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胡适”的“全盘西化”案是翻不了的！

【摘要】最近，在中国大地的自媒体世界，莫名其妙出现一股替早被历史否定的胡适翻案的暗流，给他打扮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学人形象，还给他树碑立传、造塑像、建纪念馆。本文从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和政治学理论出发，分析以下问题：1.“胡适是什么人”;2.产生胡适的“全盘西化”特殊历史背景是什么;3.中华民族的一次集体性对西方主流社会认识的失误;4.这次集体性世界观意识失误与今天为胡适翻案现象的关联;5.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本质与共生关系世界观在中国社会的阻力。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案是翻不了的!

【关键词】全盘西化 集体性失误 共生关系世界观 完成认识西方的过程

一、对“胡适是什么人”问题，赞成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没有分歧

最近，在中国大地的自媒体世界，莫名其妙出现一股替胡适翻案的暗流，力图给他打扮一个令人起敬的学人形象，还给他树碑立传、造塑像、建纪念馆。真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经历105年的血与火、风和雨的今天，竟然出现如此明目张胆狂妄的逆向反动咄咄怪事，实属怪异!面对此情，我们要指出，这绝不是“学术自由”问题，而是革命政治与反动政治的较量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笼罩整个社会气氛下重新燃起的突出表现。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胡适“全盘西化”反动历史主张的案是翻不了的，搞翻案的龌龊势力这样做的阴险用心，必是徒劳的!

记得本人曾于2011年应《人民网》理论频道之邀，为“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撰写了一篇“反思胡适，找回中华文化自信力”的文章。当时是想将胡适“全盘西化”案，置入一个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格局中加以分析，指出不光是他，而是全民族都面临要完成一个像辜鸿铭那样的对西方殖民主义政治面目通透认识的过程。当时刚刚发表两天就遇到有人发表“修正主义所谓文化自觉”一文的批判反驳。读到它，除了晓得作者没有太理解我写文章的深意，一点也没有什么反感和怨恨，反而觉得对方作者的批判十分可贵、痛快!

这样的批评，正是反映了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彻底性必须在中国得以广为人知的根本原因。那篇批判文章是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指出“只有阶级的文化，没有超阶级的文化，谈抽象的‘文化自信’是修正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社会主义中国得不到赞成是不正常的。当然除了这样一种分析方法，以更仔细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及是非观层次，来区分什么样的理论是符合优化人类共生关系和什么理论是戕害人类共生体系大是大非范畴的，也是很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资产阶级理论，必是为资产阶级戕害社会主义共生关系而服务的理论，表现的正是“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文化与资产阶级个人私利至上“文化”的差别。

在这点上，除了少数反动分子，全体中国人民是必然不会有分歧的。胡适倡导的“打到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观点和立场，是无法归属于人类的共生文化范畴立场一边的。他是反对革命的，他扮演的是反面角色，是无法属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文化立场的。但是由于全民族至今仍处在要完成一个像辜鸿铭那样对西方殖民主义政治面目达到通透认识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来到文化传统的三观认识问题上来看待和分析胡适的历史政治立场问题。

这是说，几乎所有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犯过对西方思想文化误读和误判从而导致对中华思想传统持有否定大于肯定的偏颇态度问题。所以，几乎在所有人身上表现的盲目信任西方是“先进文化传统”的错误觉察和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标签式文化结论，迄今为止还仍然是尚未成熟完成透彻认识西方主流传统这一过程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一个典型反映自我殖民思想电视文献片的出世确切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胡适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很遗憾，它早已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历史走向反面的符号，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类共生、反革命，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叫好的自我殖民龌龊符号!要是把他的“全盘西化”扶“正”了，中国就完蛋了!遵奉和优化“人类共生关系”的中国完蛋，也是人类的正义完蛋，人类的前途完蛋!

没有别的结论，为胡适涂脂抹粉，本质是为“全盘西化”涂脂抹粉。胡适之所以远远不是一个单子个体人物，他的名字成为符号，一个鼓吹“全盘西化”的政治符号。“全盘西化”的政治意义，明显表示在“全盘西化”的隐喻之中。“全盘”是不留余地、彻头彻尾，是彻底将中华民族改变为西方种族主义眼镜下的劣等民族。“西化”是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直至1919年“五四”发生美西方在全世界对其他弱势民族侵略、掠夺以至屠杀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行径，也包括他为自己行径寻找合法化话语叙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西化”当然包括美西方社会内部实行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专政和私有观念的个人主义经济制度和私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宣传。在这个意义上“西化”则是百分之百接受与朝圣似地供奉西方思维、话语和行为模式的转变。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西化”一点也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主流形而上学思想传统以及以有神论为前提的古代和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它是西方的内部批判力量。

比照之下就清楚了，“全盘西化”政治主张由于它赞同美西方的主流政治与思想，明显表明自己是站在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反立场的。是据于此，胡适本人的现实政治态度，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的，是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对立面一边的，在国际政治上，则是站在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治一边的。胡适的政治态度及其喊出“全盘西化”口号的表现，最起码表明了，他在其自己的学术上，并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严谨的者，它名义上有了一顶“贯通中西”的帽子，却其实对西方历史文化及政治，至少表现出的知识是“一窍不通”。他把他老师杜威的学术思想，理解为个人自由主义，却对杜威的“pragmatism”(“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挑战西方主流形而上学传统的经验主义学术思想，没有丝毫的理解。胡适一点也没有拿得出什么更深刻思想与学术成果，而只是在西方列强猖狂蹂躏世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用现在的话说，是以一种博人眼球的高喊“全盘西化”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时尚”人物与“时尚”的符号而已。

二、反思“全盘西化”出笼的特殊历史背景

逻辑很明白，“全盘西化”是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的“时尚口号”，胡适的成名，正是“全盘西化”几乎完全等于对西方的列强思想文化究竟为何全然无知而一时产生的对它“德先生”、“赛先生”殖民主义思想话语赞誉的误解与误判。况且，在此特殊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几乎是除了辜鸿铭先生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不曾上当受骗的特殊历史现象。

殊不知，如果仅仅因为胡适喊出了“全盘西化”及在此思想基础之上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便认为他是个学术不得了的学者，乃是大错特错。我们今天不能不反思，“新文化运动”虽然蕴含着得以使中华思想普及于劳苦大众的初心，但因为就此而推行的“现代白话”杂糅着大量西方语汇蹩脚的汉译且变成流行语言，这样带来的重大灾难，是在现代汉语层面既已开始误读西方文化，也开始扭曲中华传统思想。此种危害性，至今尚未被意识到和被充分了解。这一灾难正显现于，迄今为止我们面对的一切不理解西方主流传统及以西方标准贬低、与中华传统哲学与道德思想渐行渐远的严重危害。

毋庸置疑，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索命的毒药。它的100多年前的出笼与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胡适伟大”阴风之再刮起，存在着清楚、必然的关联。必须先看到，有一股势力趁当前中国社会呈现的意识形态混乱，企图浑水摸鱼，再次制造“胡适伟大”的喧嚣，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命运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绝不可加以掩盖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鼓噪“胡适伟大”的实质，是明白地企图要对一个一百年历史是非的大翻案，是为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正名，是要为被打倒的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翻案，是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攻倒倒算，是梦想搞一场还乡团式的反革命复辟。

有一条清晰的前因后果事物发展逻辑，一直贯穿于一百多年前“五四”时代的世界历史背景与一百多年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私有观念至上冲击社会主义思潮而产生的世界各地人类意识形态混乱不堪。这个逻辑始终围绕的是一个形而上学“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与“一多不分”优化人类共生体系世界观、思维方式、是非观谁胜谁负的较量进行着的。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推动人类以“人类共生”世界观为依据的道路，还是推动人类以深植于“现代启蒙”的“人与人战争”世界观为依据的道路。

“一多不分”优化人类共生体系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得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本质，而且是中华思想传统自古以来的本质;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观念与私有制度则是建立在一个虚构性形而上学“一多二元”本体论的“人与人战争”世界观之上。这是人人的经验现实，无需赘言加以证明的。在这条前因后果事物发展的逻辑之下，中国社会成成三派人群，一个是无条件以西方为完美理想而盲目崇拜的“全盘西化”派;一派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派则是被称为“传统文化保守派”，这一派始终明确坚持和赞颂而不是批判中华传统的“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但是这三派人群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混杂于各派之中的。

真实的情况是，“全盘西化”派混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之中，例如胡适早期即混迹于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在内的人之中搞“新文化白话文”运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中一些人也是与“全盘西化”派立场观点类似的。被称为顽固“文化保守派”的人数比较少，以辜鸿铭先生为代表;他被流行地视为“怪人”;在此派之中，混杂较为复杂人物，当中有的在西方虚构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与中华传统“无我”共生世界观之间，努力进行牵强附会性扭曲解读，搞了色彩错差的“当代新儒家”派出来，而还有的人物，则是明面打着支持“国学”幌子，背地里是笃信基督教的教徒。

三、中华民族的一次集体性世界观意识的失误

造成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出于中华民族一次集体性的历史失误，也即在西方殖民思想话语的“德先生”、“赛先生”影响中国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人事先深度了解西方是怎样一个世界观思想体系的传统，甚至即使被动地与西方打了数百年屈辱的交到，却仍然没有对西方主流思想形成一种系统清晰认识，而是始终处于懵懵懂懂的、拿中华文化与之进行附会的误解状态。这样一次集体性历史认识失误决定了后来在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命运的走出苦难和走向胜利与光明，但仍然遗留下直到今天才越来越清楚的隐患。它紧紧与已然形成的几个政治派别的杂糅相间的复杂状态联系着。在思想政治上，这几个政治派别的对西方主流虚构形而上学“一多二元”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及中华传统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的有无区别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现在回过去看，这一次历史认识失误和是否持有世界观差别思想意识的逻辑作用，是十分清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世界观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自始至终西方主流思想传统贯穿着一个虚构假设的造物主及其被造物的全部是原子式个体的本体论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决然不是，而是相反的一个优化人类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也是由于这一根本差别，造成了西方主流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有机会传入中国的所有思想潮流，其中唯有马克思主义欣然被作为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所接纳、发扬和实践，变成中华现代哲学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看来十分遗憾的是，中国人这次历史认识的失误，正是在世界观思想意识问题上的失误。在这个失误问题上表现出最大清醒的思想意识的，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彻底的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个人主义私有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也因此具有鲜明的大公无私世界观，并成为一个继续彻底革命先锋作用的政党。作为具有大公无私世界观思想政治理论立场的政党是不可能羡慕西方并效仿西方而去搞西方现代化式的发展的。是在这里表现出西方殖民思想唱颂西方社会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仍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人群内部遗留下思想的隐患，也即一些类似胡适“全盘西化”政治主张的人物一旦时机气候出现，他们就出来发挥作用了。他们的面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而他们的主张和走向却是胡适的“全盘西化”，很自然，突出的表现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反对和诋毁革命。

现在能够看的更清楚了，对西方主流虚构形而上学的“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些“五四”时代的、后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群，为什么一开始与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否定持有类似的观点?很明显，其根源是对西方主流虚构形而上学“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没有最起码知识，轻易相信了它疯传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标签，而且进一步在对中华传统是与马克思主义本是相似的一种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这一点持忽略性误判态度上，同样像胡适一样，把中华思想传统笼统归入了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西方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被否定的范畴。这种情况表明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华传统的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思想体系，本是应该与西方特质的封建主义“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传统加以严格的区别才不至于偏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与胡适之流是在什么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其实也是在世界观上的不同道而不相为谋。具体说是胡适“全盘西化”派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体系而持完全反对针对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私有观念的革命理论，这样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完全立场观点相反的对立政治，是革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可容忍的反动派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将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视为敌对阵营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与辜鸿铭式的所谓“文化保守派”的差别也同样反映的是在中西传统不同世界观思想体系迥然差异问题上当时中国人认知的失误。辜鸿铭是一位真正贯通中西方不同世界观体系的伟大学者。因为他透彻理解中西两种对立世界观传统的无法融合，他坚决不移地站在中华思想传统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立场同西方“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的思想体系作不妥协的斗争，撰写出不少发人深省的比较文化学术作品。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表现出世界观上存在的失误或说偏颇。

具体地说，辜鸿铭出于集中着眼于中西两种不同世界观思想体系的截然差别而因此在看待中华共生关系世界观问题上，把较少目光用来专注要对其现实社会需要革命的负面现象，负面现象便是在以主流中华世界观为条件的社会，一直存在的总有一些势力玩弄高举“一多不分”世界观名头，背地里操作另一套“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反主流世界观的特色两面派技俩。因此，在辜鸿铭致力于名正言顺地口诛笔伐西方强权政治行径和揭露西化派的斗争中，同时也表现了对统治者慈禧太后加以辩护以及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较少积极态度。这其实反映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理解甚少，达不到同中华传统世界观实行内在联系的理解。

毋庸置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同大多数虽差别不一、却统称“新儒家”派人物的政治立场无法认同。原因也很简单，也是出于“新儒家”在认知“世界观”问题上的失误。一方面这些人物的表现，似乎在很大程度是秉持中华传统“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的，但对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认知，是失误的。这个失误表现在，他们很大的企图是将儒学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世界观，去牵强生硬地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世界观体系进行附会，得以使中华传统思想获得被维护的机会。但他们的失误点，是未能意识到，“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的个人自由主义在逻辑与论理上，是决然同“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的任何思想无法附会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更大的失误是，他们无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中华传统的世界观传统思想视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因而他们秉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立场，是站在对立面的。更不可认同的是，他们误认为国民党统治势力是尊孔和代表中华传统的。讽刺的是，被忽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治立场的世界观，是外表装饰性的“国学派”，而事实上，其国学派“领袖”，已然是‌皈依基督教“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的一名教徒。

中华民族近代的这一次集体性对西方主流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历史性误读，与五四运动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的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两点误读有必然的联系。第一点误读发生在将马克思揭示的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误判为形而上学的单线单向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此扭曲性误判基础上，得出要搞社会主义需先搞资本主义的逆反逻辑，因而推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策略;然而对马克思指出的，只有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资本主义市场”才叫做“市场经济”的理论不予理睬，同时明确接受亚当斯密“一多二元”个人主义私有观念的“人的自私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信条。这等于直接接受资产阶级私利至上的世界观。第二点误读发生在将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进步，误判为仅仅是所谓“科学技术进步”，从而将以人为第一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误解为将人的解放排除在外的单纯“科技”与单纯“经济”。

近代误读、误解、误判西方思想传统的失误，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误读、误解和误判，贯穿其中的都是思想理论深层的“世界观为何”的根本问题失误。我们这样从反映世界观不同的失误意识来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全盘西化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派造成的复杂现代政治状态，其实很明显，这一失误最大伤害直至当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思想两个相同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世界观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的冲突和对立关系，却一直被失误地延续至今。至今仍影响甚深!党内党外以至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种世界观意识失误的隐患，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所以一直存在历史倒退与复辟到全盘西化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问题。最近甚嚣尘上的给胡适全盘西化立场翻案现象，即是这一失误带来隐患之中的一个典型表演。

迄今为止，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的过程中，可以说出现的一切挫折失败坎坷，无不是由于在世界观上失误而导致的结果，而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功，无不是与恰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中华传统世界观的底层内在联系切合分不开。什么时候我们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中华传统世界观做到了“一多不分”地相容不分了，就会大踏步地一往无前，什么时候我们在二者之间搞冲突对立了，我们就会面临方向路线的浑浊问题，甚至出现历史的倒退倾向。我们的教训应当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对自己发问，我们的想法说法和做法，是不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自然统一性的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世界观方向。我们要很好地审视我们已经走过的、现在正在走的、计划将来走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说法和每一个做法，保证一举一动的想、说、做都在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一多不分”世界观的正道上，决不能向一多二元本体论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方向的“私利至上”邪路放纵。

四、集体性世界观意识的失误与今天为胡适的翻案现象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腐朽的世界观，科技与经济是比前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胡适之流持“全盘西化”立场相信先进的西方文明一切都先进;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和立场。胡适之流的“全盘西化”观点立场导致对中华文化全盘否定是一个必然。滑稽和自相矛盾的是：国民党右派的表面立场是“尊孔”的，蒋介石本人是基督教徒，笼络了一大群“新儒家”，而表现出鲜明“全盘西化”并“打到孔家店”的胡适，却是站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政治一边的;“新儒家”中一大部分则是懵懵懂懂地将儒家思想同西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杂糅在一起的观点和立场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派中的共产党人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反传统立场，明显是受到严复、梁启超等人物曾误读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而形成在中国流行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作为五四时期的主要社会意识，则是“德先生”、“赛先生”作为整个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的标识。这一标识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对现代西方形而上学虚构性“一多二元”个人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失误性历史错误。当西方学者史华兹发现严复表示不苟同《天演论》所阐述的“个人作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的观点时，才意识到严复对个人主义所有的溢美之词原来是一个误读效果。

很明显，严复、梁启超以及几乎所有当时首先“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全部面临一个要完成认识西方认知过程的问题。他们中有的后来一个个做到了深刻认识西方，纠正了自己起初对西方“德先生”、“赛先生”的标识式误解。在所有人之中，根据目前历史资料，辜鸿铭是唯一一个最早完成对西方认识过程的人。他的西方经历使他对西方得出与在中国流行意识完全不同的认识结论。直到今天他的犀利判断仍然刻骨铭心。很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整个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对于西方尚未完成彻底认识的过程。即使马克思本人已然早把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本质向马克思主义者们彻底地做过阐述。

时至今天，在社会主义搞了将近80年的中国，居然还出现为胡适“全盘西化”翻案的奇葩现象，不能不让人想起它仍然是近代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失误的后果延续带来的的政治气候使然。我们一开始说过了，我们今天国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貌似“言论自由”而实则难以接受的严重政治混乱状态的大环境，国家主流媒体政治上明显弱化，其本应担当的引领角色作用默不作声地换成自媒体!而对自媒体实行的党和国家管控水平层次过低，对放行的内容，令人看不出主要意识形态中，是否尚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原则;甚至令人生疑：难道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只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外在形式?乌七八糟、胡言乱语的非社会主义内容，犬马声色、庸俗腐朽不堪反马克思主义与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的内容竟然可如此大行其道?

我们不能不会看到，今天出现吹捧胡适“全盘西化”的回潮现象，不能不是由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除了报道与申述经济和科技术语内容，很少宣导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持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仅看不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的内容，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碰到的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制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及犯罪活动和事件，对明显荒唐与困惑的问题，不能及时看到党和国家主媒体站出来加以说明与纠正。

人们的思想意识，不是静止的，是要根据他们周围社会状况的实际变化倾向而心生疑问和对其思考的。如果说胡适现在仍可作为一个“全盘西化”主张的人物符号，是不是也反映着我们数十年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实践，在直觉让人感到是亦步亦趋行走在“全盘西化”的“社会事实范畴”之中?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就要挨打”、“白猫黑猫抓住耗子是好猫”、“要给美国人消消气”、要跟美国稿“夫妻关系”，“主要是‘左’的危险”，这些曾在主流媒体为建立“市场经济”而不遗余力宣导，以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屡屡言及亚当斯密的“人为一己自私的目的才会尽心尽力劳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此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其中尚存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可言吗?。

如果在我们的面前既放着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就中国”的大字断言，也摆着胡适的“全盘西化”口号，让我们不加偏见地判断，是不是我们许多人都不会迟疑地轻易道出：我们是走在“全盘西化”的路上?是不是根本不必使用答案选择方法进行测验?为什么我们今天越来越像是走在胡适“全盘西化”方向的范畴之内，这就无非不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全民族集体失误到“德先生”和“赛先生”标签式的“美西方”历史性认识过错不无关系了。还记得那作为宣导推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新政策却充满自我殖民心态的被批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献片吧，这必须是一个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辩证逻辑才能够讲明白的。

五、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本质与共生关系世界观在中国的社会阻力

马克思告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西方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非道德社会;资产阶级以无限积累私人财富和攫取政治权力的野心，压榨和剥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一个自掘坟墓的社会形态，是必然走向灭亡的下场。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知识分子笃信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真理。但是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一直仍然被称为“先进文明”、“发达国家”。其实真正共产党人，即使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孙中山都有警惕：要西方的经济发达与科学技术，决不要西方的制度，必须防止复辟。

马克思并没有赞颂资本主义的“先进”，而是强烈批判它的血腥。西方科技发达完全是血腥的发达，是为了制造不平等阶级社会的发达。始终把西方连同它“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体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误判为先进，这不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观体系“德先生、赛先生”的骗人标签仍在继续借尸还魂的作用。马克思阐明人类自从有文字以来的社会即是阶级社会的结论，其来源根据是西方印欧传统历史，而不是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跟随马克思这样的论述文字，在这里产生的失误，形成对西方“启蒙运动”全盘肯定的印象，并将“启蒙”概念不做区别地移植到中国，也针对中华传统的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世界观思想体系施以“启蒙”，将马克思批判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制度的“封建主义”概念，也没有区别地移植过来对待中华传统。其实马克思赞同启蒙运动，支持西方文艺复兴、进而否定主流传统的虚构性有神论，但他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私有观念意识形态是坚决批判的。另外，马克思的“科学”指的是唯物辩证法哲学统摄的科学，而“科学”概念在中国流行的失误性，是在于大体上受西方主流视“科学”为手段的影响。

受到西方将殖民思想贴上“德先生”、“赛先生”标签的影响，进而造成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则表现在将中华历史文化附会在西方历史观之上，误认为中国是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归入西方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范畴，将整个中国传统列为愚昧落后，需要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这一对中西方历史的失误判断，忽略了对一个重大历史逻辑的思考与失聪。它即是：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因为受到了“东学西渐”的中国传统思想而起到的被推动作用。这样这个重大逻辑失误即产生在：在西方起到推动西方由古代走向近现代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治国理政政治实践，怎么会在中国变成了与西方一样的、历史停滞的思想政治传统了呢?推动西方反中世纪落后的封建政治的历史变革运动的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在中国要被打倒的封建和封建主义了呢?

“五四”时期被称为“封建主义”的“中华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不是中国革命针对得不对，而是失误地使用了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如果它不是西方概念意义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那么中国被革命反对的“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中华传统一种特色的两面派“文化”。中国哲学与文化在人类一多不分优化共生大是大非上，由于中华民族智慧经验的共生关系天理的自然性，是无可非议的，迫使现实的坏人行为必须采取两面派手法。也是因此，中国传统各历史阶段的治国理政过程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上层人员之中冒出了某个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并不是正派分子，而是个自私龌龊的野心家，他致使国家发生政治腐败，带来人民苦难。尤其对当时知识分子而言不可不面对的，是清朝作为一种异族统治的腐败和无能，将它归为“封建专制”与“封建主义”。虽然它表面也有历来儒家治国的一套程序与吏治，但它已与历史传统中优秀朝代治国理政发生性质的不同。从而，毛主席从历史总结出来的周期律现象是正确的，周期性的治国理政失败，也是被纳入从西方引进的“封建主义”这一概念范畴中。但是如果从《资治通鉴》著书立传揭示的各朝代现实看，中国历史上毕竟有严肃认真总结按照优化共生体系、民本主义治国理政的好王朝，被笼统加之以西方“封建”(feudalism)概念称之“封建王朝”并不确切。

为什么中国的两面派文化成为了一个特色，是因为中国经典主流思想传统是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哲学世界观的文化传统，它的无可指摘与无可非议，致使自私阴险小人只能凭借两面派手段才有偶然成功机会;也是因为这种特色现象，中国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论理，即是必施以识别钻营拍马小人的吏治，自古以来称为“选贤举能”。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周期律现象，应该说就是两面派人物搞的口蜜腹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历史坏政治现象。在这一逻辑上唱颂的“全盘西化”政治是盼望在中国大搞西方“一多二元”本体论世界观的私有利益至上的“科学手段”政治。它是以攫取个人政治权力和无限积累私有财富为目的的不择手段政治，被美言为“现代政治学”。它典型反映在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新“政治学”核心，还有及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同时建立的道德虚无“政治”及“超人政治”理念;不择手段政治成功者可以“合法”实行屠杀他认为大多数“人类渣滓”的政治。一旦将这样的“全盘西化”政治引入中国，可想而知，两面派们即大可免去玩弄“两面人”的“苦心经营”了。

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开始流行一个人为的“革命与建设”的矛盾，一方面是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挂帅”和“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方面是某些人“政治落实在业务”和“把中心转移到建设和发展经济上”的意见，有的甚至说“不要再提阶级斗争”。很明显，照后者的意思，是可以告别革命了。这样两种意见的路线不一致，逐渐演变为政治手段上的较量。手段的持续发展则不经人意地滑向超越共产党党内纪律，乃至不再考虑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治国理政的起码道德性，乃至违反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程序，对待执行继续革命路线的党内力量采取敌对态度。很明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指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限制和消减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和批判私有制观念，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防止利益熏心、物质享受引起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蜕变，从而以腐败特权阶层形式无声无息地走上被推翻的旧剥削制度复辟的道路。而“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明显是规避“继续革命”的意义，是不再计较乃至取消生活腐败、政治堕落构成革命阶级变质的严重问题，不再警惕剥削本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私有制观念的回潮和+复辟。

六、“胡适”的“全盘西化”案是翻不了的!

中华民族要在世界占有一个自己应有的地位，只有一条生路：不要西化!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正是痛批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吹响批判“启蒙”与“再启蒙”的号角。很简单，胡适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政治势力，他们的“全盘西化”，是向中华文化，向中华民族索命的毒药。

我们从比较中西哲学大格局分析胡适现象，是一种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更彻底的批判。有人没有弄懂本人的意识，对本人有误解，认为本人在同情胡适，站出来反驳，本人其实很理解，很赞赏。

写文章是有对象的，本人是政治学学者，所写的文章不是给共产党人左派的，而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这很不一样，话语不是一套，但不是相互冲突矛盾的两套。真是没有想到胡适居然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公开地在一定程度又火起来。但是不能发懵，不能忘记对胡适采取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胡适与“全盘西化”是分不开的;，喜欢胡适，赞成胡适，很简单，就是赞成“全盘西化”。恐怕这个立场之于全体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显然是一个推翻不了的历史性反动立场。

胡适的思想方向，不是中华民族的方向，而是引诱中华民族向着灭亡的方向。今天如果仍停留在热捧胡适的这种认知状态，恰是等于表白企图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刚刚走过的按西历而言的现代道路，按中华纪年则是清末以后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胡适完全颠倒了中西文化传统各自主流的两个不同的整“体”，在其颠倒之中失去对什么本是中华文化之“体”的认知。胡适心中升起“全盘西化”念头，实则是表达他徒有学贯中西之名而本质是浅薄和无知。我们不可忘掉他，因为十分必要需时刻提醒自己，切不可重蹈他这种貌似渊博、实则浅薄无知的刻骨铭心教训，中华民族要牢记胡适这一丑陋的历史教训。

“全盘西化”是一个丑陋!现在重刮吹捧胡适歪风，依然是居心推行他的“全盘西化”，而不是提醒我们要了解他晚年表示的自己迷途知返。这是在意识形态乱象之中，继续把中华民族往邪路上引!本人原来曾说过“复杂”，其实评价胡适没什么复杂，十分简单，只看他作为人们眼中的符号发出的是优化人类共生关系的，还是戕害人类的“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按照“西体”历史叙事所照见的西史与世界史事实，“全盘西化”早已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人类共生行径。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这个标准很灵验，它是人类一切是非衡量的标准!

胡适一边毫不隐晦自己“全盘西化”的主张，，另一边又说这与“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个意思。是吗?“世界化”明明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每一个人同一切人的战争”意识，是让世界以“攫取私利”人性恶的一己个人为终极目的!他心里若不是这样的“世界”，则恰正是他的无知，恰是与自由、民主、男女平权、劳工神圣、社会主义运动等说辞粗暴地混为一谈，也是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英美“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误为一谈，荒诞地认为二者可以达到“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今天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的状态具有很大隐喻的胡适思想逻辑，不少隐晦与公开的话语也暗合他提出的主张。今天批判胡适，是揭露其本质上思想逻辑反动，宣判其思想的不可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和它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厄运的符号。今天提起他，情绪化是多余的，因为它根本不值得让人情绪化，它根本爬不到中国人“理性”的台面!在中国人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理性”面前，他的是太浅薄太无知的非理性言语!岂止是论黑为白、论是为非，实在够得上古代成语所称“指鹿为马”把戏。

不过，发生胡适现象，问题不仅是在于胡适一个中国人，而是中华民族整体上出现误判西方思想意识因而误导自己的一个历史悲剧情节。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1988年发生的一场政论文献片的闹剧。是这样：“胡适”-- 自我殖民心态 -- 西化政策，这一条线性逻辑串在一起了。应该说，几乎在所有历史人物身上都发生了误判与误导，程度是有区别的。但是在胡适身上和来到今天，不是程度问题而是本质问题了。今天光天之下的本质只是一个：把将西方主流理解为的“是”真正认识到是“非”，把中华主流传统理解为的“非”真正认识到是“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尽快完成一个马克思所揭示的西方传统主流形而上学本质的认识过程，让中华民族的前途始终在阳光照射之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2026年10月18日北京海淀)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要实事求是，要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