而成本（包括通货膨胀）则由全国负担，至于由此引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动者伤残主要由中西部承担。
比照今日之中国，与当初之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美国是南北问题而中国是东西问题。长期的外向经济使中国分裂为“东部——美元经济体系”和“中西部——人民币经济体系”，而“人民币体系”显然从属于“美元体系”，犹如当初美国的“北部——美元经济体系”从属于“南部——英镑经济体系”，中国东部沿海也与当初的美国南方一样由此产生了维系这种体系的利益集团。毫无疑问，自由经济及对美依附，令中国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犹如当初美国南方依靠棉花、奴隶、种植园及对英国与英镑依附而实现繁荣，但是独立、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受到严重侵蚀，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产业链的一环，固化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近乎成为镜花水月，……，弊端的集中持续呈现，加速地区发展失衡，加剧两极分化与社会分裂，危及共同体（国家）的存续，摆脱对美的经济严重不对称依赖\依附已成为国家战略最紧迫的课题。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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