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关于若干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的梳理思路——欧洲中心主义衍生殖民思想文化的由来及对华影响

【摘要】

本篇论文提出关于若干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的梳理思路，动机是出于对社会意识以一己个人主义为主要叙事模式造成混乱状态的担忧。有些自媒体公然提供吹捧各种反动思潮、吹捧资本主义、吹捧帝国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等的话语叙事内容，庸俗色情内容泛滥更不必言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存在的咄咄怪事现象。本文将乱的来源归结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衍生的殖民思想伴随和平演变策略、霸凌置换他国政权领导人实行的全球性渗透影响。进行梳理思路的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透视一种潮流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社会历史现象。在梳理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的唯一标准方面，本文认为只有优化人类共生关系走向共同命运健康发展才是历史正确方向，否则是倒退，是走向反面。在此分析框架下，分析透视了近现代以来若干充斥殖民思想意涵与影响的历史文化语汇及社会潮流倾向。

【关键词】殖民思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优化共生关系哲学；社会意识

一、序言：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亟待作出辩证历史唯物的梳理

一些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亟待进行辩证、历史唯物的梳理，理由是一个清楚的现实社会背景：社会意识很不正常的混乱状态。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意识已然变成很难判断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社会主义特质。共产党领导国家直接掌控的大众媒介似乎在渐渐从人们的眼界隐退，自媒体已然明显取代其位置，起到影响社会意识的主要功能作用。人们整天靠刷手机获得各种社会意识、话语叙事、政策行为及国际国内奇闻怪事。整个社会意识呈现的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叙事体系话语，大讲脱离社会总体主要历史倾向正面潮流的个人遭遇、个人对错，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与孰是孰非，而社会现实每天充斥在人们眼前和耳中的各种矛盾、事故、案件、信息、争斗等等无不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人民大众社会利益之间大是大非性质的内容。甚至有不可小觑数量公然与暗含低级趣味、庸俗色情内容，甚至公然与暗含吹捧各种反动思潮，吹捧资本主义，吹捧历史的反动政治，吹捧西方帝国主义人物，排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甚至诋毁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诋毁社会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泛滥的内容。

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生互助、和睦相处的社会是不可不讲利于人民共生关系健康发展的“是”及与之背道而驰之的“非”的，尤其是一个名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不能没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剥夺、伤害公共生存与生活利益的大是大非以及在其前提之下的小是小非的。怎么可能大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呈现都是倾向不讲是非，都变成价值中立无是无非的叙事话语？莫不是这正好与导致许许多多殃及社会共生关系碎片化与危及人民再受剥削压迫问题、危及民族生命生存食品安全问题、民族危亡问题、帝国主义围堵等等问题有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乱象，莫不是也必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全球性全面渗透、发动和平演变和置换别国政权领导者行径不可分？不管怎么说，深受殖民思想影响发生在我们周围人们的思想意识、话语叙事及其历史倒退行为，是不是已在败坏着我们的社会？

毋庸置疑，有必要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思想渗透的历史过程作出梳理，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与长治久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是愚蠢的。在中西历史文化互鉴的视野中，我们意识到，对若干现代重大历史文化的是非问题进行梳理的思路，必须秉持一个唯一标准，那就是某一个社会历史倾向或潮流，是否符合优化人类共生关系、走向共同命运健康发展，还是从这条唯一标准的倒退，乃至走向反面。我们要用这条标准来透视某一特殊社会背景下具体社会潮流是什么倾向的话语叙事体系，这种叙事话语标识的是属于恰当、正面的主导历史倾向，还是在它背后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我们要指出，忽视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将面临倒退和走向自反的危险。当然这样的透视，我们认定它是一种科学、明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我们透视的核心叙事话语，将是以“西方进步东方落后”殖民思想体系的缘起及其前提下的若干殖民文化政治话语结构。

二、梳理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的中国哲学思路

首先说明，我们梳理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是中国哲学思路。之所以称之“中国哲学”思路，是强调从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出发，西方传统“philosophy菲勒索菲”被译为“哲学”是一个历史的错译。“哲学”是只有中华传统才有的、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同精神的“道”思想的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联系学问。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中国哲学思路”，是儒学的“中庸”观念。

可以说，惟有“中庸”道路是人类社会共生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庸”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常倾向于被理解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但是这种庸俗认知阉割了智慧的人类经验哲学。中庸不是不左不右，更不是形左实右，不是“打左灯向右转”的两面派行为，而是实在地以人民共生关系健康发展，为左，为正，为社会走向的主要方面、主导方面。其他右倾意识、话语、行为保持被边缘化的状态。这就是现代史的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正确政治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正常状态。

这是以“左”主要方面为“是”，在此前提下，则以凡是冲击、影响、否定以“左”为主要方面的思想意识、话语叙事和社会政策行为为“非”。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理的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立场，坚持为人口大多数人民共生生存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叙事话语与政策制定，贯穿批判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批判私有制观念。

梳理重大现代历史文化是非问题的中国哲学思路，首先是要确立优化人类“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体系结构的中华自古以来哲学文化传统，是人类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哲学根本认证与体证；是全人类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是”。于此同时要另一方面确立一己个体私利至上的破坏人类共生关系的私有制观念及其行为是一套虚构假设同“一多不分”生生论背道而驰，引导人类走上反生命、反人类道路方向的谬误传统思想为“非”。

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哲学，它的根本含义即是天地人万物的共生共存繁荣发展的基本事实或曰宇宙世界的本来面目。人类走向哪里，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这一事实，坚持“道”的人与天地互通共生内在关系的思想意识、叙事体系和行为实践。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原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按照这一基本事实“是非观”，构成我们在这里梳理若干重大现代历史是非问题的梳理思路。

三、救亡图存的“革命”是中国近代呈现的主要历史倾向

现在这一梳理是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获得基本体证与认证的，体现在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这可充分参考毛泽东思想经典文献。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概括总结性的简要主线梳理。现代历史是非问题，是现代形成重大社会潮流的是否追求变革正在运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危及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占绝大多数人口正常共生生存状态问题。是要求改变的，则是主导历史的正面，反之则是与这历史主导的正面逆反的另一种倾向。这样看，中国近代呈现的主要历史倾向及其掩盖下的另一种思潮问题是什么呢？

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以及继之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构成同一个认证：即清王朝是一个靠血腥屠杀与“文字狱”实行残酷统治历史时期，与自古以来“道哲学”人类“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体系结构的文化传统反其道而行之，促成了要求推翻它的主导革命历史倾向。这一主要历史倾向反映在孙中山的“驱除鞑虏，反清复明”口号与多起人民反抗的历史潮流与实践，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等。这一主要以“革命”为诉求历史倾向，酝酿发展于清王朝腐败无能造成在西方列强多次侵略之下与其多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沦为亡国奴。这种局势更促成叠加一层更广泛强烈的人民革命作为主要历史倾向。历史已将这一时期结论为“救亡与图存”为主要历史倾向。

推翻清王朝的历史潮流与“救亡图存”构成近现代主要历史倾向，是一股强大革命的主要历史倾向，它正是自古哲学优化天下共生体系的“大道之行”走向，单等一旦时事政治功能呈现“大道废”状态，人世社会共生关系遭受危及整个社会生命体存活与延续的局势，必然有“仁义出”挽救垂死状态生命体、唤醒生生过程，兴起霹雳手段般的对社会疾患进行切除的大革命。无疑这个历史倾向的中华民族进入了自救的革命浪潮时期。

四、“中学西渐”历史背后掩盖了一种反向历史倾向

一般人难以意识到的是，这场中华民族生命自救的大革命历史倾向背后，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即是我们多少年来，直到今天成了凸现显像的“思想殖民”问题。思想殖民问题是哪里来的，是什么时候来的？似乎已构成我们今天是非混乱的极大困扰，成为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来龙去脉的时候了！

本人是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领域的学者，根据在这一领域了解的情况，联想到殖民思想的产生，是与现代欧洲的政治经济资本主义化结合在一起的；它可具体追溯到中华哲学文化西传欧洲促成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转折。那是一个东学西渐历史趋向，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与欧洲传教士为代表的历史现象。虽然传教士来中国其使命是把中国人“普渡”到他们的上帝哪里去，但不可避免地也将中国没有上帝的社会文明以西方特色叙事阐释到西方，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转折。

当然所谓文艺复兴之初衷，是复兴古希腊荷马史诗宣扬的任凭欲望随心所欲的精神。为此目的，文艺复兴必须削弱古罗马政教合一制度，捣毁吸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神哲学的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道德伦理”精神，致使崇尚私欲意志的原子式个体人从教会严酷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历史走向使得没有上帝存在的中华文明思想文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我们可以说，中华传统的天下互通共生内在联系的优化共生体哲学，被西体中用起到推翻西方上帝及其道德伦理精神的作用。这同时也是说，优化共生体系的东方人类的“是”的哲学，被西方用于“非”的相反方向上；在这里掩盖了一个连假设性上帝的道德伦理都加以弃之的倾向，结果西传欧洲的中华“是”，被异化为“非”，被完全使用到促成西方一己主义自私利益至上的有害共生关系意识、话语叙事和行为的“启蒙”上去。

五、追求精神自由的历史掩盖被异化为物化束缚的反向历史

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教会统治之下没有人的自由；人时时刻刻处于被要求忏悔的地位，但同时教会神职人物口头要求教民听从上帝真善美的道德伦理意志，另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却秘密地反其道而行之，召来反感与对抗，形成文艺复兴推翻教会风潮的主要历史倾向。这里没有互通共生内在联系的人与上帝亲密感，教会政教合一制度的这一两面派式统治，被要求推翻。这一历史倾向，人们可参考莎士比亚文学艺术现象及我们中国人曾经人们很熟悉的电影“牛虻”。这一主要历史倾向，于“人的解放”意义上，哪怕是作为原子个体人的意义的，在西方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也认可的，得到了历史的高度的评价。但它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那就是突出人类作为互无联系的原子个体性、作为人性自私、作为一己私利的至上，作为人的一己私欲的合理，获得上帝的许诺，被赋予权利（rights）。

是在这否定和反抗古罗马政教合一封建统治的历史主要倾向背后，被掩盖着的倾向，是连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建立的“God上帝”真善美道德伦理也一起被反掉，变成否定是和非，提倡不讲传统道德伦理；教会也进行改革，变为将上帝介说为肯定人的一己私利是至上的，没有错误的，是自由的，单子个体人是平等的。这个讲私有利益意志是“对的”词汇的“rights”,就成了翻译到汉语之中的“权利”一说。结果是，人类没有获得精神解放，没有获得自由，反倒是又异化到在一己主义意识形态下追逐财富与政治权力之物质对象的奴隶，走向了反面。

六、“西方先进东方落后”作为“思想殖民”的缘起

“中学西渐”之后，西方历史文化由“文艺复兴”继而转向“启蒙运动”。于此同时，这一主要历史倾向背后又发生掩盖另一种反向倾向。谁也不会如此预测，中华哲学文化在西方成为口耳相传、被颂扬的东方文化热，延续了数百年，热传中国文化精神的法国伏尔泰和德国莱布尼茨是突出的两位代表人物。然而到了启蒙运动发生了这一历史出现反向转折，由中国精神由被颂扬变为被“贬低”。结果她被贬低的倾向作为被颂扬的反向，却成为主要历史倾向。

李约瑟曾提出过他的难题，我也有一个难题；即有一个疑问没有来得及去做深入了解，不过是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现在将它作为梳理历史是非的思路提出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说法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曾多年在外交领域任职的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Reginald Little”先生生前对我说的。他说欧洲政治曾为了修正“东方文化热”的局势，刻意组织一批人编造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话语，制造世界政治舆论。这一情况我虽然没有查到具体的事实，却显然感觉到它的实际存在。在我看来，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这样的人物。他的三段论辩证法虽然是来自《道德经》的学习笔记，却是一个对中华思想传统做极尽贬低诋毁之人物。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恶劣影响的“中国没有哲学”、“中国人不懂思辨”之语，都是黑格尔的诋毁原话。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西方的“殖民思想”话语叙事，是从“东方文化热”转为编造“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话语开始的。

伴随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殖民思想，祸乱世界的这一主要近现代历史倾向，最后受到学术性确认，确认者之一则是美国开创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爱德华萨伊德。萨伊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美籍巴勒斯坦人，他以自己接受的西方经典教育和双重文化角度，阐明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文化与政治理解的鸿沟，建立了后殖民研究学科。他从《东方主义》一书开始，给自己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文化批评者。他犀利地意识到西方殖民思想对被殖民的思想的传染。他指出："他们，这些被殖民了的，由于努力让自己率先使自己被纳入殖民者权威所规定的 [语言] 范畴”；"被殖民的"则可以说是第三世界的同义词”。是这样的[语言] 范畴，一直且继续服务于对欧洲列强和美国殖民及帝国主义野心的叙事辩护。

七、“西方先进东方落后”作为“思想殖民”的对话影响

欧洲殖民主义政治和欧洲中心主义及其衍生的殖民思想文化，使得在中国出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受到西方殖民侵略之害及其殖民思想文化的哄骗的主要历史倾向。但需要严肃指出，全民族都受西方殖民思想文化之骗作为一主要历史倾向问题上，在中华民族方面，是不可指摘的。这是因为西方人也是同样的受骗，整个西方都在传说西方有民主、有科学。恐怕马克思也是受到影响的。在对非西方传统认识的问题上马克思本人承认他不免受到影响。同志们可以继续了解澄清这个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从西方科学的本质看问题，他的革命原理上，仍然是真理。“西方有民主、科学”，被传为是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前面，以至最后传播到全世界；特别是它伴随帝国主义在世界殖民行为所需要的传播殖民思想，导致亚非拉人民都受骗，并采用西方现代话语解构本土文化叙事，形成非西方自我殖民性质的现代白话话语；（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的研究）

中华民族的全民族受到殖民思想欺骗成为历史主要倾向，标识性的反映是在“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我们几乎也想不起来有哪位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谁曾是不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似乎没听说有哪个人他不信“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然而“五四”时代是“救亡图存”革命风潮汹涌澎拜的时代，这一历史倾向迄今也不能不说是完全正确的。尽管那时候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无不以“西方先进”且因自己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文化而自惭形愧，以此鼓舞革命。一种倾向掩盖着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隐忧的另一种历史倾向。

八、坚持对待“五四”革命精神主要倾向的辩证历史唯物论视角

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全民族在此问题上受骗的原因，为什么是不可指摘的，因为很明显，它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缺乏应有信息造成的；再加上那么多年、那么多西方舰船炮舰载着传教士到中国来宣扬他们的上帝民主与科学强大。没有真实西方信息，中国人那时因而只有一个简单逻辑，也符合当时流行的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即是认为：西方强大因为有先进制度文化，有理性思辨，有“德先生”加“赛先生”，都是需要中国学习和对自己开智的，是要批判自己，是要反传统的。于是乎，反中华自己传统的热潮，随着革命的要求，变得如火如荼。这种殖民思想与革命意识形态混淆，是以一种主要历史倾向掩盖另一种历史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辩证形式的存在,在辩证法分析面前，难以想象吗？更不必说，此种被掩盖的倾向之中，进一步掩盖着，不乏存在以维护中华文化传统名义，行反对实行人类互通共生内在联系的社会与文化革命的倾向。自称“新儒家”的人物，不是大多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立面的吗？

必须强调，中国“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反映的是一种对西方真实历史文化发展真面目没有信息的简单笼统思维，是对西方一无所知发生误判而导致的历史性误判。平心而论；这种现象当属于无知者无罪，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怀有谅解之心，更何况所谓“反传统”真正促动的大方向，是针对现实清王朝社会的的丑恶现象的批判。如果我们今天抽象地在概念是非上抓住不放，上纲上线，只会导致历史又一次走向反面的后果。当然实际上，与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运动一样，在反对现实社会丑恶现象过程中也会有过头，但显然主流是社会革命所正常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

中国的确需要的是革命，大方向的革命只能是好得很！尤其“五四”运动的革命矛头指向是反帝反封。“反帝”很清楚是反谁，是反西方列强，“反封”则矛头对准的当时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是反当时社会制度与政策，当然没错误。“五四”运动时期有影响力的人物大体上都是属于历史性迷雾之中的误判问题，我们今天的眼光如果不给予历史唯物主义考虑，是不正确的。其中不只是像鲁迅这样的一个人问题，而是所有人，严格说起来，或许连胡适这个最典型的主张全盘西化人物，也有可原谅的余地。但是他的负面影响太典型，自我殖民达到了疯狂程度，尤其是他的反对革命的政治立场，这与他笃信个人主义利益的立场是必然联系的。这正像萨伊德说的："他们，这些被殖民了的，由于努力让自己率先使自己被纳入殖民者权威所规定的 [语言] 范畴，日益被驱动到越来越失去理智的作法上去。"（萨伊德 1985）

九、穿透历史迷雾，没有唯物辩证法不行

没有遗憾地说，未被西方话语欺骗的历史影响力人物，几乎只有辜鸿铭一人。但是由于全民族都受骗，这不受骗的一人，反而委屈地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怪人”、“反动”，但他是比胡适之类不知深刻了多少。而且，用今天的眼光看，辜鸿铭在不受西方话语欺骗问题上，是站到了历史正确方面。他作出的结论是西方野蛮需要中华文明的输入。不过辜鸿铭也不是完全正确人物，在文化上，他有的是正确的态度，看清楚了中华文化互通共生内在联系道统的“是”，对冲的是西方非文明的“非”。但在国内革命问题上，他却站在了赞颂慈禧太后一方面，误把站在慈禧太后一方，误认为是站在中华传统方面。在国内革命问题上，他对站在人民立场的意识，却不如当时的革命者更强烈。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历史的迷雾形式。因此面对中国近现代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历史迷雾，没有唯物辩证法不行，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行，没有人类的互通共生内在联系的是非观不行。历史不是直线的，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倾向，不是“是”掩盖了“非”，则是“非”掩盖了“是”；现象的深层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如果我们整天陷入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直线形式逻辑思维路数之中，是没有可能站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来的。我们处于非黑即白错误的认知怪圈中，总会犯新的历史错误。

从“五四”时代起直到今天，虽然历史已经血淋淋的证明，“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仅不是什么人类先进文明，反而是野蛮文明的空前加剧，以至严重威胁人类的继续生存下去的命运。这是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胸怀人类互通共生内在联系的中西有识之士作出的无可辩驳的判断与结论的。正像萨伊德，像马克思，像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批驳，像后现代思想家对西方整个虚构假设“一多二元”思想传统判断论为“我们在谬误的哲学中活了两千多年”那样。

十、以唯物辩证法拆解虚构“德先生”话语的荒谬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西方殖民思想的历史迷雾之中，误判了哪些重大历史问题上的是非呢？我们如何以人类互通共生内在关系为“是”的是非观作为梳理历史大是大非的思路呢？可能首当其冲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弄懂“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作为主要历史倾向下其实掩盖着我们被引导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在说“科技进步等于社会先进”，因此我们有些人执迷于“现代化”的概念，却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基本知识茫然无知。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拆解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本质，不然马克思何来会建立起一个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体系呢？

“德先生”本是英语“democracy”（发音“蒂莫克拉西”），被译为日语的汉字“民主”；由于被误认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过的“好东西”，一直到前些年某位中国权力机关的大知识分子还在不厌其烦写文章向社会絮叨“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心怀赞赏与尊重，“五四”期间干脆用“德先生”称呼它。“德”就是西方语言这一词汇第一个字母是“D”，即被称呼为“德先生”了。这样即造成这个“蒂莫克拉西”是“讲道德”的印象意义。其实不过是“蒂莫克拉西”这个词的开头一个字母是“D”而已；多么荒唐！其实它是来自希腊雅典的一种奴隶主之间决定对一个问题怎么办的举手或投票表决，丝毫不是什么“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思；因为妇女、奴隶和未满成年男子都没有参加表决的资格。这样的表决方式背后有着更深而不露的假设“菲罗索非”（“哲学”）理由，即“God上帝”是原子式个体造出人的。人人与上帝直接联系而他们之间去互无联系。上帝如此一个个造了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此上帝赋予每一个原子个体为一己私利欲望的权利。这样一了解，中国人会一下子豁然开朗，它这语义与汉语“民主”一词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词汇。按照“民主”理解“蒂莫克拉西”等于犯了一个谬之千里的错误。我们还会说这个“蒂莫克拉西”是“德先生”在中国人头脑反映的“好东西”吗？

这里也牵涉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的一个误解。不能忘，马克思不单独使用“蒂莫克拉西”（民主）这个词，而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阶级的现实状态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他在“民主”面前要加上“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定语，是表明“民主”是阶级属性的，作为解决问题决策方式，须看是哪个阶级的，因为它不是脱离经验的“抽象”的。尤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内部使用“民主”一词，是和“集中制”三个字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民主”不“集中”，则是碎片化或无政府主义，“民主”本质实现不了。是这样，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带定义的与带“集中制”的“民主”，成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制度和用语，是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无人不晓、理所当然制度和用语。它同“五四”时流行的西方“德先生”，有着范畴与本质的不同。

十一、“赛先生”不是马克思所认可的“科学”

什么是“赛先生”呢？与“德先生”雷同，它是英语“science”这一概念的日语汉字翻译的“科学”。因为它的英语原词发音是“赛因私”，与“德先生”被理解的路子一样，被赋予了“赛先生”的称呼。

“赛因私”是西方自古即有的逻辑理性，由一个始因决定的效果。它的始因的总源头是例如“God上帝”这一形而上学超绝的始因。它沿着一个单线单向的逻辑形成因果链被称为“理性思维”；以这种思维追问一个形而上学虚构假设的“Truth真实”(被译为汉语“真理”)。“赛因私”是在认为中国自古落后愚昧传统没有“哲学”与“形式逻辑”的先进思想的普遍认识基础上，被判为“好东西”而受到尊崇的，被赐予“赛先生”称呼的。

“赛因私”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我们如果晓得了，应当肯定一下子就对它没有当时“五四”时代那种崇尚了。在中国人头脑中，“科学”变得一点不生疏，立刻出现“科学除迷信”、科学是知识体系、人类智慧的结晶等等的答案。但是难以想到，科学（“赛因私”）不过是概念工具，是手段范畴而已。它不是独立性范畴，须有其所依托的目的范畴。“赛因私”原是被教会用来寻找上帝，之后被一己私利至上私有资本社会用来达到积累私有财富的逐利及实行成功私人政治竞争的“赛因私”。文艺复兴现代私人政治学的建立者马基雅维利明确将政治定义为追逐、夺取个人统治权力而使用的“赛因私”（科学）。大有名声的经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创建者亚当斯密则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赛因私”（科学）。“科学”被本体化为概念虚构假设，所谓“价值中立”的、人经验之中不存在的东西，被誉为形而上学追求“真理”的手段。

但是，实质是如此不忌讳“是与非”的“赛因私”的“赛先生”，不是马克思认可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科学”是“唯物辩证法”，是反对形而上学概念工具的“赛因私”，是从中剥离出来的唯物论辩证法哲学的“科学”。通过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科学”语汇的中国人，如果将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赛因私”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科学混淆在一起，等于奉行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科学作了误读的谬误的“赛因私”。这样的误读误解使得我们走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使得我们将所谓“科学进步”等同于“社会先进论”，直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论和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走上“科学主义”的资本主义错误“赛因私”道路。这是很值得反省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我们一定要清醒意识到，“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社会进步”的标识，而是堕落为比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更野蛮更血腥的社会。

十二、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不是西方那个“反封建”

“五四”时代中华民族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殖民叙事弥漫全球的历史迷雾之中，错愕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是把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反封建”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这样则把中华历史文化纳入到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之中，错误地理解，西方社会形态发展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也必然是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必然要先实现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五四”时代将欧洲反对古罗马时代封建主义，直接移植到中国，也提出反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判。这个误判，一直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号召下，曾发起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封建制社会分期研究。但是如果对西方文化历史很了解，会晓得中国有没有西方经历的“封建主义”历史阶段，这甚至是到今天仍然是尚未有正式结论的问题，也是一直仍在误判和表现为殖民思想的一种影响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了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方法的成果，可在根本意义上说清楚中国传统不存在欧洲古罗马所谓“黑暗年代”的“封建主义”（feudalism）。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其实对中国没有欧洲历史的“封建”，已经做出有根有据的说明。如果中国开发比较中西阐释学的研究，会很快想清楚和说清楚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不存在，会更恰当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剥离出“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欧洲殖民思想叙事话语的影响，而且更确切地定义中国革命过程中进行的“反封建”，是针对现实反动社会一切违反传统共生关系文化的阻碍与反对革命的旧势力、旧习惯、旧文化、旧意识。从而在意识形态上纠正所受西方殖民思想而产生的误解与误判，则避免因为误判而走上偏颇以至自反的歧途而不该出现的历史波折或失败。

李约瑟在解答自己“李约瑟难题之二”的“为什么中国发现自然界比欧洲人更有效率”之时强调说：“如果对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差异不意识，恐怕想把问题搞清是不可能的。尽管学者们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只对一条大原则解释感到十分舒服，那就是：两千多年过程中，中国不存在西方贵族军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管所有其他对中国的描述是什么术语，它肯定与西方理解[的封建主义]是不同的东西。……有时我倾向认为，甚至秦始皇时代的公元前3世纪，随着国家的统一，任何直观意义的封建主已消失。[1] 而且，李约瑟发现《盐铁论》等古代的文字记载显示，科技的发展恰是与中央集权的体制分不开的。《盐铁论》为公元前81年著，它明确提出：天子必须虑及广大地区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远非是作为个人的[西方]封建主所思考之事。[2]

十三、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形态

很明显，中国人将自己传统理解为“封建主义”，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基于的西方特有历史文化，我们可避免将马克思指认的“封建社会”超越西方本身意识的和流行的历史观。我们在反对中国的旧社会和反动阶级问题上，会更恰当地像李约瑟说的，更确切对待“封建主义”的术语，不对它作笼统的借用。当然，我们逐渐意识借用这一术语存在问题。有两件事情表明了这种意识的觉醒，一是发起辨认中国封建制的古代社会分期，另一件则是毛主席在1965年讲话中对张之洞“中体西用”提法的肯定。

这样看，什么是近现代在中国的“反封”？不是别的，就是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反对历史各朝代的某些两面派式人物篡夺治政权力出现的腐败政治，打着传统旗号行周期性的腐败糟粕文化，脱离中国优秀传统主流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资治通鉴》的“政德”，给社会带来“大道废”之民不聊生。但这不等于西方的称作“feudal”（弗尤斗）“天赋人权”的个人军事割据独裁政权的“封建社会”。中国除去特殊条件下的国家腐败分裂状态的历史时期，基本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的国家，主流治国理念是 《易经》、《道德经》和儒家经典“民本”思想。

而对照之下，西方主流传统不存在“民本”思想。古希腊一开始即是个体主义。被描述为“乌托邦共产主义”的柏拉图《理想国》，也有缺人缺资源去别地掠夺的“地缘政治”理念。很明显，近现代以来中国对“封建”或“封建主义”术语的运用，如不谨慎而产生的偏颇，是将大一统制度历史周期性出现的剥削压迫腐败统治，附会到“封建”或“封建主义”西来概念上。像这样，用西方概念附会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来的例子，把本来具有共生意义的语汇，如“孝道”、“学而优则士”、“三纲五常”等等，都扭曲成了具有“专制主义”的理念。

我们到了人类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需要辨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现实社会运作之中出现的特有的精华与糟粕此消彼长现象，要与西方特有的殖民意识形态叙事指认的“封建主义”加以区别，而不能笼统附会到中国的“道”哲学文化的整个中国传统身上，这是犯了“以点代面”，以偏代全的“具体时空”扩大化，把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整体否定了。正像倒掉洗澡水一起将孩子也倒掉了的类比。这样去做，实际上不可能不变成在革命历史倾向背后掩盖的对革命有危害的一种隐忧倾向。

十四、西方先进、东方落后吗？还是得反向看？

西方先进，东方落后吗？这个叙事话语的结构是什么？结构以下它，分明是出自接受一个上帝为造物主且以此为前提的科技作为一己私利之私至上目的手段这一虚构的历史观为标准。这个标准在这样本质上是不是未免太荒唐了！

请想一想，按照这个标准，没有先进科技，只能用木棒和石头防御野兽的社会就是“落后社会”？有了高科技武器，可以大批量毁灭性武器来进行人类之间的零和竞争，则是“先进社会”？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当我们信奉“进步科技”等于“进步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等于把“更野蛮”和“更血腥”杀人当成了“进步”？是不是将如此人类的自我毁灭行为当成了“进步”方向？

这样的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是在释说自古以来，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恐怕是把“更野蛮”与“更血腥”杀人当成“文明进步”了！当成“进步”的意义变成了向“不是人”异化了！恐怕凡是人不会有人说它是“人的进步”，更恰当该是“人向禽兽的堕落”！连“人”都谈不上了， 还侈谈什么社会的“进步”。这样一个道理难道有一点复杂性么？不简单么？之于此，还要谈什么西方“先进”不“先进”？陷入如此荒诞逻辑，不是失掉了人本具有的一点“天地之心”？难道不是完全非人的愚蠢？

西方真正的先进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先进性直接构成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谬误和社会灾难的批判。“德先生”（蒂莫克拉西），是不能用的！而是必须要加上定语“无产阶级”！ 是所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在这一节点上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民本”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现的汇合。

十五、马克思主义校准了现代中国革命方向

革命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大方向，反帝反封是一个不可分的大倾向，因为历史表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沆瀣一气，致使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命运。革命矛头究竟如何精准把握？尤其是“反封”，不可落入西方殖民主义叙事话语的陷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确切校准革命的方向。首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皆是滋生于资本主义，国内清王朝则是腐败无能反动统治，勾结与屈服西方列强，对欧洲中心主义及殖民思想叙事实行开放政策，残酷镇压风起云涌人民反抗，导致救亡图存局势日趋恶化。革命怎么“革”？革命要不要把矛头扩大至将整个中国传统视为专制落后全盘否定走全盘西化道路？而这正是落入西方殖民思想学士话语的圈套。

正逢其时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揭穿了这套叙事话语的资本主义本质老底儿，让担当革命大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笼统倾向的确切化：革命的矛头必须对准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的同一个资本主义祸害：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由资本霸权衍生殖民思想文化叙事话语。通过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唯物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批判资本主义本质、有利于进入进行推翻反封建本殖民地，开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幸地避免陷入殖民思想叙事话语的怪圈。反对资本主义，即是霹雳革命的挽救社会大多数人口濒临失去生存机会，回归呵护人类共生关系大生命体的状态。在这个层面，它是与概念化的“反传统”革命目标区别开来的明确目的，即“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不搞资本主义，要搞社会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要搞社会主义的革命大方向之下又掩盖一个构成走向自反方向的隐忧倾向。它就是“现代性”这一概念如果对待不好其本身则正是一个陷阱。懂得西方历史文化，就知道“现代”作为启蒙运动思想概念，其背后是个人主义、私有资本主义动力的驱动，理性和科学是手段，服务于个人主义和私人资本。它出自形而上学哲学谬误，是宇宙观的谬误。所以历史事实的科学是血腥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虚构性意识形态，是物质实力与统治手段。西方主流社会在科技上发达，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比原始还要野蛮。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启蒙运动的自反辩证，它承诺的“个人自由解放”一点也没有实现；西方科学史表征着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掠夺全球的行径。西方文艺复兴遭到流产，其后西方历史文化发展，一直离不开秘而不宣的“超绝主义”和“一己个体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宣称“在谬误哲学中活了两千多年。一切归结为一个结论：所谓“中国现代落后”，俨然是西方资本主义为统治世界而虚构的意识形态叙事。为此，我们要觉醒，要加大力度研究历史上中华文化对西方传统的影响。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西方正直学者要写《西方的文明东方的起源》，要说“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东方文化的启发”。

十六、要重新审视“进步、发展”这等概念

什么时候我们想到过，须重新审视“进步、发展”这等概念，辨识一下它们是否来自殖民思想内涵的话语内涵？我们是否了解到，按照“God上帝”创世论世界观，“进步、发展”是走向人类死亡，走向世界末日，是上帝完成它的目的论大计划？越是“发展、进步”，越是上帝给世界一个“终结”。这两个语汇，对我们而言，可不能是天堂里“普世真理”的叙事！

人类和中国经验的文化环境使用的“进步、发展”，绝对不能是流行意义带有殖民思想意义的西方历史观，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它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实现革命的历史观意义的“进步”。无论资本主义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殖民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还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历史观意义的“进步”，还是今天已改了口的Fukuyama（福山）曾力图判定的“自由民主”（利伯罗迪莫克拉西）作为最后一个人类意识形态的“进步”，都不是人类历史唯物主义经验的“进步、发展”。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使用的“进步、发展”词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优化人类共生哲学的，必须把它同今天时尚流行的资本主义含义的“发展、进步”含义加以区别，否则走错路，走邪路，我们却不能自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步、发展”，搞的不是把人剔除在外的科技“生产力”！而是以人作为首要因素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因此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本质只能是解决阶级剥削和压迫，解决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结束人的异化，人得到解放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达，是以阶级压迫为前提、以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解决阶级剥削压迫的，是解放人类的，这才是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认识这是解放的效果，剔除人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不是生产力，不是追求的目的。束缚生产力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资本利润增值目的束缚着生产力，因为不带来利润增值的生产力是被歧视和丢弃的。束缚生产力发展，其本质是束缚人本身作为优化共生关系的生产力，而不是对“私有资本的生产力”的束缚。把人异化为私人资本奴隶的生产力，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

十七、一定要解开尊孔与反孔的历史纠葛

迄今为止，可以说我们仍尚未彻底解开尊孔与反孔二元对立的历史纠葛。自由主义者背后是资本主义必以马学为对立面，以儒学为次对立面。儒学圈不是全体但是人数不少以马学为对立面，却以自由派为可联合者。马学是社会主义立场理应必以自由主义为对立面，却有一些人以自由派为可联合者，同时也颇以儒学为资本主义附庸而以其为对立面。自由主义者完全可视为在中国的殖民思想代表，曾是革命浪潮之下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如今成了势力颇大的社会意识与政治；儒学也曾是革命浪历史倾向之下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它曾被自己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派的附庸势力而被边缘化，如今也因为自由派的势力日趋强大而颇有东山再起的欲望。马学则因为学派内部出现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政治升为主流而降为出于社会边缘化地位。应该可以说，马学学派内部的这一变化实际反映的是“五四”革命精神历史倾向下曾是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已上升为掩盖原来马学主流的倾向。

这样两种倾向的交替，本质上也彰显为西方殖民思想历史的延续的对华影响。这一历史过程的呈现，如果用历史唯物辩证法哲学武器着眼看待，不难发现其一以贯之的尊孔与反孔这一历史纠葛的持续状态。这一历史纠葛的延续是作为对曾经的主要历史倾向的隐忧的加剧。在今天殖民思想影响空前、社会意识形态空前混乱情况下，我们必须着手解开这个二元对立的历史纠葛，不然总在这个怪圈中晃动，会总是难以把握住命运，出现历史悲剧的重复。

这一曾被掩盖的历史倾向的隐忧是在于，对于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派而言，现在似乎到了一只手打倒社会主义另一只手清楚儒学文化影响空前未有历史气候。对于一直抱着西方自由主义大腿的儒学圈子一些人士而言，二元对立思维驱使他们会说，孔子是没有错的，既然现代革命批判孔子错了，那就得必须清算，必须否定。这一被掩盖已久的历史倾向重新风光的欲望加剧。对于马学派有些人士而言，他们只怕被认定是“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死灰复燃，使得已然被边缘化的马学由于再退却而造成原有成功的革命成为进一步被质疑对象。其实其中亟待辨识的问题，是确认马学派内部发生的变化是根本的，既有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殖民思想的影响作用，也有误读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理解为只有先搞成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搞社会主义，否则是贫穷而不是真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现在应该意识到的，是需要理解革命兴起那个年代，为什么产生反孔的历史倾向。那是因为需要进行革命的范围之列，有不少东西,甚至完全坏的东西都曾在儒家传统的旗号下实行的，它的旗号被突出的作用，就是针对革命而起，比如《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甚至蒋介石之类，是直接以儒学的盖头掩盖基督徒的面孔达到文化的反革命。坏政治打着好思想旗号，总不过是表象的历史。而革命是直观、直截了当、暴烈行动，搞起来不是从容不迫，而是首当其冲地横扫最表面的东西。首先打倒旗号，是革命之必然、历史之自然。因为革命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灵机一动，而是社会历史矛盾之发展达到对抗状态时的必然性。所以借说革命过程的不适当现象，对革命本身进行否定，是反历史唯物辩证的绝对不适当二元对立思维。

其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思想，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在哲学世界观层面二者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深度契合与相通的。革命根本逻辑会使得我们回到儒家思想。历代发生农民起义或革命，很多旗号都是“替天行道”，都在儒家及其它传统思想中汲取思想资源。现代革命有所不同，因为有西方思想传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次替代历代儒家思想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功能机会。这里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替代儒家思想起到历代农民起义那样的意识功能，一方面是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理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实也是出于传统中国思想的“道”世界观视角与方式。

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诸多容许人们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对它理解的内容。革命和孔子思想关系如果从纯粹非白即黑二元对立角度看，就容易了。不是反孔和尊孔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存在一条绝对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不是凡反孔就是错误，凡尊孔就是正确（或反之）；不是凡马克思主义必要反儒学，凡儒学必要排斥马克思主义。这是二元对立式的简单思维，这样的结果是在怪圈中否定来否定去，重复走自反的悲剧。

如果不是统治阶级或各种反动派玩弄两面派政治，以好话说尽遮盖其坏事做绝，出于人类基本是非判断的哲学角度，孔子在是非上是眼里不揉沙子的，孔子周游列国不是符合他教育家身份的革命精神？所以在逻辑上，现代革命精神与中华思想文化传统本不存在矛盾，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在新语言中的重新调整与延续。可以把现代革命的影响作一个比喻。好比是一个盛水的木桶，本来是处于自己的一般自然运动状态。突然来了一场地震。现代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地震式地受到列强攻击下的外力振动而产生的内部剧烈涌动。这桶水激烈涌动。但是这个比喻提起人们注意的是，水桶里水的涌动再激烈，也离不开这个水桶结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思潮一时间交织、撞击、风靡，也改变不了中国的传统结构。不管名目上是什么“主义”，都带有一个明显的中国传统思想优化共生体系结构。

十八、中国“自由主义者”是殖民思想影响的滋生物

中国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某种特定社会条件下出来得很不少，但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懂西方“自由主义”是什么含义。在中国土地上产生这么一种“自由主义人”，其实很简单是西方殖民思想文化对华影响效果的滋生产物。胡适无疑是一个最典型代表，在今天仍然涌现他的不少“粉丝”，更是殖民思想正存在于我们中间的一个明证。中国自由主义者崇拜资本主义的虚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视马克思主义犀利批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私有观念为“先进文明”，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梦想努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摆到了绝对地位。但历史的局限让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想推行的其实是基于根本的误判，误认为西方殖民思想的一套可表达和实现用中国自己传统思想实现不了的“自由美好”社会；“德先生”、“赛先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西方殖民思想对华的恶劣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抛出的意识形态调子和努力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方略，把最简单的生活道理都讲到殖民主义者立场上去。深刻得让我们磨灭不去耳边声响，竟然是将“爱国者”咒骂成“爱国贼”。这使得我们油然将它联系到“什么是爱国主义”连小孩子都不会弄错的问题上去。今天对这些连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我们来借用在殖民主义者那里的“爱国主义”与我们心中凝重生成的爱国思想的区别，揭示一下自由主义者痛恨“爱国思想”的本质。

很简单，我们决不能颠倒黑白地宣扬资本主义衍生出来的殖民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被译为汉语“爱国主义”是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想的“契约个人至上”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的这一概念。必须认识到，它与中国产生的“爱国主义”不是同一种价值，二者一点也不是同一个观念。我们的“爱国”是“爱家”的延伸含义，是将对人类社会的呵护作为一个大生命体，作为维护生生不已的生命延续；尤其是经过列强的烧杀抢掠，民族几经危亡历史的命运，爱国是维护自己生存生活家园的安全。而个人自由主义契约的民族国家的“爱国”（Patriotism），支持“民族国家”的扩张和侵略，是狭隘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自私性本国利益主义，恰是那种时常将别国维护民族正当权益贬低为的“nationalism”。

在我们国家的爱国者被说成是“爱国贼”很明显是颠倒是非地将罪恶当成光荣颂扬的叙事话语。我们印象深刻地记得，公开有人对大庭广众以大言不惭的语言，宣传西方殖民主义行为为被殖民民族带来了“自由民主”和“进步文明”，甚至下流地贬低中国的黄土地、黄河水，中国人的黄皮肤都是愚昧落后专制独裁的低级象征颜色。说到这里，让人不能不想起我们曾经有一部电影，一方面每户帝国主义对中国进略的本质，同时夸大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则歪曲和筹划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写成一种野蛮排外运动，对义和团，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进行显然的污蔑”。对资本主义衍生的殖民思想的对华如此恶劣影响，对不仅不是爱国主义，简直是赤裸裸的卖国主义，我们如何能咽下这口奴颜婢膝之气？

十九、对待“五四”运动“新文化”必须用“一分为二”分析方法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是一个典型一种革命倾向掩盖另一种具有殖民思想倾向的历史现象，我们必须用“一分为二”辩证分析方法，恰当理解“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新文化，一方面是鲜明反剥削、反压迫的文化，是歌颂人民至上的文化，不是歌颂统治者和脱离人民立场的精英文化，是破除话语的特权，让人民大众掌握话语权问题，是从少数知识阶级手里夺取解读哲学文化思想含义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新文化又因为处于人民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殖民的国际大背景，不可避免夹杂大量殖民思想对华影响的误读扭曲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它的以西方殖民思想概念话语意识形态强加、附会给中国文化带来思想殖民效果，其最甚者即是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至今仍流行甚广、影响至深。

“新文化”杂糅着一个“讨伐中国文化劣根性”口号，无论如何是受到殖民思想影响的表现。这是西方编织“德先生”、“赛先生”、“西方先进东方落后”殖民叙事话语所意图达到的效果；必须认识到，这是在整体上对西方历史文化缺乏认知基础上发生的，是中国走的弯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和毛泽东的出现及其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中国的幸运。是这一主要历史倾向阻挡了中国历史思路朝向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方向发展，起到阉割西方殖民思想根基的作用，开辟了中国对西方以及中国文化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认识道路，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需要救亡图存的革命，革命成功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坚定不妥协的对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和附庸其身的国内反动统治者，而不是接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殖民思想虚假构想，诋毁乃至取消整个中华思想传统影响。帝国主义是主要矛盾方面，是帝国主义掠夺侵略和殖民主义行径是中国腐败无能称之“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产生的大历史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鲁迅先生无疑是了不起的英雄。正是他指出所谓的“文化劣根性”，但是他的精神不在于这个说法，而在于他身上的进行文化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是向着剥削、压迫、奴性的腐败统治猛烈开火的、不妥协的革命者。

毛主席评价他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称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并坚定的指出：“鲁迅的方向，即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果我们丢弃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一分为二，就盲了一只眼，就不懂得在西方形而上学文化对照下，我们具有充满优秀经验智慧的、时刻自我批判精神的传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任何具体历史条件下辨别自己文化走向之中的是非曲直。鲁迅先生正是在“五四”时代，犀利指出文化走向懦弱偏颇倾向。现世的儒生们，太把儒家精神扭曲为以“和合”为绝对，迷失了儒家思想具有的鲜明的斗争精神。所以鲁迅喊出的是文化要革命。“五四”的革命，主要方向是反帝加反封，而文化革命也是首当其冲的。

今天中国仍然需要为扫除殖民思想影响并对历史出现治国理政周期律现象的文化原因实行继续革命。但是今天应有更深刻的认识，不应停留在当初“五四”时代的尊孔与反孔相对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应以更成熟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方法。今天对智慧的优化共生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继承，继承包括其内涵的批判精神。今天尤其是要批判文化糟粕回潮，批判两面派文化，批判形式主义、阳奉阴违文化和周期律腐败文化。中国须站在当今世界提供的中西文化互鉴制高点上，一览众山小，无需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表面地进行二选一的对立思维上纠结！

结论

我们必须结束目前社会意识的混乱状态，因为这种主流意识混乱倾向背后掩盖着多种意想不到的其它历史倾向，其中令人瞩目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衍生殖民思想文化渗透影响莫属。轻视它，它会乱中作祟，带来过去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必须对重大现代历史是非问题的梳理思路，这一梳理本身性质就是一场文化革命。我们再一次重申，梳理思路的方法，非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属，也即用“一分为二”分析，透视一种历史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若忽视被掩盖的另种倾向，会在浑然不觉之中走向历史该走方向的反面。

我们采用百姓日用而不知智慧“中庸道路”观念，来判别我们对历史倾向的正确选择。“中庸道路”不是不左不右，更不是形“左”实右，更不是政治上采取打左灯向右转的两面派；而是以“左”（人民共生关系健康发展）为主要方面为主导方面，让其他右倾意识、话语、行为保持被边缘化状态。这里要揭穿一个两面派逻辑：极左的本质即是右。

以左（人民共生关系健康发展）为历史正面，为“是”；以凡是冲击、影响、歪曲与以修正主义面目否定左的主要方面的思想意识、话语叙事和社会政策行为为“非”。左是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理的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人民立场专政制度，坚持服务于人口大多数人民共生生存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叙事话语与政策制定，其中贯穿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批判私有制观念。

要确立优化人类“一多不分”共生关系体系结构的中华自古以来哲学文化传统是人类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哲学根本认证与体证；确立这一极简的唯一的全人类普遍统一而无异议的“是”；同时确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政治经济行为和私有制观念是一套虚构假设，与“一多不分”优化共生体系哲学背道而驰，误导人类走上反生命反人类方向的谬误性思想传统为“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一是非标准之下，下列社会潮流倾向或叙事话语均属于殖民思想范畴：

殖民思想对于优化共生体系的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于中华天下一家“道”思想文化，是异质思想，是“非”；

“一切向钱看”即是殖民思想；

爱国有罪，将爱国思想和行为咒骂为爱国贼，即是殖民思想；

声称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夫妻关系，即是殖民思想；

白猫黑猫发财的猫才是好猫，即是殖民思想；

搞不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混淆二者之间本质，即是殖民思想；

让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陷入不讲是非的混乱状态，就是殖民行为；

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颂扬为给受害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即是殖民思想；

将中国的黄土地、黄河水，中国人的黄皮肤，判定为低等文明象征颜色，即是殖民思想；

将中国绑定在农业文明并讲它说成是比工业文明落后的文明，即是殖民思想。

[1] 同上，第23页。

[2] 同上，第25页。此处涉及《盐铁论》所载内容，未核对中文文献，为根据李约瑟所写英文的翻译。