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毛泽东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谬误——兼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昨天我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内容专门驳斥了当前网络上以及部分台湾媒体评论员的一种错误论调——他们言之凿凿地宣称“毛主席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文章发出后，引发了不少同志的讨论。其中有一位同志留言说：“毛主席说过，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

事实上，关于这个话题，我之前就和一些同志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今天，我必须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句话完全是虚构的！这是一个流传极广、极其恶劣的政治谣言和历史误传。

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同志(甚至是一些立场偏向我们的同志)在引用这句话时，都声称它出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但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英文版本翻了个底朝天，从头到尾仔细核对，根本没有看到过这句话。不仅如此，翻遍整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稿》以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权威语录和生平记录，也绝对找不到任何与之对应的原话。

这句话的出现，绝非简单的记忆偏差，而是反映了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人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框架来解构和阉割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底色。今天，我就专门来做一次详尽的辟谣和理论正本清源。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被这句伪造的语录所蒙蔽，除非谁能拿出确凿的原始档案证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要再说“毛主席是民族主义者”。

爱国主义绝对不等于民族主义。毛主席，从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那一刻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是一个实打实、纯粹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第一章文本考证：翻遍《红星照耀中国》与历史文献的真相

要驳斥一个谣言，首先要回到文本本身。既然绝大多数误传都将源头指向了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对毛主席的采访，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一）《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真实语境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深入陕北苏区，对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这些访谈内容后来汇编成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这本书中，斯诺确实花了大量篇幅记录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中国革命前景以及国际关系的看法。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时，毛主席向斯诺详细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毛主席的原意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但我们在当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首先必须保卫祖国。

请注意，毛主席在这里强调的是“保卫祖国”的迫切性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首要任务，这是一种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高度责任感。他从来没有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高低贵贱或先后主次的排序，更没有说出“民族主义高于共产主义”这样荒谬的话。在毛主席的逻辑中，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

（二）“排序感”从何而来？

那么，这句带有强烈“排序感”(首先是……其次才是……)的话究竟是怎么捏造出来的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概念偷换”。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特殊历史时期，毛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强调“为保卫祖国而战”。这种高度重视民族独立和国家救亡的姿态，被后世的一些不严谨的读者、西方学者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进行了主观的提炼和歪曲。他们将毛主席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民族矛盾）而采取的战略倾斜，误读为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底色，进而杜撰出了这句看似合理、实则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伪语录。

（三）权威文献的反复核查

为了彻底钉死这个谣言，我们可以查阅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高权威资料：

《毛泽东选集》：在全卷中，毛主席多次批判过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从未自称为民族主义者。

对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毛主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这里使用的是“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并列，而非“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文稿》：在毛主席一生的言论记录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将民族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的表述。

结论非常明确：这句话纯属子虚乌有。

第二章概念辨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鸿沟

为什么我们对“民族主义”这个标签如此反感?为什么必须严格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并非咬文嚼字，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原则。

（一）什么是民族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它起源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构建民族国家以对抗封建势力和外部竞争而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本民族利益至上，它往往具有排他性、封闭性，甚至在发展到极端时会演变为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用“民族共同体”的幻象来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让无产阶级在“民族利益”的幌子下，心甘情愿地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甚至为本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当炮灰。

正如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

（二）什么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

与之相对，共产党人提倡的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建立在阶级觉悟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情感和立场。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爱国主义有着极其特殊且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保卫祖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是为了给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生存和解放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是对这片土地上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爱，是对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爱，是对独立自主、不受剥削的社会理想的爱。它绝对不包含对其他民族的仇视、压迫或扩张企图。

（三）偷换概念的危害

如果承认“毛主席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就等同于承认毛主席在思想深处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承认他将所谓抽象的“民族利益”凌驾于阶级压迫的现实之上，承认他最终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强盛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非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这不仅是对毛主席本人的极大侮辱，更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根本性篡改。因此，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思想陷阱。

第三章西方学者的“哈哈镜”：毛主席为何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

这句伪造的语录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流传，与西方汉学界和政治学界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误读密切相关。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的“哈哈镜”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西方学术界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论调

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如斯图尔特·施拉姆、费正清等)在研究毛主席和中国革命时，由于无法理解或不愿意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巨大成功，往往倾向于用西方的政治学框架来硬套中国历史。

施拉姆等人提出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毛主席走向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作为一种“救国工具”，其实质驱动力仍然是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

（二）西方视角的致命盲区

西方学者为什么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

机械的二元对立论：西方的政治思维往往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与“关注本国利益”(爱国主义)视为绝对对立的。他们看到毛主席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强调“不断革命”和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国际化，看到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机械地将其归结为“民族主义”。

忽视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性：他们无法深刻理解列宁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本身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一环。毛主席致力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这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国际主义实践，而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苏交恶的背景投射：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发生严重分歧甚至边境冲突后，西方学者更加固执地认为，这是中苏两国“民族主义”利益冲突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毛主席是“民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中苏论战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如反修正主义）分歧。

这句伪语录，很可能就是西方学界这种“毛主席是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出口转内销，被国内某些人翻译、消化后，加上了个人想象，最终捏造成了一句所谓的“毛主席原话”。

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要彻底弄清毛主席关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要深刻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转化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毛主席以极其高超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时刻，如果连国家都不复存在了，连中华民族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了，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

正是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中，毛主席给出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最严谨、最经典的定调：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因为只有保卫祖国，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够得到解放。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请大家反复阅读这段论述!毛主席的逻辑无比清晰：

第一，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是大前提和本质。

第二，在民族战争中，打倒帝国主义(保卫祖国)是实现阶级解放的前提。

第三，中国打倒了帝国主义，不仅救了自己，也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阵营，帮助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第四，因此，爱国主义是手段，是具体形式；国际主义是本质，是最终目的。两者高度统一，毫无“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割裂。

用“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是共产主义者”这种庸俗的句式来概括毛主席如此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五章：从青年爱国者到坚定共产主义巨人的思想跨越

有人可能会问，青年时期的毛主席，难道没有受过民族主义的影响吗?

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眼光来看待伟人。毛主席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青年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惨状，他确实经历过一个追求民族救亡、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

（一）早年的探索与救亡情结

青年毛主席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深受其影响，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意识。在长沙读书期间，他也曾深受梁启超等人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提出过“湖南共和国”这样带有浓厚地方自治和激进民族民主色彩的构想。

如果在1920年之前，说毛主席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这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

（二）质的飞跃：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但是，1920年是毛主席思想发生质的飞跃的一年。通过在北京和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以及大量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毛主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毛主席本人在后来向斯诺回忆这段经历时明确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这一刻起，毛主席的救国思想超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狭隘范畴，升华为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信仰。他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外族欺凌”的问题，更是反动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全球资本扩张的问题。要真正拯救中华民族，就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

从1920年开始，那个单纯的青年爱国者已经蜕变为了一个清醒、坚定、目光如炬的共产主义战士。用他青年时期发展阶段的思想去套用他成熟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这在历史学上被称为“时代错置”，是极其荒谬的。

第六章：毛主席晚年的国际主义伟大实践：三个世界理论

如果毛主席“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他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晚年的一些重大战略决策就根本无法解释。

民族主义者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然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自身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一）抗美援朝：国际主义的丰碑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着巨大的战争创伤。如果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算计，中国完全可以对朝鲜半岛的战火冷眼旁观，或者只做口头声援以求自保。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既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捍卫(爱国主义)，更是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支援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二）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在20世纪60-7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坚定地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我们勒紧裤腰带支援越南抗美救国。

我们无私援建坦赞铁路，帮助非洲兄弟打破殖民者的经济封锁。

我们坚定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

毛主席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种博大的胸怀，这种将中国的前途与全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格局，哪里是一星半点的“民族主义”能够涵盖的?

毛主席是以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视角，在进行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博弈。

尾声：捍卫历史真实，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综上所述，几千言的考证和理论分析可以归结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这句话，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误传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

毛主席并未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表达过“民族主义优先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在毛主席看来，民族解放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步骤和具体形式，两者在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高度统一的，而非互相替代、对立，更不存在所谓的高下之分。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名人名言真伪的学术考证，更是一场严肃的意识形态保卫战。当我们放任这类伪语录流传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默认资产阶级价值观对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篡改;当我们不加辨别地使用“民族主义者”来称呼我们的伟大领袖时，我们不仅贬低了毛主席的思想境界，也模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同志们，理论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的爱国主义已经升华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它与国际主义血脉相连，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频共振。

毛主席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纯粹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让我们彻底抛弃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论调，正本清源，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去真正学习和捍卫毛主席思想的纯洁性与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