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挑战下的文明新形态

【摘要】

比较文化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是比较二者在哲学文化与文明意义上根本的差别，也即是“一多不分”同“一多二元”两个不同结构的宇宙观、思维方式、是非观、政治观与语言结构差别。在优化“一多不分”共生哲学文化域境所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将宇宙万物与人类视为一个生命的共生体系与健康延续的生生过程，是以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最终目的。在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的所谓“文明”下派生的“西方现代化”，将宇宙万物与人类假设虚构为一个超绝一神(Transcendental God)所无中生有式创造的非生生本体论、并以超绝目的论决定的二元对立、人与人竞争的战争状态，是以“真理无需证明”的一部分人追求与实现一己利益最大化、乃至以全人类为牺牲品为最终目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底蕴“一多不分”同构性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壮举，必将包括反对挟持全人类及牺牲人类未来的抗议谴责与生死抗争。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生生论 一多不分 一多二元 共生体系 文明新形态

一、比较文化视域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 人民智库|科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人民论坛网;参见百度“中国式现代化”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C%8F%E7%8E%B0%E4%BB%A3%E5%8C%96/56854252?fr=ge_ala#reference-14 [引用日期2024-05-26]] 深刻透彻地理解这一重要概念的深远历史意义，要求我们采取一个博大比较文化视域的俯瞰视角，纵览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整体结构的区别。这一区别是哲学文化、文明的根本意义的区别;而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传统“一多不分”同西方主流传统“一多二元”两个不同结构宇宙观、思维方式、是非观、社会观、政治观、人生观乃至语言的区别。

人类的任何行为，没有不是受到一个特殊结构的宇宙观、思维方式、是非观、社会观、政治观、人生观乃至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同样，我们今天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和我们要与之比较的西方现代化，无不是各自文化域境之内的产物，无不是自身文化文明的哲学内核的延伸。所以，只有在一个博大比较的文化视域之中，清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明显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的区别，才能深刻透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深远历史伟大意义。

谈到要从文化的哲学内核延申透视两个”现代化”的区别，我们当中难免会有不少人，由于所谓的“哲学的艰涩难懂”且要做比较中西哲学文化，而心生为难情绪、畏葸不前。但其实我们真的先不用害怕，不能让“哲学”二字吓住。比较文化视域的确凿事实性操作真的向我们显示“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不少“哲学家”的“哲学”，原本就不是哲学，不过是虚构性空中楼阁。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对自己为什么活有所虑及，想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幸福的人，一旦思虑到经验体悟的通透点上，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人的生活离不开哲学!是这样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之前，先讨论中国特有的一种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是人人都可以加入讨论的。

二、“一多不分”共生哲学文化包括三点重要内容：

I、天地宇宙自然万物构成一条大生命及大生命体，是一个大生生不息延续过程;它含有无数条小生命及小生命体与小生命生生的过程;

II、无数条小生命及小生命体与小生命生生的过程，浑然构成一条大生命及大生命体与一个大生生不息延续过程，是一多不分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是互为必要存活条件的;

III、这一大生命同其中的小生命，这一大生命体系同其中的小生命体系，这一个大生生不息过程同其中的小生生繁衍过程，是由一个“一多不分”动态相互关系形态的组织作为载体的。这一组织体系由其内在大大小小“一多不分”动态相互关系形态组织体系构成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共生体系;所有大小生命载体组织皆是互为内在“一多不分”关系。

这三点重要内容的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对于人有两点启示：

I. 人人都构成天地宇宙万物这条大生命、大生命体及大生生不息过程，不可须臾相分;人人与他人在生生论意义上都是互相依存、互相生活、共生共命、共命共运的。如此“一多不分”生命组织形态与生命一体性，决定了人人必得有“一多不分”大意识、大觉悟、大道理、大眼界、大态度的生存生活目的、意志和行为。形似地人人是自己活，其实是一多不分地活，也是为社会活着、为人类活着，也为整个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这一条大生命共存同活。出于这样一个不辨自明事实，其实人人只有一条活路，只能是不自私，是不按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虚构害生哲学理念生存和生活。否则必然是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即以任何个人同一切个人竞争的战争状态，以此毁掉人类这一共生体系“一多不分”的存活下去的条件与未来。

II.具有这一意识，才具有作为人的恰当生活的理念，才会仁由己出，才知晓对于什么样事情，一个人应有所为，而在什么事情上应有所不为。只有从这一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意义出发，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哲学上就好说，就说得深刻和通透。

三、什么是西方“现代化”?

“现代化”是西方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对应性的言辞，因此要想用“一多不分”生生哲学文化阐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必得首先说清楚作为“西方现代化”哲学的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是什么，也即“西方现代化”的虚构假设决定论与目的论是什么。这将必然牵涉到一些只有在西方文化视域才可获得西方本色意义的“启蒙”、“科学”、“资本主义”等等形而上学抽象概念。“西方现代化”同这一套非经验假设虚构的概念同属一个非生生论“一多二元”体系。

中国人文社科界普遍知道西方有一个“启蒙运动”，但是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不多。法兰克福学派所总结及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启蒙运动”后发生了对它本身的一个否定的“辩证”逆反运动。这一“辩证”逆反运动构成这样一个逻辑：接过“启蒙”人类解放旗帜，将信仰“上帝”改变为信仰“一己至上”并由“上帝”赋予一己以“人权”的合法性;同时将“科学”、“理性”概念偷换为替一己服务的工具。是这样开启了现代主义、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科学主义。作为对“启蒙运动”否定“辩证”逆反运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特征是：人并未得到自由与解放，反而继续屈从人自己创造的形而上学精神产品的奴役，仍然继续下意识地按照上帝存在的假设虚构框架思维，这也是继续将人置于匍匐于自己精神产品“神”脚下的被奴役的异化地位。

此外还更进一步，人还加上变为屈从于自己制造的物质产品脚下的被奴役的“异化为物”的地位。正是如此，人从被虚构为“一己个体”(individuality)，走向非自然化、非人化的精神异化与物质异化。而马克思及卢梭等为代表所赞同的启蒙，是既从精神奴役异化下解放，也从物质奴役异化下解放。熟悉马克思思想的人都理解，所谓“现代”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反对资本主义，是反对人被物质奴役的异化，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

在这一非经验假设虚构的一个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化视域下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是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基于将人虚构为原子式个体与制造人类社会角斗场的假想概念，是空前程度地制造并挑动阶级战争。它是以霍布斯、洛克的一己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假说和亚当斯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经验的建构为基础。是马克思将资产阶级虚构的“一己个人”戳穿，向人类社会申明没有一己个人，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以今天的比较文化视域术语而言：人是“关系构成”的。马克思首创批判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的人类新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称为“科学”。唯物辩证法的“科学”(science)不是以马基雅维利为突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流自由主义传统的为达到个人攫取统治权力的“手段”。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以一己主义目的、作为工具手段的“科学”，进而对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理论批判。他空前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经济学”。

四、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毫无疑问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这个条件是什么?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机制逐步消亡的条件;这其实也是中华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始终抵制和限制的物质生产私有制度和在此基础的政治制度的滋生。优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不同人类历史阶段，但稍加认真思考，即可看到二者属于、并同样根植于一种将社会视为人类生命系统土壤的思考;这一思考来源于人类自然亲身经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传统告示我们：人类曾经走过的，历来只有两种哲学文化、两种世界观、两种人生道路、两种社会系统。这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在于是否善于维持天地人的生命系统;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要么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践;一种是小人蝇营狗苟，一种是君子道济天下;一种是资本主义或者其他私有机制和观念的，一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直出现在当代人面前的一个陷阱是：许多政治上站起来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幸中招;它即是：如何将现代和资本主义二者划开;一方面，是要努力搞满足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另一方面，要必须避免走一部分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似乎是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艰难的选择。这一艰难选择的似乎逻辑是：从战胜资本主义斗争中获得政治独立，却又要以“发展”名义再一次陷入经济不独立以至政治不独立，因而重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我们坚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表达这样一个理念：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物质生产大发展基础上，必须同时避免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平等。我们必须保有清醒的唯物辩证法敏锐思辨力，毫不犹豫地判明这并不是有意混淆视听所指责的“平均主义”。

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决不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为社会机制的“特色”，而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同构的“特色”。[ 参阅李学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引用日期2024-05-26]]一个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站出来提供清醒理论依据的立场是：如果勉为其难地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一定需要慎重考虑它原本只能表达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已申明过，只有实行私有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可称为“市场经济”及其内含的不可改变的西方启蒙运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1.虚构原子式个体人竞争及丛林法则战争的社会混乱状态;2.虚构上帝意志的“天条”认可单子个体人互相以生存为由的零和游戏竞争;3.假设以攫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角斗场;4.虚构少数人成功攫取私有财富合法性的话语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更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截然不同本质的概念，而决不是任凭主观臆想可拿来不管给谁搭配上都行得通的。所以，“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同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可同日而语、必须鲜明划开界线的。因此，“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式现代化”必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发展体系而不是建立在虚构假设基础上的一切单子个体人皆是以追逐一己私利的、以利为利的国家社会制度。它的目标不是允许无限积累私有财富，而是一个优化集体利益以至全民全社会共生体系利益的体系。所谓“中国式”，即中国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场域;在中国这样的一块土壤上的“现代化”，只能是追求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必须是从西方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连根拔起、移植栽种在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土壤中的;也即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的“现代化”。它丝毫也不脱离为全人类共同福祉和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同命相连、共生共存、生生相惜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中国说法的“大同社会”的目的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必然区别于西方一多二元、非生生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必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生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与文明为思想理论指导的，是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以“人民脉搏”、“人民关切”、“人民愿望”和“人民福祉”、“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的奋斗。它“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它必是与西方非生生论“一多二元”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化”性质上截然不同的。

因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形态同资本主义形态，是绝无任何道理地、荒唐地可加以混淆的。马克思等无产阶级的领袖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也没有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是说没有人就没有生产力，而且人不是原子式个体。在中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志士仁人主流皆早已声明：只要欧洲的经济发展，而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工业化、要“现代化”，但不要资本主义化。中国共产党早就作出全党的理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和消除资本主义残余;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除阶级斗争。要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大同社会，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词汇，有所不一，却表达同一涵义;即“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社会——作为一生命系统的社会、天下一家的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

五、中西方“文明”彼此误读该结束了

“文明”是什么?“中华文明”是什么?“西方文明”是什么?人类是有一个共享的“文明”吗?其实很令人感到沮丧，被社会广为谈论的“文明”一词，它的含义一直是被广为误读、误判的、与“文明”二字汉语语义很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西方概念。译为汉语的西方的“文明”，来自西语“civilization”;它并不含汉字“文明”一词的任何意思。西方“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化语义环境的这一“civilization”原本含义是“城市化”，是指上帝开启世界历史单线单向前进、走向末日的、比起非城市化形态社会的、表现在复杂机构组织与技术手段的更高级发展。这一形而上学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也同时是人类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谓“新道德”更高级阶段，背叛上帝理念原则传统伦理道德的所谓“进步”。

“西方文明”是什么?很简单，它是一种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明”，是基于将宇宙万物与人类皆是假设虚构为以一个超绝一神(Transcendental God)或唯一绝对“真理”(Truth)无中生有地派生创造而来，因而也假设虚构地否认人类是一个生生相系的整体生生过程，而是以超绝性目的论决定的一切作为独立单子个体之间的“A决定B”式的主宰与被主宰二元对立状态。因此“文明”的进程是以每一个人与所有人战争状态的竞争为天经地义的一部分人追求与实现一己利益最大化、乃至以全人类为牺牲品为目的的历史。这样一种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明”，被视为历史地集中反映在“西方现代化”，也即显现于资本主义的为私有资本攫取利润最大化的、抛弃传统道德及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其道而行之的、以比前资本主义本质不同且物质发达，致使造成人类本身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异化，是一种失去人类自然本性的所谓“文明”形态。

这样说来，“中华文明”是什么?则可确凿地说，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概念的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化和文明毫无关系，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套不同结构语言词汇意向的世界。中华文化早在其源头之始即已明确阐明“文明”这一汉字观念的深刻意义。《周易》《贲卦》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文明”是人类对“刚柔交错之天文”宇宙的恰到体认，是以“刚柔交错”为方法论的对“时变”理解，并以对宇宙刚柔交错的“文明观”教化人世，以使人世社会行为与宇宙化育为一。

如此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文明观”，是以民为本作为全部“人文化成”起始点;“人文化成”，则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中心，而不是西方那种以假设的超越经验人间的神灵为中心，更不是那种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假设虚构为毫无联系的对立，不是那种假设虚构一切物之本体本质对立形而上学“世界”的客观主义。反之，中华文明观的“人文化成”却是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必然道义仁德关系;“天下为公”则是人文化成的最佳境界;“天人合一”将“人文化成”把握至最恰到好处程度或水平。“人文化成”落实到人与人、国与国相处，必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参考姜义华“‘人文化成’：中华文化之灵魂”2023年3月3日《北京日报客户端》。[引用日期2024-05-27]]

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华文明视域内的“一多不分”共生关系文明;而在中华“文明”视域内看待“西方现代化”，可称它是一种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的非“文明”。“一多不分”共生关系的经验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于将宇宙万物与人类视为共生体系的生命生生过程的健康延续，是必然以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目的。

六、比较“文明新形态”与“文明旧形态”的区别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概念[ 百度百科文章“人类文明新形态”见于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7%B1%BB%E6%96%87%E6%98%8E%E6%96%B0%E5%BD%A2%E6%80%81/58358571?fr=ge_ala[引用日期2024-05-28]]。正如“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对应性言辞，“文明新形态”之于“文明旧形态”也是一个对应性言辞。因此达到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文明旧形态”加以哲学文化视域性的阐释是必不可少的。西语“civilization”(“城市化”)的进程是以每一个人与所有人战争状态的竞争为天经地义的，是一部分人追求与实现一己利益最大化、乃至以全人类为牺牲品为目的的历史。这样的一种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明”，被视为历史地集中反映在“西方现代化”，也是显现于资本主义为私有资本攫取利润最大化的、抛弃传统道德、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逆势而为的，而且是比前资本主义本质不同且物质发达，致使造成人类本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异化的，可称是一种失去人类自然本性的所谓“文明”形态。

什么是人类“文明旧形态”?以充分理由可做出结论：启蒙运动后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终极目的的科学主义可称为“文明旧形态”，它是一种走向葬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非文明形态”!

上面我们辨别了“civilization”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含义，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区别上可判断出什么是“旧文明形态”呢?在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文化语义环境发现，“civilization”在国际文化政治需要而在语言上建构是的自命为“新”的抽象概念。在人类经验现实中它并不存在。这个被发现的逻辑是所谓“文明”定义在于是指“历史”作为“文明”进程各个发展形态。“文明”之“新”是出于假设逻辑“历史”是单行线地从被上帝创造出来“进步”到走向“终结”。在这样虚构的线性“历史进步”线上的“文明形态”在经验事实并不存在。根本理由正在于“历史本身”是被虚构假设为以假设虚构的上帝作为“创造历史者”。

所以，上帝是假设虚构的，“历史”岂不是一个双重“假设”!这个“历史”怎么可能是经验的存在?其中的“文明形态”不是更没有经验真实存在的可能?所谓“现代文明”之“新”只不过是在形而上学抽象逻辑上，只不过是之于上帝创造的历史的初级“发展形态”而言。而发生在离初始时间两千年之久的“现代文明”形态则是走向趋近末日更近的“新形态”。怪不得有当代“思想家”声明“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属于“历史终结”的[ 参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作的社会科学类著作，于1992年首次出版。百度百科材料[引用日期2024-05-26]]。不言而喻，这等形而上学假设虚构的“历史”及所谓“文明”之“新”还是“旧”，虽然被讨论来讨论去，其实本来都不是人类经验事实中有过的东西。

然而，在比较文化视域中，在对“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思想传统进行比照阐释中，如果将“西方现代化文明”称为“文明旧形态”反倒是恰恰很合适。原因有二;其一是这个形而上学虚构性抽象意义“文明”所带来的人类经验现实中，这个被加以“现代文明”符号的真实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之所以可称为“文明旧形态”，恰恰是因为我们决不能继续使自己囿于这个虚构的概念，而是要打破这个虚构概念，将自己解放到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来。谈人类经验的“文明”本身是对在少数“思想家”形而上学概念上谈“文明”的否定，这才是一个出新，是走一条新路，是从超绝抽象的虚无走向经验具体的真实。

可将形而上学的“现代文明”称为“旧文明形态”的第二个理由，是它的在哲学宇宙论范畴的愚昧、无知与落后。证据已然十分鲜明、确凿，之所以称其“愚昧、无知与落后”是它将本来无懈可击的、本来面目的、经验的、深刻真实的、无需证明的、自然自在的宇宙万物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无可辩驳的真实，居然无知地视为及信仰为是一多二元的、互无联系独立单子个体的、唯一超绝神创造的封闭的体系。根本没什么可难以理解的，倘若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一多不分的天地宇宙世界置于视而不见之地，反而逆势而为地去虚构一个事实不存在、空想的、两千多年人类努力也毫无经验可证希望的一多二元虚妄世界，竟然把一个“臆想的真实”作为“信仰”，不正是中华民族常识性文化鄙弃的、用汉语所说的“岂有此理”?对“岂有此理”的无知、落后和愚昧再作百般辩护，也使它变不成“新”知识，变不成聪明智慧，变不成比不用证明的“真实”更显“文明”。

西方真正对“现代文明”的“新”，对现代文明虚构性“科学理性”批判的聪明智慧，发生在一些杰出后现代思想家的哲学中。实在应该说只有在他们“新思维”影响下的人类行为才有可能创建“真文明”或“文明新形态”。而在这一“文明新形态”范畴具有创建思想的，正是一大批批判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与比较哲学家。非常具有使得人们脑洞大开的深刻见解，正是他们破天荒地指出，中国的后现代思想，也即一多不分共生哲学文化而不是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形而上学，早就在老子、孔子、先秦中国哲人那里的哲学中。很简单，但有点颠覆人们常规思维，“文明新形态”早已产生在中国，早已存在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传统中，这当然是“一多不分”共生关系及以追求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目的汉文字文化“文明”!

七、结论：挑战下的文明新形态

自古以来人类命运面临的挑战一直都是明确的。它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内部一部分愚昧、无知与落后的权势人群，以自我中心的假想，以自我中心心理标准，以自我中心的方式，一形而上学来解读世界，离间人类的共生体意愿，煽动人与人竞争、仇恨以至不同族群之间彼此进行仇杀战争。以此绑架人类，从中渔利。为实现这种邪恶的对人类绑架目的，他们的阴险手段是编造“人与人是互无联系原子式独立个体”、“人性邪恶”和“人出于一己私利的互相战争是天经地义”等等的叙事与迷信教义。挑战人类的首先这样一套非生生论“一多二元”的形而上学概念与理念，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被绑架到正面临从所未有，必须勇敢直面的人类命运深陷存亡困境的挑战!

我们有理由说，挑战首先是对人类选择什么哲学文化的挑战。简单说它是对于人类需要根据什么想法、做法和说法而存活的挑战。如按照恰当想法、做法和说法去活，人类则会继续活下去乃至健康长寿;否则便是自己戕害自己，自己毁灭自己。今天全人类正处在的被挑战困境，正在于人类在被一部人以我中心绑架之下，自己企图活下去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并非是利于自己活、克服死的活法，而恰是不利于自己活，甚至自相戕害，自己毁灭自己之歧途。其实一旦从一小部分自我中心人口的绑架之下解放出来，道理变得十分平白无疑，那就是：“一多不分”共生，才是人类积极有效地克服对人类生命挑战的正当哲学文化，而非生生论“一多二元”则正是引导人类自杀的形而上学和朝着死而奔波的文化。

引导人类健康生存下去思路与践行的“一多不分”共生哲学文化，是作为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生存方式选择，它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结合的文明新形态。文明新形态必是源于人类经验的宝贵结晶，在马克思主义，它就是辩证唯物论;在中华优秀传统，它就是“一多不分”的“道哲学”，而不是假设虚构外在经验天地的所谓“超绝真理”。文明新形态必须是以适合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目的，而决不是以少数的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文明新形态必然包括全人类的反对少数人类绑架整个人类走向科学主义毁灭人类的道路的抗议谴责与生死抗争。新文明形态既是以全人类生存与健康延续发展为目的，也同时是全人类从少数人类绑架之下走出生存危机的伟大团结斗争!是从厄运中挽救全人类的倒逼性的全人类举措!全人类、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是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传统的“一多不分”共生关系哲学文化的天地观、认知观、思维方式、社会观和人生观是同根同构的性质。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华哲学文化的立场，对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批判态度。资本主义世界观不过是假设虚构的“以我中心”形而上学谬误。我们提出“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范畴意义，必定是一个非资本主义新形态，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机制的否定。不如此则不名副“文明新形态”其实。“新形态”必是“旧形态消亡”的、社会主义或未来共产主义新形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态，是善于维护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系统的新形态。

(2024年5月29日北京房山撰稿，2026年8月17日山东曲阜重新整理)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