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 精选好文

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七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艾思奇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艾思奇给中央党校学员(记录未记是什么班次)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按速记稿整理，只做了一些文字加工。

问题有两大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现在分几个大问题讲一讲：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二、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现在简单说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专家讲过，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一般规律和动力的科学，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当然是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不是研究历史各个方面具体规律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等等。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总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一种哲学，它是研究一般规律的，它的任务是要为各种具体科学提出一种方法、提出研究问题的根本方向。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我曾经说到地理和人口不能归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以内，就是说我提出的意见是多少有点修正斯大林说法的意思。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修正，是不必要的。

我的意见没有写成文章发表，在课堂上提出这个意见，大家 考虑考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常常抓住书本上名人写的东西，不敢怀疑。因此发生一种情形，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上所说的，人的思想拴在一条线上。所以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开展一点，使我们在学理论的时候避免教条主义，讲课的时候不妨把争论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介绍一下，把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大家不同意就算了。

提出反面的意见，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要有对照面，然后才能发展，认识才能深刻。没有光明，就不懂得黑暗的坏处，不提出反面的意见，正面意见的正确与错误就不容易显出。我们用对立统一的法则展开我们的思想，因此有时要主动地考虑反面的问题，当然已经千百遍证明过的就不需要怀疑了，要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这就错了。一些个别原则，一些新的原则，不妨从反面考虑考虑，使思想开放一些。

我提出这个意见，不是作结论，说斯大林的说法不对。斯大林用地理、人口和生产比较，那种比较还是对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有决定作用，地理、人口有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这点并不错，我没有否认这种解释，我们要把生产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但我们决不否认地理、人口对社会发展有很重大的影响，考虑具体社会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地理、人口条件。中国地大物博，这就使中国占很大便宜，这点对我们的革命有很大影响。从前抗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国，所以能持久，像埃塞俄比亚等小国，一打就打掉了，大国就有回旋的余地。人口众多也是一件好事，虽然现在要节育，可是人口多很好，不要拖拉机也可以搞合作化，如果地广人稀，想大规模地搞合作化，没有机器是有很大困难的，至少不会这样轰轰烈烈。人口多，帝国主义就害怕，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一去帝国主义就害怕，说人海又来了，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口多也有坏处，人口太多，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不容易很快地超过人口。

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不对的，一般地说，粮食的增长可以比人口快些，苏联就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但我们人口太多，生殖力大一些，如果不限制，粮食的增长就会慢了。我们需要粮食比人口增长的更快一些。十二年农业发展计划，有的地方，粮食增长一倍，五百斤增加为一千斤。十二年是不是人口就增加一倍呢? 不能。因为一年增加一千万，十年增加一亿，十二年增加为七亿，不会增加一倍。所以人口总比粮食增加得慢些，但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马尔萨斯的说法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粮食一、二、三、四、五这样增加，而人口是二、四、八、十六、三十二的增加，如果这样的话，粮食就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我们不这样看，粮食的增加是一、 二、三 、四，人口也是一、二、三、四，而且比粮食增加得小一 些。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使生活更好一些，我们的节 育政策的理论不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环 境提出来的问题。

人口是有影响的，基本上人口多是好的。当然对于反动派来说，人口多不好，蒋介石就是觉得老百姓太多，一造反就没有办法；对于革命来说，人多是好的。不否认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的作用，而且有很大的作用，问题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否认，我们要否认的，只是名词问题，要不要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名词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不要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只是生产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杜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指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指经济关系。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这本小册子最后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公式。在这段话里讲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是解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方式，也就是斯大林进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就是指政治生活及一般的社会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一般都是把社会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关系包括生产、生产方式、一般经济状况，精神生活包括政治思想、法律、宗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把地理、人口和生产并列起来，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内。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得到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把地理、人口看作是一种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生活必要的条件，而不要把它看作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社会存在，就是社会自己内部的物质条件，而地理是社会外部的物质条件，人口是生物条件，而不是社会本身的条件。

也有的同志这样理解，生产过程要和地理发生关系，所以是不是地理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种说法有点理由，但还可以解释，就是生产是必须要和自然、地理发生关系，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但在这种条件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一个因素，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生产过程需要有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作为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因素，并不是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不能成为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能融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因素。可以参加到劳动过程中，但不能单独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生产、生产方式，地理仅仅是构成因素。

斯大林的说法，好像生产、地理、人口是各自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几种都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生产起决定作用，用一个名词概括三个东西，容易引起误会。我想是不是不要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概括地理、人口，只有一个生产就够了，因为在生产中已经包括地理、人口了。

这个问题究竟是个名词问题，如果这样用不致引起很大的误会，这样用下去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大家可以不同意，我只是作为参考意见提出来，大家考虑，我也再研究一下。要我下个结论，说我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错了，这也不行。如果我将来觉得对， 就写文章发表，不对就算了。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问题，多少人反复考虑多少次，我讲了一个意见，讲以前也反复考虑多少次。现在中央有了结论，三反五反以后看不到对抗性矛盾，现在没有对抗性矛盾了。中央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了这个意 见 。

要确定新的原则很不容易，要非常谨慎，没有最后确定以前不要把它说死，经过最后的证明，再把它当作公理，当作真理确定下来，经过多次实践，加上反复思考，最后得到真理。

对于我的意见有一点怀疑都不要肯定，还是照斯大林的讲法好。不轻易确定一个新原则，不轻易推翻一个旧原则。

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首先是生产力的性质怎样了解？生产力性质、水平、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些名词如何了解，有什么关系?

生产力性质，就是生产力本身的一种特点。性质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集体性和个体性。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是由集体性的生产力向个体性的生产力发展，然后由个体性生产力向集体性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原始公社是集体的，封建社会是个体的，封建社会以后，又向集体方面发展，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后一个集体和前一个集体不同，前一个集体是单纯合作，规模很小，是以氏族或农业公社为单位的；后一个集体性是分工合作，工场手工业的集体性是分工合作，机器工业是社会公共的性质，甚至把国际打成一片。

除了最基本的集体、个体发展性质变化以外，还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点、少点，都参加到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定性里去。要具体地了解生产力性质，首先要研究它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然后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少。

生产发展的水平，是讲生产力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是人类取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多大。量和质有联系，不同的生产力性质也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有多少，跟生产力水平、生产力量的方面有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包括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比如以前农业劳动是个体性质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但农民需要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合作化起来，特别是贫农需要使劳动由个体变为集体。这种旧的水平、性质加上需要，就是农业合作化以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合作化。生产力发展状况是总的名称，包括生产力性质、水平以及需要等等。

究竟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还是三个?

肯定是两个，用不着再讲了。有些人认为是三个，是把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生产力的要素混淆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劳动过程是讲三个要素，因为没有对象，劳动不起来。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性质以及发展水平，是决定于两个要素。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讲得好像不大明确，引起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原来我是这样讲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需要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但生产力之所以能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决定于生产力本身的内部条件，内部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推动作用。当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是密切联系的。可是对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外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起作用要通过生产力本身内部的因素，单单有生产关系，不通过生产力的内部因素，是发展不起来的。

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讲课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地方讲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讲生产力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可是生产力有人和工具的要素。这里面发生了问题，究竟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是什么？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呢，还是人和工具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明确地答复。

应该这样说，生产力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矛盾的运动。但矛盾的解决是要通过工具的使用。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的性质的决定条件，就是工具和人。

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因素就是生产力的两个要素，首先是工具，然后是人，是掌握工具的人。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性质如何，首先要问这个社会的人用什么工具来生产，然后再问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来生产。这两个问题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它性质的两个根本问题。

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两个要素起作用，不是生产关系能直接起作用。为什么两个要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素呢? 因为两个要素是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是要通过工具，就是要善于使用工具，根据两件事情改造自然。

人和自然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也就是决定于工具和劳动者的矛盾运动。人使用什么工具，如何使用工具，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矛盾。所以，现在就要明确地确定一下， 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就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是通过这两个要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可能性。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解放，但要怎样才能实现解放，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一定要抓住工具和人这两个环节。我们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农业合作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是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呢？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时生产力有了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要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要这种推动作用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就要抓住工具和人两个环节。如果不抓住两个环节，即使有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不能发展。

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央有个农业发展纲要，里面主要是生产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农业的主要东西。我们现在不能立刻使用机器，也不必要，因为土地少，人口多，可是合作化以后，就立刻考虑适当地改善工具。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新的农村发展生产力，不要改善工具，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恰当。合作化以后，我们考虑生产力的时候，也就考虑到按照我们的情况、按照条件的许可，适当地改变工具。有两种改进办法， 一种是新农具换旧农具，一种是更好地使用农具。完全不改进工具，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事实。当然中国的情况主要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包括工具操作方法，包括劳动组织。

新的生产关系为什么能推动生产力呢？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改进工具比较容易，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也比较容易。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呢？因为在旧生产关系下的种种条件使得不能改进工具，甚至原有的工具也要搞坏，同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生产经验不能积累，劳动技能不能提高。主要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穷困状态，使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过剩，机器停起来，劳动者大批失业。

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工具和人发生作用；新的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能推动工具和人充分发生作用。

有了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来进行生产，其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规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使用手工工具和机器，水平总有一定的分别，可是工具的作用要发挥起来，需要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积极，有再好的工具也没有办法。工具是客观条件，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工具的发展，但人是最主要的。有了工具，就要看人善不善于使用，这是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一方面的表现。

如果讲到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应该说，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旧的生产关系， 一般地说，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特殊部门可以推动。但生产关系只是推动作用，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还在于生产力内部，就是人和工具的相互关系，这两方面使得生产力能不断地、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劳动人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很高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得快一些，积极性低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慢一些，但生产力本身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因素。

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工具的发展，这是斯大林讲的原则。有的同志说，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具没有很大改变，但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斯大林讲错了。我看他的原则一般没有错，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要注意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问题，要加以区别。如果只讲一般原则，认为一般原则是指把整个人类历史算个总账，最主要的问题应当怎样看。如果算总账，可以说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生产工具，每个时期生产力最主要的、重大的质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决定于一种生产工具的根本改变。原始时代由旧石器到新石器，进到金属工具，由普通金属工具到能炼钢，生产力又进一步由手工工具进到机器，生产力大大飞跃一步。每个时期生产力发展划时代的飞跃，归根到底是由于工具的根本改变。这是讲个总的原则。

斯大林的著作是个很简单的提纲，只能讲主要的原则，具体运用就不能详细讲，因为提纲的东西要简单，有些地方就片面了，有些问题我们要原谅，因为这是个提纲。

这个原则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适用的。要使中国农业发生强大的飞跃，归根结底还是要技术改革，不能满足于现在合作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比过去提高很多，还可以提高，可是这个提高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无论怎样提高，比起旧生产力差得不会太远，要使生产力走得很远，还是要机械化，要解决技术改革问题。我们过去的生产力容易超过，因为那是古代的生产力， 如果不能超过，我们的工作就太差了。但我们要求超过很远，现在我们超过还是靠人多，生产力高，就是一个单位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东西比过去多得多。比如一个劳动力能种三十亩地，我们希望将来一个劳动力能种三百亩地，甚至一千亩地，月手工工具是作不到的。单位面积增产用什么方法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增加劳动力，一个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在于工具的变革。问题是对总的原则在具体运用时简单化，不然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要提高生产力，就要立刻搞机械化，得到这种结论就是教条主义。具体运用的时候要因时因地、斟酌情形解决问题。总的方向应该机械化，但要看情形，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现在不能勉强解决。现在我们就是适当地改进工具，不能立刻机械化，然后加上人的生产经验的发挥，劳动技能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工具，一个是掌握工具的人。现在工具不能大规模地改进，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不过单单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生产力的提高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没有到这个限度，人力没有充分运用，生产经验、劳动技能没有充分发挥。可是发挥人的力量的同时，要根据情况适当地改进工具。两个环节如果抓得好，生产力就能够发展，新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就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如果不能抓这两个环节，尽管有新的生产关系，还是空的。东欧有些国家的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适当地解决改进工具和提高人的劳动技能的问题，生产力还是不能提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内因是根本的，但外因有重大影响。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虽然生产力有两个自己内部的因素，也不能发展。

有人问：新中国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新的社会制度指什么？新的社会制度，应该说是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各种法律制度，其中根本的东西，就是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可以说，新的社会制度，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有了新的生产关系，使我们的生产力有发展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需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使它能得到实现。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变可能性为现实性，变今天新生产关系开辟的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为现实性。

关于新的社会制度怎样了解的问题，《人民日报》有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导。一种意见认为新的社会制度不是讲新的生产关系，一种意见认为是讲新的生产关系。我认为不简单是新的生产关系，但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

还有两个具体问题：蒙古这个国家由游牧生活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利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多半在落后的国家先实现的问题。

关于蒙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只看过一些文章。从那些文章看来，那种过渡也不违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要凭脑子想，蒙古一定完全是社会主义。蒙古由革命胜利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经过很长的时间，它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恐怕有些地方比中国还要迟。它是在革命胜利后，逐渐在苏联帮助下发展一些工业，因为是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老百姓的游牧生活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有一部分牧场变成社会主义的，是现代的畜牧方法，使用机器，有一部分国营，有一部分集体经营，有一部分是私人的牧群，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

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不可能，但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总是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方面走。中国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不好说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因为有些地方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没有最后完成，农业合作化也没有最后完成，

这都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相适合有联系。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是不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这也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就是对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的分别。讲一般原则，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具体运用的时候，它的表现很复杂。

落后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呢？[可以阅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 精选好文——编者注]因为虽然它落后，可也不太落后，总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工业。俄国有帝国主义经济，我们有蒋介石的官僚资本，我们不是阿比西尼亚那样的国家，我们有比较集中的工业，在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有资本家的私有和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的矛盾。

为什么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胜利，我们这样的国家会先胜利呢？这是种种具体条件凑成的，上层建筑关系，国际关系。比如美国为什么不垮呢？因为它的统治者没有遭到严重的挫折，统治力量很大，特别是有钱，有钱就有办法收买、欺骗，使得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基础。我们这样的国家，虽然落后，又不太落后。同时由于落后，资本主义没有那样充分发展，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更尖锐一些，生产力没有出路，首先农业不能前进，又有封建制度，又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能发展。

革命形势决定于种种条件，种种条件使得生产力没有出路，非爆发革命不可。美国虽然生产力很高，但由于种种条件，生产力还多少可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工业还可以发展，加上上层建筑的支持，可以比较稳定下来。

基本原则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则，这不会错的，具体运用要考虑到种种复杂情况。凡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都要这样了解。

生产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这个过程算不算规律？有人说不算规律，客观存在是规律，自觉性是人的认识问题。规律是生产本身的发展，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 。

我看还是个规律，因为由自发到自觉这件事也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的事情发生，总是有点自发性，到了自觉，总是靠后一点。这个规律也就是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规律。规律就是基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固定不变的，是必然的。先自发后自觉，这是必然的联系，主观落后于客观也是必然的联系。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声明一下，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把斯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当作正确的。现在苏联、中国有些人对斯大林的讲法抱有怀疑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斯大林的意见，一种是对斯大林的意见采取反对的态度。

斯大林的意见是这样的，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个比较狭窄的范畴，比起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来说，它是比较狭窄的，基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就是生产方式。基础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和生产力没有关系，生产力不叫经济基础。基础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认为经济结构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斯大林认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什么是社会精神生活呢？ 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科学、道德、艺术这些东西；也包括政 治、法律制度。所有这些叫作社会精神生活，上层建筑就是社会 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指仅仅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随着基础的产 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那部分。

照斯大林这种说法，研究上层建筑的时候，要和社会意识形态加以区别。自然科学就不叫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有些阶级观点是上层建筑，反映的现实材料就不是上层建筑。齐白石画的虾就不是上层建筑，但齐白石的观点是上层建筑。

在康斯坦丁诺夫的著作中就是这样研究的，一个东西要分成几部分，政治、法律是上层建筑，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辩证法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

苏联专家有这样共同的观点，精神生活属于材料性质的东西不是上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跟阶级观点密切联系的东西是上层建筑。我们从旧社会接受文化遗产，是因为把旧社会的观点取消了，所以可以接受。这个解释有许多困难，一个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上层建筑，争论不体。自然科学勉强有个结论，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可是用世界观解释自然科学就是上层建筑。有人说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有人说不是上层建筑，因为掌握的是客观真理。吉谢辽夫专家认为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别的许多专家认为是上层建筑。我们暂时认为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用这种观点解释问题，有许多困难。想要推翻这种说法的一种新看法正在生长，想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是一切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解释几个问题，暂时是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来解释。斯大林的说法也有困难，在解释许多具体向题的时候有争论。

关于什么叫作生产关系总和的问题，有两种了解。一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是赞成这种看法的，解释具体社会经济基础的时候，可以把经济基础看成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种生产关系，每一种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包括在内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比较能解释具体情况。因为很多社会比较复杂，只能肯定它的基础也是复杂的，不然就很牵强。日本是君主封建帝国主义，它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另外，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它的基础，这样说比较容易了解具体问题。

另一种看法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只能是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只能由一种生产关系构成，一种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总和为一个基础。照这种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社会只能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尽管成分很复杂。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基本阶级只有农民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基本阶级。这种看法在苏联相当流行，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只能由一种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它的基础，其他成分都不是基础。运用到中国，就是旧中国始终是封建社会。这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很牵强。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基础，毛主席写了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个政府的经济基础，如果那个理论成立，毛主席这个文章就应当取消了。说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是基本阶级，也说不过去，人数少点，但作用很大。所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生产关系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有的社会也可能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比如美国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总和。但有的社会不同，沙皇俄国至少是两个生产关系，旧中国是官僚资本、封建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基础。旧中国还有奴隶制度，成分很小，就不算了，占主要成分的至少有两种。

关于过渡时期基础的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种是过渡时期有两种基础在变化、运动。是不是还有第三种看法呢？也有。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础，因为过渡时期是要建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当作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三个意见，头一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础，这种说法不恰当，和列宁的说法不一致。列宁说，过渡时期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有两种，一种是过渡时期所有的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个就是四种所有制构成两种基础。过渡时期就是因为有两种基础在互相生长、消亡。苏联的教科书赞成后一种意见，无产阶级国家把社会主义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讲法。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就是后一种讲法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是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基础，而把资本主义当作旧的基础。

斯大林讲，上层建筑要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旧基础。资本主义是旧的基础，资产阶级是旧的阶级，我们自己的基础是社会主义。

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把四种所有制统统当作一个基础。我们的国家是把四种所有制都当作自己的基础，没有分新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斯大林的说法的。

现在我们暂时肯定斯大林的说法是对的，大家可以研究，现在还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把它推翻。我们的思想不要拴在一条线上，要活动活动。

理论是要从实践来的，我们要在实践中考验斯大林的说法对不对。

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基本上是按照康斯坦丁诺夫的讲法，中国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和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作自己的基础，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基础，国家的任务是要帮助社会主义基础形成起来，巩固起来，而且帮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是这样作了，我们上层建筑的作用很大，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就是个表现，原来以为要十八年才能合作化，由于上层建筑能正确地反映基础，为基础服务，因此促进基础的形成，两三年就基本上建立起这个基础。

上层建筑帮助基础形成，巩固、推动自己基础的形成，同时就推动了旧基础的消灭。如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就得不到这个结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在别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如匈牙利、波兰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怎样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大，它是新的生产关系，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的问题是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为基础服务，叫作官僚主义。铁托说苏联的制度成问题，铁托说是官僚主义制度，如果这样，铁托还是对的，苏联的辩护没有对准目的。如果根据基础的实际情况很好地反映到上层建筑，然后想出办法帮助基础形成，就不会发生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是不能按照基础本身的情况把它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共公性质，它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公共性质，许多方面不能这样作，所以发生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律是这样一个规律，要有高度的技术装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没有按照规律办事，片面地强调高度技术观点，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僚主义，上层建筑脱离基础。

中国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基础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具体情况，反映新旧的情况，然后制定正确的方针、计划。帮助社会主义的基础形成，同时促进资本主义的基础消灭。这就是在中国来说，我们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关于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也有不同的争论。现在我们所讲的意见，上层建筑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专政，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的个别制度还存在，这算不算上层建筑呢？现在我们的讲法就是不算上层建筑，只算上层建筑的因素，或者是现象。另一种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制度也还是上层建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消灭，就有它的基础，有它的基础，就有它的上层建筑。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思想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没有成为上层建筑体系，没有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只是参加政权，有些党派是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不是占主要地位的，所以不能说在无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外，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只能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些因素或现象。这种看法有人反对，你说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或现象也好，最多不过是加上两个字，这是名词问题。

还有些具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怎样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它的基础也是多种成分，也有国营经济，也有合作社，也有个体私有者，也有资本主义。当时经济基础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大体上是五种，不过量的方面不同。在解放区中，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小资产阶级比较占优势，另外还有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经济基础也是两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资本主义因素。

这个基础也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几种所有制合成一个基础，那种经济叫作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另一种看法，是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基础都当作自己的基础。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以前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那时的政权，把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自己的基础。当然，当时国家站在领导地位，国营经济起领导作用，可是为两个东西服务，因为革命的任务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四九年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四九年以前是工农民主专政。全国胜利以后，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掌握经济命脉。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政权的性质变了，上层建筑变了，基础的发展方向也变了，以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发展以后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发展。我们的政权到现在还是这样，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还有个问题，社会主义产生工人阶级贵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何在?

工人贵族是什么没有具体提出，是不是指拿薪水太多的人？这种现象不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而是由于官僚主义，是旧思想的产物，旧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使我们感到有功劳的人多享受点，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因此觉得有功的干部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应当和一般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等级方面差得太远。一方面是旧思想的残余，比如知识分子、专家的工资特别多，苏联有五万卢布的专家，这就是把精神劳动看得比体力劳动高，旧制度的残余影响我们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产生的，工人贵族这个名词是带括号的，不能和英国工人贵族的条件相比。那是帝国主义经济产生的，帝国主义者收买工人阶级的结果。在社会主义里，工人贵族没有经济基础。如果在过渡时期有资产阶级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捧来捧去的结果，一些干部就特殊了。

有同志问：派别的阶级基础何在?

也是这样。如果说是派别里有了离开共产主义的趋势，对共产主义起破坏作用，它的基础在资本主义方面，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工联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为什么叫它是共产主义里的派别呢？就是它基本上还是共产主义中的。铁托无论如何没有违背共产主义，可是他的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有破坏，他基本上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是又反映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影响。为什么能证明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呢？因为他的民族共产主义很受资本主义国家欢迎，这反映南斯拉夫的党没有自觉性，不了解这点，如果自觉了就没有这个问题，各国给他批评是会有好处的。这个批评有多大效果就要看以后了。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思想，要解决是不容易的。南斯拉夫有它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它和法西斯打过仗，铁托和他的群众有联系，特别是军队联系得很好，他的军队都是长期和他一起斗争出来的人。他的思想肯定有错误，但要一下子纠正是不容易的。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同志说这两个概念不清楚。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社会面貌的决定条件，阶级斗争是生产的一个方面，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经济基础是不是有阶级性?

有的专家讲没有阶级性，我讲基础有阶级的倾向，基础有阶级的作用。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一个基础没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新的阶级就用不着推翻旧的基础。如果资本主义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用不着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应该肯定，生产关系本身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有利于一定的阶级。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是斯大林引的一段，研究了那段，就可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一些国家延长很久，如何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讲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高利贷商业压迫农民，使农民的生产力不能发展，发展得很缓慢。因此经济关系变化很缓慢，压迫比欧洲的国家更厉害。一般说，封建社会都是很长的，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不容易。中国由于种种具体条件，上层统治厉害一些，还有民族侵略，这些问题要具体研究历史才能解决，可能地理条件也在内。地理条件方便，商业容易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快点。欧洲就是海洋很多，后来发现新大陆，商业突然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只能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没有这样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是间接一点。

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上层建筑能否划等号?

有两种意见：划等号，斯大林的讲法是这样的。另一种讲法，是一切社会意识都是上层建筑。

社会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因素?

理论科学如果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思想，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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